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变异之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军论文,清末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练军筹饷”是晚清政府意图挽回颓势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军事方面的努力，希望通过编练新军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在编练新军过程中清政府投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结果却是武昌起义湖北新军揭竿而起、权臣背叛北洋重兵反戈相逼，清政府培养的捍卫者变成了这腐朽统治的掘墓人。在辛亥革命爆发80多年后的今天，从宏观角度来看，清末新军的反正促进了历史的前进，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微观角度来看，包含着晚清政府全部希望的最好的军队成了他们自身强大的敌人，这无疑为清末雄浑苍凉的历史画卷涂上了戏剧化的一笔。对于清政府来说，编练新军的彻底失败已是毋庸置疑，但究其失败原因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有些经验即使在今天仍可引起我们的深思与借鉴，而在当今史学界系统地分析这一段历史的著述却不多见，本文有感于此，试提一点浅陋的看法，以作引玉之砖。
一、新军产生于半殖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一历史背景注定了它将成为一支极具特殊性的军队，从而形成了成就其终极结果的契机。
清朝编练新军始于1894年，初步展开练兵则是在甲午战争中，自命“天朝大国”的清政府“以数十万众，不能当日本一旅之师”，表明了清朝旧有军队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这种军队对外既无力与帝国主义列强稍稍对抗周旋，对内也不足以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很难支撑政权。清政府出于自危，不得不尝试着改革旧有军队，寻求一支新的依靠力量，护卫它的统治。这个练兵初衷与其历史上历次军事改革的目的可说并无二致，这一点光绪二十三年（1897）户部的一个奏折可以证实：“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①
清政府的军制是常常改变的，以适应新的形势，这是他们自我防御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统治中国的一种方式。应该说这种手段与方式是具有一定效果的，它使清朝政府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统治危机，但到编练新军时，这贴“万应灵药”却失败了，这是为何呢？我们可以首先从新军的状况、特点和性质着手分析。
新军是对1894年后清政府编练的军队的总称。“新军”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的一份奏折之中，是相对于八旗、绿营、练勇等旧式军队而言。新军的特点是完全按照西方国家军队的营制编练而成，以洋操办训练内容，以洋枪洋炮为使用武器，一些新军还聘任洋人为教习。新军的体系繁杂，从它们的发展走向上看，大致可分为后来受革命思潮影响较多的南方新军和由袁世凯操纵的北方新军两大部分。但就其总体性质而言，我认为清末新军是一支具有浓厚资产阶级军队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这是因为：第一、创建这支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朝廷的利益，尽管新军发展的结果与清政府主观意图相悖，但在一开始这个训练目的必然决定着新军的训练宗旨。第二、新军的主要将帅是各种封建官僚，而不是其他阶级的利益代表者。第三，新军开始编练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还只是在海外秘密酝酿筹备，资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内政治舞台，虽然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国内的活动增加了，并有相当一批人进入新军进行宣传，但这不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就取得了对整个新军的领导权。即使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的湖北新军也只是要“排满”，而不是已经意识到要打碎封建制度。
由此可见，新军带有深深的封建主义的印记，这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趋于崩溃灭亡前夕的军队，在意识形态构造上，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至于它表面具有的种种西方资产阶级军队的鲜明色彩，只不过是“西学为体”这一老路的折射体现，并不能影响新军本身的性质。
再者，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练新军同当时一切社会运动一样，又带有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影响的痕迹。清政府编练新式军队必然要求助于军事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实施全新的军事思想、训练方式、战略战术到更新武器装备都要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才能实现。而帝国主义列强当然不会真心扶持清政府组建强大的军队，他们各怀鬼胎，想通过出售武器、输送教习、帮助清廷培养新式军官等方法加强对中国军界的势力渗透，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们“帮助”中国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1898年驻华日使矢野文雄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写道：“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事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②一语泄露他们的狼子野心。由日本推及德、俄等国用心亦相彷佛。
作为这样一支极具特殊性的军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完成维护清朝统治的任务，更不可能拯救危亡国家，使之臻于独立和强盛。它必然会走上一条与清政府练军宗旨相背离的道路，新军编练的时代背景造成了新军由一支清政府组建的保卫力量演变成反对力量的契机。
二、筹建新军过程中的盲目性、急进性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之间、清政府传统的愚兵政策与新军现实状况之间的深刻矛盾造成了清政府对新军控制的软弱。
编练新军的时代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一个外患内忧相并行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侵略步伐，中国已是“瓜剖豆分、渐露机芽”，另一方面国内人民的反抗暗流也难以完全抑止。清政府急于寻求新的依靠力量，这种心态决定了在编练新军过程中盲目性和急进性的存在。编练新军1901年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后，1905年1月清政府又计划在五年内编练新军36镇，每镇12500人，总兵力为45万人，这样庞大的军队要在五年内编练完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编练36镇新军所需的巨大军费开支，也是财政拮据的清政府无力承担的，至辛亥革命爆发为止，清政府仅编练成新军十四镇又十八协又四标和一支禁卫军（约一镇）。尽管如此，编练这些新军的军费开支仍需转嫁到各省，由于新军的训练开支主要来源于各省财政收入。因此，各地方实力派逐渐取得了对新军的控制，而当清政府要加强对军队的中央集权，特别是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死后，摄政王载沣试图走一条皇室宗族控制军队的路线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压力，清政府对新军控制的不力由此可见一斑。
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急迫性又表现在其对待各种旧式军队的态度上，清政府由于对新军寄望殷切，解散了其他军队，1911年《时报》载“湖北全省绿营及操防练军，现经瑞督照资政院议案，本年六月一律全裁”，③这种情况并不止湖北一省，从而致使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因新军之外，别无他兵可供调遣，是以一发莫收，措手不及。”④
编练新军，使用以往武举出身的将领显然无法适应需要，对此清政府采取了废除武举，开办武备学堂来培养新式军官的方法，同时又选送青年出洋学习兵法，意图走一条培育人才的新路和捷径。而这部分出洋留学的人在外国却感受到强烈的民族失败情绪和民族挫折情绪，他们对中国积弱积贫的社会状况产生了疑问，并对之进行深层的思考，他们对清朝政府的统治由不满而至失望，其中一部分人与在海外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开始接受革命思潮，努力探求一种救国良策，他们回国后加入新军，成为新军中隐性的不安定因素，并逐步形成一股革命暗流，这股潮流虽然沉寂不显，却随着时光流转而向纵深发展，除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新军以外（这部分新军具有特殊性，下面列专节分析），在南方各省形成了纵横交错、局部与整体并行的局面。辛亥武昌起义的亲历者胡祖舜在回忆文章《六十谈往》中写道：“湖北新军，为湖广总督所手创。之洞历行新政，建设多端，学校林立、文武并育、人才蔚起。”⑤“每一营队，济济多士，革命思潮，潜移默化，革命小组，秘密滋生。”⑥在当时与列强抗衡、振兴中华已成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强烈要求的中国，清政府培养新式人才为其陈旧、腐朽的统治服务，这对矛盾无法调和，清政府的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军兵源与旧军兵源的差异又决定了这是一支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军队。清末新军严格了征兵制度“募兵制虽仍沿旧，而新兵入伍，类多考试，文盲已居少数。”⑦加之当时武举、科举停废造成许多旧式读书人出身无路，转而投笔从戎，当时湖北学生界有“秀才童生新军”之谓。这种军队特色决定了清政府传统的愚兵政策很难贯彻，也决定了新军接受革命思潮时会具有某种坚定性，这种坚定性在辛亥武昌之役得到充分展露，武昌起义是在起义策划者、革命党人被捕、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由新军士兵自发组织的。由湖广总督瑞澄武昌起义爆发当天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的密电中可以想见当时情状“不意革匪余党勾结现驻城内三十一标工程营及武胜门外混成协辎重营，突于本夜八点钟内外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局，并声言进攻督署，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⑧“我军大半意存观望，均不得手，统制、协统命令亦多不行”“目睹此种情形，知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⑨“匪党作乱，本已破获，讵有新军应匪，构此奇变。”⑩
总而言之，编练新军过程中的这两对矛盾使清政府难以对新军进行强有力的控制。
三、清政府对新军高级将帅的鉴别不明、运筹无力，使新军最终倒戈成为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新军首义，是清政府统治结构大厦坍塌的引线，而使清政府走向最后灭亡的与其说是革命党人起影响的南方新军，不如说是由袁世凯把持控制的北洋新军。这就暴露了清政府对新军高级统帅无法把握的事实。北洋新军是当时所有新军中清政府投资最多、规模最庞大、最有系统性、因而也极具战斗力的军队。武昌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澄致总、协理大臣的两封密电中三次提到向北洋劲旅求援“饬派知兵大员率带北洋第一镇劲旅，多带枪炮，配足子药，刻日乘坐专车来鄂剿办，俾得迅束扑灭。”(11)由此可见北洋新军的实力和在晚清政局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北洋新军的总头目袁世凯在其主子清政府罹难时表现如何呢？袁世凯要求矛以大权，为后来清帝退位之张本。时宣统乳臭，载沣摄政……卒以革命军起，急不暇择而予之，使袁世凯得有凭籍，遂其枭獍，周赧汉献之路，大抵如此。”(12)用人的错误不能不说是清政府编练新军失利的一大原因。
而由北洋新军体系的形成我们又可以充分看出为什么清政府会对军队干部队伍控制乏力，归根到底是由于其自身的许多错误做法造成的。
清政府对袁世凯“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重要”(13)这一套治军方法极为赏识，多次嘉勉袁世凯“知兵”，不断拔擢，使袁世凯形成气候，当清政府防范已为时太晚。而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时在思想教育上虽然强调忠上、尊孔、严禁进步思想的传播，但并不是要广大士兵效忠清廷，而是效忠袁世凯个人，这对清政府来说无异于养虎为患。
清政府对袁世凯扩展羽翼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袁世凯对安排北洋将领的态度是广植党羽、培养亲信、排斥异已。他认为“三军易集，一将难求。”但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宿将，一部分是北洋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这些将领彼此存在着封建伦常的紧密联系和人身附属关系，为袁世凯的私利服务。袁世凯在提拔和安插亲信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在直隶总督任内上奏为北洋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请奖：“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14)同年又上《特保道员杨士琦等请送部引见折》、《已革总兵刘超佩请开复衔翎留北洋效力折》，保荐私党，而清政府却一概“著照所请”。
北洋军的训练思想和北洋将领的系统性又使北洋新军形成了一个外部力量很难渗入的整体。一些由外国留学回来的学生意欲进入北洋新军而不可得，只能分散到各省，相对其他各省新军，北洋军是受革命影响比较微弱的。但对于清政府来说结果其实是大同小异，因为北洋军只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与清政府离心离德。
掌握一支军队与否，关键是看是否掌握了军队的首领，因为人是起决定因素的作用。没有忠臣良将，晚清政府进行的军事改革走向与其自身不利的结果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四、由清政府对新军变异的一系列防范举措的失败探寻“练兵失败”的深层原因。
清政府寄予新军极大期望，投注了大量精力，对新军极为关注，不可能不对新军筹建发展过程中的变异有所察觉和防范。
从新军开始筹建，清政府就严令切嘱“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依德国章程，需款结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乃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15)可见清政府的重视程度。
清政府对新军事务过问极细，即使是具体设置调整也亲自垂询。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颁发上谕命将袁世凯所训新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16)对北洋新军如此关注、如此用心的清政府对袁世凯昭然若揭的野心必然有所察觉，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07年将袁调任军机大臣，进行明升暗降，剥夺其北洋第一、三、五、六这四镇的军权，逐渐架空袁世凯，慈禧太后去世后清政府于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颁布上谕“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17)将袁世凯逐回河南老家。
清政府在广设新式学堂、废除武举的同时，对革命思潮的传播也做了一定的防范。清政府采纳“但各试虽皆以经济时务为重，亦必须能明四子书大义及有宋诸大儒理蕴，方准取中，以免趋末忘本之弊”(18)的建议，并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颁布上谕对出洋留学人员作出要求“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19)希望以几千年相传的封建伦理来维持新式将领的忠诚，使得新军俯首贴耳。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前“自安徽新军队队官熊成基及巡警道徐锡麟等案发之后，清廷对于军警、学生，戒备加严，尤以军中为甚。”(20)可见清政府对革命党人活动、革命思潮传播始终有所提防。但清政府无论对哪一部分新军的防范都注定要失败。我们先来分析南方新军。1、新式军队需要新式人材。清政府的练兵意图决定了新型知识分子必将进入新军，而具有新的知识结构的青年却不会象旧式军官一样盲从，他们必将成为清政府统治的对立因素，这是一对相互依存、无法解决的矛盾。有关这点前文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复赘言。2、一些省份新军基层管理的混乱无法阻止革命者和革命思潮的流动与传播。新军的派系林立给革命者提供了机会，有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常常是被这支新军开除后，又进入其他省份的另一支新军，有时甚至就在本省之内，继续进行革命宣传。
让我们再来分析清政府对袁世凯控制防范流于失败的必然性：第一，袁世凯博得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青睐。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怀着在中国另觅权益代表人的阴险目的，选择了手握重兵而又诺诺听命的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极力举荐袁世凯复出，为袁呐喊助威。
第二、清政府要利用袁世凯和他所训练的军队，在镇压义和团、保持地方稳定方面，北洋军的骁勇可恃都使清政府甚为满意。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袁世凯始终有怜才之意，希望能用安抚手段拉拢他，这一点由1885-1905这十年间袁世凯官阶的飞升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第三、袁世凯本人极善钻营，他出卖戊戌变法向慈禧太后献媚；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等逃往西安时，袁世凯又两次派人解去山东、安徽、江苏、江西饷银47万两，其中他任督抚的山东就占21万两之多，以备流亡的清朝皇族度支。袁世凯处处表现出对皇室的耿耿忠心，对清朝统治者起了一定的迷惑作用。
第四、清廷中许多王公重臣或明或暗支持袁世凯，增加了清政府控制袁世凯的难度。当时除了袁世凯极力攀附的荣禄、奕劻之外，其他一些朝廷大臣对袁世凯也很支持，宣统继位后摄政王载沣就如何处理袁世凯询问张之洞意见时，张之洞以“王道坦坦、王道平平”(21)反对杀袁。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又极力保举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公忠素著，韬略久娴、北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手中督练，不特威声足以慑匪胆，抑且恩谊足以结兵心。”(22)
由以上归纳几点可以看出清政府防范袁世凯必然走向失败之途。综上所述可见，晚清政府将“练兵”视作扭转乾坤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这块半殖民半封建的土地上，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向各个方面渗透，他们不允许中国强盛；而封建制度又处在被历史彻底摈弃的过程当中，腐败的清政府用编练新军来阻挡摧枯拉朽的历史潮流必将失败。尽管清政府作了种种努力，却仍旧回天乏术，它所编练的新军走向了一个与其主观意愿截然相反的结果。
注释：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兵考2。
②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8页。台北1976年版。
③⑤⑥⑦(12)(20)《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348、85、49、48、162-163、53页。
④⑧⑨⑩(11)(22)《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6、182-183、218页。
(13)袁世凯《新建陆军营制饷章》。
(14)《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18页。
(15)(16)(19)《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三七八、四四二、四八六。
(17)《清实录·宣统政纪》卷二四。
(18)《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71页。
(21)刘成愚《世载堂杂忆》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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