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国家论文,俄罗斯论文,形态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无疑是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各国政治家和学者自然倾力关注，其中政治学的研究最多。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主要有关于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教训研究，①俄罗斯转轨中的宪政体制建设与民主巩固问题。②我们认为，苏联—俄罗斯转型不但为共产党建设和民主转型研究带来丰富的思想遗产，更是一次检验和丰富国家治理与国家理论的好时机。毕竟，苏联解体是一个国家失败过程，而俄罗斯转轨则是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遗憾的是，中外政治学界对国家转轨与国家理论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关注不够。我们认为，国家理论不只是规范性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治理活动的逻辑论证，又是典型的经验性理论。因此，苏联—俄罗斯转型中的国家治理，不仅是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宝贵资源，更是政治实践可资借鉴的镜子，尤其是对正处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而言。
本文的逻辑结构是，首先简要地讨论与本题有关的国家理论，然后以苏联—俄罗斯转轨的三个时期即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的国家治理形态来验证有关国家理论。我们将会看到，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苏联—俄罗斯的转轨对于国家理论的发展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因为对于检验和丰富比较政治学而言，没有哪个个案研究比苏联—俄罗斯这样的巨型国家更有价值，而其体现的国家形态又经典地验证了有关国家理论。
一、国家形态理论
国家和国家理论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国家研究中，国家类型或政府类型研究最能体现政治学的理论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研究者划分出不计其数的影响巨大的国家类型，罗伯特·达尔称之为国家类型学。③国家类型学固然因其简洁性与通识性而有利于人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性质、面目甚至政治过程。但是，即使称为所谓的国家类型学，其中的规范性或应然性特征是显然的，而一个国家的实际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不是应然性理论能够回答的。国家演进的历史是，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更具掠夺性而有的更具慈善性；即使是不同类型的国家，却可能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同一范畴的国家形态。因此，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比如一个被贴上代议制民主标签的国家在A时期具有依附性，在B时期则更具自主性，而在C时期则可能因为民主衰败而导致国家失败。国家形态的周期性和相对性便衍生出多元化的国家形态，比如我们在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经常看到的所谓的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自主性国家、工具型国家，等等，其中每一种国家形态的周期性与相对性决定了上述形形色色的国家形态又是有联系的，甚至可以转化。这里重点选择三种国家形态即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依附性国家(dependent state)和自主性国家(autonomous state)。
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或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是一个古老现象，作为一种国家理论却是新近的发明，是冷战以后、尤其“9·11”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为新干预主义和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威胁而发明的一个说辞。④尽管失败国家产生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但是国家失败却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是一种不容规避的国家形态。国外学者正就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失败国家进行很多讨论。我们认为可以从国家目的的角度来观察。国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1)国家安全、(2)国内秩序、(3)基本福利、(4)社会正义。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前三项基本功能时，这样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从概念上说，国家失败就是因为国家治理结构衰败和国内主权的丧失而导致的统治力下降甚至治理失效下的无政府状态或次无政府状态。因此，失败国家的标准不但要考虑到国内治理状况，还应该加上国家安全本身这个前提条件。有些失败国家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是国之不国，即国家的分裂或解体。因为失败国家研究的起源是探究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那里，失败国家主要是美国政府所指向的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等“弱国家”(weak state)演变而来的“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失败的基本线路是：弱国家—走向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失败国家。⑤
此外，还有苏联失败的道路，即“超强国家”(super-strong state)—“失败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强大的国家机器无处不在，也没有哪一个超强国家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失败。因此，现有的西方失败国家理论不能完全用来分析苏联的失败；正因为如此，研究苏联失败才是发展失败国家理论的难得资源。对于我们而言，研究苏联式失败国家比研究阿富汗式失败国家更有现实价值。
依附性国家。相对于失败国家而言，依附性国家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相对于经济关系是“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⑦因而，马克思的这一国家观可以被看作是“依附性国家”，即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依附于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并为其服务。沿着这条思路，新马克思主义中的工具主义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熟的今天，其统治方式可能有很多改变与完善，但是国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⑧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国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多元民主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证实。在达尔看来，在国家政治层面，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往往剥夺了多数人的政治权力，因而存在寡头统治。⑨这就意味着，达尔的多元主义演变为新多元主义，而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民主观非常相似。⑩不仅新多元主义接受或认同国家的依附性特征，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提出的“勾结型国家”(11)和规制理论提出的“俘获型国家”(12)其实都和依附性国家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单地说，勾结型国家或俘获型国家是一种强强（政府＋财团）联合，必然会对人民和社会实行掠夺，因而勾结型国家又会演变为掠夺型国家，结果是干扰和阻碍市场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依附性国家—勾结型国家—俘获型国家”最有可能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形成时期，或者说在市场经济形成时期国家的依附性可能最为突出。我们将会看到，因为依附财团而导致的国家俘获是俄罗斯转轨的第一阶段即叶利钦时期的国家的突出特点。
自主性国家。与依附性国家相对应的国家形态是自主性国家。我们记忆最多的是马克思的依附性国家理论，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国家的独立性或自主性的一面。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是，在成熟的阶级社会，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在阶级尚不发达的社会，国家主宰着经济发展。(13)在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的同时，马克思并没有无视历史的基本存在，而是对国家的属性和形态进行了经验性总结。比较而言，马克思的依附性国家或工具性国家理论兼具规范性和经验性，而自主性国家则主要是一种经验性观察。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发展着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者波朗查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所运转的社会制度，为了这个制度，国家可能会采取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相抵触的政策，比如民主权利的扩大和福利改革就是例证，因而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14)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国家自主性的讨论仍然限定在国家如何随着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变化而变化，围绕这些变化而调整其国家功能。(15)事实是，在历史上，国家本身就可能是产权和生产方式的制造者、保护者或破坏者。(16)
在梳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教授斯考波尔(Skocpol)发现，仅从阶级关系出发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一些重大事变，还必须分析处于国内压力和国际压力中的国家组织，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斯考波尔认为，国家不仅应该被看作各社会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舞台，国家更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作为一套自组织系统，国家就有可能和统治阶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上竞争，国家所得资源的目标有时和统治阶级一致，有时不一致，而不一致的目标甚至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自主性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国家的基本目的是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这就意味着，国家有时会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而向被统治阶级让步，国家甚至会和被统治阶级一道而遏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安全的需要意味着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行为原则有可能直接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至少有脱离直接的统治阶级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但是其实际自主性的程度和自主性的影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7)作为一种周期性或相对性的国家形态，“国家自主性不是任何政府系统固定的结构特征。它可以被获得也可以被失去。”(18)这一经验性论断正是为俄罗斯所量身定做，在苏联—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一个强国家在失败以后， 自主性国家消失了，但是最终被普京总统找回来了(bringing the state
autonomy back in)。
二、从“强国家”到“失败国家”
斯大林模式使苏联从落后的工业—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但是丧失了个人能动性的国家最终停滞不前，必须改革斯大林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苏共上层的共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强国家”走向“失败国家”，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没有处理好思想观念与政策选择的关系，在“新思维”下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
(1)“新思维”与改革战略的选择。马克斯·韦伯坚信观念的作用，认为“观念所形成的‘世界镜像’(world images)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动的运动行动的轨道。”(19)凯恩斯主义根本改变了美国洛克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20)在一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社会观念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更不用说观念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的作用了。在苏联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和高度集权的国家，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威力比多元化意识形态更加强大。只有理解了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联解体的因果性链条关系。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路线图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而当经济改革没有预期的成效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是制度性“阻碍机制”影响了改革的深化，决定清理“阻碍机制”，实行“全面改革”；而根本性改革的出路在于“新思维”，即实行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最终实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经验，观念要成功地引领制度变迁并成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结合相应的条件或因素。第一，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思想观念，要成功地引导制度变迁，最终还有赖于观念与时机的契合。观念是重要的，但是观念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改变现实，不在于观念本身多么地完美和诱人，而在于它因时因地的适用性。(21)所以，只有而且仅仅只有当制度中的行为者有动力和时机将政治观念转变为政策时，我们才能说观念有了一个好的契机。第二，作为“时机”的延伸性条件，政治家和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或制度安排的顺序，对于观念的引导性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关键是制度变迁的战略选择出了问题。
(2)公开性与共产党合法性的丧失。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公开性讨论，认为这是揭开斯大林模式的盖子、在思想上清理“阻碍机制”的必由之路。从意识形态一元化到多元化，仅发生在一年之内。公开性大讨论形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和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赞扬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舆论和思潮，从而加深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22)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很快就败下阵来呢？原因是，在苏共一元化意识形态下，“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因此，“教条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貌似革命，实则保守、落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苍白无力的理论，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只能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23)
在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国家权力集中体现在苏共的组织体系上。公开性运动摧毁了苏共的道德基础，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苏联丧失了立国的基本价值体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中，合法性缺位与政权更迭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关系；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政治体系中，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苏共在后来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中就必然节节败退。
(3)民主化与国家组织力量的瘫痪。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公开性与民主化并举，而在民主化改革中，不间断的“革命性改革”迅速摧毁了传统上作为国家权力组织力量的苏联共产党。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年6月）决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党内出现分歧，党外有党，苏共的组织力和领导能力大大下降。苏共中央全会（1990年2月）进一步决定，在政治上放弃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紧接着，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删去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苏共二十八大（1990年7月）规划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苏联：政治体制上的议会制、政党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经济体制上的市场经济。一个西式的政治版图正式形成。
在短短的两年内，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完成了“革命性改革”。上述改革，尤其是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意味着，维系国家权力的组织力量不再是共产党。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逻辑是，“阻碍机制”其实就是以苏共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只有建立了替代性国家权力体系即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总统制，才可以进行根本变革。这里不是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逻辑的结果。丧失了道德合法性的苏共在多党制下既不可能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力量，也不可能在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只能让位于民主反对派；而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和加盟共和国非共产党化，必然会架空宪法上享有巨大权力的总统，整个国家因此处于失控状态。鲁莽的戈尔巴乔夫未能认识到，在一个党—国同构的体制中，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导性组织力量的倒塌其实也就是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在民主化运动中兴起的民族分离主义则直接瓦解了苏联。
(4)多元化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加强。公开性和民主化必然导致多元化。多元化既是民族分离主义崛起的原因，也是民族分离主义的结果。苏联建国以来一直面临严峻的民族主义问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却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初期也不断重复其前任的判断。(24)由于长期以来的自欺欺人，这个可能威胁苏联国本的问题被束之高阁，戈尔巴乔夫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公开性和民主化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结果民族分离主义一发而不可收拾。当1989年4月格鲁吉亚首都帝比利斯因民族主义运动而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苏共领导层和苏联社会的共识是，必须用“民主的方式”处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国内政治问题。结果受到民主化推动的民族主义，迅速成为一支肢解苏联的势不可遏的力量。1990年春天，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与苏联展开“主权战”和“法律战”，这意味着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苏联开始走向失败。
在“新思维”指导下，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改革”所产生的民主反对派事实上取代了苏共而使国家权力联邦化甚至碎片化，而在民主化浪潮中兴起的民族分裂主义让苏维埃联邦和联邦总统的权力形同虚设。在苏联，国家权力的脊柱是共产党，苏共通过干部委任制和对政府、社会的归口管理制度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政策上领导着立法机关、政府、军队和社会，党和国家是政治生命共同体。在这种条件下，苏共的失败就是国家的失败，反之亦然。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试图设置一个能够反映民意的国会，再由其选举一个权力极大的总统，由他本人担任。其目的是绕开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建立一个新的合法性来源，以便他动员社会力量并推动其改革大计。但突然获得巨大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成了民主反对派公开批判共产党而进行政治动员的场所。不仅如此，与叶利钦通过直选而成为俄罗斯总统（1991年6月12日）比较，戈尔巴乔夫所获得的合法性基础更加脆弱。一个既无组织体系支撑又无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总统，只能随风飘摇。
正是因为政权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民族主义才可能引发国家的解体。有历史学家认为，虽然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不能简单地把苏联看成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的体制。虽然有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的，但是很多其他的民族则从来没有独立过。苏联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各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25)而当政权衰落、经济危机的时候，民族问题则更加凸显。
苏联国家失败路线图
因此，除了民主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外，第三种推动苏联解体的势力就是失败的改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在苏联解体的1991年底，经济状况极度恶化，通货膨胀高达每月12%，GDP下降了13%，对外贸易持续逆差，卢布加速贬值，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在民主反对派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合力冲击下，作为国家权力主导力量的苏联共产党顷刻瓦解，一个超级大国突然消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勾画出一套清晰的国家失败路线图（见图）。近代史上没有哪个大国像苏联那样因治理失效而在一夜之间自毙，西方学者笔下的“失败国家”的后果均没有苏联失败来得严重。在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车臣事实上成为恐怖分子的栖息地和发源地；在国内治理上，苏联遗产的主要承袭者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法律失效，黑社会当道，很多人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基本保障。一句话，苏联解体标志着国家基本安全不复存在，国内处于无政府或亚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
三、依附性国家的治理失败
俄罗斯向何处去？相信在民主化运动中获得权力的叶利钦并不自信，他在急剧变革之中也不可能设计一套清晰的治国理念。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新政权急需一个新的政治阶级基础，历史上很多新政权的做法就是给人民财富而加强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私有化成为首选，而国内以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圣彼得堡帮”似乎早已为此作好了思想和政策准备。同时，叶利钦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支持，而俄罗斯又急需西方国家的援助以摆脱经济危机，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顺势而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Jeffery Sachs)成为叶利钦的经济顾问。新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了分配性冲突，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和制度安排。首先，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瓦解了新政权的政治同盟，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总统—国会冲突（第二阶段），丧失了民意和政治同盟的叶利钦政权，转而更加依赖寡头集团，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依附性国家”（第三阶段），依附性国家必然伴随着失败国家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俄罗斯的实验。首先，新自由主义笃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其次，新自由主义提倡财产私有制。第三，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式的财政扩张政策，反对通货膨胀，主张物价稳定，认为这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为此，萨克斯把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26)
盖达尔和丘拜斯照单全收。在经济结构转轨最需要国家干预的时候，政府首先取消了除燃料价格以外的所有价格管制和国家指令（1992年），同时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从 1991年所估算的占GDP的47.9%，掉落到1992年的占GDP的38.7%，1993-1994年的 35%，1995年的26.9%，甚至低于美国的34.5%的水平。(27)
在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的同时，盖达尔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私有化改革。“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的全部理念是，把俄罗斯的工厂白白送人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它们转移到私人手中。(28)在缺少原始资本的条件下，为了加快私有化，政府决定将有偿私有化与无偿私有化的方式结合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私有化第一阶段（1992-1994年）实行无偿的“全民私有化”。(29)因为强调职工的优先购股权，“全民私有化”又事实上成为一种“职工私有化”，多数股权落入职工手中。这种私有化的问题是，第一，由职工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工人不能失业，很难改革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绩效难以提高，反映到国民经济上来就是总产值的持续下降。(30)第二，由于认股权证不登记在特定人名之下，可以公开交易，可以兑换货币使用，可以投资基金，还可以购买公寓甚至伏特加酒，因而成为一种准货币，破坏了平等分配国有资产的原则。(31)第三，因为认股权证可以流通，一些企业经理就以不发工资或其他手段而迫使职工向其低价出售，因而全民私有化又成为企业经理敛财的手段，结果2/3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控制权落到原来的管理人员手中。因此，突然获得财产权的俄罗斯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但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又使他们迅速成为现政权的反对者。
自由化和私有化没有带来预期的稳定化和经济增长，相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经济在1991年已经出现衰退，1992年实行休克疗法后衰退加速了。在休克疗法以后的4年里，GDP下降了42%，工业生产下降了46%。与之比较，美国在大萧条的四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而俄罗斯的衰退居然超过美国的大萧条。(32)与此相对应，1992年工人平均实际收入下降到1990年的68%，到1995年下降到1990年的48%。因为生存危机， 1992-1995年间人口均为负增长，死亡率大增。(33)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最好的俄罗斯，经济表现最差，经济持续恶化，到1998年成为苏联东欧地区唯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34)
休克疗法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根本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阶级结构，也迅速改变着既定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持续冲突。
总统—议会冲突与宪政危机。在民主化运动中，叶利钦总统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曾形成密切的同盟关系。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的压力，叶利钦和议会曾密切合作。在8.19政变以后，如日中天的叶利钦总统要求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其一年的独裁权力，总统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获得议会批准。但是休克疗法迅速恶化了二者关系。休克疗法造成的通胀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感，这种状况自然会反映到作为人民代表的国会，因而国会议长一开始就公开反对政府的自由化价格改革和私有化政策。除了经济改革而引发的冲突外，国会中共产党和左翼的影响很大，而代表国有企业和农场经理阶层利益的中派也不同意休克疗法。二者的冲突最终导致1993年10月流血事件。
随后叶利钦为自己量身制作的宪法使自己成为超级强势总统，享有解散国会的权力，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由于休克疗法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叶利钦的政治基础受到动摇，民意支持率不到5%，最低时只有3%。因此在1995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由1993年12月的12.4%上升到22.3%，占有157个席位，左翼政党达到238席，超过半数，而支持叶利钦的政党只有100席。1995年的国会比1993年更多地由反对党操控。这样，总统与国会之间持续冲突，虽然其间有不得已的妥协与合作。到 1996年大选前，既没有国会支持又无民意基础的叶利钦转而完全依赖于财团寡头。
财团私有化与依附性国家的形成。1994年7月到1995年底，俄罗斯实行了第二阶段的私有化即财团私有化。财团私有化的背景之一是车臣战争使国家财政难以为续。鉴于第一阶段私有化的问题，国会通过了禁止私有化的法律。但是寡头们设计了规避法律的私有化即著名的“抵押拍卖”(pledge auctions)。(35)通过内幕交易的抵押拍卖，将俄罗斯最有获利能力的几个巨型国有企业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拍卖给几个财团，(36)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七财团寡头”，它们和其他金融工业集团一道，控制着50%的俄罗斯经济。(37)
即使在西方评论家看来，这场交易也不是市场化行为，而是一场程序合法的公开掠夺，而寡头们所以能够掠夺国家财产，是因为寡头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对官僚体制和财产有完全控制能力的政府，而是一个极度衰败的国家，这个国家既没有能力行使征税这样的基本国家职能，也无法依靠其强制力而保持对其财产行使政治或经济上的控制力。(38)
叶利钦把国家资产送给财团寡头，寡头们则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叶利钦。在1996年大选前的4个月，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5%，无法和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相提并论。1995年12月的国会选举意味着，叶利钦几乎没有可能赢得大选。但是寡头们利用其控制的全国性媒体和雄厚资金，最终让叶利钦成功连任。这样，叶利钦和寡头们形成了相互依附性政治经济同盟。首先，一些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坦宁在大选后都进入政府担任要职，而叶利钦的女儿达吉扬娜与寡头们交谊甚笃，对叶利钦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39)
其次，这些财团寡头得到国家的保护和补助，甚至成为特定行政部门的委托金融机构，代为经营庞大的国家资金，从中获得巨额利益。反过来，政府在财政上依靠它们购买政府的短期债券，或者提供赋税。(40)这种相互依附性政商关系使得财团寡头的经济行为很不同于一般的私人企业。由于它们的垄断规模足以左右市场，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又由于其特殊的政商关系，凭借其特权和控制金融行业，使它们不受硬预算的约束。因此，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一个高度的“依附性国家”或“俘获型国家”下的扭曲的资本主义经济，掌控俄罗斯经济命脉的财团寡头缺少积极改进效率的动机，导致经济的持续下滑和衰退。
依附性国家的治理失败。由于国家的依附性或者说因为国家的虚弱而不得已的依附性，叶利钦的超级强势总统其实名不符实。在联邦政府中，原总统助理兹维列夫说，叶利钦唯一可以控制的区域只有克里姆林宫本身。(41)因此，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在丘拜斯看来，总统和各部部长的命令在地方根本得不到执行，中央也无力监管和处罚不执行命令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国家管理机构根本就不存在了”。(42)“共和国主权化”和州、区“共和国化”的要求屡见不鲜。为此，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违背联邦宪法的法律法规，在1994-1997年的9000个地方法规中，1/3违反联邦宪法。(43)这一方面意味着紧张的中央—地方关系，还意味着总统、中央的权威荡然无存。
国家治理结构的瘫痪必然带来国家治理失败。在叶利钦行将结束任期的时候，1998年与1990年相比，俄罗斯GDP下降了50%以上，居民的平均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了40%，生产和人民生活下降的幅度在独联体国家中是最大的。(44)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俄罗斯是一个只有“民主”而无法制的社会，更谈不上法治。俄罗斯重蹈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一个高度依附性国家必然伴随着治理危机，甚至是国家的失败。
到叶利钦后期，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已经没有人不再承认俄罗斯转轨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1997年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即在一个长期奉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市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与此相关的银行系统、税收制度以及私有财产的法规和概念也只能逐步得到建立。因此，不仅“休克疗法”是有严重问题的，构成“华盛顿共识”的原则也必须予以修正。(45)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已经不用论证，然而在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波拉尼看来，生产要素和货币的商业化（自由买卖）是构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俄罗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交换关系一直居次要地位，因此很难要求其支撑计划经济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在摧毁以后就自动地形成一个市场机制。(46)旧制度被打碎了，新制度难于建立，经济持续衰退，而“革命者”所希望达到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办法得到巩固。和其他转轨国家比较，未经“改造”而“转型”的俄罗斯，(47)虚度了八年的大好时光。
四、找回国家自主性
面对失败国家，体弱多病、心力交瘁、无心恋战的叶利钦终于“战略性辞职”，把权力交给了出身于强力部门的普京。治国理念完全不同于叶利钦的普京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把俄罗斯打造成一个西方人非常不喜欢的“民主国家”。
国家主义的俄罗斯思想。面对一个失败国家，普京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的制度建设。普京的治国理念集中于他在1999年底发表的施政纲领中提出的“俄罗斯思想”，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48)普京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而其中的关键路径是利用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
普京的国家主义通过“可控的民主”和“主权民主”等理念而进一步体现出来。(49)普京认为，“市场和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干道”，而俄罗斯已经具备了民主政体的基本形式，如多党制、普选制等，民主制不可逆转。但是为了避免实现西方式民主而引发的政治动荡，就必须对民主加以约束。无论是“可控的民主”还是“主权民主”，都是国家主义的政治宣示。
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制的二元化国家结构。如前所述，叶利钦留下的是一个地方与中央争夺法律权甚至是主权的联邦制国家，这根本性地破坏了一个联邦制国家的基本规则即统—国家主权下的权力与治理的共享。普京执政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加强国家权力体系的调整，首先针对的就是近乎邦联制的联邦制。普京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废除了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代之以由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如果地方议会两次否定总统提交的候选人，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普京的集权改革得到社会和国家杜马的支持，显示吃尽新自由主义之苦的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实现平民主义诉求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这种改革所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事实上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单一制色彩了。在政治集权的同时，在经济上进行着分权改革，给地方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和经济自主权。(50)这样，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形成了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制的二元化结构。或者说，目前的俄罗斯是一种法条意义上的联邦制，而在程序上和事实上是单一制。
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叶利钦的遗产之一是对立性的国家—社会关系(51)以及因为国家的依附性而导致的社会力量左右国家的态势。到普京上台后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对俄罗斯带来的政治压力。面对这些遗产和新的压力，普京以强悍的手段重新规制国家与社会关系。首先是对媒体的控制，使其不得对重大突发事件随意报道，不得对政府随意批评。其次是对寡头势力的打击，禁止其在政治领域中发挥作用。(52)再次，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制。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起着关键作用。2005年1月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非政府组织法的修正案，规定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不符合宪法，威胁俄罗斯国家利益，政府将取消这些非政府组织。这样，一反叶利钦时期的强社会弱国家，普京试图建立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俄罗斯。
国家主导下的政党政治。叶利钦时期是一个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的政治制度，(53)这显然不符合代议制民主的基本要求。普京把建立新型的政党政治当作其任内的主要任务。为此，通过并修订《俄罗斯政党法》，使政党数目大大减少，从1999年的144个减少到2006年的36个。(54)与此相适应，改革国家杜马选举办法，将“混合选举制”改变为“比例代表制”，取消独立候选人，选民只能以选举政党候选人的方式参与议会选举。这些改革规范了政党的组织方式，并形成了“政权党”即“统一俄罗斯党”主导国家杜马的格局，从而消除了长期以来的府院之争，国家意志能够更加顺畅地成为国家政策。
政府主导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私有化”是叶利钦留给俄国人的梦魇。但是私有化并没有完成，到2000年底，国有企业虽然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只有11%，但仍然有1万家，而普京计划将其减少到2000家左右。(55)普京不是要停止私有化，而是要规范私有化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继续私有化的过程中，重新国有化也在进行。普京第二任期一开始，俄罗斯的主要行业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现象，比如对尤科斯石油公司、西伯利亚天然气公司和古塔银行的国家收购。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打击使很多企业主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向政府出售其股份。重新国有化使政府几乎在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了一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大大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56)
通过上述权力体系重组和制度建设，俄罗斯已经初步摆脱了衰弱国家形态而成为一个让西方国家忧虑的正在远离西方式民主的自主性国家，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使得国家意志和愿望能够变为现实。当西方国家欢呼俄罗斯时，俄罗斯却在新自由主义的诱导下走向衰竭和失败；当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时，俄罗斯却以“主权民主”而走向稳定和繁荣。普京在2004年《国情咨文》中不无骄傲地指出，2000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稳定。
从失败国家到自主性国家，其中的政治逻辑是什么？现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的弗拉基米尔·毛把俄罗斯的转型与当年的拉美国家作了这样的比较： 自由主义导向下的经济结构二元化往往会产生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且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反对，结果在缺乏民主传统、政治建制不稳定、政党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就容易导致平民主义；而在面临国际压力的环境下，民族主义又是平民主义的同盟军。(57)这就是俄罗斯政治变迁的可能性逻辑，但并不是必然的逻辑，只是政治强人普京的出现才使可能变为现实。另外，我们认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导致的是平民主义即事实上的民粹主义，而俄罗斯的平民主义则不是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而是能够实现平民主义诉求的国家主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建设已经为俄罗斯的复兴打下了政治基础，自主性国家形态将是俄罗斯强国的必由之路。
五、结论
不到20年的苏联—俄罗斯国家转轨不仅为国家治理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也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第一，观念改变世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而言，观念的选择和适用性至关紧要。苏联—俄罗斯转轨的教训是，不存在绝对好或坏的观念，观念的好坏必须以适用性为判断标准。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都是一个观念试错的过程，只有普京似乎才找到了国家所需要的观念。第二，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是秩序的维护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因此国家本身要对国家的兴衰负责。特别对那些转轨国家而言，国家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国家转轨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的转型，因此保持国家制度的稳定性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只有国家制度的稳定才有可能进一步变革，否则国家只能在变革中走向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改革其实就是在打碎自己赖以生存的国家机器，而叶利钦因走向自由主义而无法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只能在依附他人中走向失败。普京正确地认识到，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是俄罗斯复兴唯一可以依赖的资源。第三，自主性之于转轨国家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成长的初期，很多国家似乎都有一个因国家过渡依附财团寡头而导致的治理危机，19世纪的一些西欧国家曾经是这样，俄罗斯又重蹈覆辙。只有当国家行使更多的社会管理职能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而被少数权贵俘获时，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具有自主性。只有自主性国家才享有将意志变为现实的能力，否则，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还是叶利钦的“自由”都只是空中楼阁。
苏联—俄罗斯转轨的基本经验对政治学研究的启示是，第一，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国家研究都应该是政治学的重中之重，因为毕竟国家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类最高的善”即国家形式依然是一个探索和发展中的问题。但是，正如苏联—俄罗斯转轨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所揭示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关心的国家类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将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具体化的国家形态。国家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理想的国家类型并不必然能自动地实现人们的理想，理想的国家类型甚至会践踏人们的理想。当俄罗斯的煤矿工人们以罢工的方式而支持叶利钦的自由民主主义时，叶利钦给工人们的回报是什么呢？因此，研究和探索国家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比国家类型更有实践意义，脱离实际而抽象地论证国家的作用多一些或少一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关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国家形态研究，既是对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家形态理论的一次验证，更是对国家形态理论的发展。在俄罗斯转轨中，即使是具有不稳定和周期性特征的国家形态，也不会是那么纯粹的。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国家的依附性，在政治经济过程中又表现为勾结性和掠夺性，是治理上的失败型国家。这种多种国家形态并存的现象说明了国家形态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理解或许是因为学者们关于国家形态本身的规定性有问题。因此，虽然多学科的国家理论研究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学科特征，而寻求国家理论的共同话语以便于人们对国家治理现状的正确认识以便实现国家的善治，正是政治学要解决的任务。第二，在众多的国家理论流派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不可替代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也是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因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国家建设而言具有普适性。在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发展道路多种多样，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马克思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或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无疑入木三分，比如国家的依附性所导致的治理问题。但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既是经验分析又是理论总结，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又具有建设性，那就是民族国家成长中的普适性经验，即减少国家的依附性而增加国家的自主性。事实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科学的国家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获得灵感，形成了丰富的分析性概念，用于研究民族国家成长的问题，总结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因而，不能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简单化，它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二重属性。
注释：
①考虑到历史上中苏关系和党际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学者的这种关怀是很自然的。代表性的成果有黄宗良《书屋论政》（人民出版社，2005年）；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国外代表性观点参见潘广辉《西方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综述》（《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2期）；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外有的研究根本文不对题，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维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居然把苏联的解体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该文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有关数据倒是有参考价值。
②俄罗斯转轨是国际比较政治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代表性成果有Juan Linz and A.Valenzuela (eds.),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Press,1994);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 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6); Arend Lijphart(ed.),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Oxford Univ.Press,1992); Larry Diamond(eds.),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7)；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章“政治体系的差别”，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④Failed States,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2002.
⑤Hans Henrik Holm,The Responsibility That Will Not Go away: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ichael Nicholson,Failing States,Failing Systems,papers for Fail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uses,Prospects,and Consequences,Conference,Purdue University,West Lafayette,February 25- 27,1998.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2页。
⑧参见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⑨Robert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⑩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1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12)赫尔曼、考夫曼；《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吴敬琏主编《比较》 (5)，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46-52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67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14)参见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28.
(16)参见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pp.29-31.
(18)Theda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see Evans,Rueschemeyer and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4.
(19)Max Weber,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转引自戈尔茨坦、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0)See Peter Hall(ed.),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 deas: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21)Robert C.Lieberman,I dea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Order: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4,2002,pp.697-712.
(22)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0页。
(23)黄宗良：《书屋论政》，第325页。
(24)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第492页。
(25)Ronald Suny,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apter 3.
(26)参见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27)参见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28)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张春霖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66页。丘拜斯的这一理念在其主编的《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29)所谓“全民私有化”就是每一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按人头发放一张价值1万卢布 （当时相当于25美元）的认股权证，到银行缴25卢布就可以确认所得到的企业的股权。
(30)参见科赫《出卖苏维埃帝国》（裘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
(31)参见赵乃斌、姜士林主编《东欧中亚国家私有化问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
(32)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232页；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144页。
(33)上述数据参见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238、245页。
(34)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458页。
(35)在一年的抵押贷款期限后，政府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还贷；第二，如果不能还贷就拍卖抵押的股权以偿还贷款。
(36)例如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的售价当时只有1亿美元，而一年后的市值是30亿美元；年销售额为250亿美元的诺里克斯镍厂的38%的股权的拍卖价是1.7亿美元。
(37)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144页。
(38)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第155页。
(39)关于叶利钦时期政商关系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第3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40)有关数据参见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238-239页。
(41)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第17页。
(42)丘拜斯主编《俄罗斯式的私有化》，第8页。
(43)唐朱昌：《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44)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459页。
(45)Joseph Stiglitz,Whit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Keynote speech at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Washington,DC,28-30,April 1999).转引自陈兼《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俄罗斯时期经济转型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
(46)Antonio Sanchez-Andres,Jose M.March-Poquet,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Institutions in Russia:A View from the Institutionalism of Polanyi.In Journal of Economic I ssues,Sept.2002.vol.36,no.3.
(47)陈兼：《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俄罗斯时期经济转型的研究》。
(48)《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10页。
(49)参见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第24-25页；李兴耕《普京的“主权民主”》，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7期。
(50)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第51页。
(51)因为在财团私有化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使得曾一致支持叶利钦选举的财团内部发生分裂，财团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因为没有得到意中的利益，而利用其控制的报纸和电视王国对叶利钦和政府展开猛烈攻击。
(52)面对新的游戏规则，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他们的企业而流亡国外，不愿意遵守新规则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
(53)参见唐贤兴《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变迁》，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4)李兴耕：《普京的“主权民主”》，《当代世界》2006年第7期。
(55)参见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第141页。
(56)参见赵秋艳《浅析当前俄罗斯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载《俄罗斯中亚研究》2006年第7期。
(57)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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