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民语文素养与语文教学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养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语文教学论文,国民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对语文教学被批评的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语文教学改革，人们对语文教学的批评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批评，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着重在语文教育界内部进行，属于“争鸣”；后一阶段扩大到整个社会，称为“讨论”。
语文教学的“争鸣”涉及语文课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写真情实感”“淡化语法”“语感教学”“学科性质”“教材建设”等。这些“争鸣”是严肃的、认真的、有成效的，对语文教学理论的建设，以及语文教学的实施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着重谈的是后一阶段的批评，即社会化讨论。这个“社会化讨论”到目前为止，共掀起两次规模颇大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起始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发点是《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的3 篇文章：《女儿的作业》《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以及《文学教育的悲哀》。这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面对中小学语文教学以及大学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在多家报刊上引发了讨论。讨论的话题相对侧重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学评价（考试）两个方面。
客观地说，这轮“社会大讨论”的效果基本上是正面的。文章大都摆事实讲道理，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轮大讨论，对于促使全社会都关注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教师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也并不是不想去改变这种状况（内部多次“争鸣”），但仅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轮大讨论也对2001年正式开始的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不过，在这轮“大讨论”中，对语文教学批评存在的某些片面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影响，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的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1]1 又比如“误尽苍生是语文”。这些评论显然属于非专业的，具有相当程度的感性成分，言词偏激，使一线教师感到难受和委屈，但这还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引起我们的思考，究竟应该如何看我们的语文教学？如何评价我们的语文教学效果？
第二次“社会化讨论”的高潮起始在新世纪初。2004年春，《教师之友》上刊发了《魏书生：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末路》《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钱梦龙：方格之内的圆融》3篇文章，引起了一场网上网下的热烈讨论。这轮“讨论”的背景是“新课程”实验。进行了两年多的“新课程”实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大教师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当然，也可以说，这轮“高潮”是上一次的“纵深发展”，直接触及的是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应该说，无论从“学术自由”，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角度，这些讨论都属正常，但同样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对待历史，如何评价我们的语文教师。
不过，使语文教师更感到难堪的是2005年高考评卷结束后所带来的震动。广东省语文科阅卷组负责人认为“广东考生语文水平值得严重关注”，“考生基础知识不扎实、文字表达能力弱被反复强调”[2]4。在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实验已经进入第五年、高中阶段实验已经进入第二年之际，得到这样一种信息“反馈”，确实使人感到困惑。尽管该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还不是“实验”主体，但这样一种“水平”给教师们带来的压力（心理上、实践上）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语文课程的改革必定还要继续进行，实验还得继续下去，只是对以下两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现阶段我国国民的语文素养究竟如何（是不是比不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三四十年代）？我们如何去评价（衡量）我国国民的语文素养？评价（衡量）语文素养的标准又是什么？（仅仅凭试卷吗？）
第二个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在语文素养形成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如何去评价我国的语文教学？（是不是“误尽苍生”？是不是“失败的”？）我们的语文教学在目前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显然，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或有一个“说法”，我们的课程改革设计者才能设计出更符合实际的计划，而我们的教师（改革实施者）才能目标明确、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以下，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若干思考，以就教于关心语文教学改革的各界人士。
二、在校学生的语文素养及测评方法
“语文素养”指的是语文的修养，包括语文的知识、能力、语文学习方法、语文的情感等。由于语文是母语，这样一种素养显然直接关系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每次教育大讨论，语文教学成效总是受到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
那么，目前我国公民的语文素养究竟如何呢？我们如何测评这种语文素养呢？
1978年以来，全国性的语文教学效果调查，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在1979年冬进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福建、江西两省，对两所学校的初、高中8个班的学生进行作文和语文知识测试，选出300篇作文和300份语文基础知识测试卷进行分析研究。刘国正先生认为，调查的结果反映出“水平相当差和很差的竟占多数……语文基本功太差，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书写混乱，错别字多，不会使用标点，不会记听课笔记，不懂行款格式，不会拼音，不会查字典，不会说普通话。”[3]31 张定远先生认为：“写字、用词、造句、立意、谋篇达不到起码的要求，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思维不清晰，思想不活跃，知识不丰富，这些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3]138
1987年，上海华东师大受国家教委委托，对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多所学校进行调查。这次规模也比较大，受调查学生49260人，语文教师2893人。调查采用的方法还是对学生的语文知识进行测试，以及和师生座谈。“这次调查结果发现学生的语文水平颇有提高，错别字、病句减少了，但阅读和写作成绩仍未能令人满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就全国看，学生水平、层次差距很大，最高成绩接近满分，最低成绩几近零分；其二是各种能力不均衡，构词不如选词，选词不如释词；知识的识记强于理解，能力弱于知识；语言强于语体；作文的内容弱于表达，条理层次弱于语句。从总的来看，语文的应用能力比较差。”[4]
第三次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是香港学者施仲谋先生在1995年进行的。接受测试的有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以及新加坡的61所学校2600多名初中三年级学生。其中选取了大陆14个城市，每个城市3所学校。调查的方式主要也是试卷测试。“受测试的学生总平均分为62.65分，属于中下水平；表示一个学生花了9年时间学习语文，语文能力只是基本达到要求，但距离理想目标尚远，更何况若干地区学生的成绩只得四五十分……”[5]66，“文言文阅读理解方面，内地、 台湾学生的表现比港、澳学生为优，但内地和台湾学生则无大差别。至于写作表达能力方面，错别字、用词不当、病句、结构零乱、内容空泛、文意不清等是各地学生的通病……惟各地也不乏较好的文章，内地学生观察能力较强，逻辑思维比较系统周密；台湾学生善于探讨人生，文字较富感情；港、澳学生则重视抒发感受，内容具体，这是非常喜人的一面。”[5]156
根据这三次测试提供的数据，围绕上述的第一个问题（语文素养的现状及评价标准），我们可以归结这样几点：
这三次测试前后经历近20年，基本上能从一个侧面看出学生的语文素养是逐步提高的，只是“离理想目标尚远”，反映的主要问题还是基础知识及其应用问题。
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所以，实际上主要是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情况进行检测。而高中阶段的情况，应该可以通过高考来了解。
调查的方式主要还是采用测试。只要过程（包括试题设计，以及测试的组织）比较科学，那么其结果还是较为客观的。
然而，这样一种调查（测试）毕竟只反映了某个学习阶段的学生在语文课堂中获得的知识的积累（即使在学校，这种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因为学生的语文素养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完成数学题、历史题这样的应用过程反映出来）。成年人的语文素养则主要应该通过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离开学校后的工作与生活）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如果想真正地认识我国国民的语文素养，除了学生外，还应关注成年人。
三、成年人的语文素养及测评方法
2005年9月至12月，笔者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授“语文课程改革研究”时，组织中文系2002级近200位学生进行了一次名为“我国公民语文素养调查”的活动。我把学生分为四个大组，分别对四类成年人（非在校学生）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调查。
调查对象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35岁之内，即调查对象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读小学的；第二，学历不低于初中毕业，即调查对象已经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
四类成年人包括：A组，公务员（86人）；B组，教师（93人）；C组， 个体劳动者（100人）；D组，其他（上述三者之外，100人）。这个分类法并不很科学，而这次活动的目的只是让学生掌握一点调查研究方法，以及对所调查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每位学生分别采访两位调查对象，并对他们就现阶段的阅读、写作，以及语文水平自我评价等三个问题进行了解。以下是笔者对这三个问题的要点所进行的简单整理与分析。
第一，关于阅读。
“不看书”的所占比例不大，总共18人，这个“书”主要指的是小说等用以“消遣”的。
“阅读时是否有困难呢？”认为“没有困难”的有240人。原因比较简单，“业余阅读，我们当然是找看得懂的。”这次调查，没有专门了解“有没有看‘四大名著’”之类的问题，但从反馈的信息看，被调查者所挑选的“读物”绝大多数都是报刊上短小的文章。至于认为“有困难”的，主要是指看业务书。
第二，关于写作。
回答“没有写作”的所占比重相当大。A组13人、B组6人、C组67人、D组32 人，共118人。B组这6人对“写作”的理解是“写论文”。
而在“有写作”这些人中，在回答“有没有困难”时，教师回答“有困难”和“困难很大”的比重最高，有32人。这很正常。A 组的回答最有意思：“刚开始有困难，写多了就不觉得难了，因为都有固定的格式。”
第三，关于语文水平的自我评价。
认为自己语文水平“好”和“比较好”的，A组28人（约占33％）、B组34人（约占37％）、C组20人（占20％）、D组23人（占23％）。认为自己语文水平“差”的，A组只有5人、B组只有2人、C组则有29人、D组是16人。这些数据和我们的预想基本一致。
“你的语文水平和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是否有关？”，认为“有关”的占绝大多数，既有认为自己语文水平好得益于学校的教育，也有把自己语文水平低“怪罪”于自己不努力学习或学校的教学水平不高。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强调学校只是打基础，出来工作后的实践是相当重要的。
尽管这一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并不很充分，但它毕竟提示我们要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对一个人语文素养形成的意义；另外，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查活动的本身提示我们，应该对成年人的语文素养进行研究，这无论对基础教育还是“终身教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对成年人的语文素养的了解，除了这样一种调查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谈谈如何对语文能力进行了解。
识字、写字能力属于很基本的能力，除了综合地体现在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能力之外，还可以从商店、市场的招牌中去了解这种能力的具备情况（比如汉字书写的正确性）。
阅读能力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了解：
书店销售图书的种类及数量，图书馆借出的图书种类及数量，公民个体阅读兴趣以及遇到的困难，公务员阅读文件的能力，等等。比如，“近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做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只占到全体人口中的5％左右。”[6] 这自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语文素养。
写作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了解：文学创作的情况（作家向读者提供的作品）、商品说明书的书写情况、国民个体写作兴趣以及遇到的困难、公务员写作能力，等等。
口语交际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了解：国际交流时的口语表达（外交言辞），各种场合的演讲、辩论、对话，公民个体日常的人际交往情况及遇到的困难。
上述这几方面都是一个国民语文素养的具体表现，如果对此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科学的了解，这样，才可望对国民语文素养的高低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价。
四、对我国现阶段语文教学的几点建议
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对一个人语文素养高低的评价，不仅仅是看一份试卷（不否认测试是一个重要的手段），还要看他在社会活动中的表现。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谈谈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学对一个人语文素养的形成所应起的作用。按照常理，一个人语文素养的形成，是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影响的，而在学生阶段，语文教学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学生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学校中度过，他们要按教师的指引去完成学业，而教师不但要告诉学生在课内读什么、写什么，还往往提出课外的要求，所以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形成和课堂教学具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每个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受到的家庭和社会影响不同，再加上学习自觉性的不同，他们的语文素养又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班里几十个学生面对同一个教师但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往往会有很大差距的主客观根源。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如果说“课堂”“家庭”还是一个小环境，那么学生的学习生活还有一个大环境，即社会，而这个大环境对他们语文素养的形成，以及整个成长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我们经常批评我们的学生作文讲空话、讲假话，但我们有否从社会上去寻找原因呢？所以，一个学生的语文素养的高低，既有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理智的。
当然，从教育者这一角度来说，应该着力于探讨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以便更好地促使学生的素养的形成。在这里，笔者想针对当前在中小学进行的“新课程”实验遇到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希望能对促使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起到一点作用。
（一）准确地理解并把握语文课程的目标
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后，教师的课程意识增强了，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对这轮改革存在疑虑，信心不足，甚至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认为课程改革是“一些专家没事找事做”，所以，就出现这么一种局面，写文章，做总结，“新课程”不离口，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和以往没什么变化。笔者想，这里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课程改革的目标还不太理解。“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7]1，这个“形成与发展”不但指的是学生就读期间，还着眼于将来，要为他们的将来打下基础。而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提高语文素养（具体来说就是要让一个人懂得阅读，懂得写作，懂得口语交际）实际上也就是保证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看语文教学以及当前进行的“新课程”实验，就会意识到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二）在有限的时间里指导学生有效地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现在都说学生负担重，但有没有注意到课堂上不少时间被白白浪费了。比如早读，每天15分钟，利用率有多高呢？不少教师说，学生用这个时间在“抄作业”（笔者不打算在本文分析“抄作业”的原因）；在语文课学习中，又有多少内容属于“无效”呢？课堂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如何充分利用这40—45分钟？比如阅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要让学生掌握哪些知识教师应该心中有数。我们现在很强调“应用”，很强调“创新”，但这些都是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上的，没有一定的知识，将来如何“应用”呢？
谈到“基础”，显然我们不能只考虑到字、词、句，只考虑到语法和修辞，让学生在中小学阶段背诵数百篇诗词，阅读数十本文学名著也属于打“基础”。尽管“课程标准”向中小学生推荐了不少文学作品，但实际上，能认真进行阅读的只是极少数（用“极个别”这个词语也并不夸张）。而从上述“公民语文素养调查”反馈的信息看，离开学校后，由于种种原因，成年人已极少有时间去阅读这些作品了，而这些作品对一个人一生的人文素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如果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存在矛盾，那么，教师把引导学生课外阅读文学作品看作“份外事”还是“份内事”应该是这种矛盾的一个表现。
（三）重视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双重角色
语文教学中有不少问题颇令人困惑，比如，很美的文章为什么学生不爱读？教师究竟有无必要指导学生分析段落，归纳中心？解答这些问题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要重视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双重角色。而确定学生“角色”的关键，是把课本中的文章（文本）当作学习材料，还是当作普通读物。如果把它当作学习材料，学生充当的就是“学生”的角色，教师以文本为依据，指导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即掌握知识和养成习惯。如果把它当作普通读物，学生充当的就是“读者”的角色，教师应该和学生一起去阅读，去欣赏，去感受。一般来说，我们的文本应具备这两种功能，学生也应该具备这样两种“角色”。
学生的课外语文学习同样有一个“角色”问题。我们以看电视剧为例。如果把学生看作“学生”，那么，应该布置他们学习任务，要求他们看某部电视剧，指导他们如何看。如果把学生作为“观众”，那么，组织他们在一定的场合自由交流一下观后的感受也就可以了。
认识到这么一种双重角色，对学生来说也是颇有意义的，他们会认识到作为“学生”以及作为“读者”进行阅读及写作的不同目的和意义，从而会表现出主动性，而当他们步入社会，在生活和工作中阅读和写作时，不会产生抵触心理（我们不要忽视语文教学某些不恰当的“方法”会给中学生带来负面影响），而会感到这是一种需要。
（四）根据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实施语文教学
在基础教育阶段，每个学生都需要掌握相同的东西，“课程标准”在这方面已明确提出要求，但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是不同的，他们课后的学习环境也很不相同，教师应该根据这个不同，向他们提供不同的帮助。比如，从总体说，我们强调学生认真阅读是必要的，但文本有各种类型，如果强调他们对所有文本都感兴趣则并不现实。有的学生对某些文本的确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作为“学习者”来学习。教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调动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感到焦虑和不安。
其实，每个教师都知道要“根据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实施教学，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了解学生的“不同的个性特点”。我们都有学生的家庭档案以及他们的成绩册，但这些材料还都只能反映出“表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还需对教育对象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我们还需要了解学生的学生习惯，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他们平时如何进行预习？
以上，笔者就我国国民的语文素养及语文教学谈了一些看法。促使笔者写这篇文章（作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感到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要辩证地看待一些问题。如何评价语文教学？不但要看教学的内容，以及评价的方法，还要看效果；不但要看课堂教学，还要看课外学习环境。如何评价语文教学效果？不但要看现在，看学生在读期间，还要看将来，看他们在社会中对知识的运用。如何实施语文教学？既要有理想的目标，又要有尊重现实的行动。这个现实，也就是教师的水平、学生的水平，以及教学条件。当我们辩证地看待这一切，就会用一种平常的，而不是浮躁的心态去完成我们的工作任务，而浮躁是当前课程改革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