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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大流散以来，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除外）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反犹主义。就反犹主义产生的逻辑及内容而言，美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殖民地初建时期。“美国殖民地的创立者，荷兰人、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及其他欧洲殖民者，将反犹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新大陆。”①犹太人被认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作为异族，在发生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的时期，犹太人往往成为替罪羊。欧洲反犹主义者为其久远的反犹主义传统制造了种种“理由”：犹太人贪婪、爱财、骄傲自大、做生意不讲信用、爱抱团，等等。②这些关于犹太人的负面描述在美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
另一方面，美国的反犹主义史也体现出“新大陆”与“旧大陆”的不同：清教徒为殖民地美国的主流思想奠定了基调，除了反犹主义之外，他们也开创了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的传统，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反犹主义的范围，降低了反犹主义的烈度；殖民地与早期美国对人口的迫切需求缓解了反犹主义；广阔的土地为犹太人提供了逃避反犹主义的可能。不同于欧洲国家，“新大陆”从未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从未有过体制化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从未成为一项官方政策。③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学者们仍然用“反犹主义”一词来描述美国针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歧视，但这种反犹主义已经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依据不同的内容和程度，反犹主义在美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880年以前，1881年到二战结束，以及二战以后。④在早期的美国，主要由于犹太移民人口不多、在社会中不是很引人注目，所以反犹主义未有充分发展。从19世纪的最后20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超过200万的犹太移民来到美国。伴随着犹太人口的急剧增长，美国反犹主义在二战结束前的一段时期达到最高点。二战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剧广为人知，反犹主义成为一件不名誉的事情，故在美国急剧退潮。
一、美国早期的反犹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到北美洲的第一批犹太人的遭遇预示了反犹主义在“新大陆”的未来。1654年，23名葡萄牙犹太人从巴西来到荷兰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当时的新尼德兰（1624年，一艘荷兰船“新尼德兰号”把30户荷兰人运到哈得逊河口，并在那里开辟了一块殖民地，命名为新尼德兰）总督试图阻止他们留在那里，犹太人吁请荷兰西印度公司准许他们留居，得到后者的批准。⑤这些犹太人虽被允许留下来，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与宗教信仰方面受到了种种限制。这一事件成为北美洲反犹主义的开端。另一方面，总督的企图未能得逞，预示了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新大陆”与“旧大陆”的不同。体制化的反犹主义在北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1740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给予在殖民地居住满7年的犹太人以公民权。⑥在此之前，殖民地各州虽间或有反犹主义的措施，但都未有充分的发展。究其原因，犹太人微不足道的人口是一个重要因素，犹太人口的分散也使他们不那么引人注目。
从1790年到1839年，美国人口增长了2倍多，由近400万人增加到960万人。同一时期，美国犹太人口增长了10倍多。1790年，美国的犹太人口为1350人，1840年达到15000人。20年以后，到美国内战爆发前夕，犹太人口再增长10倍，达到150000人。⑦美国犹太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美国的反犹主义。
如同在欧洲一样，基督教对于美国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犹太人背负着“杀害救世主”的罪名，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受到排斥：基督教徒不愿同犹太人做生意，不愿与他们做邻居；基督教徒的身份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曾在欧洲国家遭到迫害的“新教徒”决心在“新大陆”建造他们的“人间天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一成功以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新教徒与其他宗教或教派的信仰者之间的对立为特征。
弥散着新教主义的殖民地美国继承了欧洲大陆对犹太人的负面描述，这些描述在报刊、教科书中比比皆是，并一代代地被传递下来。犹太人被视作“骗子”、“背教者”，并被指责逃避农业劳动。⑧在经济领域，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深入人心。犹太人是精于算计的，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相当迅速，但这些并不具有正面意义，他们的成功受到妒忌、令人烦恼。
1790年前美国犹太人以塞法迪犹太人⑨居多，他们是1492年后被从西班牙半岛驱逐的犹太人的后裔。在1861年前的几十年里，美国犹太人则主要来自德国。与19、20世纪之交来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不同，德国犹太人不是集中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几个大城市中，而是相当分散地定居在整个美国。第一代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流动商贩，他们与他们的后代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美国社会。而且，尽管犹太人口成十倍地增长，但在19世纪40、50年代人数超过400万的美国外来移民潮中，他们的人数仍然微不足道。这使得美国犹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逃过了新教社会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有其他的目标：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首当其冲，印第安人被赶出美国，大多数黑人还是奴隶。⑩众多人种、宗教、文化混杂的移民社会冲淡了美国的反犹主义。
许多学者研究、解释和反驳了对犹太人的偏见。犹太人与钱的关系在反犹主义历史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但是在较为宽容的时代诸如“贪婪”、“精明”之类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标签”得到了比较正面的解释：从事农业劳动的犹太人的确不多，这是因为在欧洲他们被剥夺了拥有不动产的权利，而且在动荡的时期，他们的财产很难说有什么保障，这使得犹太人比较倾向于积累现金、有价证券、珠宝之类便于携带的动产，以便在逃避迫害时免于遭受较大的损失。在殖民地美国，犹太人保持了他们的职业习惯，反犹主义者也继承了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
启蒙时期的欧洲，许多国家放松了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许多职业开始对其开放。然而犹太教成为他们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的障碍，这诱使很多犹太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基督教改造犹太人的兴趣在大西洋彼岸也有回应：整个19世纪，尤其是在内战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很多试图“启蒙犹太人和其他教徒的协会、组织”。(11)这种做法令犹太人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外人”的地位和处境。
美国内战期间，尽管有大批美国犹太人加入南北战争，但南、北双方都怀疑犹太人的忠诚。如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犹太人成为美国内战引起的经济问题、社会动荡的“替罪羊”。人们指责犹太人在美国内战期间捞取经济上的好处。1862年12月，美国北方军队的格兰特将军发布命令，将犹太流动商贩和“叛徒”一起从他的作战区驱逐出去。在美国南方，犹太人被指责不赞成奴隶制，对南部联邦不够忠诚。(12)
然而，就犹太人在美国的处境而言，内战的影响也不仅仅是负面的。到内战结束时，美国军队中有9位犹太将军、18位犹太上校、9位犹太少校、205位犹太上尉、325位犹太中尉，(13)以及大批的犹太士兵。除了服役的犹太军人之外，还有大批犹太人从事后勤或其他支持部门的工作。在欧洲，军队向来是反犹主义者的一个中心；内战中的美军与此不同，犹太人得到平等对待的机会，经过争取，在北方军队中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随军“拉比”——犹太教律法的解释者，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14)
内战后，随着美国南方的重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和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来自德国的第二代犹太移民很快成为中产阶级，步入美国上流社会。在美国整个社会、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犹太人的成就非常突出，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没有任何一个移民群体像犹太人那样“如此迅速地从乞丐上升到富人行列”。(15)经济上的成功增强了犹太人的自信心，他们开始搬家，迁至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建造富丽堂皇的犹太会堂，在美国社会宣告自己的存在。
犹太人在美国崛起的后果之一是美国的反犹主义相应加剧。有人认为，在内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成为一个“充分发育了的反犹主义社会”，美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中都流行着对犹太人的种种偏见。(16)如果说内战前美国的反犹主义主要是针对“概念上的”而非实际生活中的犹太人，(17)那么，内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并且开始响亮地发出自己声音的犹太人，美国反犹主义者不仅加强了反犹主义宣传，而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加强了对犹太人的限制。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塞利格曼事件”(Seligman Affair)。1877年，约瑟夫·塞利格曼（一个颇具声望的犹太银行家，曾是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的朋友）被萨拉托加的一家著名旅馆拒绝接待。此后，在许多度假地、俱乐部、大学联谊会，排斥犹太人成为一种惯例。(18)
对犹太人的社会限制迫使犹太人在更大程度上将社交活动固定在本民族内部。社会学家默顿对群体关系的这种现象做了概括与描述：弱势群体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无论他们怎样做，其结果都是证明了他们的“劣根性”；相反，强势群体怎么做都证明了他们的“美德”。默顿举例说，林肯总统工作到深夜证明了他的勤奋，犹太人这么做则是他们的“血汗工厂”的证据；林肯急于通过不断地学习掌握知识、增进智慧，犹太人这么做显示了他们的“贪婪”与“野心”。这种双重标准是“高度功能性的”，它不遗余力地贬低弱势群体，它“是社会精英保持他们权力与声望的极有效的一种手段”。(19)
二、1880-1945年的美国反犹主义
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东欧犹太人的到来，美国的反犹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动力。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触发了东欧新一轮的反犹主义；在俄国及其统治下的波兰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也触发了新一轮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潮，这一次绝大多数犹太人的目的地是美国。1877年，美国犹太人口约为25万人，1888年达到40万人，1900年突破100万人，1907年超过170万人。犹太移民在到达美国的移民总数中的比例由1881年的0.9%上升到1887年的6.5%。美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和组织，包括工会和各种宗教团体注意到了这一显著增长，并质疑这“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20)
这一时期美国反犹主义新增加的内容之一是种族主义。它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发，种族主义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种的不同，给不同的种族以“高贵”或“低下”的判断。在德国，种族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种族主义政党。张伯伦是一个英国海军上将和德国母亲的儿子，在《19世纪的形成》一书中，他将人类文明的一切重要成就归功于德国一雅利安人的影响，认为犹太人未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任何贡献，“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是玷污雅利安种族”，由此产生在体质上、精神上、道德上“全面退化”的一代人。(21)种族主义对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反犹主义的“贡献”之一是，它为某些有关犹太人的描述提供了“科学”支持。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是反犹主义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而种族主义对此的解释抛开了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直接归因于犹太人对金钱的本能：“他们精于计算，甚至在他们学会说话之前他们就能正确地计算。”(22)根据这种理论，犹太人从一出生就具备了经济成功的一个要素。
种族主义为美国的排外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支持。19世纪80年代以后蜂拥而至的犹太人固然引人注目，但同一时期来到美国的更多的是南欧与东欧地区的天主教徒，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受过什么教育，排外主义者担心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移民会改变美国的既有体制，向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提出挑战。作为限制移民的一种手段，他们试图以识字率来决定是否准许移民移居美国。参议员罗杰(Henry C.Lodge)是美国排外组织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于1896年提出了这一提案，次年获议会通过，但被克利夫兰总统否决。(23)对外来移民，美国排外主义者也不是一概加以排斥。他们所期待的移民是所谓的“日耳曼人”，这些“日耳曼人”来自“美国最早的移民所离开的国家”，(24)犹太人不在此列，他们与天主教移民“挤占”了本应留给“日耳曼人”的位置。根据排外主义者的推论，犹太移民所造成的种族混杂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美国人素质的“退化”。
虽然排外主义者所针对的不仅是犹太人，但美国犹太人领袖深切地认识到了限制移民对犹太人的伤害，将之视为反犹主义而加以激烈反对。最终在一战以后的1921年和1924年，移民限制法令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成为排外主义者的一大“成就”。1921年的法令规定每年移民人数以1910年的人口为基数，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被限定为1910年该群体已有移民数的3%；1924年的法令又将限额降为2%，并以大批犹太人到来之前的1890年的人口为基数。(25)移民限制法令虽然不只是针对犹太人的，但它终止了美国长期以来自由移民的传统，在纳粹德国加强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30年代末期堵死了犹太人进入美国的大门，使得本来有可能获救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留在处境越来越险恶的德国。
随着犹太人口的增加和第二代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崛起，“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成为反犹主义最恶毒和最公开化的时期”。(26)反犹主义在美国喧嚣一时，许多著名人士都加入了这一“大合唱”，美国汽车工业巨子亨利·福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人们对福特的反犹主义动机尚不是很清楚，但他似乎全盘接受了20世纪初期沙俄秘密警察伪造的《锡山长老议事录》中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犹太阴谋组织，它试图通过控制各国的财富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从1920年到1927年，福特旗下的《独立报》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反犹主义宣传，其主题便是世界犹太人的阴谋。1927年，福特将《独立报》上的文章编辑、结集，出版了《国际犹太人：这个世界最紧迫的问题》一书，并将其译成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在很多国家发行。(27)虽然福特在1927年停止了反犹主义宣传，并为他给犹太人造成的伤害道歉，但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挽回。(28)
如果说种族主义在中欧国家成为政客们的一种工具，为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迫害犹太人提供了依据，并在纳粹德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种族主义在美国则仅仅具有宣传上的功能。政治上的反犹主义在欧洲被广泛接受和利用，在美国则从未出现。1938年11月9-10日，在德国驻法国大使被一个犹太青年暗杀后，犹太人在全德国境内受到袭击，至少有20000人被捕，德国犹太人被处以10亿马克的罚款。根据当时的一项调查，在知道这件事的美国人当中，有90%以上的人表示不赞成德国的这种做法。罗斯福总统曾发表声明说：“我难以相信20世纪的文明国家中会发生这种事。”(29)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在二战前和二战初期，孤立主义者在美国很有市场，他们顽固地坚持美国应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一些孤立主义者甚至对希特勒怀有好感，如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登伯格，他曾创下首次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的纪录，他在德国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并发表认同孤立主义、反犹主义立场的演讲，认为在美国，想要战争的只有英裔美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三个集团，犹太人还期待着发战争财。(30)
在排外主义盛行的年代，反犹主义在美国高校生源问题上也有反映。进入20世纪，美国犹太大学生的数量显著增长，到1920年，在纽约城市学院与亨特学院（免费学院），犹太学生的比例达80%-90%。一战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有约40%、哈佛大学有约20%的犹太学生。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了犹太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反映了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传统。一战后，美国东部常春藤联盟中的一些学校为降低犹太学生的比例而制定了一些生源指标体系，规定各族裔的学生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实施这些规定后，上述各校中犹太学生的数量急剧减少。(31)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限制各族裔生源比例的做法在美国高校广为流行。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为美国的反犹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马克思的犹太裔背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中引人注目的犹太人的比例，也由于犹太人对十月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人们逐渐地将犹太人与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很少的同情者。虽然美国也有自己的劳资冲突，也有工人运动和罢工，但当人们把这些看作革命的前兆时，“外国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受到广泛的指责，这些指控最终落在了犹太人身上。(32)
从1881年到二战结束前的60多年里，犹太人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反犹主义时期。其缘由与犹太人的“引人注目”有关：人口的增长，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崛起；也与动荡的国际局势、国内的经济危机有关。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反犹主义的产生机制并无不同，不同之处只在于它的烈度：美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犹主义暴力事件；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虽然都与反犹主义有关，都遭到犹太人的反对，但它们至少在表面上对各族裔是平等的。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鼓励和支持反犹主义。这一时期的美国仍然是犹太人所能找到的最自由的国度之一。
三、二战以后的美国反犹主义
与一战后不同，二战以后反犹主义在美国急剧退潮。对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种种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认为犹太人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的人所占比重从1944年的24%降到了1950年的5%；当被问到在过去的6个月内是否听到过反对犹太人的言论这一问题时，做出肯定回答的人所占比重在1946年为64%，1950年降为24%，6年后再降到11%。(33)
纳粹的大屠杀事件成为反犹主义历史的转折点，由此开始的对犹太民族苦难史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压制了反犹主义者的声音，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反犹主义形态。希特勒之后，反犹主义变得不名誉，不像以前那样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从公开转向隐蔽。
在美国，反犹主义退潮还有其他原因。二战后美国为人们提供了相当多的社会与经济机会，人们忙于工作，而不是像其他时期那样由于战后的经济紧张状态而忙于在少数族裔中寻找替罪羊。二战中，几乎所有的美国少数族裔都为美国军队贡献了自己的成员。许多少数族裔的军人在军队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到了战后时期，他们决定为改变美国的种族偏见与歧视做些事情。杜鲁门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建立了一些调查组，调查美国的雇工、高校入学和民权状况。调查组揭露了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现象。以这些调查资料为依据，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提出了民权法案，试图改变美国族裔不平等的状况。(34)
宽松的气氛、良好的经济状况，加上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努力，促成了美国的巨大变化。二战以后的美国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族裔身份被淡化，一个人能取得怎样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与机遇。少数族裔群体地位的上升相应地引致了多数族裔群体地位的下降——在美国，人们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这一缩略语来指称他们。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在数量上占据多数的“多数”族裔群体，即使他们在数量上被其他族裔群体超过之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仍在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然而，1960年以后，盎格鲁—撒克逊出身的白人新教徒不得不开始适应少数族裔群体成员的身份。变化的发生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人们还开始以批评、指责的口气使用“WASP”这一缩略语，在某种意义上使之成为一个贬义词。(35)所谓“熔炉”的说法在1900年前后就已出现，但它的实现只能是在“WASP”的支配地位被取消之后——如果说这尚未成为现实，至少“WASP”的支配地位已经被极大地动摇了。
在促使美国向着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和组织与其他族裔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前所述，在高等教育领域，20世纪的20、30年代一些反犹主义的限制在高校中非常流行。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美国犹太人关注的焦点是希特勒的崛起和他的反犹主义，以及欧洲的犹太难民问题；二战后，改变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状况被提上了议事日程。(36)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大学放宽或废除了针对犹太人的一些限制性措施，犹太人的大学入学率显著提高，犹太人迅速成为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群体之一。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犹太大学生的人数占到所有大学年龄的犹太人(collage-age Jews)的75%。(37)犹太人在就业方面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曾对犹太人关闭或有限制的各种职业领域向犹太人打开了大门，从事各种专业技术工作的犹太人明显增多。以1975年的波士顿为例，在60岁左右的犹太人中，从事商业的占35%，从事专业工作的占22%；在30-39岁的犹太人中，从事专业工作的占60%。商业属于犹太人的传统职业，但在犹太人的价值观中，更值得称道的是各种专业技术工作，如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等。在这些职业中，老一辈的犹太从业人员不多，这一事实体现了某些行业以及大学中某些专业对他们的限制；而对30-39岁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却享受了大学取消族裔限制后的机会平等，就业时行业的限制也大部分被取消了。(38)
然而进步是缓慢的，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内仍然存在着针对犹太人的偏见与歧视。在某些更具私人性的方面反犹主义的存在仍然相当顽固，犹太人爱抱团、不易被同化曾经是反犹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由。二战前美国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拒绝犹太人的申请，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仍然有2/3的俱乐部坚持这样做。195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9%的美国人不反对与犹太人为邻；1954年有80%的美国人持这一观点。调查还揭示了一个事实：越是社会的上层，对犹太人的接受程度越低。(39)
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有着特殊的敏感性。越南战争以后，犹太人根据自身的经验认为美国社会需要“替罪羊”，而“替罪羊”将是犹太人；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美国犹太人担心会受到指责；70年代后期出现石油危机，美国的犹太人领袖再次预计将发生反犹主义。但这些担忧都未成为现实。(40)在20世纪下半期的美国，人们不再将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归罪于犹太人。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反犹主义大幅度退潮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反犹主义的出现相当出人意料。由于犹太人一向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并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犹太人和犹太雇主远比其他白人乐于接受黑人邻居和黑人雇员，黑人反犹主义令许多犹太人困惑不已。(41)诚然，在美国，黑人遭受的偏见与歧视不比犹太人少，在许多时期，黑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反犹主义的“缓冲器”。但另一方面，在基督徒占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群体中，反犹主义成为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从小接受的有关犹太人的信息都是“杀害基督耶稣的人”、“夏洛克”之类的负面形象。(42)在黑人群体自身备受偏见与歧视之害的年代，黑人中的反犹意识即使存在也微不足道。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彰显了自己的族裔意识、族裔文化和价值观。1967年“六·五战争”以后，黑人反犹主义与当时流行于世的“政治反犹主义”相汇合，以色列人被指责为西方利益的“代表者”及阿拉伯人的“压迫者”，“美国犹太人的存在则仅仅是为以色列利益服务的”。(43)这些观点损害了黑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并导致对民权运动中的白人（其中许多是犹太人）的“清洗”。黑人民权运动的激进派要求首先控制黑人聚居区，在那里许多犹太人或开商店，或拥有不动产，因而犹太人成为最显而易见的黑人“压迫者”。犹太人强烈反对在高校入学率、行业就业率中的族裔比例规定，视之为反犹主义的一种表现；黑人群体则将这些规定视作对自己的保护措施，这是黑人与犹太人实际社会利益冲突的不多例证之一。(44)在普遍存在的黑人反犹主义气氛中，一些黑人社团的领袖迎合了这些观点。1984年，牧师杰西·杰克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一位黑人竞争者）明显的反犹主义立场激起了犹太人的抗议。他用侮辱性的俚语指称犹太人，并发表反犹主义的广播演说，从而加剧了黑人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45)
四、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从殖民地时期直到今天，美国不间断地吸纳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移民。移民建立和建设了美国这个国家，塑造了美国的精神面貌与内在气质，在不断为美国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的同时，赋予它以开放、自由的品性；反过来，这又对新移民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作为美国众多移民群体中的一支，犹太人以其迅速崛起和今天的繁荣昌盛卓立其中。分析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美国版反犹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否认美国反犹主义的存在，至少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反犹主义之间应该做出一种区分。可以说，是美国反犹主义的“阙如”吸引着各国的犹太人不断前来，造就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最大的犹太社团。如果说诸多移民群体曾经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事实上，就第一代移民初到美国时的经济状况而言，犹太人甚至落后于其他移民群体），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脱颖而出，走在了所有移民群体的前面？这是一个美国版的特例，还是犹太历史中的常态？美国犹太人的成功对犹太民族史研究和族裔比较研究都提出了新的问题，而其答案只能从犹太传统、犹太文化与美国社会特性的交汇、碰撞中去寻求。
在美国，犹太人除未曾遭遇大规模的屠杀和政府的反犹主义措施之外，他们经历了曾在欧洲经历过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反犹主义；也正是在美国，犹太人体验了前所未有的（在以色列除外）自由与平等，其结果是，美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团。在美国，反犹主义并未完全消失，但已被降低到一个微不足道的程度，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很少遭遇反犹主义的偏见与歧视，绝大多数美国犹太组织不再将反犹主义视为一个重要问题。但他们有了新的困惑：作为一个族裔群体，美国犹太人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许多犹太人对此表示担忧。但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威胁犹太人生存的是同化程度的加深，是犹太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46)
注释：
①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
②参见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California,USA,1994,p.217。
③同上，第224页。
④同上，第218-219页。
⑤参见Irving J.Sloan,The Jews in America 1621-1977,New York,1978,p.63。
⑥同上，第3页。
⑦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4。
⑧同上，第16页。
⑨“塞法迪犹太人”指15世纪末以前居住在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⑩参见Leonard Dinnem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22。
(11)同上，第17页。
(12)同上，第33页。
(13)参见Irving J.Sloan,The Jews in America 1621-1977,p.9。
(14)参见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oy,Summit Books,New York,1985,p.44。
(15)同上，第45页。
(16)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35。
(17)同上。
(18)参见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p.219。
(19)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ay,p.58。
(20)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 ,p.43。
(21)参见Howard M.Sachar,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Vintage Books,New York,1990,p.271。
(22)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p.220。
(23)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45。
(24)Lucy S.Dawidowicz,On Equal Terms——Jews in America 1881-1981,Holt,Rine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82,pp.87-88。
(25)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96。
(26)Richard T.Schaefer,Racial and Ethnic Groups,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New York,1996,p.403。
(27)参见Lucy S.Dawidowicz,On Equal Terms——Jews in America 1881-1981,p.90。
(28)参见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p.220。
(29)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116。
(30)参见Richard T.Schaefer,Racial and Ethnic Groups,p.404。
(31)参见Lucy S.Dawidowicz,On Equal Terms——Jews in America 1881-1981,p.292。
(32)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79。
(33)参见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ay,p.107。
(34)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p.151-152。
(35)参见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ay,p.116。
(36)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154。
(37)参见Lucy S.Dawidowicz,On Equal Terms——Jews in America 1881-1981,p.131。
(38)参见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ay,p.120。
(39)参见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pp.156-157。
(40)参见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ay,p.338。
(41)参见Richard T.Schaefer,Racial and Ethnic Groups,p.407。
(42)参见Charles E.Silberman,A Certain People——American Jews and their Lives Today,p.340。
(43)同上，第342页。
(44)参见Martin N.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p.223。
(45)参见Richard T.Schaefer,Racial and Ethnic Groups,pp,408-409。但是在1988年的选举中，杰克逊有意识地与反犹主义保持了距离，他呼吁犹太人与黑人寻求共同的利益和立场；1994年，他再次公开谴责了反犹主义。
(46)参见Avain Snider,"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Jew Today？" i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November 23,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