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P42) 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不仅阐明了当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而且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核心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直接理论基础。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基础进行探讨。
一、前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原则，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前提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这些基本范畴、基本理论科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绝对和相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阶级性的高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所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是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视角，笔者以为应坚持从以下几个方面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第一，注重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即是从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中，揭示其内在逻辑联系，注重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在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最宝贵的理论品质上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关系，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整体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原则，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与按组成部分分门别类研究的关系，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完整概念的科学内涵，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现实社会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第二，注重在深化经典著作、发展史的研究中全面地历史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依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着力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的社会实践，深入挖掘、研究和准确阐述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包括对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或者以往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阐明它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通过研究，注意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得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历史阶段中，注意把握基本原理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所体现的绝对与相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征，不断深化对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认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前提和基石。第三，注重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研究。即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的科技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当时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注重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实际结合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新成果。第四，注重突出对错误思潮的科学评析。马克思主义是在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本质，高度重视对错误思潮及其理论基础的批判分析，在当前，特别要重视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评析。在科学评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还要正确对待各种传统的和西方的社会历史理论，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一方面，对其丰富深刻思想中的宝贵遗产要注意继承和借鉴。对其谬误和偏见，在批判其思想内容时，也不要忽略借鉴它所提供的理论思维中的经验教训。坚决摒弃对待人类文明思想成果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要看到以往社会历史理论由于受社会历史发展程度、阶级偏见和思维认识的限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就是：它们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探究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而也是决定人们思想动机的根源；只看到个人的历史作用，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由此决定它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2](P309) 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根本转变。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尽管向西方资本主义学得不少，但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问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所以，一切中国传统的和西方的社会历史理论都不能救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特别注意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的科技革命使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等发展趋势加快，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科学的最新成果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未出现推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理论。流派纷呈的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对某些局部问题的探索尽管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在总体上由于受到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限制，它们根本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现在，“让马克思活起来”的呼声在西方日渐提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断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是毫无根据的。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百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考验，始终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3](P337)
二、基础：准确把握中国实际
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理的又一内在要求。“中国的实际”内涵丰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要抓住三个方面：
第一，要全面把握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实际，是中国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又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抓不准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抓不住中国最大、最根本的实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就会掩盖、忽视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就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建设，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中心地位。二是要把握好中国发展变化了的新实际。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这些变化还会加快，更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还会不断涌现，这些将会深刻影响我们的政策措施。所以要十分重视变化了的新实际。
第二，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体现者，还是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状况的反映者，即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时候，生产工具不会讲话，劳动对象不会讲话，而人会讲话，劳动者会讲话。所以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4](P1910)
第三，要正确地估计中国在世界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在这种背景下，正确把握当代世界全局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成为全面了解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的主题和发展趋势，无论是总结历史的经验，确定现实的任务，还是探索未来的发展，总是把中国放到世界全局中，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进行考察；总是强调要用世界眼光，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研究，以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注意从国际激烈竞争的大格局出发，把近期效应和长远效应、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总体战略和一切方针政策乃至各项工作的具体措施，从而扬长避短，利用矛盾，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正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认清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认清了世界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利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认清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上，等等，我们才制定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政策，才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整个世界还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走向世界。”[3](339) 可以说，在强调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的同时，更加重视当今世界的发展状况，这是近些年来我们党的新贡献。
其次，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中国的实际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要准确地把握它，就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力求准确地把握中国的新实际。这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经验。
第一，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早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5](P294)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6](P845) 邓小平在论述实事求是思想时也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7](P128) 他还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8](P291—292) 可见，要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
第二，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规律。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适应客观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及时地补充、修改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江泽民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9](P40) 要“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就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是后继人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从新的实际出发，科学回答面临的新问题，才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0](P5) 邓小平也讲过同样的话。 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8](P291) 人类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新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地解决俄国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毛泽东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新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去世之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同样，邓小平辞世之后，我们党继续沿着这一理论路径前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新的重要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第三，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然而事物总是在运动中。在当代中国，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弘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P13)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探索社会的发展规律，努力研究并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善于掌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在“相结合”的过程中克服不正确的乃至错误的思想。因为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不善于掌握客观情况的变化，我们的头脑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正确思想。
三、关键：坚持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否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体系就不能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发挥作用，而中国的社会实践也不可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至陷入盲目的实践。
在我们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它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80多年中，毛泽东是伟大的奠基人，他确定了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1](P116) 他率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从哲学的高度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理论提升，提出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即“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他集中全党的智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发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号召，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称颂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从个别论断上，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了革命道路。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3) 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要求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身体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的智慧，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理论，又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21世纪新的实际、新的形势，铸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辉煌。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从一定角度上说，它是辩证法的精髓。辩证法认为，世上一切事物的一切过程都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具有普遍性；然而世上一切事物的一切过程，又无不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脱离特殊形式的矛盾普遍性不可思议，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或事物的共性与事物的个性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亦即辩证法的精髓，这是普遍性的真理。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的关系，正是这种普遍真理。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就十分重视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调正确的理论应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P742—743) 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各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列宁要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并将之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2](P213) 毛泽东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概括为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概括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深刻的革命内涵。在人类思想史上，就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说，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根本性的变革，是其他任何理论体系都无法相比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划时代的创新意义，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P57) 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根本性变革，才结束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分离状况，完成了两者的融合。恩格斯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经验时曾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14](P288) 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也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理论，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道路。
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介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中介环节，才能够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总结起来，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经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从党80年历史中总结出的三条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大总结的十条宝贵经验等等，都是这样总结出来，并丰富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大厦中来的。
总起来说，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就是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以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也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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