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市化率不宜高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人口城市化水平及其与工业化进程相比是适应、超前还是滞后的准确判断，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对现实城市化率的不同看法将直接影响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基本取向。显然，在中国当前城市化水平判断问题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应用性课题。但对城市化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适应的科学回答，首先必须要对城市化作出定义和规范。由此可见，这又是个在理性认识上不能绕开的学术问题。
一、只有同时完成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变革才是完整的城市化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原有统计上的城市化率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占主导意见认为被大大地低估了，进而主张通过统计方法的调整纠正过来。这种看法已被决策者接受，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转化为政策性规定。但也有的人认为，我国现有的城市化偏高（注：参见常明晶：《中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9期。）。由此对我国当前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是否适应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二是认为与国际比较仅仅是略微偏低（注：参见李言溥、陈永杰：《中国人中城市化与结构偏差》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5期。）。为什么对同一事实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根源在于对城市化定义和标准上。
笔者认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就是人口城市化，亦即农民的市场化。城市化中不仅是一大批农民生产的方式和地点的改变，而且也是生活方式乃至行为习惯、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城市化既是一个经济变革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只有同时完成这两个方面的转变，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化，也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否则就会产生消极的约束影响。原因在于，城市化中经济与社会结构同时变化的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没有劳动者就业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经济过程，农民由乡进城向市民转化的社会变革就无从谈起；而如果仅仅有产业结构变化而无社会结构的转变，那么也将制约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由此而产生发展中国家常出现的国民经济两大物质生产部门变换的不充分，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参见华东师大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简明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其实，有关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试想如果一大批农民转变成为工业生产者，向社会提供了大量工业品，而自身生活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农村方式，整体收入水平低，消费层次低，自给性浓厚，那么整个社会的市场需求扩大从何而来。我国目前即属于这种情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开拓人口众多的农村市场，但效果十分有限，原因就在此。
城市化中要同时完成这两个变革的好处还不仅仅是这些。因随着人口在城市空间上的集聚，以及生产要素的集中会带来规模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节约；同时还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劳动就业岗位。此外，一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不仅让他们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提高其素质；而且由于脱离农村的自给性浓厚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为完全的农产品商品消费者，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为农业生产者增收创造了源泉；由此实现工农业两部门的充分变换，也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
表1 我国城市人口资料 单位：万
①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2001。②2000年非农业人口是按上年的2.5%增长率计算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水平的测定不能单纯以居住地或就业性质来确定，而应把二者综合起来考虑。具体来说，我赞成这样的人口城市化规范，城市化为常住城市地区从事非衣职业人口，包括其常住在市区家属的人口，按照这一规定，农村小城镇上非农从业者，如果仍然拥有土地不能算作城市（镇）人口；拥有土地在外打工者也不能算是城市人口。这些人虽然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甚至多半时间居住在城市，形式上享受到了城市中的一些文明，但其生活方式仍然是农村习惯，尚未融入到市民中，城市也没有真正接纳他们，还不能算作是市民。如据调查，农民工收入虽然大大高于农民，但其消费倾向(0.53)比市民(0.81)低，也比农民(0.71)低（注：参见张兴华：《民工消费的经济分析及其启示》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3期。）。
二、人口城市化率高估及其原因透视
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为36.2%，一下子比上年提升了近5个百分点，比1978年高出18.3个百分点。当年城镇人口增加了6952万人，其中因统计口径改变而增加的城镇人口约在5000万左右。其实在此之前，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一直存在着高估现象。
尽管目前有关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方法有多种，但社会比较认可或官方认定的人口城市化率是以统计上的城镇人口为依据的。从表1计算得出，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当年非农业人口15230万人，以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至多15.8%（因至少有几百万非农业人口不居住在建制镇和城市中），两者相差2.1个百分点，是年城镇人口比非农业人口多出2015万。这是由于把城市所辖的郊区人口计算在内的结果。而事实上当时的郊区居民不仅生活水平有别于市民，而且主要是从事农业的蔬菜生产等，其生产、生活方式更多地倾向于农民，习惯上也称之为郊区农民或菜农。就是说是改革之初我国就已高估了人口城市化率，至少在2个百分点以上。改革中对人口城市化率进一步高估。通过对城镇人口来源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种高估的存在及其数量。
如果按照1978年的城市化率17.92%计，那么1999年我国的城镇人口为22563万人，而统计上是38892万人，21年中增加了16329万人。这可以视之为城市化加快带来的。但这部分不能全部看作是由农民直接转移过来的。因在21年中还要考虑到农民进入城镇后生育的自然增长因素。由于这部分人口数量无法直接得到。这里以21年中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1999年总人口＋1978年总人口—100%）30.8%的一半（因2亿多人口是分批进入城镇的）计算加以剔除，共计2515万人，余下的13814万人可以看作是21年中农民进入城镇的绝对数量。如果以2000年的人口资料计，21年中农民进入城镇的总量是2.1亿左右。
现在进一步分析，农民进入什么样的城镇以及采取什么样方式进入城镇的。
1978-1999年间，我国建制市增加了427个，而新增加的3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到75.8%，其在城市数量中的比重由62.8%上升到72%。其中，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城市的比重由15.2%上升到27.6%；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比例数由20.9%下降到13%。城市结构的变化也使不同规模城市人口份额发生变化。
由表2可知，改革中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8.58、12.6和0.6个百分点，即有一定规模（20万）的城市人口比重总计下降了21.78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这些城市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减小了8470.68万人；相应地小于20万人口的小城市（镇）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的份额上升了19个百分点，其人口相应地增加了7389.48万人，到1999年小城市（镇）上的人口达到12873万人。这意味着有7389万人是由于加快小城镇（市）发展而带来的。
事实上城市人口也有水分。大城市人口是把郊区县的人口也计算在内。有关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典型调查中得到验证。如北京总人口1340万人，市区人口1053万，而城区人口才570万。上海总人口1700多万，市区人口才700万（注：常明晶：《中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9期。
*国际上的学者普遍认为，城市规模在20万人口左右在经济上才有效益。）。合肥市原来包括郊区在内134.7万人，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从周边划入部分乡镇后，人口增加到155万。1999年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口12160万人，如果这部分多算的城市人口以20%计，全国就达3214万。当年中等城市人口8867万人，城郊人口以10%计，共887万。此外，全国建制镇近2万个，每个镇因行政归属而把农民计入城镇的人口以800个计，全国就是1600万。三者加起来共计5701万人。
2000年按新的人口统计方法，城镇人口多出的几千万，则主要是由于把在城镇中打工的农民计入在内的结果。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据相关调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市均在五六百万之多（注：常明晶：《中国应走大城市发展道路》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9期。
*国际上的学者普遍认为，城市规模在20万人口左右在经济上才有效益。）。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北京246万，上海313.9万，就连以输出民工为主的安徽省合肥市也在10万人以上。另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在1.2亿，其中从乡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镇的74%，以此框算全国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6482万（注：2002年10月7日新安晚报：新华社10月6日电。），但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看约有5000万计入城镇人口，进入城镇的这部分农民不仅没有真正享受到市民生活，甚至工作生活的境遇还不及上述的小城镇上的居民和城市郊区农民（注：有关这方面的调查很多。如北京零点调查与市场分析公司：《北京外地民工生存状况》中国农村经济1994.1#；又如。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状况》中国社会科学1995.4#；钟甫宁、奕劲东：《发达地区外来农工境况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99.10#等。）。
上述的三部分人口加起来总共18090万人(7389+5701+5000)。这与上面计算的改革22年中2亿农民进入城镇相差约3000万，这个差额可以看作是22年中由于城市化加快而进入有规模的城市的农民。后两方面人口10701(570+5000)万，则是被多计入城镇人口部分，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8.45%，换句话说人口城镇化被高估了8个多百分点，其中在2000年高估了4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200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仅28%左右。由此我们进一步作出如下归纳：改革中农民进入城镇的路径：一是大力发展小城镇（市）；二是通过行政区划把城郊纳入城区范围；三是农民进城打工；四是城市的开放，更准确地说是部分农民凭借实力和能力挤进城市的。第一种路径是降低城市化水平，也是一种不经济的路子，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有待商榷。而第二、三种的城镇人口增加则纯粹是统计方法改变人为的结果。第四条道路所占分量太低。
之所以出现人口城市化率的高估，究其根本原因是，把我国现阶段可能的潜在的城市化水平作为现实的城市化水平。的确，改革中不仅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使得2亿多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而且由于农产品供给的充裕，城市基础设施水、电、路、汽、住房等条件改善，可以容纳大批农民进入，事实上潜在的城市化水平比现行统计上的还要高。客观经济的发表的条件，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不协调能得到逐步纠正。然而，这可能的潜在的城市化率毕竟不是实际已达到的人口城市化率。由于体制、政策上的多种原因制约了城市化进程。而二者的混淆使得我们对现实国情的认识和相关政策的制定，都会发生偏差。它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中只有就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却没有相应跟上，由此带来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使得我国应有高速的发展未能实现。
三、人口城市化率高估带来的不利影响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反映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国家进行经济决策的重要参数。对人口城市化率的高估必然导致人们对国情的错误判断，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对其分析中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我国人口城市化高估这一结论的正确。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消费增长不成比例。如果说200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达到36.2%，那么改革的22年中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在我国一个市民大约相当于2-3个农民的消费量，那么即使其他人群的消费保持不变，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每年的市场需求至少也要增加3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城市化加快的近几年。如果说22年中我国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按照城乡人口的消费比计，那么我国城镇居民在总消费额相应应增加23个百分点。但事实上城镇商品销售额在全国份额中仅由38%上升到55%。我国在人均GDP800美元时就出现了经济过剩，归根到底是消费水平低的农村人口太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加快城市化，补上滞后的这一课。反之，如果高估城市化水平，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就是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了。
人口城市化速度与第三产业及其就业者增加不相适应。由于最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不够，使得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这同样也是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以及走以小城市（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所致。一般来说，人口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值在1左右（注：参见刘勇：《我国城市化回顾与发展论》中国经济年鉴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如果说改革中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18%，那么第三产业也应相应增加18个百分点左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份额由1978年的23.74%增加到2000年的33.22%，仅增加9.5个百分点。再从劳动力结构看，此间，第三产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中的份额由12.2%增加到27.5%，增长15.3个百分点，也是不相称的；特别是与城市化水平相近或发达国家的历史比较差别很大（注：参见刘勇：《我国城市化回顾与发展论》中国经济年鉴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
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农地集中不同步。按照新的统计口径，22年中农村人口由79014万增加到80739万人，净增人口仅1725万、增长2.2%。然而这个时期农村户均承包地却由8.6亩降至5亩多，下降了30%以上，农户商品率相对至少下降30%以上，究其原因是，我国的人口城市化率是虚假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城市化。按统计资料，2000年城镇人口45844万人，而非农业人口32351万人，就是说城镇人口中有13493万人还占有着土地，过着亦工亦衣亦城亦乡的生活。这可能是经济转型中的一种现象，无可厚非，但把这些人作为实现了城市化来看待则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是通过改革使之变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现实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不仅违背了工业化中农民减少的一般规律，也使农民增收更加困难。
进一步说，当前约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难题：农民增收乏力、国内市场（实际上是农村市场）拓展不开、以及城乡就业困难，都与人口城市化滞后和城市化模式选择不当有关。但根据现有的人口城市化率，不仅得出与工业化仅略有偏低，而且也承认了原有的城市化模式，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出路，反之，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人口城市化率仅仅作为是可能潜在的，而又是实践中所没有达到的；那么，逻辑的思路必然是分析其原因，寻找新对策，其自然的结论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开所有的城门，变现行的民工为移民，大力推进人口城市化。这才与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目标及政策取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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