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北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欧洲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之初，围绕着欧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安全结构有很多猜测和分析。一种意见认为，冷战后的欧洲可能会重回冲突的老路，因为欧共体的建立是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已不复存在了。〔1 〕随着欧洲联合动力的消失，欧洲安全体系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并有可能出现像洛迦诺条约那样的多边防务联盟。〔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冷战后的欧洲会出现传统的冲突与合作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政治会重回战前那种旧的模式。因为欧洲大陆经济的高度发展、民主政治的完善、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都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3 〕关于欧洲现有安全组织，有人提出，随着华约解散，北约组织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欧安会“作为现代外交令人惊奇的成就之一”，应该担当起泛欧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角色〔4〕；但也有人提出，北约并没有过时， 它从一开始建立就是一个目标多重的机构。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北约的重要性一如既往。〔5〕凡此种种， 表明了冷战结束之初欧洲安全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北约的“生存危机”以及美欧各国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
冷战结束至今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关于欧洲安全结构问题的争论虽然并没有完全终止，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但欧洲安全结构的建设已经发生了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初的变化，不确定性正在逐渐明朗，新的安全模式已初露端倪。北约的地位正冉冉上升，欧安会与西欧联盟虽并未遭到冷落，但其改革的步伐远没有北约的改革幅度大、速度快，而且它们的改革在许多方面需要围绕着北约来界定。冷战结束之初，力主发展欧洲防务合作、反对加强和扩展北约的法国，态度和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变。北约通过调整战略，向东扩张，突出欧洲防务特性，正在日益成为欧洲安全的核心。本文试图从分析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转变入手，展示这几年里北约建设上发生的变化，揭示欧美之间以及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预测下个世纪欧洲安全结构的发展。
一、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转变
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转变，既反映着法国外交战略自60年代以来的重要转变，也标志着北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来自于法国自身在新形势下对外交政策方向的重新定位，同时，北约的深刻变化也为法国外交政策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应该说它是反映欧洲安全结构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欧美国家在欧洲安全格局上的角逐，主要是围绕着以哪个现存的安全组织为中心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问题。即欧洲安全格局究竟是应该以北约为中心，还是以欧安会、或欧共体为中心来建立？这里面关系到将由谁来掌握欧洲安全主导权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法国感到这是建立“欧洲人的欧洲”的大好时机。在安全问题上，法国追求建立以欧共体和西欧联盟为中心的西欧独立的防务合作体系，削弱北约，排斥美国，确立欧共体在欧洲新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密特朗总统指出，法国置身于北约军事组织之外的防务政策，在1/4个世纪里证明是很有效的。要充分认识到大西洋联盟及其军事组织的局限性，欧洲不能错过建立自己共同安全和共同防务政策的任何良机〔6〕。为此， 法国一方面调整国防政策，另一方面强调加强欧洲的防务合作，组建以法德混合部队为核心的“欧洲军团”，并提出了使法国的核威慑“欧洲化”〔7 〕的主张。法国的这一政策与美国以北约为主，重构欧洲安全新格局的战略有很大的矛盾。北约是冷战期间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是美国领导和控制欧洲的有力工具。因此，冷战刚一结束，布什政府就抛出“新大西洋主义”，提出了美国心目中的新欧洲蓝图。在这幅蓝图中，虽然欧洲三大安全机构都将占据一席之地，但北约占据主位，欧共体和欧安会为辅。在欧洲附意这种观点的是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英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强调美国对平衡欧洲大陆力量的重要性。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3月访问华盛顿时就曾说，“……在当今世界上， 只有一个国家真正具有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力量——那就是美国。”〔8 〕英外交大臣赫德也说，“没有北约就没有欧洲的防务共识”〔9〕， 美英在以北约为中心建立欧洲安全机制方面，立场是一致的。
由于密特朗时期法国力争建立排斥美国的欧洲独立防务共同体，因此它对美国改造北约、加强其政治职能、扩大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一直保持警惕。法国虽参加了“莱奇小组”〔10〕，但却总是在北约首脑会议上发出不和谐之音。对1990年7 月北约伦敦首脑会议上发表的《伦敦宣言》，法国公开表示有所保留。在1991年11月北约罗马首脑会议上，密特朗总统更是毫不掩饰地与美国总统布什针锋相对，反对北约在发展与中、东欧关系上扮演新的角色。为此，法国拒绝签署罗马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苏联局势的声明》，并对北约建立“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态度冷漠。在北约的改革问题上，法美关系在90年代初处于紧张状态。
法国的“独立自主”政策，使美国在推进北约的改革进程中大有抛开法国的势头。1991年5月， 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决定成立一支7 万到10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对付未来的危机。这支部队全部由西欧国家派兵组成，由英国人担任指挥，司令部设在德国。法国未能参与决策的这项北约的重要变革，使它感到十分震惊。正如有人评论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成了“独立自主的奴隶”〔11〕。为此，法国一部分高层领导人开始提出要以现实的态度对待法国与北约的关系，要积极参与到北约的改革进程中去，从而影响北约的决策。1993年3月， 阿兰·朱佩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前几个星期，批评社会党对北约的政策，指出“北约已开始了改革进程，而法国却仅仅是个旁观者。她正试图在不能施加影响的情况下放慢北约改革进程的速度。”〔12〕随着前南危机的爆发，欧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和危机处理事件大量增加，法国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逐年上升，到1994年已多达7520人。这就促使法国重新密切与北约的关系，重返北约军事委员会，以便参与决策法国士兵的命运。正如法国前国防部长莱奥塔尔所强调的那样，对法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过时的争论上。〔13〕“联盟必须承担新的使命，法国必须理解这种变化，不要让别人来决定它。”〔14〕法国政界对北约态度的转变，到密特朗卸任、希拉克上台之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法国想摆脱北约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北约仍然是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最重要的组织，法国不能也不应该置身于北约的军事机构之外，失去参与北约决策和指挥的权利。自此，法国开始对北约推行新的政策，那就是法国决定重返北约，通过在北约内部力争突出欧洲特性，推动北约的改革。1995年12月5日， 法国宣布它将逐步返回北约，参加北约国防部长的正式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例会，法国三军参谋长将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建立工作联系，其前提是北约必须进行内部改革。
法国重返北约，既有难以固守原有立场的不得已，也因为它看到了北约的变化。它看到了北约在对付欧洲面临的新的安全威胁上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看到了北约的职能正在迅速多元化，看到了北约在欧洲防务特性上的让步。正如法国国防部长米勇所说，“过去，法国之所以要与北约保持距离，因为那时的北约没有欧洲特性。如今这些隔阂都不复存在了。”〔15〕希拉克上台以后，法国要建设“欧洲人的欧洲”和安全上建设欧洲独立防务的目标并没有变，但是手段在变。他认清了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的途径不是摆脱美国和北约，而是寻求利用北约，改造北约，使之成为整合欧洲力量的重要工具，这是法国调整对北约政策的深层含义。
二、冷战后北约的改革与变化
北约近几年来自身的改革和变化，十分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北约在变，法国才决定放弃坚持了30多年的独立自主地位。目前，北约已经迅速地度过了“生存危机”，并通过对其战略、职能、内部关系的改革和调整，使其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
根据北约“莱奇小组”的分析，冷战后北约面临着四种威胁：苏联解体或重回专制政体带来的挑战；东欧局势的不稳定；来自北约边缘地带的威胁；北约域外的危机与冲突。〔16〕在这种新的安全环境下，旧式北约表现出了几个方面的局限性。第一，北约组织目标的局限性。北大西洋公约虽然确定北约的宗旨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完全一致，但事实上它是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对手，遏制苏联，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17〕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北约失去了对手和目标，它不仅要为自身的存在重新寻找理由，同时也必须重新定位它与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关系。第二，北约组织职能和区域范围的局限性。北约在冷战期间主要行使军事职能，尤其是针对可能发生的苏联大规模入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战略。但它在调解争端、开展预防性外交及谈判、应付突发事件等方面的能力却十分有限。而这些恰恰是冷战后欧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另外，北约受其宪章规定约束，其管辖范围狭窄，只包括“北大西洋区域回归线以北”。因此，它要想在冷战结束后的整个欧洲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克服其组织职能和区域范围上的局限性。第三，北约组织内部关系上的不平等，自60年代以来就已经严重制约着北约的发展。北约建立之初力量关系上的特殊状况，早已不能反映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冷战结束后，北约能否正视欧洲的强大，在联盟内部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关系到能否焕发北约活力、调动成员国积极性，一致对付新型挑战的大事情。
应该说，布什政府对北约的上述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这从它的“新大西洋主义”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北约对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生命攸关，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北约，而是决心通过改造北约，保持它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从1990年7月北约首脑伦敦会议起， 它就开始了这一庞大的改造工程，至今确实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具体地说，这种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约在军事上的改革成绩显著。它包括北约的军事战略目标从过去的防御苏联，转变为对付从大西洋到地中海任何地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即从对苏防御变为“全方位防御”；修改了北约长期奉行的“前沿防御”战略，代之以“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的新战略；调整北约的核战略，把核武器从“先期使用”改为“最后的手段”，进一步提高了核门槛；为了实现上述战略上的变化，北约在军事部署上，组建了对付危机的机动作战部队——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北约域外安全防御问题上，北约通过为“欧安会”（1995年1 月始称“欧安组织”）和“西欧联盟”装上“武装臂膀”，巧妙地解决了北约自建立以来不能在防区以外实施行动的限制。1992年5月底和6月4日， 北约召开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议，做出决定，支持欧安会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维护和平的行动，这种支持包括提供北约部队、后勤装备和技术手段。“这是北约在欧安会的外壳下扩大职能和活动范围的重大突破，也是北约寻求新的存在基础的一大进展”〔18〕。北约与西欧联盟之间的相互借助也得到了加强，北约可通过“欧洲军团”和1996年建立起来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在欧洲地区执行预防和控制危机与冲突、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这是北约进一步扩大其职能和活动范围的又一重要举措。北约在军事上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既充分发挥了现有在军事组织、指挥结构、补给体制以及通信和侦察系统的优势，又解决了生存目标、军事战略与任务、域外安全防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北约的面貌，使它重获了活力，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处于一种无法取代的地位。从实际情况来看，正如波恩大学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卡尔·凯泽所说，北约在海湾战争和波黑采取的军事行动，确实也证明了“只有北约具有开展这种行动所必须的资源和经验”〔19〕。
第二，北约政治战略的改善。北约政治战略的目标历来包括两个方面：对内协调盟国间的关系；对外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谋求有利于西方的政治形势〔20〕。政治战略的对外部分与北约目前的向东扩展密切相关，故在下一点中一并论述，此不赘言。关于北约协调盟国间关系的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应该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美欧在经历了冷战结束之初短暂的竞争之后，欧洲特别是法国放弃了强调独立于北约发展欧洲防务和欧盟应先于北约向东扩展的设想，〔21〕双方同意在北约内部着手“欧洲支柱”的建设。1991年11月，在北约首脑罗马会议上美国首次承认了“欧洲的防务特性”。1994年1月， 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又首次根据“可分开但不分离”的原则，提出组建由欧洲人指挥和参加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这一建议于1996年6 月的北约柏林外长会议上得到了批准。强调建设“欧洲的防务特性”，这是战后40多年里美欧关系在北约内的重要突破，它被法国看成是“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重大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欧洲建设的一大胜利〔22〕。同时，它也表明美国在处理大西洋关系方面增加了灵活性，并对盟国适度放松了权力。这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欧洲联合力量的增长和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使美国认识到大西洋联盟关系应该逐渐朝着平等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部分是因为美国正在学会以另一种方式实施领导权，既让欧洲多分担责任，又让欧洲盟国感到离不开美国。
第三，北约东扩目前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这一战略的实施将确定无疑地建立起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系。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迅速地度过了生存危机，而且很快在美国的推动下提出了东扩计划。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东欧国家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藉此整合欧洲、防范俄罗斯、趁势占据有利地缘战略位置的深谋远虑。美国一些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牌的国际政治专家，正是因为看到了北约东扩对美国的极大好处，一再撰文要求、鼓励加快实现北约东扩。基辛格认为，“北约不必在扩大的问题上躲躲闪闪，而应该接纳那些合格的候选人为北约成员国，从而推动北约前进。”〔23〕布热津斯基更以《北约——扩大还是消亡？》为题发表文章，强调北约东扩有助于重新确定美国对欧洲的历史性义务，〔24〕也就是重新确定美国对欧洲的主导权。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1994年1月，北约正式提出了东扩战略， 宣布欢迎欧洲其他民主国家加入北约。1995年9月， 北约常任理事会提出了关于北约为何东扩及如何东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1996年北约做出决定，将于今年7 月北约首脑马德里会议上确定首批接纳的新成员名单，至此，北约东扩已不可逆转。今年3 月举行的美俄首脑赫尔辛基会晤，俄罗斯实际默认了北约的东扩，并于今年7 月与北约签署了关于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的基本文件，从而为东扩战略的实施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北约东扩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重整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为北约在欧洲营造有利的政治形势创造了条件，因此，应该说它还是北约对外政治战略上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北约东扩的实现，不仅会使中、东欧国家逐个加入到北约的安全阵营之中，还会通过它与俄罗斯之间即将签署的文件或宪章，使俄罗斯的行为和未来政策走向受到规范，从而最终将俄罗斯纳入到美国主导的欧洲体系中。由此可见，北约东扩战略，在欧洲安全结构的建设中最具深远影响。
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不满7年的时间里， 就进行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大幅度调整，从而使北约重新焕发了活力和生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北约目前已不存在大的问题。北约的改革还刚刚起步，它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困难。例如，北约的“欧洲支柱”究竟应该怎样体现？美国放权的限度在哪里？再如，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北约同俄罗斯之间将建立怎样的磋商机制？俄罗斯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能否甘心接受美国的安排？它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会不会重新出现对抗的可能性？另外，随着北约东扩的实际进行，东扩的庞大费用如何分摊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并非简单的问题，北约在继续前进的路途中必须给予回答。
几点结论
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几点结论：
（一）北约在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结构中已树立起了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欧安会在决策机制和军事手段上存在的致命弱点，使它难以和北约较量。反过来北约却利用欧安会覆盖全欧和中亚的特点，为其在域外实施干涉提供了方便。西欧联盟近年来在地位与任务的界定、军事力量和组织机构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它要成长为可取代北约的力量，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前景。因此，可以说目前北约对欧洲的安全来说非其他组织所能取代。未来的欧洲安全体系，只有围绕着北约加以建设。随着欧洲经货联盟的建成，北约内欧洲支柱愈益强大，欧洲安全事务中美国的分量也许会越来越少，欧洲人的分量会越来越大，北约内部的主导权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但冷战结束之初的北约过时论和以欧安会为主建立泛欧安全体系的设想，以及欧洲可能会重回民族国家冲突老路的说法，在新的现实面前都几乎失去了现实可能性。不可否认，北约的改革和北约东扩也还存在着变数。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但总的说大的安全格局已露出了端倪。
（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及它整合欧洲的政策和能力，表明欧洲任何一个单独国家或者作为整体的欧盟无法与美国的力量相抗衡，像法国那样想要抛开美国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已证明是不现实的。当然，美法之间、美国与西欧盟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会存在下去，有时甚至会很激烈，但是他们在欧洲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法国等西欧国家还远没有强大到可以脱离美国而在安全上自主独立。
（三）西方集团内部尤其是法美之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还会持续下去，但它们之间总是能够找到妥协的办法，一般不会使大西洋联盟面临解体的威胁。冷战期间，西方的密切合作是由于“东方”存在着强大的敌人。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并没有随着敌人的消失而不复存在，反而它们之间协调关系、解决矛盾的能力有所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西方，关于建立更广泛的大西洋合作共同体的观点颇有市场，并受到了官方的重视。1995年2 月在慕尼黑召开的Wehrkunde年会上，来自英、法、 德等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分别建议，达成一个新的欧美协定。在会上，德国国防部长吕厄提出，为了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观念，应“缔结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大西洋条约”，以强调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25〕这一建议得到了英、法的支持。1995年12月3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马德里签署的《跨大西洋新纲要》，可以说是西方建立更广泛的大西洋共同体的开始，它表明欧美关系进入了面向全世界的全方位合作的新时期。在世界进入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西方内部进行争夺是必然的，但在非西方势力面前，它们的合作又是主流。由此看来，北约作为一个在安全问题上把西方利益联结在一起的组织，在下个世纪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用凯泽的话说，“北约国家共同分享利益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作出努力的核心，将来也必须如此。”〔26〕
注释：
〔1〕J.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5,No.1,1990,pp.5—56.
〔2〕T.Christensen and J.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p.137—168.
〔3〕 Adrian Hyde-Price,"Future Security Systems for Europe" in Colin Mclnnes ed.《Security and Strategy in the New Europe》 Routledge,London,1992,pp.37—58.
〔4〕1989年以后，中、东欧各国热情鼓吹这一主张， 前德国外长根舍对此表达了相当的同情，欧洲中左政治力量也积极予以支持。
〔5〕这种观点在美国、英国、 荷兰官方和西欧保守政治力量中十分流行。
〔6〕"Financial Times" 3 June 1991.
〔7〕 "Le Monde",12/13 Janvier 1992.
〔8〕 "Financial Times",9/10 March 1991.
〔9〕 "Financial Times",15 April 1991.
〔10〕“莱奇小组”（Legge Group）成立于1990年7月北约伦敦首脑会议之后，主要负责研究修改北大西洋联盟战略问题。
〔11〕〔12〕Anand Menon "From independence to cooperation:France,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1,No.1,January 1995,p25、p29.
〔13〕新华社巴黎1994年9月30日法文电。
〔14〕"Le Monde",13 Mai 1993.
〔15〕〔22〕 "Le Monde",11 juin 1996.
〔16〕Michael Brenner and Phil Williams "The United Statesand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1990s",in 《Security and Strategyin the New Europe》edited by Colin Mclnnes,Routledge,London,1992,p154.
〔17〕〔20〕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63页。
〔18〕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90页。
〔19〕〔26〕Karl Kaise "Reforming NATO" in《Foreign Policy》,No.103,Summer 1996,p139.
〔21〕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战略研究报告1993—1994》欧洲部分。
〔23〕〔24 〕In Stanley R.Sloan"US Perspectives on NATO'sFutur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1,No.2,April 1995,p223、p224.
〔25〕Joseph Jitchett,"Western European ProposesNewTrans-Atlantic Pac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7Feb.,199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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