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阶段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我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入90年代后，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同时农业也发生了相应的阶段性变化，并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的新特征。
一、在供求关系上，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走向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
自1990年以来，因农业投入的持续增加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产品生产全面增长，终于引起了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在粮食供给方面，90年代粮食自给率达到了99.6%，比80年代提高1.5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几年粮食连年丰收，还使得国内粮食供给从总量和结构上都出现了阶段性剩余，导致库存大幅度增加，价格急剧下跌。在棉花供求方面，自1993年以后国内棉花产量稳步增长，但受替代品生产发展和纺织品出口不景气的影响，市场需求一直疲软，结果使国内棉花大量积压，库存爆满。其他农产品的供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例如蔬菜、水果和一些养殖业的生产，这几年同样相继出现“卖难”现象。因此，总体来说，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由全面短缺走向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往昔农产品全面短缺的时代已告结束。
二、在生产目标上，农业发展从追求产量最大化转向追求效益最大化
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城乡居民温饱问题的解决，那种以追求农产品产量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再也适应不了市场的需要，增产不一定增收甚至减收。受市场需求的强烈约束和政府导向性政策的影响，农民开始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科技含量高、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生产，淘汰劣质产品的供给。这样，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高效农业示范区和高新技术农业园区。如，新疆的香梨出口基地和山东的肉用鸡生产加工基地等。在效益最大化的刺激下，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各地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和区域化分工布局也相继凸现。因此，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和增加收入已成为发展农业的主要目标。
三、在生产方式上，农业从自给性、小而全、各地雷同转向商品化、专业化和区域化生产
90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加速了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使农业生产向商品化、专业化和区域化方向转变。
1、商品化。农业商品化反映了农户在生产和消费两大领域不断弱化自给性而增强商品性比重的行为取向。从生产方面观察，农户投入和产出的商品化程度均比较高。1998年农民家庭经营费用的货币化程度达到78.4%，表明农户在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动力电等商品性农业生产资料。为了获得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资金，农民得向市场尽可能多地生产和销售农产品以获取现金收入。1997年农林牧渔各业的商品化程度见表1。
表1 1997年农林牧渔业收入的比重与商品率单位：%
项目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合计加权平均
经营收入比重(f)
60.9 3.1 29.16.9 100.0
商品率(x) 52.5 61.969.980.9
fxx
3197.3191.9
2034.1 558.2
5981.5
59.82
注：加权平均商品率＝∑f.x÷∑f。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98年）。
由表1可知，1997年农林牧渔业的综合商品率达到59.82%。此外，1998年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为71.7%，可见农户收入的货币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准。从消费方面看，受城市消费模式的影响，农户为增加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必须努力销售农产品或务工经商，以获取更多的货币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商品性消费需要。1998年，农民生活消费的货币支出比重达到70.9%，其中，商品性食品消费比重为50.5%，首次超过自给性食品的消费份额，形成一大转折点；衣着消费几乎完全商品化，1998年衣着的商品消费比重高达99.0%；住房消费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1998年用于居住的货币性支出比重达83.2%。因此，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越发依赖市场交换，农业高度商品化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2、专业化。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户将通过社会化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以实现收入极大化，因此，专业化生产势在必行。目前，全国已出现数以万计的种粮专业户、蔬菜专业户、瓜果专业户和养殖专业户，他们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在各个生产经营环节，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服务相继涌现，包括机收、机耕服务，农药集中喷施和良种繁育等。各地区纷纷成立专业技术协会和社区合作组织，黑龙江还出现了农业技术经纪人，专门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特别是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在微观领域使农业与二、三产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不同产业间的社会化专业分工与协作。
3、区域化。伴随着专业化生产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的区域型分工相继显现。一是地理型分工。例如，广西形成了53.3万公顷的蔗糖主产区，新疆发展成了拥有86.7万公顷的棉花种植区，海南兴建了13.3万公顷的反季节蔬菜区，等等。二是城郊型分工。一般来说，在大中城市近郊以蔬菜种植区为主，远郊以肉禽养殖区为主，周边乡村多为粮食种植区。三是基地型分工。一般以县、乡为单位，组建大宗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以保证国家粮棉油及出口创汇农产品的稳定供给。目前的区域分工格局是在市场竞争中，遵守比较优势原则，经政府推动而形成的。
总之，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扩大了商品生产规模，使各生产环节具备了独立的市场基础，引发了专业化分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按比较优势原则形成了区域化生产格局。
四、在增长方式上，农业发展从以传统投入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化
从农产品成本结构和产出率的变化可知，90年代以来已在改变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主的传统要素投入结构，农业的物质消耗不断增加，生产率稳步提高。
表2显示，粮食、棉花和油料的单位面积物质费用，1996年比1992年分别提高了127.4%、92.0%和92.1%。据测算，1990年农业产出中物质投入消耗只占34.5%，1997年则达到43.2%，7年间物耗比重增加了8.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递增1.2%。物质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由改革前的0.78增加到改革后的0.85，这说明资本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在显著上升。此外，因物质投入的增加，1996年与1992年相比，粮食、棉花和油料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8.3%、15.4%和14.8%，土地生产率分别提高10.6%、15.7%和11.7%。分析其原因在于，随着物耗的增加，先进农业机械设备、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生产要素更多地用于农业生产，而这些现代投入物中凝结着技术进步的成果，自然会提高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效能。
表2 主要农产品投入产出变动情况
项目 单位 粮食 棉花 油料粮食 棉花 油料
物质费用 元/公顷
967.82033.6
838.1
2200.5
3904.1
1610.0
劳动生产率
公斤/劳动日
19.3 1.3 6.1 20.9 1.5 7.0
土地生产率
公斤/公顷 3902.3791.8
1431.0 4316.3
916.51598.3
注：劳动生产率为每一标准劳动日的主产品产量；土地生产率为单位面积主产品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1998年。
在物耗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增大的同时，劳动力和土地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却在下降。据90年代初的一些研究显示，土地弹性值约0.20—0.25，劳动力弹性值约0.15。（注：张元红：《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与要素贡献》，《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5期，第7、13页。）这是因为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且不断缩小，农业产出的增加不可能靠大量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抑制了土地弹性值的增加；同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与土地要素结合，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限制了劳动力弹性值的扩大。另一项研究也表明，1990年至1994年劳动力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为-0.35%，土地0.13%。其中，劳动力之所以为负贡献，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由此可见，90年代农业发展主要靠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劳动力和土地的支撑作用在下降。
五、在增收途径上，农民的收入增长逐步从主要依靠增加产量转向提高质量、从依靠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在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的短缺时代，农民只要增加产量，就会提高收入水平。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出现，仅依靠产量扩张来增加收入的路径，遇到了强有力的市场约束。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现象，频频见诸各种媒体。于是，在政府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引导下，市场化程度高的理性农户及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正在变化的市场需求格局为导向，努力扩大适合消费者质量偏好的优质农产品供给，既开拓了市场空间，又凭借质量优势获取丰厚的差价收益，从而达到增收的目的。目前被经典理论视为缺乏差异性的农产品，如大米、面粉、瓜果等，都开始创品牌，拉开质量档次，以优质获取高价品牌收益。国家也拉开了粮食收购的质量差价，鼓励农民生产优质谷物来增加收入。当然，90年代后，国家虽然连续多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农民收入增长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紧随粮棉收购价格的提高而大幅上扬，冲抵了一部分因提价而增加的农民收入。其二，粮食商品率不高，农民人均向政府销售的粮食数量有限，因而粮价上涨的增收部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多。其三，棉花价格上调的增收部分主要由几大棉花主产区的农民分享，对非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不大。况且，90年代后半期因粮棉等农产品持续出现地区性、结构性的相对过剩状态，政府被迫不断下调收购价格，只能执行维持生产的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这进一步限制了农民源自于第一产业的收入增长。其四，农民从政府提价收购的粮棉等农产品中所获收入占种植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0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为69.0%，1997年降至60.9%。即使在种植业收入中，农民从传统的大宗农产品粮棉中所得收入也在下降，而从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中所获收入比例上升，这部分收入的增长幅度由市场决定，与政府提价无关。因此，依靠政府提价的农业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空间已经很小。相反，非农产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份额却在不断上升（见表3）。
表3 90年代以来农民非农产业人均生产性纯收入比重的变化
年份
1990 1995 1997 1998
非农产业（元/人）
145.5 483.0719.6802.1
农村三大产业（元/人）
657.41479.51987.3 2039.6
比例(%) 22.1 32.6 36.2 39.3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83页的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六、在制度创新上，农业从分散型的内部自主创新向一体化式的外部创新带动内部创新转变
1、外部制度创新带动农业内部制度创新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动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推动农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即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90年代，随着城乡改革的交融，农户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除了受制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外，还要遭受诸多部门的利益侵蚀。同时，农户已开始成为比较独立的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其劳动力成员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城市各个领域的改革信息和制度创新举措，除了通过一般传播媒体外，主要以几千万入城农民工为载体，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当城乡之间、农户基层政府与上级有关部门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和胶着，而家庭承包经营已作为稳定农业发展的基础以后，农村内部的微观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便不再具有单项突破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外部制度创新带动内部组织制度改革，才能为农业增长提供新动力。这主要表现为：股份制的蓬勃发展诱导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创立；两权分离的思想促进土地反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城市工商业中的租赁、拍卖、兼并和抵押等经营方式影射到农村中，出现了土地和农机租赁、“四荒”使用权拍卖、村庄或乡镇企业兼并以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等制度创新措施。
2、农业制度安排的一体化程度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态及转轨国家增量式改革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导致我国80年代农业制度内部冲突不断发生。进入90年代后，通过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结构，提高了农业制度的一体化程度。其一，突破产业间鸿沟，建立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组织。其二，压缩“双轨制”成分，逐步向“单轨制”靠拢。取消了数量庞大的粮食议购部分，放开粮食销售价格；棉花专营中的政府定价办法开始向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迈进。其三，部分发达地区已将农民纳入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范畴。其四，以小城镇建设为突破口，户籍制度逐步松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方向快速推进。这在广东国粮食珠江三角洲、浙江温州及江苏苏南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其五，各地区农产品市场的相互融通不断加强。尽管仍有个别地区实行地方封锁，但代价越来越高，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与80年代相比，全国农产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如河南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及四川成都猪肉批发市场，都具有融通南北、横贯东西的全国统一市场特征。
七、在对外开放上，农业从自给自足转向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90年代我国农业开始走出自给自足的圈子，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产品供求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增强。80年代中期，农业贸易依存度为13.6%，进口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5.9%和7.7%，绝大部分农业供求靠国内市场解决。到了90年代中期，贸易依存度达到顶峰，为24.7%，进口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13.4%和11.3%。农业贸易依存度上升了81.6%，这与我国当年大量进口粮食关系甚密。随后，因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裕，进口锐减，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农产品出口增速减缓，而农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因此农业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到1998年已降为18.3%，但明显高于80年代中期。从总体看，90年代农业贸易依存度显著超过80年代，表明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升。
2、农产品进出口的地区范围拓宽。随着国门不断打开，农业逐步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显著增加（见表4）
表4 部分主要农产品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变化 单位：个
年份 进口国家、地区数量 出口国家、地区数量
小麦
糖羊毛 豆类
蔬菜
茶叶
1986 6 7 1617 23 83
1996 9 244082 10979
资料来源：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7、1997/98整理而得。
从表4可见，除了茶叶的出口国家和地区略微减少外，其他农产品的进出口国家和地区都显著增多，尤其是豆类、蔬菜的出口国家和地区分别增长了3.8倍和3.7倍，糖的进口国家和地区扩大2.4倍。因此，90年代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地理范围已明显扩大，反映了农业的发展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开放程度在上新台阶。
3、农业利用外资金额增多，技术引进量扩大。截至1994年底，农业部系统利用外资的项目4000多个，共利用外资87.2亿美元，其中，国外贷款38.3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43.9%；国外援助9.04亿美元，占11.4%；外商直接投资38.9亿美元，占44.6%（注：卢文：《进一步发展农村外向型经济》，《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3期，第56—57页。），此种引资方式近年来发展更快，已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农业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多方引进新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农业系统引进了优良动植物品种，机械化养鸡、兽药疫苗、配方施肥和水稻早育稀植等先进而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目前正在实施引进国外1000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战略计划，必将扩大我国农业科技界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农业国际化向高层发展。
八、在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上，农业从与其他产业的松散型联系转向紧密型联系，从以自行发展为主转向依托国民经济各产业发展为主，二元经济结构在向一元结构转变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
1、农业从向国民经济“纳税”转为接受支持和保护。从建国至80年代，农业为工业化积累了上万亿元的资本。进入90年代后，虽然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不断减少，1998年已降至18.0%，但是，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基础地位日益凸现。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粮食安全系于发达的农业身上；源源不断进入城市或转向农村二、三产业的非农人口的剩余农产品供给，要靠发达的农业来支撑。一旦农业出现停滞徘徊局面，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就将陷入困境，这已被改革当中工农业发展比例关系的多次失调所验证。然而，90年代农业发展越来越依托资本和技术的支持，而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又非常弱，于是国家连续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推动农业发展。它意味着国民经济从向农业索取或征税转为向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这是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转折性变化。而这种反哺农业的变化，不论在耕地资源富裕还是短缺的先行或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均出现过。当国民经济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在发达国家中，资源富裕的美国实施了农产品价格补贴、休耕补贴、提供生产信贷及保护农业资源等政策措施；资源短缺的日本增加农业的投资和融资，制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德国除了增加农业投资外，还对农用生产资料进行价格补贴。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耕地资源相对富裕的泰国，利用综合的银行信贷服务及公共投资来开发农村，以缩小城乡经济差别；资源短缺的韩国则对粮食购销和农机购买进行价格补贴，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大力投资等。可见，农业由向国民经济“纳税”转为接受支持和保护，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进入新阶段的共同标志。当然，这些国家曾经采用的某些政策措施，如价格补贴，已被世界贸易组织列为扭曲生产的“黄箱政策”范畴，禁止使用。但并不排除我们可以利用不扭曲生产的“绿箱政策”来支持和保护农业。
2、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产业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农业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对工业乃至服务业的需求依赖性愈来愈强。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产业化农业、工厂化农业、都市农业以及观光旅游农业，模糊了产业间的边界，使农业与非农产业关联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将农业与其他产业联结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3、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两个转折性变化（见表5）。表5反映，90年代我国劳动力结构发生了两大转折性变化：一是以1992年为转折点，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1998年比1991年减少了3847万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有所反弹，高出1997年108万人。究其原因在于1998年国民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在低谷运行，二、三产业发展减缓，无法吸纳全部新增劳动力，于是农业部门又吸收了其中的30.2%。事实上，农业劳动力总量不减反增除了新增劳动力加入之外，还与城市下岗工人增加，一些地方政府“清退”农民工返乡，以及破产倒闭乡镇企业排放农民回流农业密切相关。这是我国工业化阶段，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所引发的农民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冷”与“热”，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候鸟式迁徙”就业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二是1997年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下降到50%以下。它意味着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非农产业取代农业而占据就业的主体地位。这是我国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尤其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部门，长期大量吸纳隐形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然结果。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份额的转折性变化，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正在跨越无限供给阶段。这种情形正好反映了刘易斯(Lewis,W.A.)所描述的“新阶段”的到来，即“当资本赶上了劳动力供给时，经济就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就不再适用了，我们就处在新古典经济的世界，在这里，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即是说，它们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当资本积累进行时，工资不再不变，技术变革的利益不会完全归于利润，利润额不一定总是增加的。”（注：刘易斯：《再论无限劳动力供给》，《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1958年1月，第26页。其中，古典经济学的特点是劳动供给无限，工资水平不变，经济增长利益全归资本家；新古典经济学的特点是劳动力稀缺，工资水平可变，经济增长利益在资本家和工人间分配。）它标志着我国在缩小城乡、工农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方面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动阶段。
表5 90年代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万人，%
年度劳动力总数 农业劳动力 非农业劳动力
数量构成
数量
构成
199063909
38428
60.1
25481 39.9
199164799
38685
59.7
26114 40.3
199265554
38349
58.5
27205 41.5
199366373
37437
56.4
28939 43.6
199567957
35468
52.2
32479 47.8
199769600
34730
49.9
34870 50.1
199869957
34838
49.8
35119 5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
根据上述特征分析可知，我国农业已进入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提高品质、优化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依重资本集约和技术密集的优化发展新阶段。展望未来，90年代农业发展新阶段显示的特征将更加凸现。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产品供给来源日趋多元化；农业发展将从受资源、市场约束转向受环境、市场和资源共同约束；工农差距进一步缩小，工农结合、城乡一体，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结构的趋势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