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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与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相对价格结构：各国学者引用的中文资料经常提到城市工人“低工资”的历史性政策（王东京，1995，第16页；Selden，1995，第205 页）。我认为低工资的提法更多地体现了城市居民的渴望但并非现实。在一项1987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鼓励各级管理人员以生产资料替代工人劳动的失真价格系数”（Jefferson and Rawski，1992，第62页），中国的工资——利率比和工资——电力成本率均高于印度，个别情况下，前者甚至超过美国的可比数字。
过去10年中急剧上升的工资水平（表5 ）没有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资成本与总产量之比在国有部门中20年来几乎未变。而非工资性劳动成本仍高居不下，这一特征在国有企业尤其明显，前国有公司现重组为股份制企业，并有外资进入，住房、劳保和医疗领域的改革正在使减轻企业负担的诺言变为现实。
包括折旧与利息在内的资本成本仍处于低水平。折旧率所反映的仍是资产的有形损耗而非经济意义的损失。国家统计局未公开的数据表明了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折旧还很低，1985～1996年间，国有工业的资产折旧率由5.1%上升到6.1%，同期集体所有制工业（不包括村级企业）从7.6%下降到6.8%。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改变了贷款的流向，使绝大多数贷款为国有部门所获，为此，遭到了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如谢平，1992）。银行当局不愿提高利率旨在利率的上升会威胁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主权，进而又会由于国企利润的降低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曾康霖，1994）。表6 提出了一个粗糙但有效的真实利率测定方法：用工业企业贷款的名义利率减去工业品的通货膨胀率、再求出3～5年的移动平均值。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循环模式：在通货膨胀的高峰年代，真实利率达到负值的最大值（1988，1993）， 当通货膨胀压力减轻时， 真实利率转为正值（1990，1996，1997）。表6给出了真实利率5年移动平均的长期变动情况。从中可见利率缓缓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很可能继续下去。即便如此，真实利率仍旧很低：从1985年以来的11年中，有9年的5年移动平均为负值。
表6 1980～1997年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
利率通货膨胀率 年利率5年移动平均值
1980 5.02.03.0
1981 5.06.6
-1.6
1982 6.53.53.0 0.52
1983 6.54.12.4 0.10
1984 6.53.06.2 0.23
1985 9.4
16.9
-7.5 -0.15
1986 9.47.71.7 -1.02
1987 9.4
15.8
-6.4 -1.10
1988 9.4
28.7 -19.3 -0.51
1989 14.4
10.24.2 -0.45
1990 11.24.17.1 -0.08
1991 9.56.23.3 0.25
1992 9.56.82.7 -0.18
1993 12.9
24.0 -11.1 -0.47
1994 12.9
19.5
-6.6 -0.19
1995 14.8
14.9
-0.1 0.15
1996 13.32.9
10.4
1997 10.8
-0.3
11.1
1980～97 9.89.70.1
1980～89 8.19.6
-1.4
1990～97 11.99.82.1
1980～84 5.93.32.6
1985～89 10.4
15.9
-5.5
1990～94 11.2
12.1
-0.9
1995～97 13.05.87.1
资料来源：1980～1988数据来自Jefferson and Rawski 1990，表A—1，它使用了3～5年固定资产贷款的名义利率， 通货膨胀的测度建立在世界银行的工业品市场销售价格数据之上。
1990～1997数据：名义利率来自Lardy 1998，第108页，使用3 ～5年基本建设贷款和按复合利率计算的年平均值；通货膨胀按《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83页和《观察》，1998，第70 页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计算。
除低利率外，享受优惠条件的借款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常常拖欠或拒付贷款。“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效益差及国有银行缺乏对其的约束而拖延还贷”。而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领导者继续坚持银行“需要对亏损企业提供周转性贷款”，“为国有企业解除困境作出更大努力”的政策（China Daily，1998年9月5日，第4页，6月27日，第3页）。
较之10年前，现在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尽管如此，价格仍继续向大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如1993年的用电价格，东北地区电网的用户用电量35千伏以上的普通工业用户，价格为每千瓦小时0.264元， 而同样用电量的大企业用户价格仅为0.187元，差额为29%（Energy，1996，VI—27）。
价格放开带来进步，但改革的目标在于将企业从过度的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目前，真实利率成本有所上升，劳动的相对价格仍旧很高，政府通过针对移民而设置的行政或经济障碍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工作岗位（如上海征收雇佣外来劳动力的安置费为890元／人·年， 见Shanghai，1998，第105页），这种做法破坏了某些改革成果， 即便不考虑这些新设立的限制条件，现在的价格结构仍继续对就业的增长有抑制作用。胡鞍钢恰当地总结了目前的局面：“扭曲的资本价格刺激工业部门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并减少对劳动力的吸收”（1998a，第11页）。 乡镇企业工业所面临的困境也一样：人为的低资本和逐步攀高的工资成本一步步地减少了就业的增长（陈剑波，1997，第376～380页）。
资本分配机制：中国学者及企业管理者不断抱怨“资金不足”，如确实如此，那些有获取资金机会的企业应有利润可图，但资金盈利率从80年代初起一直持续下降。利润下降虽大量发生在国有部门，但也扩张到各级各类企业，下降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已不能仅用逃税和欺骗解释其原因。利润下降、缺乏资金与低回报率的奇特结合标志着资本分配机制的重大缺陷。
低估资金价格是问题之一，但远不止于此。主要困难是：争取到银行贷款是投资的关键环节，而贷款的获取者，及大量原始股、债券的购入者经常都是投资决策的失误者。中国资本市场展现的是这样一幅可悲景象：借款人糟糕的工程立项与银行无力的资金监督相结合，结果是，许多新项目完全失败。1995年工业普查表明，经过一年的高速增长，发现“将近500种产品的开工率低于60%”（Zhou Kan，1998b）。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中许多是由刚刚完成的投资创造的（如1995年33.5%的家用空调、22.1%的彩电及46%的影印机的生产能力均为过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越积越多的银行负债，这两方面都反映了资本分配机制的长期缺陷。这些缺陷人为地限制了资本对生产性就业的创造功能。
向城市倾斜：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长期以来执行极度有利于城市的政策，各级权力机构均把利益和机会给予城市居民（各城市中又向较大的城市倾斜），并转移其负担。政策性文件宣布“中国要自始至终把农业放在经济的首位”（Rural，1998）， 但投资统计证实并非如此，1981到1995年间，农业从国家和集体经济中吸收的投资为2.2%（《投资》，1997，第47页，364页）， 社会福利设施网络几乎将城市以外人口排除在外。北京下岗职工的年生活费为2400元，比农村居民的平均纯收入高15%（China Daily，1998年9月23日，3页； 《观察》，1998年，第83页），无城市户口的失业人员一无所得。
正常条件下，官方倾向于忽视农村利益，结果是，来自国务院或高层领导人的明确指示很少在农村产生真正的影响，例如关于农田投入问题（祝世珍，1995，杨方勋1995）。分割且混乱的农业投入和农产品市场、上涨的成本、任意设置（通常是非法的）限额、手续费、税收及罚金逐步地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及与此相关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向城市倾斜的政策，也扩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规模。
开放型经济：扩大国际贸易和外资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始料未及的出口带动型增长热潮，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涨正在为这种增长划上句号（另一抑制增长势头的因素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交通、通信的改进是否能使内陆省份也利用贸易环节的增长机会，既取决于国内政策又取决于国际市场条件。虽然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迟缓，但对外开放的路无疑要继续走下去。扩大贸易对特定的产业和企业的生存力造成威胁，但开放使财力物力资源投入合理的技术项目，领导层已认识到今后，如同过去一样，贸易将为就业创造大量机会。
财产权：不合理的财产权对各类企业均造成影响。尤以对私有企业，这一90年代吸收新就业最具活动的部门，其负面效果最为严重。1996年北京私企上书他们的困境，包括难以获取贷款、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和领不到城市居住许可证明。这些企业反映，虽然不存在法律条文禁止的歧视，但他们的主要困难在于：企业资产、商标、甚至投资者本人均无法充分享受他们法定权力和利益的有效保护。
全部中小企业只能得到银行贷款总额的7%～8%（Zhao Huanxin，1998），私企在其中的份额肯定更是微乎其微。即使在广东，出口区以外范围的私企均未被授予外贸进出口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中国的政策是刺激私企的活力，还是仅仅将目前勉强容忍他们的态度继续下去，陕西领导人曾要求，不要像过去那样歧视私企，要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私企的命运将对创造就业起重大作用。
政策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和部门的影响
国有企业：中国领导人始终坚信国企要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然而国企一统天下的领域却在稳步减少。对国有部门在利率上的让步和资金市场的分割等优惠条件起到了鼓励他们将资金投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作用，逐渐削弱对国企的优惠条件将促使经济驶向有利于充分就业的航道。
国内运输与贸易：改革带来了运输、通信领域的革命，信息为与世隔绝的村落带来新的机遇。不断深入的开放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同时产生良性效果。而国内贸易的困难多因价格控制而引发，随着价格的大幅度放开，国内贸易障碍就更多地呈偶发性而非系统性。短期内，尽管以前受惠于地方权力或信息便利的本地工业在新的竞争局面下萎缩衰落（这使许多曾很有成就的乡镇企业受到打击），但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本地资源可以转移到资本收益率更好的部门，以服务于更大的市场。
地方发展：地方政府把本地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过去20年中，这种成功的增长多集中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在农村多由当地政府指挥控制，内陆省份现在希望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允许他们同样获取沿海地区的成就，但这是不可能的。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以同样的行政机构在80年代的半市场环境下取得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功，而现在，由于害怕市场的风险正急于从直接控制企业的方式中撤退出来。真正的政企分开，即企业管理者独立行驶权力而官方避免直接干涉，这个在南部省份出现的现象正扩散到全国范围。南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为内陆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机会，而那些产业在深圳和上海已成为不经济的产业了。今后的几年内，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乡镇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过度现象而不是一种长期的企业固定形态。
教育：20年的经济增长使国际国内对中间和最终产品的质量要求上了一个很高的档次，能满足高质量要求的厂家才能获得成功。劣质产品堆积在国内广大但萧条的低档次商品市场上，这一市场中价格竞争激烈，企业微利或无利，几乎没有积累资金调整产品结构的机会，并难以获得银行贷款（银行已开始将这些企业打入另册）。企业（工人）产品与服务的唯一出路是面临失败（失业）。
在这种环境下，人力资本就成为经济前景的决定因素。城区的家长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增加后代质量，舍得在教育孩子上投资，买计算机、参加有教育意义的旅行、请家教等。农村需更多地依靠当地政府来提高教师质量、提高初高中的入学比例及扩大图书和其他信息服务网络。
农业：中国台湾省和日本的经验表明，恰当的政府扶持可帮助农业部门大规模提高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从而顺利地进入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有资料表明，在发展农业和对农业投入方面经常受到向城市倾斜政策的影响，使得资源（特别是受教育人才）从农村流失。依靠政府活动能在很大程度上用很小的成本增加农业和其他农村职业的劳动需求，如能做到以下几点，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将进一步扩张：（1 ）政府停止对农业投入与产出价格的操纵，不允许为满足政府机构、城市消费者和非农产业的利益而任意改变农产品价格。（2 ）政府有效地控制官方与非官方的税、费，这些税费严重侵蚀了农民和农村企业的收入（据报道乡镇企业 20%
的利润变成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见 ZhaoHuanxin，1998）。（3）政府增加对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的贷款。（ 4）政府扩大农产品收购网，加大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和保证技术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
三、概要与结论
20年来，中国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一增长热潮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渐进的、不完备的转换过程相吻合。转换弃除了旧有的分配与补充劳动力资源这一重要的经济机制，而计划经济下对劳动力的分配与补充与全面市场体制下的机制相差甚远。长期的繁荣与渐进的改革相结合，使世界最大的人口国获益非浅。再没有什么比真实工资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更重要的事情了。这些变化刺激了大量未记录在册的工人从农村地区出走，在1990～1994年间出现了一个接近全面就业的局面，这是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国家从未取得过的成就。
最近的东亚经济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有缺陷的体制下，陈旧的结构和不明智的政策也可为具有活力的经济带来产出、劳动生产率和福利的大幅度提高。在人均资源短缺的背景下中国创造了就业和收入方面破记录的良好业绩。虽然中国的领导人理解加速吸收劳动力的必要性和失业的危险，但劳动力需求的迅速扩张仍在限制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政策下发生了。
就业增长的主要约束并不是妨碍劳动力吸收的政策所至，相反，这些政策反映了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必然结果。人为的低资本成本和使多数可贷款项流入国有部门特权享有者的做法，在选择工程项目上起到了向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型部门倾斜投资的效果，同样复杂的失真现象使毫无效益的建设和大量多余生产能力成为可能。向城市倾斜是另一个渗透整个中国经济的公共政策，它加速了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逼迫城市的机构对持续的移民浪潮作出反映，加深了新来者和原居民的对立。
本文确认中国在短期内发展起来的私有部门是新就业的重要渠道。现在必须认识到各级政府只对私企容忍而非积极扶持的态度是错误的，是增加就业的重大障碍。
本文表明，劳动力需求的突然减少发生于1995～1996年，这一时间对中国特别不利，因为恰好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拖延已久的1000万工人下岗。这些工人从曾被认为是终生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政府机关、银行和铁路部门中走出来，虽然中国免遭目前亚洲局势恶化的厄运，但危机动摇了民众的信心，阻碍了出口增长和外资引入这一此前经济中最具活动的部门。
国内需求减缓，亚洲金融危机和大量下岗的积累性冲击意味着一个驶离全面就业的急转弯，取而代之的是面临衰退甚至更坏的危险。这种危险性来自于中国将短期与长期的目标不恰当的混合在一起。困难集中表现为资本分配机制上长期以来固有的弱点，那种机制导致低投资回报率和巨额的呆坏帐损失。这些困境有可能终止中国的长期增长。即便长期增长不会停止，现在所面临的就业困境也至少要持续到2000年，如果不是更长久的话。
在这些条件下，如继续执行不利于就业的工资利率比率、资本分配机制、对国企与城镇的大量优惠政策，中国将不再享有就业继续增长的好局面。扩大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政策构成与前面讨论的内容直接相关，这些政策包括：（1 ）改变资本价格过低的状况；避免为减轻贷款者负担而由目前的正真实利率退回到过去的负真实利率中去；（2 ）清除资本市场的进入障碍，建立竞争机制，让所有潜在的借款人按预期利润和偿还能力参与竞争。（3）进一步减少、 最终消除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4）继续努力减少对城市的优惠， 使政策向农村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倾斜。（5）积极鼓励发展和扩大私有企业。
以上各条使就业长期增长的长远性措施，是我从对现实政策环境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的领导人害怕大量失业的后果，随着下岗人员的增加，他们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反映是贯彻一系列可在短期内增加就业的政策。不幸的是，目前所选择的主要工具——反复降低利率、竭力抢救国企、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满足1998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等， 均与中国的中长期改革目标相矛盾。现行的某些短期政策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永久性的庇护所，使行政干预市场的倾向再度上升，拖延了政企分开，延误了银行商业化的过程，更加动摇了银行本以飘摇不定的金融地位。
力争保8%的增长率，代价高昂，却不可能使就业大量上升。 可替代的策略是大力发展私有企业，它能比保证增长率更易达到增加就业的效果，发展私有企业将促进而不是阻碍长期改革目标，面对短期大量失业的威胁，去选择凯恩斯政策而不是坚持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它将降低中国经济达到多重目标的能力，包括降低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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