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山[1]2002年在《真诚的巨人：老舍作品的中西文化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家老舍是一位勤奋而多才多艺的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着名作家一样，他的创作与生活与中国和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从中西方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观照老舍及其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探讨老舍独特的个性及其创作风格与中西方文化的关联，便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老舍早期的个性及创作生活经历与中西方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二，老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第叁，宗教对老舍独特的个性及其创作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猛烈地抨击“国民性”的缺陷，成为他创作中的基本思想；第五，老舍的幽默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和技法，它蕴含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密码。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有理由称老舍不愧为真诚的文化巨人。
符传丰[2]2007年在《老舍短篇小说论》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老舍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老舍笔下的各种人物系列为出发点，揭示了各层小市民的生活遭遇及其内心世界，体现出老舍对待人物的温和与宽容态度。接着从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角度，探讨老舍受到东西方文化思想熏陶后，如何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在分析作品的艺术技巧方面，则说明老舍如何在吸取中西文学艺术要素后，以非常精湛的技巧将中西技巧融合一起，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进一步说明老舍是一位能够结合文学创作与创作理论的研究型作家。另外，论文也特别提出老舍与新加坡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短篇小说对新加坡的独特意义。本论文总结出老舍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身上肩负着岗位知识分子的重任，在安稳的生活中，一心为文学、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一方面努力创作，一方面将短篇小说创作心得与教学经验，整理成为专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不少作品，是值得敬佩的。
彭学艳[3]2014年在《中、西抉择与老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文化矛盾蕴涵》文中提出老舍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作品,享有“人民艺术家”的美誉。这些作品,在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意蕴,因此一直吸引着研究界的探究兴趣。近十余年的老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有一大批研究者侧重于老舍作品人物形象的审美分析,另有一批研究者则侧重于老舍作品的文化蕴涵分析。本文认为,如果想进一步推进老舍研究,将现有研究对老舍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与文化蕴涵研究结合起来,从人物形象着手去探究老舍作品的文化蕴涵,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本文着力于通过对老舍作品中众多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分析,来展示老舍在创作中的丰富复杂心态——特别是老舍在面对中西文化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及由此带来的这些人物形象的丰富审美意蕴。和“五四”一代作家鲁迅等人作品人物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国民性批判有所不同,老舍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既有中国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带有“老中国”的痼疾,这些人物形象普遍潜在和显在地昭示出老舍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既有情感上的眷恋又有理性上的审视和批判的矛盾、复杂心态；同时,老舍笔下众多带有“西化”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样也普遍呈现出这种二元矛盾的色彩,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的“现代性”与“文明异化”的特征,往往同时存在,普遍潜在和显在地昭示出老舍对于“西”来的“现代性”既充满向往同时又充满警惕的矛盾心态。本文认为,老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富审美蕴味,即与老舍内心的这种复杂矛盾有关,老舍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也与此密切相关。本文主要分叁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主要对老舍作品中传统束缚下的“现代觉醒者”形象、曲解西方文化的“投机者”形象、新旧文化间的“彷徨者”形象进行文化分析,探讨老舍在面对中国传统和“西”来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心结及其复杂取舍,来展示老舍作品中此类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化成因和审美成因。第二部分,从分析老舍笔下的被“城市”异化的“乡下进城者”形象、逃离“城市”的“返乡者”形象、在“城市”与“乡村”中进退失据者形象着手,剖析老舍在面对“城市”这一现代性的象征性载体和“乡村”这一中国传统的象征性载体时的复杂、矛盾心态,来展示老舍作品中此类人物形象所包含的丰富文化蕴涵和审美特质。第叁部分,主要着眼于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艺术手段,剖析老舍在艺术方法与表现手段的选择上,在环境意象构思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物形象的语言和心理表现中等方面,为其内心的复杂矛盾所左右的艺术抉择机制。
韩树红[4]2011年在《论新时期以来的老舍形象建构》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老舍,这个暂时被人遗忘的平民作家重新步入人们的视野,他的形象也被人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建构着：研究会的成立、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作家传记以及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等等,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会在老舍形象建构史上增添重要的一笔。不同时期、不同个人的解读都会展现老舍形象的不同侧面,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老舍正存活在这不断地言说与构筑之中。本文主要用阐释学的方法,以老舍传记为核心,同时选取老舍形象建构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即围绕老舍本体世界的传记、着作、论文等内部事件和政治、文化、社会等外部事件,考察老舍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建构。并通过老舍形象的演变,探索国家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和文化取舍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这种联系,论文大体从叁个时间段展开：第一时间段,从1978年到80年代中期,在国家意识形态刚刚解冻的状态下,同时代人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眼中的爱国者、“人民艺术家”的形象；第二时间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巨人”老舍形象；第叁时间段,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背景下的旗人作家、平民知识分子、“人性探索者”、“东亚文化建构者”、“世纪的彷徨者”等多元立体的老舍形象。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着作颇丰,但至今为止,还未有人专门探讨过新时期以来老舍形象建构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所给予的隐在影响。所以,本文意在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梳理老舍形象的建构,以期在多维视野中考察老舍的形象演变史,并对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史进行思考。
杨世海[5]2013年在《撒种在荆棘》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价值深度都是有必要的。目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已充分展开,大量成果以影响研究的方式集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则深入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与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差异。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人运用比较文学接受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疏离、批判否定和拒斥,结合当时评论界对具有基督教因素作品(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态度,厘清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接纳、疏离、否定、拒斥的情况。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视野中,结合历史语境,针对19、20世纪中西方的共同境遇及中国的独特处境,从人的生存角度探讨基督教文化对文学所具有的启示,考量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基督教文化价值,正面言说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正面价值,在这种言说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纳、疏离、拒斥基督教文化内在原因,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方式,并评析得失,进而进行反思。全文由绪论、上编(3章)、中编(7章)、下编(3章)、结语五个部分构成。绪论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展示研究现状,并说明本文写作缘起、价值、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并对一些概念作必要说明。上编部分(第一章——第叁章)是历史关系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历史过程进行总体描述。根据它们相互关系的样态分为叁个阶段：一、20世纪前20年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期,此为第一章；二、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影响的质疑和批判期,此为第二章；叁、30-40年代重新认识基督教文化价值,却又迅速转入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拒斥期,此为第叁章。从总体上来说,呈现出一个由接纳、批判,到疏离、拒斥的过程。中编部分(第四章——第十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具体考察,包括作家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第四章到第六章选取鲁迅、冰心、老舍、许地山、林语堂、曹禺六位作家进行具体个案分析,考察他们接受基督教文化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或细致辨析其中的偏差,探询他们疏离基督教文化的轨迹和原因,或展示他们虽能表现基督精神要旨却被主流边缘化、批判改道的情况,并评析其中的得失。第十章则关注于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考察其中拒斥否定的情况。各章内容如下：第四章是对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探讨。本章先梳理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整理出鲁迅的基督教观,讨论鲁迅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的偏差及在他作品中的表现,进而结合基督教价值体系,讨论鲁迅在思考一些现代话题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第五章是对冰心接受基督教文化的讨论。本章先分析冰心“爱的哲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再探讨冰心在泛神论、自由主义神学影响和现实各种批评的挤压下逐渐放弃基督神性,最后导致她“爱的哲学”的思想基础发生转变,由人性自然情感代替了基督神性的情况。第六章是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探讨。本章在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结缘的探讨中进入到对他“灵的文学”分析,指出老舍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他的爱国热忱淹没了宗教情怀,老舍的创作也因此受到政治文化的极大牵制,他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维护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第七章是对许地山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许地山对基督教文化有深入把握,并能自觉把基督神性融入创作之中,他坚持“生本不乐”下的救赎,并积极进行新伦理探索,追求诸教沟通和探索基督教融入中国的途径,他对基督教上帝观、救赎论、苦难观、博爱都有特殊的理解,具有相当的神性追求,但他的文学作品不多,作品质量也非上乘,再加上整个社会对基督教文化的排斥,许地山接受基督教神圣价值也就未能发挥出能量来,更谈不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第八章是对林语堂与基督教文化的讨论。林语堂生长于基督徒家庭,受的是全而的基督教教育,是天生的基督徒,但他在很长时间里疏离了基督教,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当然,林语堂一生从未停止过对上帝的思考,他也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成为他现代思想的闪光部分。不过,林语堂的影响主要在国外,他在国内始终受到左翼的排斥和阻击,并一度被视作“反动文人”。第九章是对曹禺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本章在考察曹禺与基督教文化关系中,进入对他早期戏剧中基督教因素的讨论,指出他早期戏剧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对人的存在困境进行了多方而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难得的终极之思。然而,曹禺作品中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思考遭到了左翼文人的极力批判和否定,在这些影响和压力下,曹禺慢慢放弃终极之思,改道与社会主潮保持一致,自觉清除了基督教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第十章从整体上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这包括在文学中对基督教会和教义的批判,还有在评论界批判否定西方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在这一势态下,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逐渐走向全面拒斥,相互影响关系中断。下编部分(第十章——第十二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方式及困境和缺失的归纳总结。第十一章在中编探讨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方式,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是以现实功用为取舍标准,以分离的方式进行接受,并谋求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造成不少比附式现象。第十二章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困境,归纳为叁个方面：文化传统的制约、救亡追求的限制,反基督教时代背景的干扰。第十叁章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存在的一些缺失,归纳为：“上帝神圣面影模糊”、“基督神性基础丢失”、“博爱神圣根基抽除”叁个方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也就未能进入深层,并未能从中汲取更有益的价值,反而走向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拒斥。结论部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方式,并进而反思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紧抱光明意识,对人本性升华和参悟真理的能力过于信赖,形成这种以我为本,以现实为用的接受方式是存在问题的。
关士礼[6]2008年在《师陀乡土小说新论》文中认为师陀一生共创作发表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体裁271篇文学作品,其中以乡土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师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无名状态。大多数文学史着作以及专论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研究着作,或是对师陀只字不提,或是将师陀划归为京派作家一笔带过。师陀研究领域内部在师陀“是否京派”这个问题上,回答却忽左忽右,莫衷一是。师陀的乡土小说从创作伊始就被刘西渭称赞有“奇特的风格”,然而70年过去了,这种“奇特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依然没有人说清楚。20世纪80年代,由夏志清和胡乔木两个有力平台对师陀小说进行了推介,依然未能改变师陀以无名状态存在的命运,这其中包含了特殊的“接受障碍”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说明师陀的无名状态不是其艺术成就不够的简单反映,而是关乎其小说文本本身的特殊性,关乎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化时空之间对话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以问题的集中发生地——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为研究入口,对师陀重新进行命名和文学史定位,能够回答的将不仅是师陀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能在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特殊对话关系中,揭示出超越师陀研究层面的一些文学史问题和文化史现象。本文分别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化时空作为参照,以对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的分析解读和师陀研究成果中矛盾牵强、不合逻辑之处为研究重点,沿着层层深入,由末及本的研究路径,对师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研究,以求挖掘出师陀乡土小说真正的艺术个性,在此基础上对师陀及其乡土小说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本文分四章论述。第一章是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独创性的研究。以往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个性的研究,都是通过将师陀部分乡土小说与“京派”、“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表象比附而得出结论,“是否京派”问题的长期分歧便与此直接相关。本文避开了这个以偏盖全,停留表象的研究方法,将目光拉回到师陀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共同根系和土壤中去,将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第一步,不是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能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被阐释,而恰恰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不能被合理地阐释,在师陀研究70年中,有些作品如何地一直被误读或者直接被无视。第二步工作,不是单刀直入地引入理论符码,而是把师陀乡土小说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归类和比较分析,这样既能确切地看清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强大的遗传性,又能清理出师陀跳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格局之外的那部分“异类”作品。第叁步,是把相同题材和情节的师陀小说文本与现代小说史上其他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发现社会身份、历史处境和人生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和故事,在师陀文本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指向,并形成了师陀自己的情节模式、主题范式及人物谱系,这些文本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独创。在传统的乡土小说研究批评标准中,它们只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无法得到辨认,自然也无法获得文学史的位置。第二章的任务是借用理论符码为这些乡土小说史上“熟悉的陌生人”进行定性,以便揭示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本章由师陀具有独创性的乡土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虚无主题的一致性入手,发现师陀这一部分乡土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小说文本,且与海德格尔哲学文本建构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和生存图景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在师陀没有可能受到西方存在主义文本影响的情况下,这是跨越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一次精神奇遇。借用存在主义理论符码对之定性的目的,还是为了揭示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在两个不同文学平台上得到了体现:一是在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价值,存在主义视野造就了它们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全面超越,这种艺术独创的文学史价值已非鲁迅、沈从文两座乡土小说创作高峰所能覆盖。二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师陀存在主义的乡土中国想象作为本土原创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在中国传统史传体式中成功建构了乡土中国的艺术形象,从中自然生发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主题,其审美价值和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纯粹性都非那些挪移西方哲学理念和文学模式、实验性大于艺术性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所能比拟。如果说第一章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为坐标系,从情节、主题、人物诸方面清理出师陀一部分乡土小说文本的异质性,是勾勒出了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个性的“形”,第二章借用存在主义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定位师陀乡土小说特殊的“形”,是捕捉其艺术个性的“魂”,那么第叁章的任务,则是挖掘其艺术个性的“根”。师陀的存在主义由何而来?又与以启蒙、革命为主潮的现代文化语境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互动关系?本章由文及人,结合文本与史料,并以鲁迅、残雪、卡夫卡等相关个案作为参照和比较,动态和立体地分析了师陀与他所在的文化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此完成了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和对师陀乡土小说创作得失的总检讨。研究发现,师陀的存在主义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存在主义,他的乡土小说文本复现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被“精英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大众性”本义,这是他与西方存在主义者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也导致他脱离了精英文化板块而造成“无名”的焦虑,导致他向鲁迅“认父”性质的并不成功的文学创作模仿行为,为他的超前性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和艺术的代价。师陀的存在主义乡土小说作品创作发表于1934——1939年,为什么时经70年都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识别?在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师陀没有得到辨识是个偶然还是理论逻辑上的必然?要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师陀的存在主义才能够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第四章从《无望村的馆主》在1983年的版本修改和主人公形象的非法性问题入手,分析了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当代“接受障碍”现象。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内容实际上属于初期现代主义范畴和对后期现代主义范畴的偷换式使用,而存在主义热也部分地表现为存在主义概念范畴的泛化和误用现象,甚至于将90年代初社会商业化转型之后的文化格局中西方启蒙精神的合规律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回归误读为存在主义文化精神的出现,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因超前于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的文化时空而不可能得到识别。进而,本文通过对世纪末两个畅销书作家笔下的“逻辑自杀”文本的采样分析,发现了它们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可见,在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文化语境初步成型之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超前性和预言性才能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
许丽青[7]2010年在《钱钟书与英国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题名为“钱钟书与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钱钟书研究”,并且区别于以往国内“钱钟书研究”的模式,试图在英国文学的背景和参照下对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文人精神做一种新的相对全面一些的考察。钱钟书是40年代中国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也是兼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位名家,其创作和学术成就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学界的重视。钱钟书的创作、学术都呈现出一种中西学的兼收并蓄,原因在于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学者家庭,国学上亦有家学渊源；正是幼年的文学熏陶,使得他具备了更为敏感的文学感悟力和更为包容的接纳心态。林译小说所激起的兴趣,让钱钟书选择了英国文学作为自己在清华和牛津的专修学业,这六年的修习对于钱钟书的创作和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钱钟书作为一个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学者角度而言,他与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研究他的创作与学术是不能撇开英国文学和西方其他国别文学的。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即序论、正文一至四章、结语和附录。各部分之间互相关联照应,但也各具体系性和自足性。本文篇章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序论部分,一方面是对本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和问题的综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选题角度和方法论上的阐述。英国文学,对于钱钟书而言是一种可能的影响,更是一种有效的参照背景。本文第一章,有意将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中有关英国文学研习的一段独立成章,目的即在于从钱钟书这段时间与英国文学的实际深入接触中去勘察他对英国文学的接收、消化和转化。此部分主要结合他所修习的相关课程、撰写的相关论文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是针对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与英国文学的相关作品进行的一种比照分析。这部分涉及到的英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钱钟书已有接触和阅读的,有一部分作品还是他深入细致分析过的。本章中的中英文学比照分析,主要从作品设置的空间格局、中心人物的群体特性、喜剧精神、对话艺术与修辞潜能五个层面展开。钱钟书在很多文学问题上常能找到一条贯通中西的通道,所以,第叁节则尝试对中英文学两种外源之于钱钟书的关系试做一种打通式的理解。第叁章主要探讨的是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英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英国文学理论的一种更为直接的借鉴和参照关系。钱钟书一直很关注西方学界动态,对英国文学理论也有引介和评述,并且在实际的学术批评中也有借鉴英国文学理论,这主要以诗歌理论为主,又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20世纪I.A.瑞恰慈、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为重点。第四章则跳开文学与学术文本层面的考察,回到钱钟书的现实人生,对他的文人精神做一种中英参照式的审视。首先是对中英文人精神传统的一种考察,其次的个案比较分析中主要选择了钱钟书关注比较多且与他个性气质比较接近的两位现代英国作家：A.L.赫胥黎和T.S.艾略特。
王童谣[8]2017年在《新时代的“知”与“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探索他们的精神历程。文章选取了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他们建国后的"知"与"行"。选取以上叁位,首先是因为在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的关系中,叁人分别走了参政、避政、言政之路,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次,叁人性格差异大,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为人为文各具特色,以叁人为中心可以勾连起不同特质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通过相互的对比和碰撞,更能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选择和探索。虽然叁个人分别是诗人、学者、艺术家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与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多有不同,但具体到建国后叁十多年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与新时代的关系最终都能归结到参政、避政、言政这叁条道路上来。当然,这叁条道路只是较为宽泛的分类,且互有交叉,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参政可分主动、被动;避政也有不同的理由、方式;言政又分公开言论与私人言论。但是,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差异性被特定历史环境缩小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心态状况和人格特征在当时呈现出很多共性。所以本文虽然着重分析的是文人知识分子,但对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叁位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样本、典型,不如说是观察当时人们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的一个窗口。在历史的变革中,他们力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观念,但因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后都陷入了与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的纠葛之中。在泛政治与泛道德化的年代,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的定位与实践,给当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国外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种类繁多,成果丰富;国内研究虽起步晚,但具有中国特色。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即人与文相结合,以性格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他们作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文如其人"和"文不如其人"的成因、表现。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突出了性格对知识分子为人为文的影响,并突破个体研究的局限,以勾连为方法,把每个人都放在横向对比、纵向比较的视野中,力求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得与失,以此反观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特征与心路历程。全文的整体架构如下:第一章选取了 1949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为窗口,观察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的转折点中的感受、表现和选择。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上胜局已定,与国民党文化领域的争夺达到高潮。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慌乱的局面下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左翼知识分子为政治理念奋斗,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为无愧于民族国家,殊不知形势难料;右翼知识分子反复衡量,斟酌再叁,热土难离的魂不知何处,去国的多保平安却成离乡游子。当回过头来看时,他们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再叁考虑恐怕只是表象,1949年的选择与他们之前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其中的必然性多于偶然性。第二章以郭沫若为研究中心,考察他文艺家与革命家兼得的一生中,政治权力给他带来的得与失。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郭沫若的人格特征,选取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性格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比如他的聪明、大胆异于常人,他不断破坏又不断创造的进取精神使他能脱颖而出。第二节集中在郭沫若的人生追求和创作上。他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勇于实践的能力,虽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过一段时间,但他本身的进取精神以及时代的推动使他走上了文艺家与革命家兼为的道路。对于频繁的身份变动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郭沫若采用自传的形式加以缓解。第叁节研究在权力的漩涡中,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语言的衍变足见当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和理性的窒息。第四节论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纠缠所导致的坎坷命运,文艺与政治的矛盾贯穿始终。权力能让知识分子得到荣誉与地位,也能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同时也会让他们失去安放身心的精神家园。所得所失孰轻孰重,两者之间能否平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选择。知识分子参政在当今社会必不可少,在重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上,郭沫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第叁章以专心学问,躲避权力的钱钟书为中心,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超然境界的可能性。第一节以钱钟书的性格为主,选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加以论述,从他人印象与自我认知的相互印证中分析钱钟书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第二节讨论"知识"对于钱钟书的意义,具体论述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主动探索知识边界、力图突破已有体系的学者,他的尝试成功与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钱学"的兴起,是相关学者自说自话的夸大还是有其独特价值,都是值得再讨论的问题。第叁节集中在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实践上。钱钟书在着作中对知识分子有过零散的论述,"文不如其人"之类的观点虽显偏颇却也深刻。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直以专业学者自居,他们清醒理智地对待时势变化,与政治权力竭力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在泛政治化弥漫全国的非常时期,他们无法拒绝,也无法抽身离开,只能以沉默的方式抵抗极左思潮。这种沉默是守住底限的高贵反抗,还是明哲保身的"驼鸟策略",今天看来是值得人深思的。第四章以傅雷为研究中心。第一节聚焦在傅雷的性格特点上,以几种动物象征傅雷的人格特征,从家人朋友的描述及傅雷的自我评价中,可以推断出傅雷有明显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第二节研究傅雷在翻译上的特色和成就,对"神似论"追根溯源,表明它并不是傅雷的原创,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傅雷只是凭借突出的翻译成果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理论。本节还以《傅雷家书》为切入口,探讨傅雷与新时代的关系。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虽然因个人性格与才能问题,他的社会实践并不多,但私底下指点江山、关心时事,在叁四十年代还有公开的言政经历,这都表明他思想中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傅雷在建国后与新政权有一段积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形势的变化又把他逼回了"疾风迅雨楼"。像傅雷这种人文精神深厚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新时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距离把握得好尚可全身可退,反之则玉石俱焚。第叁节分析了傅雷朱梅馥夫妇自杀的主客观原因,研究了自杀对于知识分子的多重意义以及知识分子遗书中透露出的隐秘心态,而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第五章探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一代学人的得与失。第一节总结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的纠葛中对自身角色、功能的艰难探索,他们在知识分子参政、避政、言政的道路中,各有得失苦乐。在现代中国泛政治文化和泛道德思维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各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客观条件制约,因此要客观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就不能忽略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要兼具横向对比的眼光与纵向比较的视野。第二节概括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几种较普遍的心结矛盾,指出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于今天的借鉴指示意义。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更复杂,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也更多,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不可避免。当今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却不明确,主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思考反省不足,在世俗生活中的摸爬滚打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本质精神追求。每条道路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人文精神的建构传播以及对精神世界的坚守探索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努力做到的。结语部分,一方面总结全文,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客观地思索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设想了当代知识分子回归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世俗文明尽管建构了科学、律法、体制等社会结构,但在道德、精神、心灵的建构中却没有多少优势。社会世俗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终极意义的追求越迫切,这正是知识分子建构精神王国的坚实土壤。本文虽是研究知识分子,更是在研究人,探讨人的反省和超越精神。形势不由人,但终究也是人造成的。是随波逐流还是开拓进取,是难得糊涂还是先知先行,决定权最终在自己的手里。
刘勇[9]2005年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意识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史诗意识建构的角度,从一个侧面描述和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 绪论部分首先分析了中西体裁比较的研究价值,简要论证了体裁结构的近现代转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很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并认为中国近现代叙事文学受到了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史诗传统的较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史诗的体裁属性做了自己的描述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本文所谓的史诗意识是指:以特定的创作严肃性为基本立场,以整体性和客观性为基本的叙事法则,以再现某种整体性对象为审美理想的创作意识。最后,绪论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视角,就是要描述西方的史诗意识对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影响,分析中国现代文艺家对这种史诗意识的选择、吸收与转化。 正文部分主要依据当前较为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论述构架,分叁章,分别对新文学第一、第二和第叁个十年的史诗意识建构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为便于行文,本文每章的开头,都以引论的形式,概略地介绍了新文学不同时期史诗意识建构的总体情况。以便给相关的分析提供一个大的背景。 第一章第一节讨论了文学研究会的文艺理论建设活动,论证了文学研究会的文艺理论建设活动的宗旨之一,就是树立一种新型的创作严肃性,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会内部,以茅盾为代表的文艺家,致力于确立一种以客观主义和理智主义为核心的创作严肃性;而以周作人、郑振铎为代表的文艺家,则致力于确立一种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创作严肃性。第二节主要围绕“问题小说”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叙事文学创作在呼应和展示新型创作严肃性上的成绩,认为问题小说展示一种新的小说观,并初步确立了一种新的提问法则和提问的自主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第叁节主要讨论了鲁迅的小说创作,指出鲁迅开创了开掘“民族秘史”的史诗创作传统,认为鲁迅在小说里,主要通过贬抑“历史时间”的叙事功能,来着力发掘了国民性顽固的负面影响力,展示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体现了鲁迅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精神。 第二章第一节主要讨论了革命文艺理论建设活动,并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
胡艳琳[10]2012年在《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写作主要基于对以下问题的思考：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身份的焦虑；二是当今中国和全球日益严重的现实生态危机；叁是全球文化的生态转向,生态思维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伸。本文以“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为中心,在当代问题意识的观照下,采用生态批评、症候式分析、文本细读、词源学、现象学及文化研究等方法,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演进中的自然之维,关注自然审美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的角色与地位,揭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症候,并提出以生态现代性重振中国文学的诗性光辉。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组成。绪论交待选题缘由、相关概念、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要状况及本文的方法论与基本构架。第一章“放逐自然：启蒙现代性话语中的自然审美”,分析晚清以降,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在文学现代转型中,古典文学的自然审美传统被搁置,表现出自然审美趣味的作家与文体被边缘化。第二章“征用自然：政治现代性话语中的自然审美”。在革命与政治的现代性话语中,自然审美话语因其“无用”而失去独立性,自然美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分野,成为高雅与通俗(大众化)文艺对立的分界。围绕着对与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自然话语进行的阶级审美趣味改造,分析了“红色”文学中符号化程式化的非审美的自然及其带来的艺术上的粗制滥造。第叁章“改造自然——现代劳动‘新风景’中的自然审美”,分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劳动”之现代性意义的生成,考辨古今不同的“风景”观及其相应的自然观,具体剖析自然如何成为人的政治主体性在文化领域获得“解放”的道具,指出“新风景”中自然的内在价值并未得到重视,自然处于从属地位。第四章“矮化自然：抒情现代性话语中的自然”,比较传统抒情主人公和现代抒情主人公与自然的不同关系,前者追求“无我”之境,后者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式“大我”的膨胀,分析呈现文学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两种文学体裁(新诗与小说)在抒情内容、方式与效果上的差异。第五章“贬低自然：空间现代性话语中的自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推进,现代空间被划分为“西方/东方”、“城市/乡村”,这种二元对立实为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胜利。在经济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中,欲望被无限释放,都市写作成为欲望表述,生态文化被消费主义社会驱逐,作为前现代与自然之象征的乡村不断被祛魅,与此相应的是生态恶化、人文精神危机及“文学终结”的焦虑。结语“自然的复魅与本土诗性精神的鞋生”,呼吁建构生态现代性,以建设性的后现代方式,反思现代性,指出现代性应从物质、政治层面进入到思想、文化与行为模式的深层,在亲生命性的基础上,进行主客体变革,建立生态审美共识,重建文学与自然的精神联系,重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诗性色彩,在有限与无限、自由与自然之中栖身游心,在与自然韵律的谐振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诗意化的生存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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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时代的“知”与“行”[D]. 王童谣. 山东大学. 2017
[9].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意识的建构[D]. 刘勇. 武汉大学. 2005
[10]. 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D]. 胡艳琳. 北京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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