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两项农业政策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政策论文,两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农业保护
中央一直强调、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这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近些年来政府出台了许多对农业进行保护的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是价格保护和农业投入保护两个方面。
首先看价格保护。1978年到1994年，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上升了340.3%，其中粮食、棉花和油料分别上升了448.1%，376.5%和353.0%。价格保护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应对农业危机即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向农业增加投入，摆脱农业危机的基本途径。但只靠价格来保护农业，不免有些近视。农产品价格保护在两个方面发生影响。
其一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近几年来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扬并迅速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靠近，而进入1995年后，国内粮食，糖料和油料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交易价格已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如何呢？随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贸组织的诞生、降低农业的保护水平，努力实现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已成为大势所趋。在世贸组织有关农产品贸易协定中明确规定在预定期限内，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水平必须削减20%，把农产品中出口补贴减少36%，享受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数量也要削减24%。世界上对农产品保护最甚的日本在几经谈判之后，也不得不逐渐开放国内大米市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复关谈判，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接受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所以，在农业保护中，继续采取大幅度提价的办法会使国内价格明显高出国际价格，这样一方面会受整个世界贸易的责难，国为我们进行农业保护，另一方面若真这样推行，将来复关后，农产品市场开放时国外农产品对国内农业的冲击，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其二是对国内贸易的影响。任何一项农业政策的实施，都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利益转移，农产品提价更不例外。农产品提价意味着工农业利润的重新分配，也就是常说的工业“反哺”农业，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其工业化已经完成，其工业利润有可能“反哺”农业。而在我国，若寄希望于工业的“反哺”，则不太现实，因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初期，距离工业化完成阶段尚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工业本身正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自我改造任务繁重，生存环境也不乐观。可以说整个工业化过程本身就需要吸纳大量资金，非农产业还不具备大举补农的能力，所以很难指望工业能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有“工业剩余”回流农业。另外，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超过70%，现在的农业保护是由少数人来保护多数人，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而且颇不合逻辑。同时，农业补贴和保护是刚性的，在保护的开始阶段，因为补贴较少，可能还能支持，但随着保护规模的扩大，国家财政就会愈发感到难以为继。而西方国家农业保护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保护到了某种程度，想要减少或撤销对农业的保护，不仅代价巨大，而且还会面临社会政治方面的重重阻力。
再来看看农业投入。据有关部门测算，以化肥、良种、农膜和农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技术，其最大的产出边界一般认为是亩产粮食300公斤左右，当接近或越过这个边界时，农业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就会显露出来。我国粮食平均单产在1979-1984年间从189公斤提高到241公斤，这一期间农业物耗比重基本稳定在30%左右，而1985-1993年，粮食单产上升到304公斤，农业物耗率则从1984年的30%迅猛上升到1993年的42.6%，即投入的上升速度比产中的上升速度快60%以上。从宏观上看，据测算，“九五”期间要使全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5000亿公斤，需要投资2800多亿元，增加1500万吨化肥，5000万匹马力的机械，130万吨农用柴油和100亿度电，这样大的需求量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
因此，在继续农业保护的同时，我们似乎应该寻求新的政策思路，将注意力放在农业自身的规律上，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资本的兼并和规模经营。
二、关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是1995年出台的一项旨在让各省努力增加本区域粮食生产总量，掌握粮源，保证市场供应、稳定粮食市场和价格的政策。这项政策的背景是1993、1994连续两年的粮食减产，社会粮食总供给减少，全国粮食供求矛盾加剧、市场粮价急剧上升、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及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下降过快，从余粮省变为缺粮省这样一个大背景。从现实农业发展情况看，1995年和1996年实现了连续两年的农业丰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在其中自然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这项政策存在以下隐患。
最大的隐患就是会形成事业上的诸侯经济。“米”政策的目的是突出强化省一级政府对粮食问题的责任，以确保区域粮食供求平衡和粮食市场的稳定，进而实现全国粮食总量平衡和价格的稳定。这两年由于粮食形势较为稳定，这个问题不太突出，但并不是不存在。
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以后，各省当然更要考虑地方利益，力保一方平安。粮食紧张时，产区封锁市场，待价而售；粮食丰收时，销区“拿把”，或边吃边调，或先吃后付款。
这两年粮食丰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销区“拿把”，他们调粮往往是边吃边调，自身的仓储能力很小，有的地方甚至不建仓储设备，这样把资金占压，银行利息，储粮损耗等费用全部转嫁到产区。丰收以后出现粮食“卖难”，价格低落，销售不畅，对粮产区影响尤为巨大，增产后粮食急于寻找出路，产粮越多，经济利益吃亏越大，而且空购粮的政策性业务费用由地方政府解决，丰收后市场粮价甚至低于定购价，造成粮产区新的政策性亏损，这些会影响种粮的积极性。
丰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可怕的是歉收。农业生产必定会有周期波动，在歉收时，议购粮部分由各省粮食部门独家垄断，其巨额价差利润会促使他们游说地方政府封锁本地边境，控制粮食出境，地方政府担负稳定本地市场之责，也倾向于搞地区封锁。一九九三年广东省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粮食产销定货会上，作为量大的买主，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签定了十多亿公斤的粮食调入合同，当时是中央领导出面，副总理监督，各省省长作证明人，各省粮食厅长签字，司法公正，但到最后这些调粮合同都没有落实，成了一纸空文。不难想象的是，若97、98年出现粮食紧张局面，那么粮产区势必会借口“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行区域封锁，诸侯经济之实。这将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稳定种粮面积、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作用不能过高估计。东南沿海诸省从余粮省变成缺粮省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条政策所能左右的。在这些工业增长速度较快的沿海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原因一是比较效益差，二是成本高。在江、浙、粤等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时，有些地方靠行政手段往下压种田面积，有些地方的提法是“政治任务，组织保证，纪律监督，经济奖惩”；还有的地方派出干部直接下到村里逐家逐户地查面积，看秧田。这些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其作用不知能否持续。
近十年来我国粮食面积减少六千万亩，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建设、开发用地，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这种减少是刚性的，很难恢复。二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占20%左右。其中比例较大的如鱼塘、果树等也是刚性的，较难恢复。事实上，推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两年来广东省粮食面积回升，主要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粤北和粤西地区。
另一个方面是某些产粮省，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缩减粮食种植面积。按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各省自求平衡，这对缺粮区是个激励，对产粮区可能是个松绑。如果控制得不好，缺粮区产量的增长会抵不住产粮区产量的下降，走向政策意图的反面。
所以，“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是把“双刃剑”，需国家和各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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