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母论文,儿童论文,方式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父母教育方式是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是其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父母教育方式直接作用于亲子互动过程，对儿童多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者对此已进行了大量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生态化运动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突破以往把父母教育方式和儿童发展从广阔的生态背景中孤立出来考察二者关系的研究范式，转而关注在广阔的生态背景下探讨父母教育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因此，文化，作为儿童所处生态环境中重要的宏观背景因素，它对父母教育方式的影响，以及父母教育方式影响儿童发展的文化特异性和文化普遍性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具有强调父母权威和子女顺从的传统，在这种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父母教育孩子时体现出比西方父母更严厉的特点（Chao，1994；Dornbusch等，1987）。与此同时，我国儿童在学业成就方面的表现却又优于同龄的西方儿童（Dombusch等，1987）。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文化特点不仅影响到中国父母教育方式本身，而且，由于在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约束被视为对儿童的关心（Chao，1994），父母对儿童的严格要求是被认可的，因此，在西方研究中所发现的，严厉的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会功能、学业成就的关系可能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并不成立（Chao，1994）。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父母确实表现出对儿童的高控制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文化所鼓励的是父母在对儿童充满温情的基础上的严要求，强调父母对儿童的关注、指导、鼓励儿童有所成就（Chen＆Rubin，1994）。比较西方文化中民主与严厉的教育方式，可以发现，父母对儿童充分的控制和要求是二者共有的特征，它们的差异就在于，民主的教育方式是在对儿童温情和关爱基础上的严格控制，而严厉的教育方式则是以对儿童缺乏关注、冷漠甚至充满敌意为基础的（（Barmrind，1971）。由此可见，在我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高控制实际上是严慈相济的，在教育方式上，更接近于民主而非严厉。所以，有理由认为，尽管我国父母与西方父母相比，具有教育方式更严厉的文化差异，但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民主和严厉的教育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作用可能仍是相同的，即：以父母的高压、独断，禁止为特点的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消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密切相关，对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均有不良影响，导致儿童适应不良；相反，以说理、理性而温情地交流为特点的民主的教育方式，则与儿童充满信心和安全感地探索外界，和他人良好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使得儿童能够良好地适应周围环境。
对中西方儿童而言，学业成就和同伴关系都是衡量儿童学校适应的重要指标（Chen，Rubin，＆Sun，1992）。儿童在社会性、攻击一破坏性、害羞—抑制方面的表现是大量研究用于衡量儿童社会功能的核心指标。所以，本研究拟以儿童在学业成就、同伴关系、社会性、攻击—破坏性、害羞—抑制方面的表现作为衡量儿童的学校适应的指标，考察我国父母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的关系，以探讨父母教育方式影响儿童发展的文化特异性和文化普遍性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从北京市的两所普遍小学中选取304名二年级学生（男生161人，女生143人）平均年龄为7岁11个月（SD＝8个月）。有关父母教育方式和家庭背景的信息来自儿童父母填写的问卷，共收回263名母亲和249名父亲填写的有效问卷。
（二）测验内容与工具
1.父母的职业与受教育水平
让家长填写家庭基本情况表，包括家长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等信息。编码时，将家长的职业分为两大类：普通职业，如工人、公共汽车司机、售货员等，记为“1”；专门化职业，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干部等，记为“2”。
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6级，小学记为“1”，研究生记为“6”。
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其职业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母亲的r＝.42，P＜.001；父亲的r＝.51，P＜.001）。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得分标准化后相加而整合为一个总分，作为反映父母社会地位的指标。
2.父母教育方式
采用经Chao（1994）和Lin＆Fu（1990）修订的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儿童教育方式报告”（Child Rearing Practice Report，CR－PR，Block，1980）测评，由儿童父母填写。该测验为包括91个项目的5级评定量表，可用于测评父母教育方式中民主和严厉的程度。经中英文互译和因素分析检验，该量表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具有可比性。
3.儿童的社会行为（由同伴评价）
采用Masten等（1985）编制的“班级戏剧”（修订版）（The Revised ClassPlay）测验的中文版对全班集体施测。测验包括30个描述特定行为的句子，要求被试根据每句所描绘的行为特征，从本班同学中提名三个最符合该描述的同学的姓名。这30个句子所描述的行为特征涉及以下三方面：社会性－领袖性行为、攻击－破坏性行为、害羞－敏感性行为。已有研究证明该测验的中文版施测于本研究被试年龄段的 儿童是有效、可信的（Chen等，1992）。
4.儿童的同伴关系
采用社会提名法评定儿童的同伴关系。要求儿童提名自己最喜欢的（正提名）和最不喜欢的（负提名）同学各三名。对不同班级儿童被提名的次数进行标准化，以保证不同班级儿童被提名的次数具有可比性。标准化后，以儿童被正提名的次数作为他被同伴接纳程度的指标，以负提名次数作为儿童被同伴拒绝程度的指标。
5.儿童的社会行为（教育评价）
采用Hightower等编制的教师用儿童等级评定量表（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TCRS，Hightower等，1986）测评，由被试的班主任填写。该量表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对儿童问题行为的评定，对儿童在学校中社交能力的评定。对问题行为的评定包括18个项目，分三个维度：1）违纪－攻击行为；2）害羞－焦虑；3）学习问题。对社交能力的评定包括20个项目，分四个维度：1）社交技能；2）挫折耐受力；3）任务定向；4）同伴交往技能。因素分析表明这四个维度都代表相同的一个因素，故本研究只考察了教师对儿童社交能力评定的总分。
6.儿童的学业成就
以被试两次期末考试的语、数成绩作为衡量被试学业成就的指标。考试成绩均按百分制计分。
施测
分别对儿童、儿童父母和教师实施相应测验。对儿童测验以班为单位集体施测班级戏剧和社会提名测验。教师填写T－CRS量表。每班儿童的家长都统一到子女就读的学校接受访谈并填写CRPR和家庭基本情况表。测验均由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主持实施。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拟探讨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适应性发展的关系。父母教育方式以父母在CRPR测验中民主性和严厉性的得分为指标；儿童侧面的变量包括儿童的同伴关系、社交能力、攻击性、害羞，学业成就和学习问题六类，其中，同伴关系包括正提名和负提名两项指标，社交能力由同伴在班级戏剧测验中对儿童评定的社会性－领袖性行为得分和教师在T－CRS中对儿童社交能力的评分分别标准化后合成的分数为指标，攻击性和害羞同样也由同学和教师对儿童在相应维度上的评分分别标准化后合成的分数为指标。
（一）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学校适应的关系
考虑到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儿童方面承担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的关系时，分别计算了母亲的教育方式、父亲的教育方式与反映儿童的学校适应的各项指标的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表明，父母双方的严厉性教育方式都与儿童被负提名、儿童的攻击性、学习问题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波正提名、儿童的害羞、儿童的语文和数学成绩有显著的负相关。父亲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母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正提名、儿童的社交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被负提名有显著的负相关。父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正提名、儿童的社交能力、语文和数学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儿童的攻击性和学习问题有显著的负相关。
上述结果表明严厉性父母的儿童在学校的社会适应和学习方面更易出现问题。相反，民主性父母的儿童倾向于能较好地适应学校的社交和学习活动。
表1 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适应性的相关
母亲教育方式 父亲教育方式
(N=263) (N=249)
民主性 严历性
民主性 严历性
被正提名.13*
-.15* * .14*
-.30* * *
被负提名
-.13*.18* * -.10 .27* * *
社交能力.15* *-.10 .13*
-.30* * *
攻击性 .01 .19* * -.16* * .27* * *
害羞
-.01 -.13*
-.05-.25* * *
语文.03 -.28* * *.27* * *
-.28* * *
数学.03 -.28* * *.22* * *
-.24* * *
学习问题
-.10 .14*
-.15* * .23* * *
注：显著性水平*-P＜.05；* *-P＜.01；* * *-P＜.001。(以下同)
（二）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教育方式的关系
我们分析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教育方式的关系，发现父母的社会地位与民主性教育方式有显著的正相关（母亲的r＝.15，P＜.01；父亲的r＝.13，P＜.05），而且，母亲的社会地位与其严厉的教育方式有显著的负相关（r＝一.17，P＜.01）。父亲的社会地位与其严厉性教育方式相关不显著。尽管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教育方式的相关系数不高，但由此可以看到二者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趋势，即，相对而言，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水平较低的父母更可能采用严厉的教育方式而较少采用民主的教育方式。
（三）回归分析
由于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教育方式存在显著的相关，为了进一步确认父母教育方式及其社会地位各自对预测儿童在学校的社交和学习的贡献量，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预测中的贡献量，我们又以儿童的性别、父母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方式为预测变量，以反映儿童的学校适应的各项指标为目标变量进行了一系列分层多元回归分析。儿童的性别首先进入回归方程，然后，母亲或父亲的社会地位及其教育方式分别在第二步和第三步时进入方程中。
回归分析表明：1）儿童性别和母亲的民主性教育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儿童的攻击性有显著效应（△R[2]＝.02，P＜.05）；2）儿童性别和母亲的严厉性教育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儿童的社交能力、害羞有显著效应（△R[2]＝.03，P＜.05）；3）儿童性别和父亲的社会地位的交互作在 对儿童的攻击性、学习问题有显著效应（△R2＝.03，P＜.05）。进一步分析发现，母亲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女孩的攻击性有显著的负相关（r（127）＝—.27，P＜.001），母亲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女孩的社交能力、害羞有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127）＝—.22，P＜.01；r（127）＝—.31，P＜.001）。父亲的社会地位与女孩的攻击性、学习问题有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112）＝－.23，P＜.01；r（112）＝一.26，P＜.01）。对男孩而言，上述相关均不显著。
回归分析还表明，控制了交互作用后，在儿童侧面的多项指标上，父母教育方式的主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见表2）。
表2 回归分析主效应标准回归系数(β)一览表
母亲侧面 父亲侧面
民主性 R[2]严厉性R[2] 民主性 R[2] 严厉性 R[2]
被正提名
.12*.05*－.13*.05* .14*.05* -.27* * * .09* * *
被负提名 -.14*.03* .19* * .03*-.07-.01
.27* * * .08* * *
社交能力
.14*.16* * * -.06 .14* * * .09 .11* * * -.23* * * .16* * *
攻击性.07 .13* * * .17* * .16* * *-.09 .13* * * .24* * * .16* * *
害羞 -.02-.07* *
-.11 .08* *
.02 .07* *
-.20* *.12* * *
语文－.01 .05* *
-.26* * *.11* * * .26* * *.11* * * -.25* * * .10* * *
数学 .01 .04* -.25* * *.10* * * .21* * *.06* *
-.24* * * .07* * *
学习问题 -.15* * .08* * * .09 .07* * -.11 .07* *.17
.08**
由表2可知，父母教育方式的主效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母亲民主的教育方式能够有效地预测儿童被正、负提名的次数、儿童的社交能力、学习问题；2）父亲民主的教育方式能够有效地预测儿童被正提名的次数、儿童的语文和数学成绩；3）父母严厉的教育方式能够有效地预测儿童被正、负提名的次数、儿童的攻击性、学习成绩，特别是父亲的严厉性教育方式能够有效地预测儿童的社交能力、害羞和学习问题。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我国，父母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业成绩、社会适应性有密切的关系。父母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同伴拒绝的程度、儿童的攻击性、学习问题有正相关，而与儿童被同伴接纳的程度、儿童的社交能力、学习成绩有负相关。另外，父母民主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被同伴接纳的程度、儿童社交能力有正相关，而与儿童的攻击性、学习问题和儿童被同伴拒绝的程度呈负相关。而且，在控制了儿童的性别、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水平之后，这些相关仍然很显著。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我国文化中父母的教育方式在儿童教养中所起的作用与在西方是一致的（Baumyid，1971）。无论在西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背景下，以父母对抗儿童的强制、惩罚和消极情感为特点的严厉性教育方式，可能使儿童感到困惑、受挫、缺乏安全感，从而导致儿童在学校中出现偏常的社会行为、被同伴拒绝。而且，由于严厉的父母对儿童的教育往往缺少说理、指导和情绪上的支持，这不利于儿童形成内在的成就动机，而且儿童在学习中会更经常地体验到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父母对儿童的不满与拒绝。相反，以温情、引导、鼓励探索为特点的民主性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自信及其在同伴群体中的适当行为，并促进儿童形成高学业成就动机，取得好的学习成绩。
尽管在总体水平上，我国父母的教育方式比西方父母更为严厉，但是，本研究发现我国父母的教育方式与我国儿童发展的关系与西方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这意味着，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的教育方式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但在每种文化内，父母的教育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却是相似的。
与西方父母相比，我国父母更严厉，但我国儿童的学业成绩却高于西方同龄儿童，有研究者认为这一现象说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可能是不同于西方的。但是，根据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就必然是不同的，它可能表明：尽管在同一文化中，父母教育方式在严厉性和民主性方面的差异可以解释不同儿童在学业成绩、社会性发展等方面的个别差异，但是不同文化条件下，父母教育方式的跨文化差异却不能解释儿童发展方面的跨文化差异，也就是说，中西方儿童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可能并不是源于中西方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害羞有显著的负相关.相反，西方的研究结果却是严厉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害羞、抑制有相关（Baumrind ，1971）。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中西方文化中害羞一抑制具有不同的心理学含义。在西方害羞、拘束被视为是在社交方面不成熟，缺乏能力的表现，是内隐性行为问题（internalizingprob-lem）的标志，相反，在我国社会中，害羞、自我约束的儿童并不被他人被视为社交不成就熟，他们同样能被同伴所接纳，也能正常地适应环境。鉴于这种文化背景，严厉的教育方式与我国儿童的害羞反而存在负向的相关 。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发现，父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认知、社会性表现的相关高于母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表现的相关。这一现象可能与我国社会中，父亲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有关。在我国传统的父系家庭中，父亲是家中的权威，对家庭负有最多的责任，是家中重要事务的决策者。因此，在对儿童的抚养与训练方面，正如我国谚语所言：“子不教，父之过”，父亲比母亲负有更多的责任。目前，尽管我国妇女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已有了显著的改进，但是在我国社会中，上述传统意识依然存在（chen等，出版中）这可能使得父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会性、认知表现的关系比母亲更为密切。
五、结论
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
1）父母的教育方式与儿童在学校的社会适应及学业成绩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二者的相关与西方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在适应方面行为表现的关系相似，这表明，与西方父母相比，虽然我国父母的教育方式有更为严厉的特点，但是，这种跨文化的差异并不影响教育方式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儿童的社会性、认知发展发挥相同的作用。
2）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相反，我国父母的严厉性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害羞存在负相关，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在中西方文化中害羞一抑制具有不同的心理含义所致；
3）在我国，父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认知、社会性表现的关系比母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表现的关系更强，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社会中，父亲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有关。
注释：
*本研究系北京市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