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中国论文,成立以来论文,高校学生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可以分作两项，一项是当前中心工作、时事政策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①与此相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包含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推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经历了一个逐步正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根据其历史背景、目标要求、重点内容和规范化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围绕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展开，时间大致为1949-1952年：第二阶段，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时间大致为1953-1956年；第三阶段，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基本内容，时间大致为1957-1961年初；第四阶段，以反修防修为主要内容，时间大致为1961-1966年；第五阶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心，时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六阶段，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时间为1979-1987年；第七阶段，继续深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与实践教育，时间从1987年至今。下面对这些进行具体的说明和总结，这对于进一步认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和改进当前高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增强教育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共同纲领》提出，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②这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指针。
在1949-1952年期间，高等院校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出发，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三门，即“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其中核心课程是“新民主主义论”。形势与政策教育一般没有纳入课程体系，但却密切结合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而实际存在。有的学校将时事政治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来讲授；有的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时事学习委员会”， 组织学生学习时事政治；也有一些学校专门开设了时事政治课程。种种探索表明，“时事政治”已成为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内容。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和防止教条主义的需要，也是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素质，促进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政治社会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
根据中央统一布置，1952年前后，全国各高校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三反”“五反”运动，对高校师生普遍进行了形势与任务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教育、划清敌我界限的阶级观点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等等。
在土改教育中，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和宣传党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政策；同时，组织学生参加土改实践，从中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实际，接受到生动而又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自1950年下半年，全国学校都掀起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时事政治教育运动。当年1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社论。社论指出：我们今天一切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各级高校教育还是在一般民众中的宣传教育方针，都要配合当前国家的总的形势，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教育部就此指示各级学校：“要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部制定的《时事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目标是：第一，从本质与事实两方面认清美帝的真相，更加仇视、鄙视、蔑视美帝，鼓舞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第二，反对一切麻痹、恐惧、急躁心理，提高警惕，沉着准备，为保卫和平，制止侵略战争而斗争。各高等学校普遍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时事学习和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为了推动学生的时事学习，教育部于1951年4月18日通令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普遍设立时事学习讲座，并成立在教务长领导下的由学生、政治课教师、教职员工代表组成的时事学习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时事学习。教育部还决定每月举办一次时事专题报告，各院校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学生传达一次，并组织讨论一次，以提高学习效果。
1951年7月，教育部在《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课讨论会的指示》中特别指出，时事学习应着重于时事政策的教育，配合社会政治活动，解决学生现存的一般思想问题。强调既要防止和纠正把政治课只满足于临时的社会政治活动或片段的思想问题的解决而忽视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偏向，又要纠正和防止不联系学生思想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偏向。
1952年，结合“三反”“五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相继在全国高等学校师生中普遍开展起来。这次学习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听报告、读文件、以自我批评为主，辅以师生间相互热忱帮助。这次学习运动，在学生中批判和澄清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点。
不管是学习的内容，还是学习的方式，这一时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方式都是结合政治运动而开展的课外教育活动。它既顺应了当时高校学生高涨的政治热情，也对促进高校学生转变政治立场，认同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了积极的成效。
二
从1953年开始，适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逐步调整为四门：“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具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明显特点。其内容和要求主要在于，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宪法》，开展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等。
1953年6月，在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全体团员学习四方面的内容，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学习各种生产业务和各种工作业务知识。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指示各地“特别是要加强高等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学生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以便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③。1955年4月25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子载，在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这样总结道：“各校一般都注意了时事教育，组织了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学习，特别是深入地宣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④
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着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各高校先后普遍地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和报告。通过学习，青年学生一般都掌握了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认识到“一化三改”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重大决策；同时，也认识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在学习的过程中，着重引导学生划清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既避免“言不及义”又注意克服一般化、抽象化，空喊政治口号的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实际就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大学生对《宪法》的学习，主要是着重理解制定宪法的重要意义、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认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认识中国革命的艰苦道路和今后的伟大目标以及宪法与自身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利用时事学习时间，青年学生还参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与政治理论课相关内容的学习一起，着重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还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的学习与教育。1954年，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团中央和上海团市委的三个报告，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思想道德教育。全国规模的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一年。各高校抓住《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典型案例，运用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诸如“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哪些途径来腐蚀我们青年？”、“青年学生应当如何防范？”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政治理论课、时事报告会，正面向学生阐述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准，从而增强了广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意识，帮助学生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观念。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有成效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也适应了当时学生的学习心理和政治趋向。作为课外活动的一种方式，经常的时事教育制度的建设受到重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子载讲，政治理论课要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密切地配合起来，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实际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重要政策。他还提出，开展时事教育，要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重要纪念日和节日，定期举行各种专题讲演和报告。每个班可组织时事学习小组，定期举行时事座谈和漫谈。⑤1956年12月11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各省市团委和学校工作干部会议上指出：学校的时事和政策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门课程。他指出，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可以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坚定自己的人生观，这样，懂得世界大事就不会上当，同时，也密切了广大知识青年和党在思想上的联系。他还提出，学校里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时间，每两周一次，每次2小时。
也应该指出，从1949-1956年这一整个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和类似今天所进行的思想品德课的内容混合在一起的，同时，它与纳入课程体系的政治理论课的互补性突出。这与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政治性特点是相适应的。
三
1956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动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曲折中向前发展。针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共中央看来，东欧事件主要是由于内部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没有肃清反革命，没有分清是非与敌我，没有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对各个部门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这样讲：“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他明确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段话既是对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可以放松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说的，也是对那些在苏联和东欧事件影响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说的。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在这个讲话中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⑥同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除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⑦。
根据这些指示精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设置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停开了原来的四门课程，新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教育部在《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中明确规定：该课程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配合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时编写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选读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要求在进行讲授和辅导时，必须密切联系学生思想实际。但在实践中，却简单化地变成主要是批判在大鸣大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思想问题，而置系统的理论教学于不顾。就其内容和组织形式而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不只是单纯的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还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一种替代。教育部政治教育司下发的《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中明确地谈到：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任务，毛主席的著作和国内外重大时事，应当占用政治课的正课时间及时进行教学。以改变这以前“一般未列入课堂内学习，甚至课外也几乎没有学习”的状况。⑧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地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其影响波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各高校学生中开展的红专辩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志，应该是又红又专。各高校就此进行了红专教育，它采用的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1957年10月首先从上海各高校开展的红专辩论迅速地在全国各高校展开。其后又向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向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辩论和批判最终导致的是“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
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立即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和有关文件，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学习和辩论。就此，围绕“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等问题，全国各高校开展了保卫“三面红旗”的学习运动和大辩论。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与越来越严峻的内外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特别重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这种教育不在于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严峻而不宽容，紧张而不从容。当然，从教学规律来讲，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始被纳入课堂体系内，尽管只是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但这却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化的准备。学生普遍关心的形势与政策问题，只有通过针对性强的课堂教学并辅之以必要的社会实践才能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其中，进课堂是形势与政策教育正规化的必然要求。
四
1961年4月，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制定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意见》认为，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包括两类：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二是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为各专业各年级的必修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的政策。《意见》规定，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一般平均每月4-6学时。至此，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设置结束了只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局面。形势与政策教育（当时称“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或“思想政治教育报告”）与“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并列为共同政治理论课程。
9月，《高教六十条》公布，条例第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各专业都必须加强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指导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条例并规定了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时间。1963年8月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规定（草案）》。规定指出，高等学校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内容同样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报告两个部分。
至此，高校政治理论课基本定型化，它成为这以后“两课”的雏形。当然，这种定型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打断。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发展了他在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翌年9月，中苏之间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论战。这些都对当时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高等院校，争夺青年学生、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教育部因此决定把阶级斗争作为学生学习的一门主课，从此，形势与政策教育被纳入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
1964年7-8月间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政治理论课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所担负的重大任务；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高等学校应该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形势与任务”课的具体要求是：以阅读和讲解当前重大政策文件、报刊的重要社论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为主。会议并且明确要求学校党委负责同志应当经常作报告。
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中，主要是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历次关于阶级斗争规律和阶级敌人本性决不会改变的论述，特别是引导学生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复学习毛泽东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级斗争严重性的分析及有关指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活动中，同时也开展了国内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这些，实际上使一些学生的思想沿着“左”的路线发展，影响了学生政治上的健康成长。
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在运动期间，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22万余名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各类学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在运动中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这在主观愿望上是不坏的。但是，由于高等学校主要采取停课参加运动的做法，冲击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它以社会实践的形式，代替了正常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以所谓阶级斗争的大课堂代替学校教育的课堂，让学生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完全脱离学校、脱离专业，去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这既违反了教学规律，也是得不偿失的。
60年代前期，在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在学生中还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必修课，作为思想改造和反修防修的根本途径。从1964年起，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逐渐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所代替，科学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被忽视和大大削弱。它既强化了学生对于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冲向社会、批判一切的偏颇心理，从而影响了学生思想上、政治上的健康成长。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些在校学生在政治上的思想情感日益“左”倾，不再安于平静的学习，而要直接参与到阶级斗争中去。这既表明了部分学生的思想情绪是在什么背景下被鼓动起来的，预示了在“左”倾错误诱导下，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将进一步被引向错误的道路，也表明了形势与政策教育乃至整个政治理论教育的严重失误。
五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特殊时期。在有些论者看来，这一时期是思想政治教育当然也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空白期或者说是瘫痪期。就其对于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冲击与破坏而言，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存在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也存在着，只是存在的过程、内容、方式和特征与此前后都不大一样。
如果说在这以前，形势与政策教育已经开始偏离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轨，偏离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规律的话，那么，以“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发端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则把这种偏离扩大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全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成为一回事，而形势与政策教育也就等同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了。1966年8月，“十六条”也就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任务是“斗私批修”、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心杂念、歌颂“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打倒党内走资派。其中心内容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化，把许多社会主义原则当做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来批判。其方法是“大批判开路”，以所谓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代替制度化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并且取消了系统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是强调所谓在斗争中学习，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政治运动学习。先是北京大学出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继之以“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所谓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形成了“停课闹革命”的混乱局面，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严重破坏。“停课闹革命”持续四年之久，正常的课堂学习基本不存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各高校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运动。在批判中否定了建国十七年中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广大学生被要求进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进行所谓的世界观的改造。1969年中共九大后，全国开展了从上到下的所谓“斗、批、改”运动。在高校，这场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也波及一些有着不同认识的青年学生。
1970年下半年高校恢复招生，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这种“教育革命”赋予高校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的任务也就是所谓的“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各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也开始恢复，开设了“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⑨其具体做法是，根据政治运动形势开设课程，选学有关的毛主席著作；改变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方法，急用先学，边干边学。其中心内容仍然是宣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宣传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论证“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教学活动虽然开展了，但常常受到冲击，常常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挤占或取代。“九一三事件”后，形势与政策教育开始从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中有所转变。但1973年下半年的批“复辟回潮”风打断了这种努力。学校刚刚恢复的正常秩序又遭破坏。先是批判修正主义回潮，批“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将路线教育渗透到学科领域，学儒法斗争史，又让学生到工厂、农村，学工、学农。
1974年1月，全国范围掀起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林批孔”运动。高等学校又陷入其中。批判活动代替了刚刚有所恢复的思想教育活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全国高校转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年8月，毛泽东对于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发表，全国又开展了评《水浒》运动。各地高校，把评《水浒》，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和反对“复辟、倒退”作为每个学生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政治任务。1975年11月，采用“群众性大辩论的方法”，在全国高校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形势与政策教育就这样始终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这一时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其特殊性在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泯灭了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它不再服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教育教学规律，而是从属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斗争的实际，课堂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天天有学习、天天有批判”，从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校建构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实际被废止，形势与政策教育以特殊的样式完全替代了系统的、完整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科学的政策教育。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又是以坚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来进行的，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它表面上强调“突出政治”，但其实际的效果却是学生思想的混乱，导致的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政治狂热或政治迷惘，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科学的、正常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声誉。
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等学校普遍加强了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从政治运动和批判的方式转向正面教育和疏导的方法，特别注重了针对性、科学性和经常化。1980年7月，教育部制定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文件明确指出：形势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以及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形势教育主要是讲解国内外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认识显然是对前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总是将三者混淆的一种纠偏，同时也是对于三者的一种清楚的定位和分工。
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基本路线，突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1980年前后，部分高校学生中一度表现出怀疑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怀疑马列主义、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情绪。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意见》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的根本，是今后长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1981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要利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时间，举办专题讲座，有针对性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1981年起，根据中央的布置，高等学校组织师生先后学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文件、《邓小平文选》等重要文献，系统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在学习中，安徽、山东等地的省市领导深入到学生中，带头宣讲“决议”精神，受到学生的欢迎。
这一时期，高校部分学生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有关政策和形势认识不清而引发学潮的情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教育部于1985年10月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各地党政领导和高等学校积极采取对策，加强对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其中，1985年11月23-27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型座谈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与青年学生代表座谈，直接进行传统教育和有关形势政策教育，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影响。在这一活动的推动下，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直接深入高等学校，面对面地同青年学生接触、座谈，回答问题，沟通思想；坚持疏导方针，因势利导，向师生坦诚地提供真实的全面情况；正确地对待师生的意见和要求，对正确的意见有条件的立即解决，一时条件不具备的向师生讲清情况，对错误的意见不作无原则的迁就。此后，领导干部直接到高等学校面向师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逐步形成制度。
1986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对高等学校学生深入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通知》。通知的背景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苏、中日等关系，成为学生关心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和社会上对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成为影响学生思想认识的可能因素。因此，通知要求，在新学年开学后，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等院校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采取暑期社会实践汇报会、回乡见闻座谈会、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和学生座谈、报告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国际形势、外交问题对于高校学生思想认识的影响受到重视。其后，高校开始在文科各专业开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这门课被纳入政治理论课体系中。它的内容与“形势与政策教育”有重叠的部分，但却不能完全替代后者。
同年底，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合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发生部分高等学校学生上街游行事件，并先后波及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10所高等学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各高等学校要加强领导，旗帜鲜明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进一步稳定高校局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使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稳定了高等学校的局势。但是，这一教育中途而废，并没有坚持下去。
为了吸取1986年底学潮的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国家教委专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强调，高等学校必须把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坚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决定》还指出，要有的放矢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经常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努力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决定》提出：形势、政策教育应当列入教学计划。
在总结各校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教委于1987年11月20日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设置“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等5门课，其中“形势与政策”为思想教育的必修课。它表明，形势与政策教育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它和思想品德教育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
七
1987年后，形势与政策教育不再是习惯的作大报告、一般化的教育方法，而是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中。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就教学内容而言，这一时期尤其是1998年以来，教育部每年都要分上下两个学期，颁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以规范教学内容。具体地讲，教学内容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紧密联系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紧密联系党和国家的新举措新实践，进行深入的国情教育、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努力回答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教育因为它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在高校学生中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988年5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施意见》，就“形势与政策”课的性质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材等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其中，“意见”规定了这门课程四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即：(1)《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目的、意义、学习的方法、途径；观察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2)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发展现状和趋势；党和国家实现现阶段任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3)当前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立场；(4)大学生在形势政策方面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的情况及政策。⑩其后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一般也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根据形势发展来设计的，尤其着眼于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于总路线（政策）、基本路线（政策）、具体政策的教育引导。就国际形势而言，把握“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这一基本命题，抓住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大趋势，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就国内形势而言，则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依据改革开放的新鲜实践，从实现温饱到总体实现小康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讲成就，也讲挑战。在形势教育的基础上，围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既包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等基本政策教育，也包括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构成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内的中心任务和要求的实施办法或者说具体政策，比如加入WTO、两岸关系、国企改革、三农问题等内容。
在这时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明确。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课堂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11)的教学方法。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1989年秋、冬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促进了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在此前后，邓小平就讲：“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2)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因此，他提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13)在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9年7月12日，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新学年对学生集中进行政治教育和理论教学的通知》，要求“各高等学校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对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和法制教育。”8月，国家教委召开了有109所高校校长、党委书记参加的暑期高校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高校要深入进行形势教育，使高校成为拥护、支持、宣传改革的阵地。全国高校在新学期开学前后，都集中了一段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形势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共国家教委党组的部署，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又围绕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试用本）》，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论教育。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实践成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代大背景。高校学生更加关心国家的发展、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一系列的形势热点、理论难点、政策焦点问题需要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展开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引导和更具体的分析。1992年，按照国家教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研讨会纪要》的要求，“形势与政策”和“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一起作为思想品德课的必修课程固定下来。199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时事政策课要以国内外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生动、现实的国情教育。这个要求在其后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得到确认。1995年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德育大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列为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并把“形势与政策”课和日常思想教育工作规定为落实这项德育内容的两个途径。此后，国家教委又于1996年10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和教学管理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这就是：“教学中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密切结合省（市、区）情、国情和国内外大事，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丰富生动的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教学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14)这里提出了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的问题。
1998年，中宣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为“7+1”。“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品德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列入教学计划，平均每周1学时；实行学年考核制度，纳入学籍管理。这表明，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完全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为了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教育部社政司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撰稿，并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时事》编辑部，从2001年起开始定期制作出版《时事》VCD，作为该课程的指定音像教材；同时，出版《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作为学习辅导材料。
2004年，原有的“两课”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名称为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取代，并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将四年制本科的“7+1”课程精简为“4+1+1”课程。“形势与政策”仍然作为必修课，以“1”的形式存在。2004年11月，中宣部、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每个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学生获取信息与形势政策解释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效性不再明显。但这并没有减轻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任务，相反，更增加了这门课程正确引导和释疑解惑的任务，更加要求这门课程的教学具有针对性，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面上，而要求把道理说透彻，能说服人，特别是强调要立足于帮助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心更加侧重于形势观和政策观以及政策实践方面而不只是形势表现上。这当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相对稳定连续也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形势与政策教育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在1998年邓小平理论进课堂之前、在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之前、在2006年科学发展观进课堂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被正式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内容之前，这些重要的理论内容都在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中得到了重视和体现，都是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讲授的。当然，不可能如思想政治理论课那样进行系统地展开和说明，主要还是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相关内容的学习纲要，以专题专章的形式进入课堂的。
八
形势与政策教育由课堂外而课堂内，由批判肃清错误的思想转变为今天的以正面引导为主，由一般性的时事政治教育逐步规范为形势与政策教育，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有下面三条经验值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者与实践者们重视：
第一，形势与政策教育同社会政治运动、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需要恰当处理。形势与政策教育需要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来选定教学内容，注意针对性、现实性和实效性。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形势与政策教育毕竟是一种教育教学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运动、社会政治生活混淆，更不应该被后者所替代。尽管它们都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但还是应该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当然主要地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方法上。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认识领域里的问题，采取急风暴雨的鸣放、批判方式，往往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既然是一种教育教学活动，则课堂化就是必然的选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就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二，形势与政策教育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同高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之间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形势与政策教育有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重要补充，有时则替代了系统的理论教育而一花独秀；有时它就是高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有时它又是思想品德教育不同的内容，并有边缘化的可能。需要从逻辑上认识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讲，它们三者之间就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不断落实。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讲的是理论的话，则形势与政策教育讲的就是实际，这个实际也就是国际国内的实际；形势与政策教育讲的尽管是实际，但还是理论化了的实际，相对于思想品德教育所联系的个人生活实际而言，则它们二者体现的也还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这种分析出发，人们可以发现，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整个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体系中处于一种重要的中介与过渡地位，从而它不应该被边缘化。
第三，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与青年学生的认知心理的协调，需要有针对性地处理。高校学生从属于青年这一特定的群体。青年既可能是社会生活变迁的推动者，也可能是社会生活变迁的接受者，还可能是社会生活变迁的旁观者。五四以来，青年这一角色经历了一个从“激进青年”(1919-1949)到“革命青年”(1949-1976)再到“现代青年”(1976-)的大变化。(15)研究者认为，这同时也是一个青年人自我归属感从“社会本位”、“社会—个人本位”到“个人本位”的变迁过程。“革命青年” 高度认同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而“现代青年”则从生活方式到精神世界都表现出对政治社会化的拒绝或摆脱。前者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能够产生呼应，而后者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产生排斥。因此，包括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不与时俱进。对于“革命青年”而言，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正确引导的同时，主要发挥解释功能就可以了，但对“现代青年”来说，形势与政策教育更主要的作用应该是引导或疏导，化解其偏颇的心理和认识，强化其正面的认知，提高其政治素质，增强其政策认同和政治认同，发挥引导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的作用。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③转引自龚海泉等编：《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德育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④《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⑤《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第23页。
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0-781页。
⑦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⑧《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33页。
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461页。
⑩《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11)《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6、318页。
(14)《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5)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0、216、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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