关于总体性的方法论问题：评卢卡奇（早期）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总体性论文,马克思论文,辩证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是要从方法论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直观唯物主义”、批判在“实证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方法支配下的“科学主义”。卢卡奇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意识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突破由资产阶级物化意识所决定的单纯直观的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建立起一种新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辩证法。同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不同，辩证思维的认识方法是总体性的方法，它要求把对象世界作为总体来把握，废除那种只囿于直接自在的经验事实，把对象当作孤立、静止、缺乏内在联系和一成不变的事物来加以直观和反思的抽象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因为在这种方法支配下，主体和客体、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局部和整体、以至自由和必然等等都是僵硬对立的，只有辩证的总体性的认识方法才能打破这些对立和界限，最终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问题。
卢卡奇认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所走的道路就是在哲学上探索一种方法和途径，去克服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他在总结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时说：“古典哲学本来要在思想上打破形式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思维重又落入主体和客体的直观二元论的窠臼之中。”（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27页。） 卢卡奇对德国哲学的独特看法是：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为止，试图在方法论上实现一次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之所以未能完全实现，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把问题仅仅限制在纯思想的范围内。他们的视线所关注的对象始终没有突破伦理学和逻辑的范围，没有真正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生活的层面，所以一旦逻辑学范围内出现了问题，就企图通过道德哲学来弥补。康德和费希特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所谓“实践理性”和“纯粹活动”都未超出道德哲学的范围。作为道德主体，其行为或活动仍然囿于纯思想的范围。黑格尔虽然前进了一步，他把主体活动的内容扩大到了包括逻辑、道德、法律、政治、艺术、宗教、哲学等在内的全部精神生活，但所有这些，仍然没有超出纯思想的范围，因而他也没有认真去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生活。这个任务只有马克思才终于完成了。
一、辩证法的总体观是正确的认识方法
卢卡奇认为，古典哲学未能找到的真正的历史主体，马克思把它找到了，这就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历史中的这样一种角色：它要维护自身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整个社会，它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它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在它身上，理论（阶级意识）能够直接而充分地影响社会的变革过程。所以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主体—客体，通过它，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自由和必然等等的僵硬对立和二重性就将得到最终的扬弃和彻底的解决。因此，当无产阶级一进入历史，便彻底打开了认识历史和把握社会的大门，资产阶级的直观唯物主义和抽象形式的理性主义便失去其存在的地盘。辩证思维的总体性的认识方法由此得到确立。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卢卡奇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他称为“正统”）是方法。他十分强调辩证法的革命性质，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而现实之所以能改变，就在于它们不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自然必然性，而是由主体（我们）所创造的，是主体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为此，他反对离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一般地、客观地谈论辩证法。他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说恩格斯在那里根本没有提到历史中的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他（恩格斯）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的概念。”（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50页。）可见，对卢卡奇来说，为了突出辩证法即总体性方法的革命性，必须把它仅仅理解成“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主体—客体辩证法”（这三者是同一个东西）。显然，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总体性方法的解释是直接导源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因此，他反对把辩证法的范畴应用和延伸到历史之外，延伸到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之外，反对把它应用到一般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上去，因为那样一来，辩证法就成为纯“科学的”事情了。他认为，区别辩证法的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和作用十分重要，如果忽视了它的中心作用，把它的真正含义弄模糊了，它就必然成为多余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成为与我们无关的空洞结构和逻辑技巧。正是在此，黑格尔步入了误区，他把辩证法变成了概念辩证法，结果陷入到概念的神话中去。卢卡奇认为，从认识论的立场来说，要使客体和对象真正成为可以理解和可以把握的，就必须坚持它们的历史性质。站在传统理性主义立场上的实证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上来，要求在这里也达到“科学的精确性”，实际上只能产生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因为它不承认这些“事实”的历史地产生和连续不断的变化，只从这些“事实”直接存在的方式出发，要求在这种直接存在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客观普遍性的“科学概念”，正表明了它是教条式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加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当作“科学”的无庸置疑的不变基础。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的迷信，就必须透过它的直接存在方式深入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了解它们本来的历史制约性，这就需要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运用辩证的总体性的认识方法来把握客体和对象。实证主义方法是现象描述和经验再现的方法，只有辩证的总体性方法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联系和隐蔽内容，它不是着眼于孤立事实的表面联系，而是把客体当作统一的整体来把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方法，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的资产阶级和要求改变现实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卢卡奇引证马克思如下的话来证明他的观点：“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32—233页。）
由于“事实”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是那样孤立地存在着，而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历史地相互制约的不同环节和要素，因而无论从存在论或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整体始终都保有对局部的优越性，局部因整体而具有意义，如果孤立地来看，它们便成了不可理解的。所以，只有认识了总体才能认识局部，反过来则不然。卢卡奇和马克思一样，坚持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他引证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认为这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当然是正确的。他同时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在另外一处对这个观点的重视和强调。在那里，马克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8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指的正是作为生产关系总体系的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直观唯物主义既看不到市民社会中物的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的关系，也看不到这些物的关系只有放进人类历史的进程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无论在任何地方，事物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构成的整体，都不能成为直观和反思的对象，而只能成为辩证认识的对象，这种认识通过其特有的方法和途径，透过孤立事实的表面差别而把它们把握为总体。“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物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56页。）一个人可以清楚地描述某一历史事物的基本情况却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因为他不是把它当作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不懂得它在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所以总体的范畴不是根据事物的表面差别从外部强加给它们一个时空秩序，也不是根据抽象同一性的范畴把它们归结为某种无差别的类（同一性）。总体的各个部分和环节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历史地相互产生和制约的辩证关系。正因为各个环节相互制约，因而在总体的联系中也互为“中介”，这就是说，它们相互依存，彼此成为使对方获得理解的根据。
卢卡奇强调，事物和对象的本质只有根据它们在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加以把握。他引证马克思的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在这里，关系就是资本。所以，随着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在起变化。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就是通过对事物在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增加的，脱离了商品经济关系的总体，货币就不是资本，而黄金也不是货币。所以，只有辩证的总体观才能使我们把现实、客体理解为社会过程，从而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商品、货币、资本等拜物教的谜底，使我们识破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是必然要产生的，但终究是假的。在这里，卢卡奇想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就像马克思在早年的经济学研究中对古典经济学商品价值规律的客观性持否定立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中，卢卡奇也曾提及总体性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可惜是这个观点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
二、卢卡奇总体性观点的基本思路和哲学倾向
（1）要把世界（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或总体来把握。 世界是一个总体，这个总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是可以分成部分的。但人对世界的把握究竟是从总体到部分，还是从部分到总体，这在认识论上是有实质区别的。确立总体性原则，就是坚持从总体到部分的认识路线。在认识上必须以总体统率部分，部分要放在总体之中才能得到说明。但总体不是各个部分的总和，而是有其内部结构的有机整体。总体性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较之把事物和现象看成是彼此孤立、不相统属的直接的经验存在有很大的优越性。肯定总体优先，也就是肯定各个局部的经验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序结构，这就不是停留在社会现象的表面，把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的经济形式当作自然形成的、一成不变的既定事实来确认。这就一点来说，卢卡奇坚持总体性的认识方法是符合辩证法的思维原则的，是正确的。
（2）为了把世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把握， 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变化的过程，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都是历史性的联系，或在历史中形成的联系。因此历史性是这些现象的本质特征，承认社会生活现象的历史性特征才不致把它们当作既定的、孤立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存在物，才会把它们放到总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其历史起源和根据、内在联系和结构、发展趋势和结局。所以总体性原则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原则。卢卡奇用这个观点来观察、认识社会生活现象，原则上是符合辩证法的，是正确的。
（3 ）要把世界（社会）作为总体来把握就不能停留在事物的现象和表面，必须揭示其内部的联系和结构。但是，表面存在着的事物，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并非是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和具体结构全然无关的虚幻，而是其本质的显现和表现，它们必须要从世界的总体性联系中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就需要运用中介范畴。卢卡奇把中介范畴看成是克服经验认识和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中介就是现象和本质之间相互联系的环节，因此总体性原则又内在地包含着中介原则。就此而言，他的解释也是正确的。
（4）世界（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 是因为它最终来源于一个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即使社会生活现象从表面上看表现为各种局部的经验事实的并存和对立，但从最终的历史起源上看，却可以从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找到统一的根据。所以，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又是同主体性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原则是站立在主体性原则之上并为之服务的。如果世界被二重化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思维和存在的对立，这只是同一的主体——客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情况，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立将会被扬弃，代替它的便是主体和客体的真正统一，最终确立起主体对客体的主宰和支配地位。对总体性的这种理解，明显地导源于黑格尔。
（5）卢卡奇把总体性方法确定为主体的认识方法， 目的是为了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把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看作自在之物。他认为，自在之物的观念既构成了认识的界限，也构成了实践的界限，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自由的界限。因为如果客体对于主体来说是既不能作为总体被认识，也不能从根本上被改造，它必然要作为既定的自然必然性强加于人的意志，成为人的自由无法超越的界限。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又是同他关于自由的概念相联系的。在他那里，总体性观念就是超越有限自由的观念。
（6）于是，卢卡奇进一步提出了反对两个世界论， 坚持一个世界论的主张，与此相适应，他反对有两类科学，主张只有一类科学。由此，他在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自然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反对把自然与社会作为这个世界的两个不同部分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地加以统一的考察。由于他比黑格尔更自觉、更彻底地在同一哲学的逻辑框架中贯彻主体性原则，他不得不把其哲学思维的触角从自然界撤回，并且几次责备恩格斯的疏忽和不谨慎。因而，他明确提出没有自然辩证法，只有历史辩证法。这样，他的总体性原则便只能把历史看作一个总体，而不能把和人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都看成一个总体。卢卡奇的这个处理是伧促和草率的，是为了满足逻辑的需要而割断现实的联系。后来，他不得不对此作出修正。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他以某种形式把自然界接纳到他的体系中来。
（7）反对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分割开来，主张二者的统一， 主张认识论从属于本体论，这是卢卡奇总体性观点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卢卡奇是本体论优先论者。他认为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认识方法是形式和内容的割裂、思维和存在的割裂、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割裂，在哲学上就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割裂，他们只谈认识论，拒绝讨论本体论。卢卡奇认为，如果不讨论本体论，把对象、客体、存在看成自然的、既定的、直接的经验存在，看成表面所是的那样，由此建立的认识论只能是抽象理性的，消极直观的。康德宣称认识是“人为自然界立法”，是人把理性作为反思形式从外部强加到对象上去，结果便割裂了认识的主体（思维、理性）和被认识的客体（存在、内容）。因此在认识论上必须从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立场出发，把主体看作客体的创造者，把客体看作主体的产物，从本体论上把握住客体的“行为特征”，世界在总体上的可认识性、可理解性便从根本上解决了。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思、反映，而是通过对主体自身的理解而达到对客体的理解，又通过对客体的理解而达到对主体自身的理解，一句话，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卢卡奇关于认识论的一条根本思路。不过他认为，整个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只有通过对社会本体论的研究，才能把人类社会历史中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从根本上说清楚。因为本体论的问题涉及到“实践”，涉及到存在的根据和纯粹的行为基础，而认识论问题仅仅涉及到理论。本体论对认识论的优先，实际上是实践对理论的优先。最初，卢卡奇的本体论是主体实践本体论，后来他作了修正，在研究社会存在本体论时，他把劳动作为分析社会存在的出发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把自然因素（无机自然界和有机自然界）包括了进来。当然，他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强调本体论的优先性，这在原则上还是可取的。
（8）根据以上思路，卢卡奇十分重视主体实践问题。在他那里， 实践不是个体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但是他对这种社会实践的理解和描述却是思辨的、黑格尔式的。他强调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历史主体，是这个社会中的自觉的主体意识的承担者，目的是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的统一，这种统一应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体现，但论证方式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是经过修正的黑格尔主义的。
（9）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是建立在德国同一哲学的基础之上的。 同一哲学旨在建立一种把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应该”和“是”完全统一起来的哲学体系。卢卡奇强调总体性方法，就是要通过这一方法来获得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并以此唤醒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就能在这种理论的推动下，去实现自身和人类的解放。但是，对现实的无产阶级来说，这种理论依然只能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而不可能是他们在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自我觉醒。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着相同的阶级地位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思想倾向的无产阶级群众毕竟不能成为“集体的哲学家”。因此，突出哲学人本主义方法来主导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卢卡奇本身的救世主义的思想。这一点，他后来也是意识到并作了自我批评的。
卢卡奇写作此书的目的和宗旨，反映他怀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愿望。但因为他是通过一种抽象的哲学推论来表达这种愿望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脱离实际的抽象议论。他的某些观点和倾向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兴趣，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谈到了革命，而且是因他的哲学倾向越出了辩证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轨道。
三、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
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最初也是来源于黑格尔，不过当他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时，他已经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地改造了这个思想。
黑格尔之所以提出总体性的思想，是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律背反。康德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认为理性只能把握现象世界，本质世界则存在于理性所不能把握的彼岸。如此，他便限制了理性，并且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理性只能把握有限的对象，绝对和无限只能被信仰，而不能被理解。结果世界便成为两重化的世界，哲学也成了无法整合的支离破碎的哲学。黑格尔力求把理性和信仰统一起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信仰，使信仰理性化，这样他便可以调和科学和宗教，并把各种有限的精神科学统一在无限的精神科学（哲学）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须把理性了解为自满自足、包容一切的具体总体，而不仅仅是主体的纯粹直观形式。于是他把康德的上帝、世界、灵魂和自由四个理念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本体——绝对观念。绝对观念融主体和客体于一身，它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物；既是认识（思维）主体，又是认识客体；世界和历史就是它自我显现的产物，整个过程最后在哲学中达到自我意识，自我综合。这个被极端膨胀了的理性神话当然一开始就遭到马克思的批判。但是越到后来，马克思越发现在黑格尔这个怪诞的体系中竟包含着异常深刻、异常珍贵的辩证法思想——总体性的思维原则和方法。如果抛开他关于绝对观念的荒谬设定，他的关于具体概念的学说便以一种崭新的逻辑学克服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抽象孤立的形式主义。把这个思想运用到客观存在的对象上去，任何事物和对象就不再是孤立、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自我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有机联系着的整体。马克思第一次系统改造和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在那里他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观念的自身运动的生命表现，因此，问题是要把这种纯理性的观念运动改造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这个运动的源泉马克思已经在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找到了。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活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法的改变，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既然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从这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产生出来的，因此，“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方法改造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即“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体系。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指在人们的思维中再现现实的具体总体的方法。对马克思来说，一切现实的事物和对象都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的统一整体，为了能够从内容到形式、从本质到现象、从整体到每一个部分，全面地把握这个整体，就必须从中找出它由以发生、发展的最原始的矛盾，这个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简单的矛盾正好是贯穿事物或对象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矛盾，是事物或对象由以发育、生长的细胞和元素，通过对它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就能在总体上再现事物内部的复杂联系。这个认识过程是由一长串的逻辑环节和范畴序列实现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作为总体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社会机体，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和规定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通过它们的内在联系，部分成为整体的一个环节，一个规定。就认识过程来说，首先当然要接触到这些规定和环节，但认识若停留在这些规定和环节的直接性上而不进一步揭示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不弄清这些规定和环节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便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它们。因此，对于一个完整事物的认识必须经历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表现原规定和表象中的具体深入到内部的联系，第二个过程是按照内部的有序联系再逐渐上升到表面的规定，最后达到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对象。因此总体性观点就是辩证联系的观点，总体性方法就是揭示事物内部的辩证联系再上升到具体整体的方法。
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思想，马克思最初是在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谈到的。蒲鲁东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却不懂得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而是根据他生吞活剥地学到的黑格尔辩证法人为地编织了一个所谓“经济矛盾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把互不相干的各种经济现象拼凑成相生相克的经济范畴序列，然后断言，现实历史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些经济范围的顺序进行的。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种伪造历史的辩证法犯了三个基本错误：第一，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是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活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看成体现平等原则的永恒观念，因而它们不是在历史中产生和消失的，而是历来就存在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第二由于排除了历史过程，他便不能把各种经济现象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它们在本质上联结成一个整体。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第三，他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现实的历史运动，把历史看作是由学者、思想家和“社会天才”根据神秘的理性所创造的。
对于社会，马克思历来都是以总体性的观点来理解的。1845年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提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社会”的概念。《提纲》第十条中讲到了“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其中“社会”一词指的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那里，他已明确地指出了是否从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是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本质分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事实上， 不是个人构成社会，而是社会构成了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作为总体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他是奴隶还是公民，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并不是由他个人的特性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联系所决定的。没有银行，就没有银行家，没有公司就没有公司经理。如果抽去了他们的社会差别，他们似乎也仍然是人。但抽去了社会差别的人，是历史和现实中都不曾存在过的抽象的人，这种人最多只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科学的对象。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即使是研究任何一个个人，也必须通过社会这个总体才能进行。这又可以印证他在《提纲》第九条中批评费尔巴哈的那句话：“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如果说个人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那么，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不管其形式如何，社会都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交往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发生的，它是生产得以进行和扩大的社会前提。因此，交往的发展是尾随生产的发展，即尾随生产工具和交往手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4页。）同时，迄今为止的社会， 不论其形式如何，又都是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中自发地产生的，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参与交往的个人无疑都有其自觉意志和特定目的，然而交往过程总体却总是表现为自发过程中的客观联系，表现为一种与单个人相独立的社会关系总体。尽管构成社会总体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这些关系和联系却并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的意志支配。相反，正是这些个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矛盾，为他们造就出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力量。
因此，如何揭示这种与人相异化的、表现为物的强制作用的社会权力的历史起源和客观本质，就成了历史辩证法的中心课题。马克思的全部研究表明，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既不能用传统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也不能诉诸抽象的历史主体的创造作用，而只能依靠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他引用了维科的话，把人类史和自然史作了区别：“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为此，认识人类史首先必须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即物质生产出发，由此逐级上升，达到对整个社会过程的把握。他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活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活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紧接着，他批判了直观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局限性：“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第4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下面我们不妨稍为具体地来谈谈这个在历史上发生的辩证过程。人们为什么要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呢？出于生活的本能。要生活就得要生产，有生产就会有分工和交换。分工首先是家庭内部的分工。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的规模就会扩大，于是交换就出现了。交换最初发生在狭窄的范围内，如两个部落之间。当分工和交换的范围还是很狭窄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由交换形成的关系还不是一种与人相独立的关系。但到了后来，交换发展到超越地域和国家的界限，这时，对交换者来说，关系就成了一种不可预测和控制的强制性的规律和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商品交换的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社会关系到处在消解和排除自然关系，甚至人本身也作为商品而卷入流通过程，于是人类便最大限度地社会化了。在这个连人自身都作为商品而卷入其中的无所不包的社会过程面前，谁还能成为它的＜!DX真正的!＞主宰者即主体呢？除了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而获得的“主体意识”之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能够把历史视为自己创造物的个性化的人格主体。正是在这一点上，卢卡奇陷进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无疑，社会关系是人们在世代相传的历史活动中共同创造的，同样无疑的是，这种创造不是在预先设定的目的引导下有意识地进行的，而是在个体有意识、总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关系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迄今为止，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还不是无数个人自觉联合起来的自由的共同活动，而依然是处在盲目的交互作用中的自发运动。只有当这些个人开始自觉地联合起来，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当作他们共同的关系而自觉地加以控制和驾驭的时候，社会关系对人的异己性和独立性才能被扬弃，只有这时，人才真正地上升为历史的主体。
在社会总体性问题上，卢卡奇和马克思的分歧主要就表现在上述这点上。
提出并坚持用总体性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这是马克思的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关于社会关系总体性的思想。马克思不仅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个范畴，而且还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构成的体系、一个辩证联系的总体。正因为他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个重要的历史哲学范畴，把它看成决定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现实基础，他就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开头就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第8页。）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是怎样把这个社会作为总体来分析的呢？他从商品出发，就是从这个社会的最简单的矛盾关系出发，商品价值的二重性隐含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前者表示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即生产力，后者表示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当后者以物化的形式（货币）取得独立运动的形态时，便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跃进到社会化的新阶段。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和交换的普通化就不可能有货币的产生。而继货币产生之后，最初的资本（商业资本）就从扩大的流通过程中产生出来。这一切离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得不到说明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时说道，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从历史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譬如从商品开始，其实就是从产品在个别人或原始公社之间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这里，进入交换的产品就已经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他们一方作为生产者，另一方作为消费者构成了同一生产过程中的相互联系的方面。交换的出现说明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不是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从这时起，生产就必须通过交换，通过＜!DX社会!＞来进行。生产越发展，进入交换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就越多，交换的手段和规模越大，生产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全面和复杂，于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隐没在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的“假象”之中了。因此，当卢卡奇强调要用总体性的方法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拜物教现象的本质时，他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缺点和错误之处是他没有把他的历史主义和辩证法置于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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