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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5)01-0066-03
有隋一代，虽国运短促，但它的建立与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仅 在于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治局面，而且有利于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 为唐朝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本文拟从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 意识进一步增强、史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隋朝史学作一粗浅探讨。
一 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
有学者曾以为“隋朝一代史学，成果极微”，“殊无新气象”；隋存时短为原因之一 ，“而隋朝二主轻视历史经验，忽视史学，却是一个重要因素”[1]。笔者不敢苟同此 说。诚然，隋史学是北朝史学的延续，隋史学与其前后诸朝相比自是有所逊色，但有隋 一代史学也不能简单地用“成果极微”定型，更不能轻言隋文帝、炀帝“轻视历史经验 ，忽视史学”。恰恰相反，隋朝统治集团尤其是隋文帝、炀帝的历史意识较之以前诸朝 帝王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一)重视图书之搜集与整理工作
开皇初，秘书监牛弘曾表奏请开献书之路。牛弘在奏表中慷慨陈词，指出重视图籍是 古代帝王治国成功的重要因素，并举例证之。牛弘“史籍是司，寝兴怀惧”，力陈“天 下不可马上治之”，“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为国之本，莫此攸先”[2]。牛弘以 其史官之职分恳陈典籍文献对“经邦立政”的至关重要性，且深深打动了隋文帝——“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2]。“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 间异书，往往间出”[3]，“一二年间，篇籍稍备”[2]。杨广作晋王时，在攻下南朝陈 的都城建康后即派高颎、裴矩等去搜集典籍，后召天下工书之士于秘书内补续残缺， 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阁，凡三万余卷。即位后，杨广依然喜爱聚书， 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又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3]据载，“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 卷，至(唐高祖)武德初，有书八万卷”；“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唐武德五 年(622年)，宋遵贵等奉命将书沿黄河西运长安，经三门峡中流砥柱时，“舟覆，尽亡 其书”[4]。又“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5]。由此可证，隋文 帝、炀帝是非常重视图书典籍的搜求与整理的。至于大业之季，简编“丧失者多”，既 有人为因素(如战乱)，又有自然因素(如天灾)，致使隋丰富的藏书流落散佚。唐朝建立 后，由于统治集团重视典籍搜寻整理工作，致使典籍文献从武德时“群书略备”，到贞 观时“图籍粲然毕备”。
(二)设置著作曹掌修国史
隋因袭前朝史官制度建置，于秘书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国史。隋文帝开皇十三 年(593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6]此乃明令禁绝私修 国史、品评人物。它表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势力的上升，统治集团更加意识到历史著 述的重要性，因此以诏令形式欲将史书编纂工作集于封建政府手中，从而扼制魏晋以来 私人修史的势头。这样，修撰国史和品评人物等便可转由政府包办。隋文帝此诏对当时 尤其是后世修史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唐初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指明了方 向。当然，隋文帝这一重大举措也是反对南北朝以来浮华委靡之文风，整顿士风的重要 步骤之一，是对魏晋以来品评人物习俗不满的一种反映。此外，也有担心私人修撰国史 可能会记下他靠阴谋废周建隋之真相的因素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说，隋文帝明令禁 止私人修撰国史、臧否人物，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封建帝王干预修史的突出代表，为隋 唐五代史学出现重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三)重用前朝史臣，重视修撰前朝史
《梁书》、《陈书》的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在南朝梁、陈时曾领著作佐郎、秘书监 著作郎等职。由于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被世人誉为“德学无前”、“高才硕 学”、“宗匠”[7]，所以，隋文帝非常器重他，曾对群臣言：“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 ，我平陈唯得此一人。”于是诏受秘书丞，敕修梁、陈二史。后姚察于大业二年(606年 )终于东都洛阳，时所撰二史有部分序论及纪传还未写就，临终前诫示其子姚思廉，责 成博访撰续，完成父亲未竟之业。姚思廉不负父望，至唐贞观十年(636年)脱稿。梁、 陈二史亦被后人视为姚氏父子二人心血的结晶。
《北齐书》作者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仕齐时，曾与魏收、阳休之等论《齐书》起元事 ，并受诏撰修《齐史》27卷。入隋，任内史令，因“多识故事”而奉隋文帝诏令续修齐 史，增至38篇，“上送官，藏之秘府”[8]。后来其子李百药在唐初撰成《北齐书》， 这实际上也是承父业，传家学。
重用前朝史臣与重视修前朝史是紧密相联的。
隋文帝时，魏澹、颜之推、辛德源等人重修《魏书》，以正魏收《魏书》之失。此次 所修《魏书》没有作志(其原因主要是“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合纪传论例共92篇10 0卷。不过，魏收是以东魏为正统，魏澹是以西魏为正统，这实际上是“正闰”之论争 在当时的一种反映。隋炀帝继位后，认为魏澹之书“犹未能善”，于是又敕命左仆射杨 素另撰《魏书》，惜书未成而杨素卒，竟不能就而罢。
王劭在隋朝曾先后为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曾撰《齐志》20卷，《齐书》纪 传100卷，又采摘经史谬误，撰成《读书记》，世人服其精博。此外，学者何之元著有 《梁典》(已佚)，史家姚最著有《梁后略》，牛弘撰有《周纪》。
二 隋朝史学成就
由于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在搜集图籍文献方面颇有成绩，加上重用 前朝史臣、重视修撰前朝史和国史，致使隋代史学并非乏善可陈。隋代史学成就除了上 述修撰前代诸史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修国史
史学家李德林曾预修隋国史。史学家王劭曾撰《隋书》80卷(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以 为王劭所撰《隋书》“辞义繁杂，无足称者”，笔者以为此论只能视为刘知几一家之言 ，不可全盘否定)。柳顾言撰有《晋王北伐记》。
(二)目录学著作
牛弘曾编《隋开皇四年书目》。柳顾言在大业初，受炀帝之命，于西京嘉则殿主持编 纂《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将所藏37万卷书进行精心选择，编成书录。后来，唐修《 隋书·经籍志》，即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而成。许善心撰《七林》，此书为我 国最后一部七分法目录学著作。
(三)其它著述
牛弘等人于开皇四年(584年)修《五礼》百卷、《仪礼》百卷，颜之推修《颜氏家训》 ，王劭修《皇隋灵感志》、《读书记》30卷(一说32卷)。姚察修《汉书训纂》，柳顾言 修《史记音解》30卷(此为隋代史学注疏代表作)。医学家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50 卷)，此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学(史)专著。工程技术家宇文恺著有《东都图记》、《 明堂图议》。刘炫著有《尚书述义》、《毛诗述义》、《春秋左传述义》等。大业中， 曾诏天下诸郡上风俗物产地图于尚书省，并据此编成《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 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其中《区宇图志》为我国第一部一统志。虞 世南于大业年间编成的《北堂书钞》(16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著作家杜正 藏著有《文章体式》，时称“文轨”，后传入高丽，称《杜氏新书》。思想家、教育家 王通仿古作《六经》。另外，还有相当的佛学、道学著作，不再赘述。
(四)“《汉书》学”兴盛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等修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皇朝史。“《汉书 》断代为史，建立了以一个封建皇朝为“正统”的历史体系，符合汉以来不断改朝换代 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9]因之，《汉书》问世后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刘知几 曾言：“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授业，遂与五经相 亚。”[1]南朝梁、陈以降，《汉书》地位日显，而《史记》传者甚微。“隋统一后， 发扬了南朝这一传统，《汉书》学成了国学”[10]。隋朝学者刘臻“无吏干，耽悦经史 ，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11]。时 学者杨汪曾拜刘臻为师，刘臻自以为“吾弗如也”。杨汪后为隋国子监祭酒，隋炀帝曾 “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12]。有隋一 代，“《汉书》学”的泰斗当推萧该、包恺二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汉书》学者以 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着录者数千人”[13]。萧该“性笃学，《诗》、《书》 、《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该后撰《汉书》及 《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14]正如当今史学史专家瞿林东先生所言：“《汉书》 因具有皇朝史典范的性质而有此殊荣，‘《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自是(隋)统治集 团提倡的结果。”[10]“《汉书》学”在隋朝的兴盛，实际上也是隋统治者历史意识进 一步强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三 隋朝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说，隋代史学是北朝史学的继续，同时亦承接南朝梁、陈史学的遗风。 隋代史学成就正是对南北朝史学的发扬光大并对后世史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有些 影响是深远的、根本性的。
如隋文帝下诏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对唐朝乃至千余年之中国封建史学的影响颇为深远 。尔后，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国史遂由私修向官修过渡，各朝均设立专门修史机 构——史馆，史馆制度至唐贞观年间得以完善并延续到清朝(当然有发展变化)。隋朝李 德林、姚察、王劭、魏澹等史家的史学成就对唐初史家修史影响很大。“二十四史”中 的《梁书》、《陈书》、《北齐书》等可以说是隋唐间两代史家共同心血的结晶。隋代 史家所撰国史为唐初修《隋书》在资料上作了准备工作。因为有了北齐魏收和隋魏澹所 修两部《隋书》，原本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包括 《魏书》的重修，至贞观初，从秘书奏罢修魏史，只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 。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修《五代史志》，即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增删而成 《经籍志》，从而使隋秘书监柳顾言所编纂的目录内容得以基本保存在《经籍志》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统治者历史意识强化方面，唐初统治者较之隋朝统治者更加明 显。如唐高祖、太宗、高宗曾分别下达过与修史有关的诏令(唐高祖的《命萧瑀等 修六代史诏》、太宗的《修晋书诏》、高宗的《简择史官诏》)。正是由于唐初统治集 团给予史学以足够的重视并完善官修史书制度，为唐初史学发达提供了政治保证，才直 接促成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官修史书高潮的到来。可见，唐初史学成就的取 得与统治者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分不开的。
概言之，隋代史学虽未出现并留下鸿篇巨制，但亦并非乏善可陈。唐太宗所言隋炀帝 “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灭”[15]，并非全然 都是事实。隋代史学成就理应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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