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无形——论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韵论文,中国建筑论文,思维方式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3)01-0048-04
在当代中国建筑界，最受关注的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但怎样的建筑观念才能区别于不断蜂拥而入的西方建筑思潮，具有本民族自身的特色，同时又具有先进性，在世界范围内能够独树一帜，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困扰建筑界有识之士的一道难题。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曾孕育出令人惊叹的文化硕果，而在洋洋大观的文化现象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与思维方式。正是积淀在深厚文化底蕴之上的传统思维方式，才使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世界上长期独领风骚。可惜的是，随着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挨打，传统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在内普遍受到了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打断了几千年来中国建筑发展的自然进程，而阵痛过后，却留下了本民族建筑思想理念长期缺失的后遗症。
精神家园的失落，使数代中国人在思想上陷入了彷徨与困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界曾兴起的复古与折衷主义思潮，就是这种失落过后奋争的反映。这种希冀从民族建筑形式上寻找设计落脚点的探索实际上处于半迷惘状态中，一直延续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复古主义思潮。甚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以现代建筑头戴古典帽子（古典式亭子）的形式又一次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首都北京泛滥开来，最著名的标志物当数被评为北京市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西客站了。然而，这种重表不重本的探索注定了只能停留在形式主义的表层中，没办法找到真正造就杰出的中国建筑的思想根源。
在这种情况下，“请进来”成为我们向西方观察学习的重要手段。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多次国际公开招标竞赛，确实为我们的建筑师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了解西方设计思想的好机会，也由此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例如近期的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中外建筑师同台竞技，各呈所能，充分展现了东西方在建筑认知与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外国建筑师的设计总体水平要比国内高，这也是目前国内竞赛一个常见而令人尴尬的局面。
赛后，有人专门撰文分析，认为外国建筑师擅长采用抽象的设计手法来表达设计构思理念，而国内则常用具象性的符号甚至构件，对建筑的表达过于直白外露。应该说，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问题，涉及到了思维的层面。但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异只意味着问题的表面，东西方建筑的差异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深的思维方式，各个民族的性格、情趣在建筑上的反映实际上是其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投射。正如日本园林以静谧纯净闻名，而德国建筑则以精密严谨见长一样，它们都各自体现了本民族的特性和气质。同样的道理，建筑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也应该从认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入手。尤其在有着几千年超静定结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巨大的思维惯性的力量更是左右着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建筑表达。因此，今天有必要回过头来，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审视传统思维方式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建筑，从思想上寻根，力图将中国建筑的“形”（形式）与之背后的“神”（传统思维方式）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总起来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对中国建筑的潜在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突出的几点。
——整体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在探索自然的过程当中形成了整体的思维方式。尤其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使命就是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然而古代中国人却认为，人与自然（天）是统一的，人性与天性相通，人道与天道相类，反对把人与自然割裂对立，而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遣，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无不可测也。”（《庄子·天道》）
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念体现在建筑设计与规划中，奠定了注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思想基础。例如古代城市的选址，就由专门的大臣负责，从水源、地势甚至与天象的对应等诸方面做相当详尽的考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汉书·晁错传》）管子也说过，“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乘马》）中国古代城市多依山傍水，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与《管子》等关于重视环境的论述相符合。
而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风水勘舆学说，规定了建筑选址时要满足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等条件，其实质就是从风向、水源、防灾等角度最大限度的遵从自然规律，将自然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上升为理论，从而指导着上至皇帝选陵下至百姓造房的建筑活动。目前在四川一带存留的传统山地住宅，顺应山地丘陵地形层层跌落，采用通透开敞的形式，多用外廊和深挑檐，适应于盆地炎热多雨和潮湿多雾的特点。有趣的是，在地球面临环境危机，人们呼吁推广“生态建筑”的今天，我们却从老祖宗那里找到了这么原始然而朴实的生态建筑雏形。所以说，中国人的自然和谐观是有悠久历史的，在它背后反映的是整体思维的方式。
古人发明了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衍生出来的，反映在建筑的选址、营造、朝向等当中也体现了这种观念。例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紫禁城中的东华门、西华门、午门和玄武门等分别代表金、木、水、火，中央三大殿代表土，居于五行的中央，象征天子掌控天下。
而在建筑实体的层面上，整体（或称群体）意识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与西方注重建筑单体的做法不同，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以群体组合为特色，单体建筑的做法是制度化、程式化的。然而就是通过对相对固定的单体建筑（元素）的组织，中国建筑形成了既灵活多变，又协调统一的特色，创造出宏大的整体空间效果。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体北京故宫就是这一理念的杰出产物。
然而，中国人形成了从整体上对具体事物进行把握的思维习惯，而不执着于深入的数量研究和分析。因此长期以来，国人的思维方式都以定性思维为特点，对于数的研究也只是作为阴阳对应的象征。西方则完全不同，例如对建筑形式的研究，自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强调数量的和谐对形成美感秩序的重要。以写作《建筑十书》闻名的维特鲁威总结了这一思想，对包括柱式、立面比例在内的建筑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都作了定量分析，西方人由此得出了黄金分割比等一系列成果。
具体到各个学科领域中，由于这种“大而化之”的思想影响，先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停留在“知其然”的应用阶段，而没有上升到“知其所以然”的理论阶段。例如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一直以来都缺乏统一的理论，像著名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之类的论述只散见于《考工记》等书籍中。不少学界人士试图对此进行归纳，但都无法得出公认的结论。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将建筑与某种具体的思想体系如周易等相联系，力图找到中国建筑发生发展的思想脉络。但以笔者的浅见，在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建筑存在的合理性似乎更多的依附于社会主流的伦理思想体系，而并非其中的哪一个子系统所能施加独立的影响，这也是从中国传统的整体观出发所得到的结论。
——人伦观
人伦观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人伦观的实质是将追求和谐的社会伦理和完美的道德修养作为标准，以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也就是所谓的“以人为本”；同时连格物致知的手段也为这个目标服务，强调的不是对客观世界的体察，而是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升华，这一点也明显有别于西方致力于追究客观世界真相的传统。
人伦观排斥对神鬼的敬畏，而充分肯定人的主体价值。中国历代进步思想家都对灵魂鬼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孔子在回答弟子的疑问时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此，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影响始终不占主要地位，也从未出现过像哥特式教堂那样影响深远的宗教建筑类型，传入中国的宗教建筑反而都不同程度地中国化了，像佛教的寺院、佛塔、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等，都渗透了本土的传统气息。比之于当今对西方建筑不分良莠的照搬，古人倒是提供了很好的西为中用、兼收并蓄的范本。
正是由于人伦观的存在，中国建筑具有天然的强烈的文化意味。其文化性主要体现在注重人的心理体验，善于调动一切手段追求不同空间的意境和氛围，从而寄托人的情调和志趣。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园林，不但有亭台楼榭等建筑实体，山石花木等自然景观，还有对联、匾额等突显建筑意境，抒发园主心志的点睛之笔。如苏州网师园中的濯缨水阁，“濯缨”之名取自《孟子·离娄》中的沧浪之歌，表达了园主超脱凡尘、洁身自好的心境追求。这种手法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注重精神感受，随时随地借物言志的传统心态。
另外还要看到，人伦观的被广泛认同源自儒家学说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于建立了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尤其是确立了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尊卑等级，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它推广了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思想规范，从而固化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义务，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
由此反映在建筑中，就是严谨的等级制度。单从屋顶的等级来看，由重檐庑殿——重檐歇山一重檐攒尖—单檐庑殿—单檐歇山——悬山—硬山等多种级别，从天子以降各色官员均要按等级取用，不得逾越；建筑用色也有讲究，如《礼记》规定：“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色彩的尊贵等级由黄—赤—绿—青—蓝—黑—灰。而装饰彩画的等级则由和玺—金琢墨石碾玉—琢墨石碾玉—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墨线小点金。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可越级使用。
伦理性强的特点在中国建筑中应是不争的事实。在平民的住宅中，如北京的四合院，沿中轴线布置的数座宅院，以家中长幼尊卑为序居住，通常依次为：父母、未婚子女、已婚儿子、妾、未婚妇女和仆人。正房通常为男性长者所住，两侧厢房则住男仆和家中晚辈，富裕人家的内院供女眷和孩童居住，后院则作为随从、女仆住处。
——辩证观
自古以来，以《周易》、《老子》、《大乘起信论》等为代表，阐释了朴素的辩证思维。先秦思想家老子用有与无、福与祸、阴与阳的对立统一表达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传统哲学中也一直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的矛盾观念。以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为例，用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而形成了天人对应的理论、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以这些学说来研究人体和疾病，充满了辩证法。
阴阳对立的思维长期主宰着传统的建筑活动。例如北京的故宫建筑群，分为外朝内廷两个部分，外朝为阳，用阳数；内庭为阴，用阴数。乾清宫和坤宁宫分别是皇帝皇后的居所——乾表天，为阳，坤表地，为阴——取乾天坤地，男阳女阴之意。居于其间的交泰殿寓意天地相和、阴阳相谐。同时，太和殿对应于阳中之阳，乾清宫对应于阴中之阳，坤宁宫则对应于阴中之阴。
老子说过：“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为利，无之为用”。应该说，这段话说明了中国建筑虚实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特色。贝聿铭在《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中国建筑民族化问题》这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大屋顶这种形式要素来说，中国传统建筑更显著的特征“是虚的部分，是大屋顶之间的空间——庭院”。无论是天子所居的皇城还是平民所处的四合院，无不表现出这种虚实相生的艺术特色。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也很推崇老子的这段话，也许正是在这种东方式智慧的启发下，他提出了同样充满辩证色彩的现代建筑观点——少就是多，为现代建筑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建筑借鉴了传统绘画艺术中“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的思想精华，对比起西方对于建筑实体的关注来，中国的这种关注空间的传统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莫伯治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在虚空间上做出了文章，将传统的岭南园林与现代建筑相结合，创造出以白天鹅宾馆为代表的作品，将传统空间精华融合到现代建筑形体之中。自此，“岭南建筑”成为了继承传统思维，推陈出新的代名词。
——直觉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要靠直觉和顿悟来把握宇宙本体，而不能采用类似西方的逻辑推理和抽象化方法。传统文化对直觉思维情有独钟；《周易·系辞》中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同时类比取象，直观外推的方法也成为传统特色之一。人们通过类比联想，将个人的经验和形象感知，迁移到其他事物身上，进行合理的外推。
由于迫求主体与人生、与客观世界的心意相通，在中国建筑中形成了注重塑造空间情调与气氛的传统。表现在园林艺术中，山川有情、花木会意，人们将自身的情感映射到自然景物之上，以松竹寓意品德的刚洁，以梅兰象征志趣的高雅，流露出与自然浑然为一的思维特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句）——古人在方寸园林之地寄情山水，咫尺之地却容纳了对于大千世界的观感，东方人的浪漫情怀就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空间中发挥到了极致。
偏爱类比的思维方式使国人直观地将星宿天象与地上的营造活动联系起来，这在历代的城市规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紫禁城的设计，与天上紫微宫位置遥相呼应；日精和月华二门分列东西，象征日月；东西六宫等其他建筑，则象征着天上的众星。有学者将这种独特的城市规划方式称为“宇宙城市原型”，以区别于西方常见的“机器城市原型”和“有机城市原型”。
同时，擅长直觉思维使人们对具体思维更为偏好，从而喜欢利用形象的符号来表达思想。许多玄奥的理论都不约而同地借助特定的符号来象征自身，像太极、八卦等等。在建筑中也形成了许多有固定指代意味的符号，以致于直到今天一提起传统建筑人们就联想起了大屋顶。而大屋顶本身也有着“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浪漫象征，比拟展翼的飞鸟。难怪靠“穿靴戴帽”来表现传统已经成为当代建筑师们固定的思路了，这同我们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见过的具象的设计手法从思路上看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直觉思维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缺乏必要的验证和推理手段，往往导致模糊思维和先验式思维的产生。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属于典型的模糊思维方式。“气”、“道”等一系列虚无的概念，成为古人表述世界观常用的术语。反映在科学上，就导致了对实证手段、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的忽视。拿我们的建筑设计基础教育来说，直到现在学校中仍然在强调建筑学习入门要靠“悟”，从基本功的训练开始就缺乏相对系统和逻辑性强的教学手段，还是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恐怕这也是造成我们的建筑教育整体水准不高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文化殖民带来的西方建筑思潮的冲击还主要是处于形式层面的话，那么对外开放以来新一波西方思潮引起的将是东西方深层思维方式（包括文化）的全面碰撞。如果说，在上一波的冲击中，中国建筑师还可以用“振兴国粹”的精神，借助复兴传统来抵挡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又将如何迎战呢？
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遏止的趋势，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将使人类在价值观、方法论以至实践手段上趋于一致。建筑的国际化趋势就是一个表现，它也波及到了中国。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等也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建筑界，传统的东西大多已经送去了博物馆，但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在探索中。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有辩证的眼光。最近世界建筑大会上发表的《北京宪章》指出：“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问题的本质就在于，人们的穿着、言行可以随着时代而变，建筑的形式、技术、功能可以变，但人们的认知思考方式却是历史继承性的，会保持相对的稳定。而要体现本国的个性，就需要我们着力发掘本民族深层的心理内涵，首先是思维方式，通过建筑传达出来。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体会出这是本地本民族而不是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建筑。单纯从形式或者其他表象出发，是无法为中国建筑指出长远发展方向的。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应该成为我们建立本土建筑理论时首要的立足点。
另一方面，“拿来主义”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照套外国的流派和主义，需要清醒地分析它们与中国的人文环境的契合性，“言必称希腊”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例如现在许多人都热衷于谈论解构主义，但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它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西方文化渊源。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即使将它嫁接到东方也会水土不服的。
其次，我们还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浪淘沙，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当代必然会注入新的内容，不适合时代的东西也会遭到淘汰。例如本文开头提及抽象与具体设计手法的差异，具象的设计手法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但是正如直觉需要结合逻辑一样，它也需要结合抽象思维来更好的完成建筑创作。我国建筑界的设计大师何镜堂院士曾总结过，他设计鸦片战争海战馆这一名作时，就采用了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手法，从而很好的体现了设计的创意。
总结起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建筑创作的思想源泉。只要我们的建筑师们充分认识它、把握它，就一定可以由此引领中国建筑走出一片新天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