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与重构——第五章，价值意义的探寻：家族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五章论文,重构论文,意义论文,家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节：复调意味的历史思考：《旧址》
面对旧的价值体系的瓦解，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现代人迄今还没有成熟到有能力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提供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崭新可靠的信念体系。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只能返顾历史世界进行审察，以助于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生存处境，寻找新的意义世界的基础。李锐正是怀着这种意向，在“寒冷的冬天”与他的祖先进行了一次真诚的历史对话。作家并不奢望在被时间冲刷得依稀难辨的历史足迹中，获取某种透晰的生活真谛，他在探寻历史奥秘的同时，守护着奥秘。故此，这部家族小说所展示的历史世界，不是一个由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统有序的透明世界，而是任何一种现有的理性之光难以穿透的灰箱世界。它是由各种不相同的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人生意念的声音组成的复调意味的对话小说。作家在意义的沟通之中逼近历史本相，探求价值意向。
一，对位式的死亡意识
作家的《后记》承认，他看着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地死去，“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1 〕这种寒彻心脾的悲哀并不难理解，因为他小说的太多人物都死于非命，或亡于虐杀或死于自杀。对于人来说，尤其对于生活在避讳死亡的文化传统中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具有独特的心灵震撼力。在此岸世界被毁灭的人物生命，提供了否定这个世界理性逻辑的合理性根据。不过小说的含义尚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十分关注人物死亡的自我意识，并将人物的这种意识对位式地组合在一起进行比照。或许临近死亡的人抛弃了在世的人格面具，毫无虚假的必要，他们的每一种死亡前的最后抉择，都是他们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种倾其全力的最后一掷，熔铸了他们在世的全部人生经验与信念。
小说的第一章把李家半个世纪的缩影与两个血腥场面精心地缀合在一起。二十年代银城五县农民暴动失败，暴动总指挥赵伯儒与赤卫军首领陈狗儿被斩首示众。温文儒雅的赵伯儒环指刑场众人说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慷慨而从容地就义。 陈狗儿则不屈地呼喊：“……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老子就是要造反！……转世再来还是张献忠，还是斩尽杀绝！”〔3 〕作为知识分子的赵伯儒，在理想的祭坛上庄严地奉上自己的生命，他的死超越了自然时间的肉体生死，其不朽凝结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上，尽管其理想本身含有乌托邦的向往。而作为愚鲁烈性农民的陈狗儿是一个连苏维埃与张献忠都分不清的革命造反者，他的愿望就是把等级社会再颠倒过来，从等级的金字塔下层升跃上层，亲自尝尝人上人的现世享受。他的死不过是一次命运的赌搏。这是一种“狂欢式”的对接，神圣同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和渺小、明智跟愚味混同一体，价值意义在二重悖离中消解。
李乃之和白秋云的自杀，真正触及人生及世界的“天问”。〔4 〕白秋云的自杀是对混浊暖昧及越来越陌生的世界感到绝望。许多年来，她抛弃家庭替她设置的似锦前程和富贵人生，跟着自己所爱的人漂泊他乡创造幸福；而现在人们却指责她应追求革命而不应是为革命献身的男人。她理解丈夫的冤屈，也不怀疑他临别的安慰，但自己相信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丈夫离开这一事实。多年来无休止地被提醒改造自己、背叛家庭，她无论怎样地虔诚，都无法改变自己作为接受教育的身份，以致于连她自己也怀疑自己的忠诚。她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她身处的生活世界偏偏就是这么晦暗不清。她与世界的分裂也导致她自我同一性的裂隙，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为了逃避无边无际的生命疲倦，她只好了结这悲哀的人生。
李乃之在变相自杀之后留下一张报纸，上面所有的空白之处填满了“革命”一词，他用近乎无言的形式透露内心深处的绝望。这不是对于世界的绝望，而是对自己信念的绝望，即他对世界所持态度的改变。这一内心事件表明，他对自己几十年出生入死的最终凭藉，对自身具有的世界作为整体的某种意义，已彻底丧失了忠信。信念不仅仅是抽象的东西，它总是具体地表现为个体对世界的态度，并通过意志力作用于个体的情感行为。对于一个为信念、理想和希望可以奉献一切的人来说，信念就是整个生活的根基，而一旦自己意识到信念与希望的虚假性，想到以往所有的行为情感及牺牲都经不起价值意义的质询，生命就被抛入虚无的深渊。如果生命的情思在这深渊之中找不到超越或救渡的路径，生命自身的热情之火就会把生命焚毁。这正是李乃之清醒之时感到一片空白而酒力在胸膛燃烧之时却感到深入骨髓的快意的缘故。李乃之除自杀之外别无选择。
此外还有两对人物体现了不同的死亡态度。一是九思堂掌门人李乃敬父子。李乃敬在刑场上心静如水，渴求从死亡中求得解脱。因为他从入狱的那一天起，就意识到李氏家族在劫难逃，任何个人都无力回天。他为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长年累月地处于惶惶不安的极度紧张状态，而沧桑巨变使他心安理得地放弃传统文化给予宗法家族族长的使命重负。不过他儿子李双喜却面对死亡恐惧万分，私下里无数次为自己辩解，总希望他人能以自己的辩解为认知背景，一心渴望活下去。二是李之生与冬哥。他们的死亡虽然没有形而上的意义，但对人们情感世界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李之生因为有李家的血统而被狂热的革命世界拒绝。涉世未深的李之生对于不能进入正常的生活秩序而由衷地恐惧，最终怀着人生的恐惧被人们抛出人间。冬哥一生感恩于李家，他以殉难的方式履行在生保护李之生这孩子的承诺。一个是无辜遭虐杀的孩子，一位是主动殉难的老人，他们的死亡直逼现代人身上犹存的罪恶渊薮，尽管这种残忍有时伪饰着各种动人的历史发展的理性。
上述四组人物关于死亡的自我意识，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李双喜、李之生的恐惧型，冬哥、赵伯儒的殉道型，白秋云、李乃敬的拒绝型，李乃之的绝望型，还有陈狗儿的麻木型。从叙述文本的层面上讲，作家把他们错开，是顺于事件的秩序；而从意义结构的深层上说可能是为了对位的双双比照。这几种类型的人物死亡意识，价值不同但共处充分平等的地位，人物不仅是作家描述的对象客体，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作家不想以某种完整的体系结构或基本的范畴去统驭整合他们的各自的观念，而是把各自的自主意识平列地表现出来，让他们的意识处于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状态。作品的思想就在不同意识的声音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得以产生。这种形式正如巴赫金所说：“思想就其本质来讲是对话性的。”〔5〕读者从对位式的意识交锋中进行判断得到启示， 而意义就在判断和启迪中产生，在人物的死亡意识中，人们学会了怎样生存。
二、悖论式的历史世界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成为可能的艺术外的原因和因素时认为，主要地不是研究属于主观范畴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多么含义深刻。因为陀氏不是在人的精神或个人生活的实情中，而是在社会的客观世界中发现并理解他自己时代，“社会现实的多元性矛盾性，在这里是以一个时代的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6 〕这种说法用于李锐的《旧址》同样适用，只不过是陀氏的创作将时代的多元性矛盾性内化成人物的精神，而李锐较多地体现在小说叙述上，或者说在小说呈现的历史世界中。
历史世界的悖论逻辑首先显现在经济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对立与绞合上。李氏家族的厄运似乎是它本世纪的命定，落后陈旧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竞争不过白家近代的机器生产，贫富两极的生存情状孕育着无休止的社会动荡。然而它总能在死神逼近之时起死回生，在绝望之际抓住侥幸的生机。李乃敬两次从胜券在握的白瑞德股掌之中逃脱，其法宝是他的“德性”与“忠义”。第一次危机，“我们九思堂卖股不卖德”的悲壮，〔7 〕竟使九思堂费时多年的通海井在李乃敬走投无路之际骤然锉通，李氏家族绝处逢生。第二次危机，供职三十载的九思堂老师爷赵朴庵，有感于李氏家族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却无力回天，自裁谢罪，殉职以报恩。老师爷的一腔忠义产生了奇迹般的道义效果，激起银城盐业界全力支援九思堂，阻挡了白家再次兼并的企图。白家的后院风波也是一种比照。无论白瑞德处事怎样精悍、事业如何通达，但他无法制止祸起萧墙。华丽的白园内一杨一柳毫无人性地相互残杀，而二、三十个姨娘的九思堂却井然有序。如果我们祛除道德忠义中的政治因素，仅就它对宗法家族的维系及对人格信念的陶冶而言，那么它显然不是所谓专制虚伪之类贬意词语所能涵盖的，否则我们就不能阐释白家凭借优势的生产力而不能置李氏家族于死地的缘故。不管是以功利和效率为核心的经济文化，还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宗法制文化，都不可作为特定历史世界的唯一准则。在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不能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逻辑，而只能用悖论逻辑进行历史思维。这也许就是作家在“后记”里提及的“白马非马”的寓言。
其次，历史世界的多元性、矛盾性体现在历史事件的多重含义与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上。李氏家族终于消逝在历史的深处，但在象征着这个古老家族的“古槐双坊”废墟上并没有耸立起原被承诺及企盼的巍然大厦，九思堂偌大的园林府邸也只不过变成拥挤不堪的大杂院。一块“古槐双坊遗址”木牌，足以洗却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冲动情感和偏执理性，使人们重新回首历史时悟出隐含在同一事件中的悖论含义。银城五县农民暴动无疑是人生不平的悲壮抗争，尤其是陈狗儿领导的赤卫队，一直抵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不过也是这个陈狗儿，率人把老财斩尽杀绝之后，将土豪老财的太太小姐们“尝了一遍”。还把属于贫雇农的厨娘女仆们也“尝了一遍。”正义性的反抗与破坏性的渲泄相反相成地混为一体。
九思堂的主人，除了李乃之，全部倒在小说开篇的卡宾枪的轰鸣声中，一百零八县横成的尸体，标志着新历史的威严和新社会的崛起。然而这被处决者的数目，却是因为王三牛师长偏爱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而选定的，庄严性与盲目性，必然性和偶然性极不和谐地渗合在一起。正史的叙述留下了历史的正义性、庄严性和必然性，而原有的历史破坏性、盲目性及偶然性被有意或无意地排斥，默默埋藏在旧址的废墟中。现时中人们只有遭受到惊人的历史循环的创痛之后，才重新瞥见那些被遗忘的历史排斥物。其实历史的奥秘原本就是既显又隐，充满了悖论和多种可能性，而人们往往在隐含的可能性发展成现实，才蓦然回首，领悟到那些非本质的本质性。
三、作为价值意向的李紫痕
真正意义上的复调小说作家，拒绝用某种思想去整合排列于笔下的生活世界，企图构成一个由不同意识组合而成的相互阐发的多声部世界。但这种构形不是想通过不同意识的相互对立而彻底消解生活世界的价值意义，而是用独特方式探索有思想的价值意义。因而巴赫金在论及复调小说的思想时认为，作家应该在这些不同的意识中寻找一个有思想价值的意向，这种意向不必是作家自身的，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以及他的言论。这个人物的思想意向可以看作思想探索的结晶，成为这个多种声音之形象世界的支配，而且他不是现实中完成了的内存在，而应是开放性的形象。〔8〕
我并不以为《旧址》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复调小说，李锐通常是用复调意味的形式解构已然的成型的历史价值体系，至少是将现成稳定的价值意义相对化。但本人之所以没有将它归入新历史主义小说一类，除了它真诚地逼近历史本相和融合生命情感之外，还因为它着意刻划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这就是贯穿小说整个过程的李紫痕，她或许称得上巴赫金所讲的有价值的意向人物。
小说屡次提示，李氏家族是老子的后代，这决不是没有用意的。从容恬谈全真全性、知白守黑以柔克刚，天然浑成地根植于李紫痕的心性。如果说老子的精华具有与生俱在的血缘天性的话，她的佛性则是后天有缘。李紫痕在父母双亡之后，为了弟妹的前程毁容皈佛。她的毁容血书很大程度上是抵制外在的家族压力，自主的掌握生命的舵把。佛教使她获得超越自我的内在主体，平静地面对身边发生的变幻不定的生活。集佛老于一身的李紫痕，有着空灵澄彻的心境，一切从本心出发，靠内心自悟超越经验世界。她面对一切是是非非和风雨晦明，合其心者是，不合其心者非，完全凭藉自己内心的体验与直觉把握，一旦抉择义无反顾。所以她在动荡不安沧海桑田的半个多世纪的混浊世界里泰然处之，人们可以不理解她，但谁也不能动摇她的心志。直到喧嚣过后，人们才想起这位独特的女性。而那些所谓的时代风云却显得微不足道。正如作品所说，“李紫痕以自己女人的固执，沉浸在那股细如游丝却又久远深长的牵动之中。〔9〕
作为一个并没有很高文化程度的普通女性，李紫痕皈依佛老，与传统士大夫适意逍遥和遁入空门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社会混乱价值毁损的时期，遁世隐居常常是传统士大夫保全人生与维护个体人格免遭侵害的一种选择。他们或者把主体心身融进非价值的自然状态，委运任化，达到物我一体的淳美境界；或者扼制种种现实纠葛的感情波澜和欲望渴求，以超越外界事态达到心灵解脱。而李紫痕从来没有脱离生活世界，在依乎本心超越历史、理性及自我的同时，深切注视着苦难的现实，坚执善和爱的信念，把自己的生命化成温心慈情，呵护弱小者及亲人。她为了弟妹的幸福而甘守清寂遁入佛门，又为了孤儿李之生重新还俗，拒绝入京，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与苦难，在无我的牺牲中展现出一份真性情，任何以血缘宗族或阶级的名义制造的人与人的分裂及仇恨，都不能动摇她发自本性的仁爱。这种崇高的人性使她在纷纷扰扰人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超尘拔俗，因此不能用士大夫型的精致佛老去规约李紫痕，这是一种散落于民间的佛老文化与朴素的人道精神的揉合，是一种具有自由活力的精神象征。
李紫痕这个形象具有未完成性和开放性。虽然她的个人牺牲纯粹出于本心，但生命的代价无疑过于昂贵；她的善和爱是人性之中弥足珍贵的神性，而这种高洁的理想人性在乱世的恶浊之中显得过于脆弱。李乃之、李之生和冬哥是她终身呵护的亲人，甚至可以说是她生命的部分，而最终都不免被杀或变相自杀。作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当他写完这部小说时，感觉到沉浸在彻骨的寒冷之中，体验出揪心的悲哀。理想与现实的分裂冲击着他的心扉，他除了痛楚还能说什么呢？
李紫痕这位平凡而具有神性的女性，即使不能全部代表作家自身的信念，至少也体现了他对文化价值建构的意向。在这个价值虚无的年代，如何在精神荒原上重构人文精神，是每一位有道德感与责任感的作家都不想回避的问题。
第五节 苦难与救渡
在我们基本廓清家族小说的本相之后，让我们再回到本章的开始之处。因为此在的文化语境是我们理解家族小说的发端之地，也是应该回归之地。
本人在第一节提及，精神困惑与商品经济给当代人文精神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家族小说从精神趋于耗尽的现实大地抽身，重新寻觅生命的栖息之地。这几位作家，作为精神文化的跋涉者，力图从历史世界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上踏出穿越困惑、供人慰藉的思想路径。故此，我们只有从精神文化的价值向度出发，才能在他们个人性的家族记忆中辨析出共时态的意义。
一、历史世界的苦难昭示
家族小说始终注视着历史世界的苦难，这决不是作家乐于炫耀精神痛苦，而是苦难迫使他们产生同一性的价值情感。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形态，使得太多置身于现实的人体认到那以种种理想主义和幸福为名义的血腥杀戮、欺骗奴役，任何清醒而具有良知的作家都不能无视这种残酷的历史现实。
面临着各式各样的人间苦难，作家的表现形式和价值向度不尽相同。先锋派的历史世界的苦难破碎而暧昧，他们只想把历史看作是自己对现时经历的隐喻性转嫁，在自我与历史之间的感觉交流中躲避难以名状的现实伤害。这样，历史似乎提供了主体意欲回避现时价值判断的间距，文本中烟雨凄迷的痛楚往事也掩饰了作家原本就难以道清的意义困惑。而新历史主义作家，大都以绝望悲观的情绪投射在人类的理性盲区和人性的生物根性上，或者追寻个人命运的无常和偶然，或者穿透人的外壳探究晦暗的内心深层，从人类本体的不完善及有限中喟叹苦难的人生，所以他们的历史往往是丧失历时性概念的空壳。而家族小说，祛除了历史的虚拟性，作家把历史世界当作实体性的生存时空加以呈现，因而关于苦难的价值意向就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流露出来。这种苦难的昭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否定历史的绝对性。以往，总有人把苦难看作是历史世界的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让一个个血肉之躯、感性生命去填补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连历史世界的混乱和生活世界的灾难也给予“理性”承认。而家族小说却警示人们，人的苦难与不幸不能由未来幸福的预支来抵付，因为这种允诺的幸福是否会成为人间现实就值得质疑，“旧址”的废墟上并没有耸立曾经允诺的理想大厦。而且，苦难与幸福也不能对称并举，一些人的痛苦不能由另一些人的幸福抵消。故此，历史的认识不能接受那些以历史名义将苦难合理化制度化的绝对论。历史认识有其自身的道德实践准则，这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现实中人类的苦难，这比所谓的增进人的最大幸福的允诺更合情理，也更为切实。
其次，减轻人为的苦难。家族小说中陈述的苦难，大都源自人类自身的愚昧，虚妄和罪恶，既然这些苦难不是上帝的惩罚，也不是人与生俱来的，那么愚昧造成的痛苦就有可能避免，罪恶制造的不幸就有必要摆脱。所以家族小说关于历史世界的苦难记忆，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人类如何减少与避免人为的痛苦的。作家的愿望建立在人的此在筹划特性上，而不是一味地纠缠于历史恩怨或以恶抗恶式的复仇性中。人类具有向善的企求和改善社会制度、基本人际关系的能力，在人的自律与实践中应该发挥自由选择的力量，并在人的自由限度之内承担起自身的道德责任。倘若人类轻易地自残人性中的良知，将永远处于苦难的轮回之中，万劫不复。当然，不再纠缠历史恩怨并不意味着无限宽容。《家族》与《柏慧》中一再表白决不宽恕的态度。也许作家意识到，没有限度的宽容必然导致宽容的消失。如果人类把无限的宽容甚至扩大到那些不宽容者身上，那就可能导致宽容者落入苦难，宽容的社会就会遭受劫难，而宽容本身也将不复存在。这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
二、价值意义的二重文化基线
家族小说对现时价值失范的回应，表现在作家审视历史世界时，都提示了精神自渡的个人意向。《旧址》的精神意向体现在李紫痕身上，这是人道话语与散落民间的非正统文化传统的混合体。《白鹿原》的朱先生，更多的是抽象性的人格理想，主要涉及到具有精英特征的自我人生追求领域；白嘉轩则从正负两方面体现了传统儒家学说的人伦道德，但多表现于经验现实的人伦规范与社会伦理。《家族》的文化救赎集中于孤傲的小说叙述者身上，他所具有的通天地人神的德性，是传统文化与西方存在主义的结合体。这些贯注着作家情思的意向人物，无疑是作家伸向可能世界的精神探问。尽管作家文化精神的价值意向各不相同，但他们“前理解”的文化资源基本一致，即民族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传统。〔10〕这种精神意向的建构趋势，是个不可忽视的精神动向。这表明当代作家的人文思索，都建立在自觉认同二重文化的基线的前提上。
这种源自二重文化基线的精神架构，超越了近代以来摇摆不定的单向文化选择的困境，为精神文化批判脱离权力话语提供了契机。本世纪知识分子因轻信思想文化的阿基米德支点，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两极之间各执一端，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五四”启蒙话语及新儒家话语就是文化单向选择的代表。而权力话语则在知识界文化选择的犹豫之中左右逢源，他们依据时势，把权术隐于新与旧、反封建传统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语义使用之中，或者以新的名义反旧传统，或者以维护民族文化的名义反新思想。因此精神文化批判总是不能摆脱政治教化。
知识分子以往的文化单向选择除了思想文化的局限，还有一个历史情境问题。“五四”新文化强调个人的特殊性、主体性及权利，是要把个人从家族文化的依附中剥离出来，以个体的身份出现在“市场”社会。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是只有“民族国家”而没有健全的“市场”，也没有形成健全的市民社会，原处于家族网络中的个体又落入“民族国家”之中，从而形成“启蒙”走向“救亡”的必然，知识分子精神文化批判的话语就无法独立生存。近年来因“市场”的出现，市民社会也许会成为历史的趋势，精神文化批判话语也就有了存在的现实前提。
其次，二重文化基线的精神构架，是一个具有弹性机制与开放性的逻辑结构，避免精神的独断性，适应于尚在变易之中的历史情境。家族小说的诸种价值意向，没有建构绝对同一性的自信和虚妄，也不奢望能站在历史之外以一套既定的价值体系，对历史世界作出终审判断。他们承认人的此在的历史性，一方面据于内心已有的“前见”，试图从历史世界中理解人类命运的一些基本困境；另一方面，也考察“前见”的根源和有限性，指出它们的局限并允许它们的可变性。用伽达默尔的话说，他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11〕我们可以不赞同他们的价值意向，却不得不尊重他们对生活世界及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寻觅人类新的可能性时的精神创造。
家族小说毕竟不是理论性的文化哲学，作家在艺术地感知历史世界之时，往往囿于情感定势，对他们所倾心的意向人物作了道德精英化的艺术处理。李紫痕、朱先生及《家族》的小说叙述者，他们的身份属于社会的普通阶层，但其精神品位超群拨俗、遗世独立，达到审美或准宗教境界的自由形态。他们具有的精神殉道式的悲壮，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作家对当下文化语境的偏执性的精神反拨。这种精英式的道德价值取向，根源乃是传统社会中位于精神文化中心的士大夫理想。在日益平等化的市民社会，重要的不是高洁的自我追求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普适于市民社会的现代型伦理规范。这种人际关系的维系不是着眼于美仑美奂的纯洁上限，而是人们应该操行的准则下限，即能为社会普遍接受、认同并可实践的普适性。个人的自我价值定位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普适化的规范体系及道德准则是适度有效的社会义务与正义体系。总之，家族小说过于倾心于个体自我的精神追求，而对具有社会伦理层面的人文精神的建构，并没有提供足以令人瞩目的形象系列。这不能不说是家族小说的缺陷。
注释：
〔1〕〔2〕〔3〕〔7〕〔9〕李锐：《旧址》，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第246、12、11、45、166页。
〔4〕我把李乃之的死看作变相自杀。 他在思想绝望的处境中以酒浇愁，加速自己的肉体毁灭。
〔5〕〔6〕〔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三联书店1988年7月出版，第133、58、146页。
〔10〕我把“五四”新文化看作现时的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这种观点是根据爱德华·希尔斯的“文化传统”的界定。希尔斯认为，一种文化范型成为传统，一般需要半个世纪左右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
〔1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P343，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