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古音学浅探——纪念王力先生逝世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周年论文,王力论文,学浅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音学是王力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从30年代提出脂微分部说，到80年代重新构拟上古音系统，他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古音学说和古音体系，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王力先生是20世纪成就最卓越的古音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仅就我们个人浅见所及，概要谈一谈王力先生古音学说的主要贡献。至于他的学术渊源、治学道路和方法论基础等问题，不是这一篇短文所能够容纳的，当俟另文探讨。
王力先生在古音学上的主要贡献有四个方面：完成了上古韵部系统的划分工作；确立了科学的构拟原则；修订了前人的古音构拟；对清初以来的古音学做了全面的总结。
一、完成上古韵部系统的划分工作
清初顾炎武分上古音为十个韵部，奠定了古韵分部的基础。其后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缵续其功，分部越来越细密，也越来越精当。到夏炘总结各家的学说，定为二十二部，古韵分部的工作便基本完成，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一领域中再也无可作为了。夏炘说：“顾氏博考群编，厘正《唐韵》，撰《音学五书》，遂为言韵者之大宗，嗣后江氏、段氏，精益求精，并补顾说之未备；至王、江两先生出，集韵学之大成矣……爰斟酌两先生之说，定为二十二部，窃意增之无可复增，减之亦不能复减，凡自别乎五先生之说者，皆异说也。”〔1〕王国维说：“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 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韵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2〕现在看来，夏、王二人的结论未免有点绝对化了。不过，我们也确实知道，清代古音学已经攀到顶峰，如能再有所补苴，非独具卓识的大学者不可。这样的大学者后来真的出现了，这就是章炳麟先生和王力先生。章炳麟先生提出队部独立说，王力先生则提出了脂微分部说。古韵部划分工作最后在二人手上完成。
1937年，王力先生的《上古韵部系统研究》一文在《清华学报》发表，该文阐述了他关于脂微分部的研究结果。王先生根据章炳麟的队部和黄侃的没部相互出入的情况，断定“
隹雷”诸声符的字有独立性，可以另立一部；另外，他在研究南北朝诗人用韵时，也发现脂微分部的线索。再考察《诗经》用韵，遂确定江有诰等人的脂部应当分为两部，其中《广韵》的齐韵字“黎迷奚体济稽替妻继弟犀启棣”等属脂部，《广韵》的微灰咍三韵字如“衣依希祈几岂微威韦尾鬼归徽非飞肥”“虺摧回傀雷嵬敦”“哀开凯”等属微部；《广韵》脂皆二韵的字，开口呼属脂部，如“皆司迟示私二伊比尸饥利师夷脂资”等，合口呼属微部，如“淮惟岿怀遗毁坏追悲衰睢”等。统计《诗经》用韵的结果是，在110例里边，可以认为脂微分用者84例，约占总数的3/4；可以认为脂微合韵者26例，不及总数的1/4。 再从段玉裁的《群经韵分十七部表》看，34个例子当中，可以认为脂微分用者27个，约占总数的4/5；可以认为脂微合韵者7个，约占总数的1/5。分用的趋势非常明显，分为两个韵部不成问题。之所以有较多的合用例，是因为它们的音值非常接近。
脂微分部说提出以后，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从而使清代以来的古韵部划分臻于完善。在这一点上，王力先生“考古”的贡献并列于顾、江、段、孔、王、江、章诸家。
关于古韵分部，还有各部的辖字畛域问题。王力先生对古韵各部的范围、谐声系列都重新仔细做过考察，对前贤多所修正，见于他的《汉语史稿》、《汉语音韵学》、《汉语音韵》、《汉语语音史》诸书和《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等文章中。这里不再详述。
二、确立了科学的构拟原则
上古音的构拟，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在汉语古音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现代古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拟的方法是从西方引进的，当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汉语中时，就必须充分考虑汉语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套适合于汉语本身特点的科学原则，而不是生搬硬套别人的方法。王力先生批判地吸取了前人的构拟成果，不仅自己构拟了上古声韵系统，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构拟古音的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条：
第一、古音的构拟，应该是音位性质的描写。
构拟上古音不同于研究现实语言的语音，它的任务不应该是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去进行物理、生理方面的细微测试和描写，也不可能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区别得细致入微。它所应该做到的，是对一个共时的语音系统进行音位结构的分析并对变化规律作出合理说明。因此，构拟中应该贯彻音位学的方法。王力先生指出：“古音拟测只应该是一种示意图，因此，上古元音只能是音位性质的描写，不应该是实验语音式的描写。”〔3〕“示意图不是精确的，但也不是随意乱画的， 拟音必须做到近似而合理。”〔4〕这里讲的，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 如果像高本汉那样，想把两千多年以前人们说话时的细微语音差别都搞得一清二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那样搞的结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实语言中不可能出现的人为系统。而从音位的角度进行构拟，可以揭示上古音的系统性，可以解释语音变化的规律性，就达到了目的。所以王力先生说：“如果拟测得比较合理，我们就能看清楚古今语音的对应关系，以及上古语音和中古语音的对应关系，同时又能更好地了解古音的系统性。”〔5〕
第二、同一韵部必须构拟相同的主元音。
王力先生说：“上古同韵部的字，不管一二三四等，一定要同元音。”〔6〕这是构拟上古音的又一重要原则。 这一原则也是第一条原则的逻辑推衍。对于汉语来说，依照常规押韵的字总是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和韵尾。上古的韵部系统是从押韵材料归纳出来的系统，同一韵部的字必然要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如果给一个韵部构拟出不同的主要元音，那么韵部就变成了韵摄，这不符合汉语的特点。“把韵部看成韵摄，最大的毛病是韵部与韵部之间的界限不清楚。”〔7 〕王先生坚决纠正了高本汉等人的构拟方法，每个上古韵部只构拟一个主要元音，并从介音和声母方面找到后代语音变化的条件，增强了古音构拟的科学性。
第三、构拟要合乎阴阳对转的规律和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
清代学者所建立的阴阳对转学说，揭示了上古语音的系统性。具体说来，互相对转的阴声、阳声、入声韵部，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并且韵尾的发音部位相同。构拟的结果必须符合这一特点，才谈得上科学性。王力先生说：“在拟测先秦韵部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阴阳入三声的对应关系，凡有对应的阴阳入三声，必须是主要元音相同的。”〔8 〕除了主要元音问题外，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阴阳入三类韵尾的性质也不容搞乱，阴声韵无韵尾或者收元音韵尾，阳声韵收鼻音韵尾，入声韵收塞音韵尾。如果像章炳麟那样，否认了上古入声有三种塞音韵尾，就违反了阴阳入对转的规律性；或者像高本汉等人那样，给上古的阴声韵部几乎全都构拟出浊塞音韵尾，搞出一个完全没有开音节的系统，更是违反了阴阳入对转的规律性。
构拟上古音也要考虑各韵部关系的远近。清代段玉裁以后的古音学家，大多数重视研究各个韵部之间关系的疏密，他们排列韵部次序也考虑这种关系。王力先生说：“这种排列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说明合韵（邻韵才能通押）；第二，可以用做拟测的根据之一。这两个好处是互相联系着的。”〔9〕韵部关系较近的，可以是主要元音接近， 韵尾相同，如真部和文部；也可以是主要元音相同，韵尾同类，如真部和耕部；当然，阴阳入对转的三部关系更近。构拟出的古音音值应该符合这些韵部的疏密关系。
第四、构拟的古音系统在类型学上应该符合世界语言的一般性质，更要符合汉藏系语言的一般性质。
构拟古音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上古汉语的真实面目，构拟的结果就要符合于自然语言的一般状态。如果构拟出的系统不像自然语言，也就失去了构拟的意义。王力先生用世界上的语言去衡量高本汉的构拟系统，指出他的系统有一个大毛病是人为色彩太重，不是世界上可以出现的语言。王先生说：“据我所知，世界各种语言一般都有开音节（元音收尾）和闭音节（辅音收尾），个别语言（如哈尼语）只有开音节，没有闭音节。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过只有闭音节没有开音节的语言。如果把先秦古韵一律拟测成为闭音节，那将是一种虚构的语言。”〔10〕搞这样的虚构语言是和构拟古音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王力先生对汉藏系语言的参照作用尤为重视，他说：“汉藏系语言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在现有的汉藏系语言中，我们绝对找不着一种语言像高本汉所构拟的上古汉语那样开口音节非常贫乏，更不必说西门所拟测的那样，完全缺乏开口音节了。……因此，把上古汉语拟成开口音节极端贫乏或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不合理的。”〔11〕
三、重新建立并不断修订上古音系的构拟系统
王力先生早年是考古派，后来转为审音派，到中年才开始构拟古音的音值。1957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上册）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构拟体系，以后又多次修改，使之更加合理。以前，钱玄同、高本汉、陆志韦、董同龢等人都构拟过上古音系。钱玄同的系统影响较小。 高本汉在这方面用力很大，但是毛病比较多。陆志韦、董同龢的构拟虽然在某些方面改正了高的缺点，却继承了高的主要毛病，甚至变本加厉。比如高本汉给同一韵部的字构拟出不同的主要元音，陆、董二人也这样作了；高本汉给大部分阴声韵部的字构拟出了浊塞音韵尾，但至少还有一部分字没有塞音韵尾，属于真正的“阴声韵”；而陆、董二人的系统则完全没有开音节的韵母了。王力先生对他们的构拟多次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高本汉）。《汉语史稿》的构拟体系力图体现汉语的特点，在阴阳入三声问题上采纳了钱玄同的主张，阴声韵都构拟为开音节，入声韵拟为清塞音韵尾，十一类二十九部配合整齐，完全体现了同韵部同元音的原则和阴阳入三声对转的原则。
王先生把上古声母定为六类三十二母。从三十二母跟中古三十六字母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王力先生的声母系统主要是按照内部拟测法的原则从中古音往上推的。三十六母的舌上音知彻澄娘并入了舌头音端透定泥，三十六母的轻唇音非敷奉微并入了重唇音帮滂並明。以上是吸取了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的结论。此外，跟三十六字母的区别有喻三归匣、娘母归泥。但王先生对于黄侃的“照二归精”“照三归端”的说法则持保留态度，所以他的声母系统中照二（庄组）和精组有分别，照三（章组）和端组有分别。此外，王力先生也没有采纳曾运乾的“喻四归定”说，也没有像高本汉那样把喻母源头分为二类，王先生的上古喻母和中古的喻母是一对一地对应着的。王先生不太赞成构拟复辅音，他不肯轻易运用谐声、异文、假借等材料去证明复辅音声母，也不肯轻易引用亲属语言的材料去证明上古声母。他说：“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音，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其次是异文也不大可靠，异文可能是方言的不同，个别地方还可能是错字。”“有人引用汉藏语系各族语言的同源词来证明上古声母，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办法。这种研究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上古声母问题的圆满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将来。”〔12〕这两段话虽然出自八十年代的著作，却是王先生的一贯思想，反映了他在上古声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
在声调问题上，入声分长短是王力先生古音学说的特点，这是为了解释上古入声变为中古去声的条件而提出的。清代段玉裁提出了古无去声说，认为上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王先生赞成古无去声的观点，认为中古的去声分别来自上古的入声和平声。入声之所以能够分化出去声，是因为上古入声原来有长短两种，短入到中古仍然读为入声，长入只存在于收-t、-k韵尾的韵部里，后来丢掉韵尾就变成去声；至于收-p韵尾的则只有短入，没有长入，也就没有变到去声的。
《汉语史稿》出版以后，王力先生继续考虑如何使拟测更加合理的问题。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多次对原先的拟音系统进行修改。主要修改之处有以下几点：
韵母方面，歌部的韵母由a改为ai，幽部的韵母由u改为u （觉部随之改为uk），宵部的韵母由au改为o（药部随之改为ok）， 歌部改为复元音ai以后，鱼部便不再拟为ɑ而拟为单元音a；宵部改为o以后，侯部便不再拟为o而拟为（屋、东相应地拟为k、η）。经过这样的修改后，阴阳入三类的配合关系更加有条理：跟-k尾入声相配的阴声韵部（之幽宵侯鱼支）一律都是没有韵尾的开音节，跟-t尾入声相配的阴声韵部（歌脂微）一律都是收-i韵尾的音节。这样的系统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阴入对转的规律。
声母方面有这样几个改变：其一，原先把全浊声母拟作送气音，后来改为不送气音。不过，王先生说：“从音位观点看，浊母送气不送气在汉语里是互换音位。”〔13〕因而，不必争论到底是送气还是不送气。其二，喻母原先构拟为d，后来拟为舌面的边音λ。其三， 在照二组声母里边增加一个浊擦音俟母，“从语言的系统性来看，庄初床山俟五母和精清从心邪五母、照穿神审禅五母相配，形成整齐的局面，是合理的。”〔14〕
王先生多次说过，他对音韵学的见解有许多改变，应以后来出版的为准。下面把《汉语语音史》的构拟系统列表于下，可以代表他一生构拟古音的最后定论。
四、总结历代古音学的得失
古音学是汉语语言学中最成功、最成熟的学科之一，它是历代古音学者艰辛开拓的结晶。王力先生在许多著作中都曾对古音学的发展历程、历代得失做过评价，主要见于：
《中国音韵学》（1936年，后改名《汉语音韵学》）
《中国语言学史》（1963年）
《清代古音学》（1990年）
《黄侃古音学述评》（1978年）
《诗经韵读》（1980年）
以上著作、文章中对于古音学的述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批判叶音说。
古代陈第、顾炎武等人已经深刻批判过叶音说。王力先生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指出叶音说的错误性质，更切中要害。如：“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们，对于语言，一般是缺乏发展观点的；对于语言的历史发展，观念更加模糊。”〔15〕“他们读《诗经》的时候，觉得不和谐，就临时改念另一个音以求和谐，叫‘叶音’，叶就是和谐的意思。他们以为古人也是临时改念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16〕“叶音说是唯心主义的虚构，必须彻底批判。”〔17〕
2.评述清代古音学家的成就与缺点。
清代是古音学的辉煌时期。王先生历来重视总结清人的经验，评估清儒的得失。除了《中国语言学史》等专书的专章和一些文章以外，还专门写了《清代古音学》一书。王先生的意见，有些是和前人一致的，也有许多他个人的独到见解，对于顾、江、段、戴、孔、王、章、黄这几个主要的古音学家，王先生都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每个人的局限和不足。试以段玉裁、江有诰、黄侃为例，王先生对段、江的评价最高。他说：“清代古音学到段玉裁已经登峰造极，后人只能在韵部分合之间有所不同（主要是入声独立），而于韵类的畛域则未能超出段氏的范围，所以段玉裁在古音学上应该功居第一。”〔18〕“江有诰审音之精，远胜过江永一筹；江有诰考古之功，又不让于段孔。所以我们说，江有诰是清代古音学的巨星。”〔19〕“在清代古音学家中，江有诰还是首屈一指的。”〔20〕但是王先生对他们也都有所批评。比如段玉裁说“同谐声者必同部”，王先生认为“那只是个原则”，“因为造字时代要比诗经时代早得多，少数谐声偏旁和《诗经》韵部不一致是因为《诗经》时代的语音系统已经起了变化的缘故。”〔21〕《清代古音学》中还指出了段氏分部方面的五个缺点。对于江有诰，王先生批评他的四声论有问题，把同一字说成有三四个声调，搞得字无定调；注音方面，江有诰拘泥于“古音多敛”之说，生硬地把洪音改读为细音，也是不可取的。王力先生认为黄侃是清代古音学的殿军。他肯定黄侃的成就，“黄氏最大的贡献是阴阳入三分，入声独立。”“黄氏阴阳入三分比戴氏阴阳入三分更正确。”〔22〕对于黄侃在古音学研究方法上的错误，王先生有全面的分析。比如批评黄氏以古本韵和古本纽互相证明，“这种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是错误的”。〔23〕黄侃只承认上古有平入二声，“这实际上等于说上古汉语没有声调的存在。”〔24〕在分部上，“黄氏拘泥于古本韵的理论，在幽部的入声中找不出古本韵，只好牺牲了这个古韵部（觉部）。”〔25〕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王先生是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清代古音学家的。
根据清代古音学家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的不同，王先生把他们分为考古、审音两派。“考古派把古韵分为阴阳两大类，……审音派则把古韵分为阴阳入三大类。”〔26〕“所谓考古派，并非完全不知道审音；尤其是江有诰和章炳麟，他们的审音能力并不弱。不过，他们着重在对上古史料做客观的归纳，音理仅仅是帮助他们做解释的。所谓审音派并非不知道考古，不过，他们以等韵为出发点，往往靠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27〕这就既指出了两派的不同，又指出了两派之间的联系。
王力先生认为，清代古音学发达的原因当中，良好的师承关系和优良的学风是很重要的，并且清儒还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清代古音学的普遍缺点有两条，一是复古主义思想严重，二是滥用一声之转，这是应该批判的。
3.对高本汉等人的分析评价
20世纪前期，高本汉的古音研究对中国音韵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也有消极方面的。王力先生多次提到他。《中国语言学史》说：“高本汉对汉语音韵学的影响，其积极方面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例如，清儒完全不讲音变的条件，硬说‘家’读如‘姑’，‘下’读如‘户’，等等。高本汉有了历史语言学的训练，就不至于这样简单化了。又如前人把四呼与四等混为一谈，到了高本汉才开始弄清楚四等的概念，尽管不能完全作为定论，但总的原则可以决定下来了。但是，今天来看，高本汉的形而上学观点非常严重，而且还带有实用主义观点。”〔28〕《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一文，具体地批评了高本汉和他的追随者在古韵拟测方面的几种错误，上文已经提到了一些，兹不多述。
总结前人的治学经验，研究他们的成功因素和不足之处，是为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借鉴，在工作中把握正确方向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力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本文经唐作藩先生和何九盈先生审阅。
注释：
〔1〕《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
〔2〕《观堂集林·卷八·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3〕《先秦古韵拟测问题》，《王力文集》十七卷294页。
〔4〕同上，292页。
〔5〕同上，292页。
〔6〕《在上古音讨论会上的发言》，《语言学论丛》14辑13页。
〔7〕《先秦古韵拟测问题》，《王力文集》十七卷294页。
〔8〕同上，308页。
〔9〕同上，316页。
〔10〕《汉语语音史》，47页。
〔11〕《先秦古韵拟测问题》，《王力文集》十七卷245页。
〔12〕《汉语语音史》18页。
〔13〕同上，19页。
〔14〕同上，21页。
〔15〕《中国语言学史》，143页。
〔16〕《汉语史稿》上册，60页。
〔17〕《诗经韵读》4—5页。
〔18〕《清代古音学》，129页。
〔19〕同上，208页。
〔20〕同上，221页。
〔21〕《汉语史稿》上册，64页。
〔22〕《清代古音学》，241页。
〔23〕同上，243页。
〔24〕《黄侃古音学述评》，《王力文集》十七卷385页。
〔25〕同上，403页。
〔26〕《诗经韵读》，9页。
〔27〕《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王力文集》十七卷116—117页。
〔28〕《中国语言学史》，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