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吴智华,温 军,李 敏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住房贷款抵押比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及内生化商业银行决策的DSGE模型,从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的视角探究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研究表明:(1)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合作能够实现更低的社会福利损失,该损失降低的程度与冲击类型相关,住房需求冲击和企业家资本收益风险冲击下两者之间相互合作的福利所得明显;(2)货币政策应与宏观审慎政策就信贷水平目标相互沟通,宏观审慎应以金融稳定为唯一目标,即使其目标函数中关注产出缺口,也不应将其作为决策变量;(3)在货币政策和总需求冲击下,宏观审慎当局仅需使用银行资本监管工具,而在其余外生冲击下,单一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会引发宏观经济长期波动性加剧,宏观审慎政策需要多种工具相互配合,共同降低监管政策的整体外溢效应。
[关键词]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套利;金融稳定;社会福利;DSGE模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学术界和相关政策部门对传统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模式的反思:一方面,传统上紧盯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似乎不能实现金融稳定,将资产价格或信贷量等金融指标纳入传统Taylor规则之中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学者支持;另一方面,经验表明以单一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和传导,而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机制更强化了金融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在此背景下,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提出了“宏观审慎”的概念,希望藉此解决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监管不足以及监管标准低等系统性金融问题。20国集团(G20)于2010年末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该协议主要包括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增强对金融系统逆风向调节等相关内容。与之前的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侧重于“给定时点上的金融风险跨机构分布和整个系统的跨时间分布”,前者指因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和同质性而产生的共同风险敞口问题,后者指如何抑制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特征。因此,宏观审慎的核心在于,以逆风向调节的方式降低金融系统过度风险承担所产生的金融风险积累,通过提高资产头寸的方式强化其抵御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
随着金融冲击成为驱动宏观经济波动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央银行日益关注金融稳定性问题,在确保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也普遍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如美国出台了《多德-佛兰克法案》,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抑制金融风险积累;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MPA),并明确表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是当前推动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基于宏观审慎框架,如何处理好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金融稳定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因此,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其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清晰地梳理。然而,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研究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即对货币政策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信贷过度波动而努力维护金融稳定的两分法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此外,国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维护物价和金融系统“双稳定”的必要性、两者的政策目标和政策信号源的识别选取问题,对货币政策紧盯通货膨胀,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负责维护金融稳定,两者之间是否需要协调机制以及如何协调,从而导向最优经济均衡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此外,国内大部分相关研究中的理论模型仅包含单一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而对单一工具所导致的政策外溢效应及其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相互配合、共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重视不足。事实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配合不足(或失误)可能引发金融机构策略性调整相关决策以实现监管套利,从而导致监管环境下宏观经济的长期波动趋势加剧。因此,本文基于当前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的视角系统性探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以期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高通胀的经验为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此后,在紧盯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与微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共同配合下,各国稳定的宏观经济更强化了传统货币政策理论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两分法。然而,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表明,价格稳定并不是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在以通胀目标制为导向的货币政策下,物价稳定和金融失衡可能同时并存,信贷繁荣推动的资产价格泡沫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此外,危机爆发的事实表明,对具有系统重要性、单一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系统诸多缺陷,亟需“宏观审慎”政策的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认为,政策当局追求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在长期内具有一致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能够彼此促进和相互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恩迪亚耶(N’Diaye)[3]有关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的支持研究表明,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不仅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更有助于减缓实体经济波动;泰勒(Taylor)等[4]在一个包含内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基础上,研究了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对降低信贷驱动金融风险的作用,认为相对于货币政策,反周期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更有利于抑制信贷过度波动,从而维护物价、金融和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在对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后,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研究上来。
关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研究却未能达成统一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两类政策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稳定。例如,比恩(Bean)等[5]研究了将银行部门资本所得税(或补贴)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会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而认为两者的互补关系需要双方合作;帕丽斯(Pariès)等[6]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约束和银行资本监管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信贷市场摩擦在商业周期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研究了增加资本监管和引入风险敏感资本要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降低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良好的互补性,两者在统一的协调机制下相互合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希恩(Shin)[7]认为传统的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货币政策对维护金融稳定存在不足,故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和互补性,两者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故需要密切配合;保利(Paoli)等[8]以名义价格粘性和信贷约束的成本作为评判依据,分析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实施以降低宏观经济的成本,研究发现当经济面临成本推动冲击时,政策当局应该相互合作并采取特定行动。
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专注于实现物价稳定,宏观审慎政策负责维护金融稳定,两者以非合作的方式进行协调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斯文松(Svensson)[9]认为,相对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能够直接作用于金融部门,因此两者专注于各自目标是更有效率的选择;苏博(sub)[10-11]认为,货币政策会影响储蓄者和借款者决策,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直接作用于借款者决策,因此两类政策工具分别盯住各自目标是最优的决策;鲁比奥(Rubio)等[12]以抵押贷款比(LTV)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研究了其与货币政策在合作与非合作背景下的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结果表明相对于两者合作,非合作的方式具有更加明显的福利增进。综合来看,鉴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类型(如银行部门资本所得税)、政策外溢效应、微观金融结构以及外部冲击来源都有可能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关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方式还需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与此同时,宏观审慎部门对商业银行住房信贷供给水平施加一定约束以控制风险,即商业银行对缺乏耐心家庭i 的住房信贷供给
不大于预期住房价值一定比例,即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关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研究还存在些许不足,难以为政策实践提供明确指导:(1)上述研究均未考虑金融稳定的福利效果,对何种变量作为政策协调的目标变量也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2)以单一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为主,未能考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的政策互补和外溢效应,即对单一目标的监管可能引发金融机构对其他目标的监管套利行为,增加了长期经济波动性。因此,本文将构建包含住房贷款抵押比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将商业银行决策行为内生化为DSGE模型,从合作与非合作均衡视角探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模型包括代表性家庭(耐心家庭和非耐心家庭)、企业家、中间品生产企业、最终品组装者和零售商、资本品生产者、商业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和负责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部门。其中,耐心家庭向商业银行储蓄以平滑消费;具有更小折现因子的缺乏耐心家庭以住房作为抵押品,在抵押贷款约束条件下,从商业银行获得住房贷款以维持预算平衡;企业家根据标准债务合约获得银行信贷并将生产资本出租给中间品生产企业;中间品生产企业租用企业家资本、雇佣上述两类代表性家庭劳动力,以生产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中间品的生产;最终品组装者加总中间品以生产最终品,零售商将最终品的垄断利润转移给耐心家庭;存在激励相容约束的商业银行内生地确定其杠杆水平和相关信贷决策变量;最后,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名义利率控制通货膨胀并稳定社会总产出,宏观审慎部门利用抵押贷款比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一)耐心家庭
耐心家庭i 消费
更新住房并向中间品生产企业提供劳动力
以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相应的目标函数为
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科河699产量最高，平均产量16 650 kg/hm2，比对照增产18.6%，大民3307平均产量14 703 kg/hm2，比对照增产4.7%。
(1)
式(1)中,β P 、h P 分别是耐心家庭的折现因子和消费惯性系数,φ l 、φ l 分别是劳动对效用贡献度和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倒数;令
以保证模型稳态时耐心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为
表示住房偏好冲击,具有包含稳态项的AR(1)形式。
随着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引入,对住房信贷上涨做出反应的动态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降低了商业银行对缺乏耐心家庭住房信贷的供给水平,房价上涨程度因此降低,也缓解了企业家信贷收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商业银行杠杆率的上升幅度相对于前者降低了近50%。相对于监管政策工具配合,使用单一的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尽管使短期内房价的上涨程度下降到最低,却使两类代表性家庭消费的波动程度加剧。这是因为当仅使用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其杠杆率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此商业银行可以降低对储蓄的需求,导致耐心家庭储蓄下降、消费上升,缺乏耐心家庭的消费下降程度也更高,这两者和银行部门过高的杠杆率使住房需求的长期波动性均有所加剧,从而放大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相互配合降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波动性。自引入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工具后,尽管短期内房价波动的波形出现轻微上升,但两类家庭的消费和社会总产出的长期波动性均有所下降,其他变量也快速向均衡状态收敛。这表明不仅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需要相互配合,而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也需要就其政策目标和政策力度相互合作,以高效的方式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防范金融机构监管套利行为,同时也维护了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
(2)
式(2)不等号左边表示耐心家庭当期支出项目,包括消费支出持有的t 期至t +1期商业银行存款票据
住房更新
以及相应的住房调整成本
表示其住房边际调整成本);不等号右边表示其收入项目,包括工资收入
银行存款的本金利息收入
是t -1期至t 期总的实际存款利率)以及零售商的利润转移F t (i )。
(二)缺乏耐心家庭
为了引入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这里将缺乏耐心家庭住房抵押贷款比
作为住房信贷的监管政策工具、将cap t 作为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工具,分别令其盯住恰当的金融变量。根据“丁伯根法则”,政策工具应该与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也出于以下三个方面原因的考虑,本文认为信贷量指标能够作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的决策变量:(1)乔达(Jorda)等[21-22]认为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程度与社会融资杠杆比率(信贷量与GDP之比)存在系统性显著关系,大量研究也表明由信贷驱动的经济波动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信贷波动方向也与经济周期方向一致;(2)信贷量指标易于监控和测算,资产价格难以确定其偏离经济基本面的程度;(3)马勇[14]认为宏观审慎政策应简单、清晰,能够为市场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监管工具应与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这里分别对前述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做出如下定义:
(3)
式(3)中,h I 和
分别是缺乏耐心家庭i 的消费惯性系数和住房偏好冲击。缺乏耐心家庭i 通过工资收入
和住房抵押贷款维持当期消费
更新住房
偿还前期贷款
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住房信贷存在显著的风险承担机制,故此处以实际存款利率R t 的垄断加成作为缺乏耐心家庭实际贷款基准利率,即商业银行之间的再融资利率
缺乏耐心家庭i 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4)
从国内文献来看,分别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而对两者之间协调搭配的研究还相对不足。目前,国内主要采用DSGE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例如,马勇等[13-14]在一个包含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框架下,系统性考察了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内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研究表明,上述三者之间通过合理的组合搭配,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稳定,而且能够降低单一政策工具所面临的多目标困境和政策负担;此外,在不考虑金融稳定的福利效果下,盯住资产价格、企业融资溢价和银行杠杆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并不能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更倾向于简单、清晰的规则;王爱俭等[15]基于包含两个“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是福利增进的,因此两者之间需要相互配合;梁璐璐等[16]以动态抵押贷款比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研究了其与扩展型Taylor规则的组合效应,指出宏观审慎政策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目标,在金融冲击下,两者有效配合能够对通胀目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上述研究均未涉及政策工具合作的目标变量选取问题,基于此,李天宇等[17]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以代表性家庭福利所得作为评价标准,讨论了上述两类政策的传导路径、政策外溢及其搭配使用问题,结果表明,应将资产价格和信贷量指标作为两者协调搭配以实现金融稳定的信号源,过分关注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外溢效果明显,可能会影响其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以金融稳定为唯一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外溢效果明显、政策外溢程度小。
(5)
式(5)中,外部冲击具有包含稳态项的AR(1)形式:
（3）课时少授课难度大 城市经济学涵盖的内容广，课时少，教学难度大。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各个方面的经济问题方面，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6个部分，课程内容多且相对专业程度较高，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而言理解并掌握其基础理论与知识难度较大。在较少的课时中讲解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与相关概念，容易变成“填鸭式”教学，使课堂枯燥乏味，需要对教学形式进行改变。
2.1.5 学生安全和纪律状况总体良好，但安全隐患也应重视 由于学校层面及工程学院对学生管理较细致、要求较严格，对外出组织活动有限制，总体上，学生的安全状况和纪律状况良好。然而，学校周边的安全隐患也不能忽视，如娱乐场所、交通、食品安全等。部分学生在课余偶尔参与打麻将、玩扑克牌等娱乐，有三成学生在此娱乐中有一定的经济刺激行为，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学生宿舍无门禁带来的安全隐患，应引起重视。对学生使用大功率电器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安全教育，同时也应积极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满足学生的合理生活需求，治标更应治本。
(三)企业家
在t 期初,企业家i 向中间品生产企业j 以
的真实资本租金率出租生产资本,若存在资本利用成本,则企业家i 首先确定最优的资本利用率u t (i ),即
(6)
式(6)中,
表示企业家i 的资本总量;a (u i,t )是相应的资本利用成本,该成本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表示模型稳态时的真实资本收益率;υ a 是反映资本调整成本函数凸度的参数。因此,企业家i 对中间品生产企业j 出租资本的单位资本净收益为
(7)
若企业家自有资本为
则其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
等于相应的信贷供给
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18],在t 期末,企业家i 面临资本收益的风险冲击为w t ,该冲击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即
风险冲击的标准差具有AR(1)的形式:ln(σ k,t )=(1-ρ σk )ln(σ k,ss )+ρ k,σ ln(σ k,t -1)+
。此时存在临界风险冲击
恰好能使企业家i 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若商业银行对企业家i 的贷款利率为
则存在如下恒等式:
在此条件下,当
时,企业家i 无法偿还贷款,商业银行对其进行破产清算,清算成本为其资本收益的一定比例(比例系数为μ k );当
时,企业家i 偿还商业银行本金和利息
若银行间再融资利率市场完全竞争,则商业银行存在如下恒等式:
(8)
在式(8)的约束条件下,企业家确定最优的资本存量水平以实现单位资本收益最大化,即
(9)
式(9)中,
表示因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而获得单位资本收益的比例。上述最优化条件可以推导出商业银行对企业家i 的贷款利率与其杠杆
成正比。与此同时,企业家i 的当期资本权益为
(10)
最后,假设每期存在γ E 的外生概率使企业家i 退出生产经营,与此同时经济系统对其转移一定资本
以维持其资本总量固定不变,故企业家i 的自有资本累进方程为
(四)中间品生产企业、最终品组装者和零售商
中间品生产企业i 雇佣上述两类代表性家庭劳动力、租用企业家i 的生产资本
以Cobb-Douglass生产函数
进行中间品i 的生产。其中,α 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引入固定成本Φ是为了使中间品生产企业在长期均衡时净利润为零;复合劳动力L t (i )由两类代表性家庭劳动力加总得出:
反映了耐心家庭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在此条件下,中间品生产企业i 根据生产成本最小化原则确定其对各投入品的需求,即
(11)
最优化条件下,可以确定中间品i 的真实边际生产成本MC t (i )。按照卡尔沃(Calvo)定价[19],每期有ξ p 的概率使中间品生产企业根据前期通货膨胀调整中间品价格,其余生产企业根据预期终生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其关于中间品的最优定价
即
企业家资本收益风险水平的下降导致商业银行增加对企业家信贷供给水平,相应减少了对缺乏耐心家庭住房信贷供给,导致其住房需求降低、房价下降。工资粘性使劳动力市场不能快速出清,企业家资本存量的增加导致社会总产出上升,实际存款利率上涨,耐心家庭增加储蓄使商业银行杠杆率在当期下降了3.8%。此外,实际存款利率上升导致缺乏耐心家庭增加消费、中间品生产企业资本租金率上涨,通货膨胀上升,如图2所示。
(12)
式(12)中,
是耐心家庭边际消费替代率,
表示价格指数化系数,将最优价格
带入式(13)可以得到最终品价格
随后,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最终品组装者利用CES函数将中间品Y t (i )(i ∈[0,1])加总成最终品Y t ,并确定其关于中间品i 的需求Y t (i )和最终品价格P t 。
(五)资本品生产者
资本品所有者在最终品市场上以P t 的价格购买投资品I t ,结合中间品生产企业折旧资本以更新企业家资本,对应的资本累进方程为
其中,κ i 反映了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
表示外生的投资冲击。那么,资本品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二)离合词“A了个B”与网络语“A了(嘞)个B”在不同的语体中使用。前者一般在书面语体中或是在正规场合的口语中出现。而后者则主要出现在网络即时工具聊天，网络游戏或者网络论坛中，不过现在也开始“入侵”到非正规场合的口语中，用以表示幽默和时髦。如：
(13)
令式(13)关于I t 一阶导数为零,可以推导出资本品的垄断供给价格Q k,t 。
(六)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从耐心家庭获得储蓄存款
结合自有资本
向缺乏耐心家庭和企业家提供信贷,相应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为
其中,cap t 表示外生的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商业银行自有资本损失所造成的信贷供给波动等),该冲击具有稳态值为1的AR(1)形式:
对于商业银行相关决策制定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即商业银行总行从整体上确定信贷供给总量,而分支银行负责对缺乏耐心家庭i 和企业家i 制定贷款利率,从而影响信贷总需求。利用对最终品加总的分析范式,分支银行之间的垄断竞争导致银行间的再融资利率
为实际存款利率的加成,即
商业银行总行的信贷供给决策借鉴盖特勒(Gertler)[20]等的模型,在t 期末,商业银行的资本累进方程为
(14)
作为委托人(耐心家庭)的代理人,银行家存在激励将银行资本转移出商业银行,为避免银行家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这里引入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将商业银行杠杆率内生化。具体来讲,银行家每期能够将商业银行总资本的一定比例(比例系数为λ )转移出银行部门,若每期存在γ B 的外生概率使商业银行退出市场,则商业银行的预期终生利润为
(15)
为实现银行家的激励相容约束,商业银行的最大化预期终生利润必须不小于银行家能够转移出商业银行的资本,即
为求解这一不等式约束条件,采用盖特勒(Gertler)等[20]的模型中关于
的递归处理方式,将商业银行的预期终生利润表示为
其中
将的递归表达式代入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并移项整理,可以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总量与其自有资本成正比,即
2.2 两组患者3个月后月经改善情况比较 术后3月，观察组患者月经改善率100.00%，对照组月经改善率只有80.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163 2，P<0.05)。见表3。
(16)
式(16)中,商业银行的内生化杠杆率系数为φ t 。商业银行的资本累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银行的当期资本净收益
另一部分是经济系统为了维持其自有资本存量固定不变,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馈赠
故商业银行i 资本累进方程为
将商业银行内生化杠杆率φ t 带入式(14),同时假设经济系统每期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馈赠为其当期信贷供给总量的
因此,商业银行的资本累进方程为
(17)
(七)市场出清、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
本文模型中存在三类市场,分别是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和最终品市场,这三类市场需要分别出清。为封闭模型,这里去掉前文中相关变量的主体标识符(如i 、j 和s 等)。前文已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进行了说明,这里仅需住房市场和最终品市场出清。假设住房市场短期供给弹性为零,即
最终品市场出清条件为如下资源约束方程:
同龄、同乡、同年大学毕业，四岁以前连母亲都相同。这是苏楠做梦也想不到的。和李峤汝这么多的缘分，全世界也罕见。
(18)
式(18)中,政府支出G t 服从AR(1)形式的外生冲击,Adj t 表示前文中所有的调整成本,式(18)后两项分别是宏观审慎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住房抵押贷款比的监管成本。
相对于耐心家庭,较低的折现因子β I (β I <β P )表明缺乏耐心家庭i 通过住房抵押贷款维持预算平衡并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
由于学生的每天的课余时间、每天的课程不同，笔者估计每天能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大约总共有2h左右。笔者设置每天的时间为1到3h，且为了更精确地分析体验的差别，将问卷以四个时间段进行分组，分别是:1h以下、1～2h、2～3h、3h以上。再以五个流畅特征为变量，以这四个时间组别为标准，进行方差分析。
(19)
ln(cap t )=ρ cap ln(cap t-1 )-
(20)
式(19)—(20)中,ρ m 和ρ cap 分别反映了上述两种监管政策工具的调整频率,φ mI 和φ cap 分别是其对盯住变量的弹性系数。最后,中央银行利用名义利率制定货币政策,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R t 之间的费雪方程式为1+r t =(1+R t )E t (π t+1 )。此外,扩展传统Taylor规则使之包括社会信贷总量的关注(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即
ln(r t /r ss )=ρ r ln(r t-1 /r ss )+
[(1-ρ r )/r ss ]E t {φ π ln(E t [π t+1 ]/π ss )+φ Y ln(Y t /Y ss )+
(21)
σ B +σ l,mp (σ φ +σ mltv +σ cap )
三、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为了对模型进行分析,本文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经典文献和相关统计数据,对模型中与长期均衡相关和方差较小的参数进行校准;对波动幅度较大以及驱动模型动态行为的参数则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估计。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CEIC)和Wind数据库。
(一)参数校准
为了能够求解出模型稳态,需要对相关结构性参数进行校准。这里参考克里斯蒂亚诺(Christiano)等[23]的方法,将劳动对家庭效用的贡献程度参数内生化,其他参数利用相关经典文献和统计数据进行校准。具体校准值见表1(1) 限于篇幅,这里只报告参数校准值,具体校准依据可以向笔者索取,后文贝叶斯估计与此类似。 。
表1 参数校准值
(二)贝叶斯估计
对于模型中的动态参数和波动幅度较大的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估计。贝叶斯估计需要预先设定参数的先验分布,这里将根据相关经典文献进行恰当选取,以保证其能覆盖合理的参数空间,对于具有AR(1)形式的外生变量自相关系数和标准差,以大部分文献中的先验分布进行设定。随后,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表2中的先验参数进行估计。考虑到采用实际货币政策方程中名义利率对预期通胀的弹性系数φ π 的校准值会使估计过程中出现随机奇异性,导致后验估计的稳定性较差,故这里将该参数校准为1.1后进行估计。贝叶斯估计所需观测数据包括2003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包括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住房价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通货膨胀率、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名义平均贷款利率和名义存款基准利率。
表2后三列为相应参数的后验分布。可以看出,两类家庭面临同等程度的住房调整成本,相对于耐心家庭,缺乏耐心家庭住房偏好冲击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后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较大;价格调整频率低于工资调整频率;在所有外生冲击中,政府支出的持续性较强(为10个季度),投资、技术进步和政府支出冲击的标准差较大,三者之中投资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最大。
移动机器人可以自行组织运行和自主规划，其基础在于定位精度和导航准确性。通过导航定位可获得机器人所在的位置、方向，再分析实验数据，建立运动模型，从而完成路径的规划和目标跟踪。
四、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机制分析
为了对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最优协调机制进行分析,本部分首先从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的视角求解不同外生冲击下上述两类政策目标函数下的最优政策参数,对政策工具福利效果进行评价。随后,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进行分析,尤其当单一监管工具引起金融机构监管套利行为时,额外监管工具对上述溢出效应的修正作用,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需要相互配合以避免单一监管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监管套利行为引起宏观经济的长期波动性加剧。最后,针对部分研究将其他变量作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变量的研究,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2 结构参数与动态参数的先验分布与后验分布
(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福利效果
根据传统货币政策理论,社会福利损失来源于价格(和工资)调整成本。为了对金融部门失衡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波动的福利效果进行评价,这里需要扩展传统上仅考虑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安吉利尼(Angelini)等[24]认为,宏观审慎应以金融稳定为核心,同时兼顾抑制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从操作层面来讲,需要重点关注金融稳定和能够反映信贷市场波动的相关金融指标。本文将商业银行内生杠杆率、动态住房抵押贷款比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工具的波动性作为金融稳定关键指标,以社会信贷总量波动作为衡量信贷市场波动性指标,同时考虑产出缺口波动,从而将宏观审慎部门的目标函数定义为
(22)
其中,κ y,mp 和κ l,mp 分别反映了产出缺口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商业银行杠杆率)波动相对于社会信贷总量波动在福利损失函数中的权重。伍德福德(Woodfood)等[25]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函数应重点关注通胀和产出波动性,故将其目标函数定义为
反映了产出缺口在货币政策福利损失函数中的权重)。结合宏观审慎部门的目标函数,可以得到最优合作均衡时的全局社会目标函数(拉姆齐规则):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调整，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我国企业必须从内部控制助手，加大内部控制力度，消除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实现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为保证企业的健康、规范、稳定成长提供保障。
式(21)中,ρ r 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平滑程度,φ π 、φ Y 和φ b 分别是名义利率对预期通胀、产出缺口和社会信贷总量波动的弹性系数。
(23)
为了求解不同外生冲击下上述两类政策的最优反应参数,需要对式(23)中目标函数的权重参数进行赋值,为统一标准,这里参考李天宇等[17,24]的赋值结果,令κ y,cb 和κ y,mp 都等于0.5、σ φ,mp 为0.1。此外,考虑到不同变量的波动性不在一个数量级,因此调整相关变量波动性,使其方差在一个数量级上。在不同外生冲击下,从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的视角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最优参数及其对应的福利损失情况见表3,其中非合作均衡结果是在纳什均衡条件下得到的局部均衡最优参数,最优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调整频率参数ρ mI 和ρ cap 等于0。
这种创设情境的教学效果十分明显。笔者发现，课堂上学生热情极高，积极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在互动中轻松掌握并运用了这一主题的相关词汇，记忆深刻，同时其情感价值观也得到了有效引导。
合作与非合作均衡视角下两类政策协调搭配的最优参数及其福利损失情况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1)从整体上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合作的方式协调搭配能够普遍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其效果却与冲击来源相关:若经济波动由两类家庭住房偏好和投资冲击引起,两者之间相互合作效果最好;若外生冲击由政府支出冲击(或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引起,两者之间相互合作所产生的福利增进并不明显,即货币政策可以保持自身独立性。(2)从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稳定角度看,若经济波动是由企业家资本收益的风险冲击引起,货币政策应该强化对信贷总量波动的反应力度,宏观审慎部门应适度降低对相应工具目标变量的反应水平,这表明此时货币政策致力于维护金融稳定的效果显著;若经济波动由技术进步引起,则宏观审慎部门应重点使用银行资本监管这一工具,货币政策应强化对通胀的反应力度;若经济波动由投资冲击引起,则货币政策应该紧盯通胀,宏观审慎部门并不需要对其工具目标变量的反应力度做出修正。(3)两类家庭部门住房偏好冲击和投资冲击所引起的金融部门过度波动是社会福利损失的重要来源,尤其当经济波动是由企业家资本收益的风险冲击引起时,紧盯信贷总量的货币政策能够非常显著地降低金融部门的福利损失。(4)无论两类政策工具以何种方式协调搭配,考虑社会信贷总量的货币政策总能实现福利增进;当外生冲击来源于政府支出冲击(需求冲击)或考虑信贷总量的货币政策冲击时,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中的住房抵押贷款比并不适合对住房信贷波动做出反应,此时逆周期宏观审慎应以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为主。
因此,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有效配合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稳定,多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能够降低单一政策工具维护金融稳定的负担,尤其当单一监管政策工具可能引起金融部门监管套利行为时,宏观经济的长期波动性可能加剧,降低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配合的有效性,这需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相互配合降低金融部门的福利损失、对应的协调变量及其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机制进行分析。
表3 合作与非合作均衡视角下两类政策协调搭配的最优参数及其福利损失情况
注:冲击的标准差为1%,福利损失数量级为10-5。
(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传导路径分析
单一监管政策工具可能导致金融部门通过监管套利行为降低监管政策有效性,本文将在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状态下,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及其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协调搭配的机制进行分析。大量研究表明,金融冲击(包括企业经营风险冲击和住房市场冲击)已经成为当前阶段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因此这里将分别在缺乏耐心家庭住房偏好冲击、企业家资本收益的风险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下,对上述两类政策之间协调搭配的传导路径进行分析。
1.缺乏耐心家庭住房偏好冲击
选取我院2016年1月～2018年6月老干部病房收治的100例患者分为优质护理组及护理风险评估干预组两组。优质护理组50例，男34例，女16例；年龄77～87岁，平均（63.27±2.85）岁。护理风险评估干预组50例，男35例，女15例；年龄76～88岁，平均（63.42±2.96）岁。组间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缺乏耐心家庭住房需求的上升导致其增加对住房的需求,加之房价上涨,这两者使其对商业银行住房信贷需求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家信贷供给减少,企业家资本存量下降,价格粘性导致劳动力市场不能快速出清,引起社会总产出和通胀的下降,企业家经营风险快速上升,商业银行因社会总产出和通胀下降而降低存款利率,导致耐心家庭对商业银行储蓄下降,商业银行杠杆率出现了1.5%的上升,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如图1(2) 其中,MP 表示非合作均衡下仅包括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Non+MP +LTV +CR 表示非合作均衡下包括货币政策和两类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搭配的脉冲响应;Co+MP +LTV 表示合作均衡下包括货币政策与抵押贷款比的脉冲响应;Co+MP +LTV +CR 表示合作均衡下货币政策与两类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搭配的脉冲响应,图2与图3与此类似。所示。
在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耐心家庭i 存在如下预算约束:
图1 1%标准差正向缺乏耐心家庭住房偏好冲击下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2.企业家资本收益的风险冲击
②大数据技术的运算工作基于强大的计算机处理系统，数据获取和整合速度快，便捷性程度高，方便城乡规划人员与管理者进行设计与决策，且有助于资源的合理调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规划的经费开支[1]。
社会融资规模的上升使宏观审慎政策部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导致社会信贷供给总水平的上升幅度有所下降,前述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均有所缓解,社会福利损失水平降低。然而,当仅使用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工具时,实际存款利率的上升意味着银行间拆借利率的上升,此时企业家较高的资本租金率意味着商业银行通过将信贷资源转移到对企业家的信贷供给决策上来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将导致其对缺乏耐心家庭住房信贷供给水平的降低程度更大,房价下降程度也更大,而住房调整成本的存在使住房市场不能快速出清,从而宏观经济的短期、长期波动程度均加大,即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程度增加,在合作状态下,包含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仅包含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脉冲响应图中,缺乏耐心家庭住房信贷在后者状态下相对于前者状态下的波动幅度更大便证明了这一点。若此时能够降低对缺乏耐心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比,使住房信贷需求下降的程度有所缓解,整体上便降低了因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通过住房市场波动所导致的社会总产出、通货膨胀等变量的波动性,进而也就降低了社会福利损失。
天明了我就往回赶。从木港镇到石浮村也就三十里，转来我走得慢，天擦黑了才到那儿。到村里讨了点儿吃的，在桥头人家屋檐下将就歇了一夜。次日清早，我壮起胆子踏上了石浮桥。我光看桥面，不敢瞄流动的河水，这样就少了许多惧怯。只是头晕得很，昏头昏脑的，走着总觉得不大稳当。过了一半，迎面大步流星走来个后生，我一紧张，打个趔趄，身子就砸在桥边滑进了河里。后生跑过来跳下河，把我推上石桥，扶我过了桥转身就跑了。
3.货币政策冲击
当期名义利率上升导致耐心家庭降低消费、增加储蓄,这使得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总量增加,银行间拆借利率下降,缺乏耐心家庭增加消费和住房需求,尽管商业银行对企业家信贷供给水平下降,但两类代表性家庭劳动供给的上升依然使社会总产出增加近1%,银行间拆借利率的下降导致企业家资本租金率降低,通货膨胀下降。此外,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总量的增加和银行间拆借利率的下降导致自有资本降低,在此期间出现了杠杆率升高的现象,如图3所示。
图2 1%标准差正向企业家资本收益风险冲击下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图3 1%标准差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下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商业银行对缺乏耐心家庭住房信贷和社会信贷供给总量的增加,使其利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抑制上述两者过度波动从而平滑经济周期成为可能。然而,表3中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政策参数却表明,无论在合作或非合作状态下,用来降低缺乏耐心家庭住房信贷需求的抵押贷款比工具并不适合此种经济背景,这是因为房价下跌会自然引发耐心家庭增加住房需求,若此时以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盯住住房信贷波动,则商业银行会因监管套利行为导致其对企业家信贷供给水平急剧收缩(若以房价波动作为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盯住的目标变量,则商业银行将对缺乏耐心家庭的信贷供给水平更高),最终放大了社会总产出、通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此外,在货币政策冲击下,无论以何种方式,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相互配合所带来的福利增进并不明显,这也表明从货币政策部门角度来讲,货币政策工具依然是独立的,唯有在其他外生冲击占主导地位时,货币政策才应调整对其盯住目标变量的反应程度,并与宏观审慎政策部门就其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相互合作。
此外,若冲击来源于耐心家庭的住房偏好冲击,则表明房价并不是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的目标变量,因为正向耐心家庭住房偏好冲击导致房价上涨,商业银行对缺乏耐心家庭信贷供给水平下降,若此时住房抵押贷款比盯住房价波动,则对缺乏耐心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比会上升,企业家获得的信贷量将进一步下降。因此,相对于住房信贷,房价不应成为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盯住的目标变量。另外,在当前货币政策力度保持固定的前提下,图3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下,若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做出反应,在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背景下,前三个季度的房价上涨会导致至少前三个季度内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将更为剧烈。
(三)稳健性检验
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在耐心家庭住房偏好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引发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下,房价并不适合作为住房抵押贷款比工具和名义利率盯住的目标变量,针对部分研究所认为的应该将金融部门杠杆率作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目标变量、将信贷市场融资溢价等金融变量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中进行最优政策分析的文献,为增强前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这里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此,参考相关文献将货币政策方程扩展为如下形式,使之包括对商业银行杠杆和信贷市场融资溢价的关注,即
(24)
式(24)中,
表示信贷市场融资溢价。此外,将产出缺口和商业银行杠杆率纳入住房抵押贷款比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决策规则中,即
(25)
(26)
经过计算,相对于式(19)—(21),在货币政策规则和前述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规则中引入额外目标变量并未从整体上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即马勇等[13]研究所认为的政策工具应该简单、清晰,便于政策制定者决策以及为经济个体提供足够的政策预期取向。那么,是否剔除关于信贷量指标的上述两类政策规则能够获得更低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呢?为此,令φ b 、φ mI 和φ cap 全部为0,从而研究相应规则下的社会福利损失情况,为节约篇幅,这里仅报告在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状态下,上述两类政策各自的福利损失情况,具体见表4。
表4 扩展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下合作与 非合作均衡的福利损失情况
注:福利损失数量级为10-5。
表4的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只需包括对信贷量指标的关注,而不需要盯住其他目标变量,因为这并未降低社会福利损失水平;(2)无论宏观审慎政策部门目标函数中是否包括对产出缺口的关注,都不应将产出缺口作为自身政策工具盯住的目标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关注应该是货币政策部门的目标。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之间以合作的方式相互配合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多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使用也能够降低单一政策工具的负担,尤其当金融部门存在显著的监管套利行为时,多种监管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能够降低相关经济变量的长期波动性。此外,上述两类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的有效配合既需要准确识别外生冲击的来源,又需要就政策协调的力度相互配合,避免政策力度搭配失误造成宏观经济过度波动,而这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难度过大,因此在正常经济周期波动范围内,上述两类政策工具分别盯住各自目标,当外生冲击超过一定程度或宏观经济处于非正常时期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合作,是一种折衷但相对易于实现的处理方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现阶段,金融领域内风险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来源之一。货币政策工具因传导链条过长,传导过程中可能因各种金融摩擦而无法对局部领域内金融风险产生足够的抑制作用,抑或能够发挥作用,但较大的反应强度可能会引发宏观经济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弥补了上述不足,其能够针对具体金融领域内风险做出足够反应,降低该领域内金融风险累积。然而,单一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能因金融机构监管套利行为而产生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如何利用多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尽可能降低金融机构监管套利行为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货币政策与其协调搭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住房抵押贷款比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将商业银行决策内生化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社会福利损失情况为评价依据,从合作与非合作均衡的视角探究了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相对于非合作方式,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合作能够从整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社会福利损失的降低程度与冲击来源相关,因此准确识别冲击来源,调整相应政策工具盯住目标变量的弹性系数对于实现两者协调搭配至关重要。而较大的难度使其在正常时期分别盯住各自目标变量,当冲击强度超过一定程度或非正常时期,两者相互配合实现金融稳定的效果明显。
(2)不仅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需要相互配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之间也需要就其工具类型和政策力度进行协调搭配,尤其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住房需求冲击、企业家资本收益风险冲击、投资冲击和技术冲击时,使用单一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能通过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降低监管政策的整体效果,因此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执行需要多种监管政策工具相互配合,将单一监管政策工具所带来的政策外溢效果降低到最低程度,努力实现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
(3)宏观审慎政策应以金融稳定为唯一目标,其考虑产出缺口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运转,且不一定能够实现监管部门的目标。此外,住房抵押贷款比盯住房价仅在有限冲击下具有可行性,该变量并不是住房抵押贷款比的全局目标变量,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信贷量指标作为盯住的目标变量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该政策目标简单、清晰,也便于政策制定者制定决策以及为市场提供有效的预期。最后,作为全局变量,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关注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也应对社会融资总量波动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配合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从整体上对金融系统失衡做出修正,共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 BORIO C,ZHU H.Capital Regulation,Risk-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08,8(4):236-251.
[2] IMF.Lessons for Monetary Policy from Asset Price Fluctuation [R].Washington,D.C.:IMF World Econimic Outlook,2009:1-4.
[3] N’DIAYE.Countercyclical Macro Prudential Policies in a Supporting Role to Monetary Policy [R].Washington,D.C.:IMF Working Paper,2009:1-23.
[4] TAYLER W J,ZIMBERMAN R.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Credit Spread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6,26(8):144-158.
[5] BEAN C,PAUSTIAN M,PENALVER A,et al.Monetary Policy after the Fall [C]∥ Proceedings-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Jackson Hol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2010:267-328.
[6] PARRIES M D,SORENSEN C K,RODRIGUEZ-PALENZUELA D.Macroeconomic Propagation under Different Regulatory Regimes:Evidence from an Estimated DSGE Model for the Euro Area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2011,7(4):49-113.
[7] SHIN H.Macroprudential Tools,Their Limits,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Monetary Policy [R].Washington,D.C.:IMF Quarterly Review,2012:37-49.
[8] PAOLI B D E,PAUSTIAN M.Coordinating 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17,49(2):319-349.
[9] SVESSON L E O.The Relation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polic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2012,8(S1):293-295.
[10] SUH H.Macroprudential Policy:Its Effects and Relationship to Monetary Policy [R].Philadelphia: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2012:1-41.
[11] SUH H.Dichotomy between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on Credit and Inflation [J].Economics Letters,2014,122(2):144-149.
[12] RUBIO M,CARRASCO-GALLEGO J A.Macroprudential Measures,Housing Markets and Monetary Policy [R/OL].[2018-11-11].http:∥ideas.repec.org/p/cpm/dynare/023.htm/.
[13] 马勇,陈雨露.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与搭配:基于中国的模拟分析 [J].金融研究,2013(8):57-69.
[14] 马勇.植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 [J].世界经济,2013(7):68-92.
[15] 王爱俭,王璟怡.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J].经济研究,2014(4):17-31.
[16] 梁璐璐,赵胜民,田昕明,等.宏观审慎政策及货币政策效果探讨:基于DSGE框架的分析 [J].财经研究,2014(3):94-103.
[17] 李天宇,冯叶,张屹山.宏观审慎政策的信号识别,规则确立与传导路径分析 [J].经济评论,2017(5):123-138.
[18] BERNANKE B S,GERTLER M,GILCHRIST S.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J].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1999,1(C):1341-1393.
[19] CALVO G A.Staggered Price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3,12(3):383-398.
[20] GERTLER M,KARADI P.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58(1):17-34.
[21] JORDA O,SCHULARICK M,TAYLOR A M.When Credit Bites Back [J].Journal Money Credit Bank,2013,45(2):3-28.
[22] JORDA O,SCHULARICK M,TAYLOR A M.Leveraged Bubbles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5,76(12):1-20.
[23] CHRISTIANO L J,MOTTO R,ROSTAGNO M.Risk shock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1):27-65.
[24] ANGELINI P,NERI S,PANETTA F.Monetary and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R].Rome:Bancad’Italia Discussion Paper,2011:1-38.
[25] WOODFOOD M,WALSH C E.Interest and Prices: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J].Macroeconomic Dynamics,2005,9(3):462-468.
The Coordin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 -Prudental Policy in China
WU Zhihua,WEN Jun,LI 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SGE model which includes two macro-prudential regulatory policy tools:mortgage ratio of housing loans and capital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and endogenous commercial banks’ decision-making.It explores the coordination and collocation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prudential regulator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and non-cooperation equilibrium.Research shows:1)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policy can achieve lower social welfare loss,the degree of loss reduction is related to the types of shocks,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e to credit fluctuations is much smaller.2)Monetary policy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macro-prudential regulatory policy on credit objectives,the macro-prudential regulatory policy should take financial stability as its sole objective,even if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fluctuation of output gap in its objective function,i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decision variable.3)In order to avoid arbitrage caused by a single regulatory policy tool,macro-prudential regulatory policies need a variety of tool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minimize the overall spillover effect of regulatory policies.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macro prudential policy;regulatory arbitrage;financial stability;social welfare;DSGE model
[中图分类号] F8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9)05-0060-14
DOI: 10.15896/j.xjtuskxb.201905007
[收稿日期] 2019-01-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214)
[作者简介] 吴智华(1986- ),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温军(1978- ),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高原)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宏观审慎政策论文; 监管套利论文; 金融稳定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DSGE模型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