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宗王属吏研究

南朝宗王属吏研究

唐春生[1]2002年在《南朝宗王属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研究南朝宗王属吏中的王国吏与出镇宗王府的属吏。王国吏可分为王府训导官与王国事务吏二类。王国官中的一部分事务吏在南朝的设置并不普遍,表明中央对王国集权的加强。出镇宗王府的属吏分州府吏与军府吏二类。州府属吏中的高级属吏如别驾、治中并不全由中央选任,中央选任的只是少数。军府属吏通常由中央任命,但宗王可以向中央提出人选,一定程度上有用人自主权。军府属吏中只有长史、司马、参军是言秩的,州府吏则全不言秩;但他们可以通过非法聚敛与府主的赏赐集聚财富。 宗王属吏有不少与府主是沾亲带故的,政治上容易为宗王所利用。皇权不稳时,属吏有襄赞宗王成帝业的,方镇的叛乱中,也时常可见属吏的影子。由于出镇的多为幼王,所以常以行事佐其处理军政事务。行事与府主的关系大多较为紧张。典签之权威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所不同的,同时也因皇权是否衰弱,府主的不同而不同,其权威不宜过分夸大。 宗王属吏在南朝学术文化发展史上是作出了贡献的,齐、梁尤为突出。皇室成员中出现了不少尚文者,形成了以宗王为领袖的文士集团。他们在学术文化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编撰整理群书、讲学传道及山水诗、边塞诗的创作上。

刘贺[2]2017年在《南齐宗室官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南朝以来,为加强皇权统治,打压世家大族,统治者大都采取重用宗室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弊端就在于宗室势力做大后,又直接威胁皇权的稳定。刘宋时期,为争夺皇权,宗室之间互相残杀,最终导致刘宋灭亡。有鉴于此,南齐统治者在重用宗室的同时,进一步加重对宗室的监控力度,这从南齐宗室的任官封爵情况上便可看出。就整体而言,南齐宗室尤其是直系宗室所任官职大多为亲要之职,不仅品级较高,而且升迁速度也很快。在叁省长官的任职中,南齐宗室均占有较大比重。其中,尚书省和门下省的主要权力由其长官掌控。所以南齐宗室对尚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了较强的控制力。由于中书省掌握的决策权至为重要,皇帝不能容忍任何势力掌控它。因此,南齐宗室虽然担任中书省长官,却并无实权。皇帝会提拔出身低微的寒人为亲信,出任位低权重的中书舍人一职,以此将决策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地方上,和其它阶层相比,南齐宗室出任都督职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这不仅仅体现在任职人数上,南齐宗室成员远远超过其它阶层,而且在一些重要都督区如扬州都督区等,唯有深受皇帝信任的宗室才能出镇。此外,从所领将军号可以看出,南齐宗室任都督职时,其官品和政治地位均较高。而且,一般情况下,担任过都督职后,宗室的官品会进一步升迁。为防止宗室在地方势力过大,难以控制,南齐朝廷会制定各种措施以加强对宗室的管控,如以长史、司马等行府州事,并设置典签等。这就使得在地方上,南齐宗室看起来拥有很大权力,实际上却受到诸多钳制。南齐还采取封爵的方式提高宗室的政治地位。为突出宗室地位的不同,南齐宗室有其特有的封爵体系。除特殊情况外,南齐基本上贯彻了非宗室不可封王的原则,宗室的封地也多为州之要镇。必要时,国家亦可对南齐宗室的的爵位进行改封。

陆帅[3]2012年在《南朝王国官几个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就南朝王国官的几个问题展开探讨。首先,探讨了宋、齐诸王师的问题。通过考订某些关键史料,并从诸王师的本官、出身、任期、任职情况等要素入手,对个案加以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宋、齐时代的诸王师虽然品秩高、人选多为世家大族,但其作用极其有限,仅是“具位而已”,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观点。其次,以王国官从宋官品到梁官班的变化为中心展开讨论。通过对比考证,发现如下变化:一、王国官内部次序改变,且相互的官品(班)差距拉大;二、王国开始以血缘亲疏分级,属官官品(班)也依次降低。而后通过分析,认为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清、浊”舆论对职官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借鉴了北魏的太和官制,这反映了南北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以此出发,对南北制度的发展线索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陈春雷[4]2012年在《幕府与晋宋政治研究》文中认为东晋刘宋时期,幕府作为特定的政治形态和力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并深刻影响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晋宋不同的历史时期,幕府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影响幕府发生、发展重要因素之一的地域势力,在晋宋之时积聚成多个典型的具有武力色彩的地域集团,交织于幕府之中,呈现出晋宋政治的诸多特征。东晋时期,多个典型的幕府交互作用,影响巨大。形成于西晋末年的司马睿幕府,吸纳了东海王司马越幕府的大部分势力,并积聚了其他北方南下流民及部分江南士人的力量,成为建立江左政权的关键。王敦、桓温幕府的建立及发展,在东晋前、后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幕府中江南士人的逐渐增加,诠释了东晋政权江东化的内涵。北府势力的兴起,成为影响左右东晋政局的主导因素之一。京口集团色彩浓厚的郗鉴、谢玄幕府,是当时东晋政权支撑性的军事力量。京口势力的衰落,一定程度决定了晋术的政治走向。兴起、强盛于荆州的桓玄幕府,势力雄厚,打破了门阀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成为推翻东晋王朝的工具。桓玄幕府的兴衰,标志着长期存在于长江上、下游的东晋荆扬之争的新变化,也昭示了东晋政权的没落。刘宋时期,政治形态向争权政治复归,幕府的发展亦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刘裕幕府以重建的京口集团为班底,征讨桓玄、兴师北伐、弭平内乱、翦除异己,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刘宋初年,京口集团的消陨与青徐集团的兴起,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其时的政治变化。刘义隆幕府的建立,开启了元嘉之治的先声。刘义康幕府的兴衰,则与刘宋前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相始终,是理解元嘉政治的关键。高门士族的衰落,次等士族的渐次兴起,以及由此而起的政治纷争,通过刘义康幕府及刘义康本人的沉浮,展现了刘宋前期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存在于刘宋后期的刘骏幕府等,其中的地域色彩愈浓,青徐、雍州集团的变化轨迹,是刘宋后期政争的集中反映,极大地影响着宋术政权的稳固。萧道成幕府重新聚集青徐势力,广揽各方力量,侵蚀刘宋政权,在宋末动荡的政治格局中完成了宋齐易代的勋业。

林海非[5]2011年在《齐梁寒士文人的仕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齐梁时期寒士文人开始成为政坛的重要力量。寒士文人不仅在政治上突破了高门士族的藩篱,政治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在文化上也开始打破高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寒士文人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提升,反映了门阀政治的衰落首先由士族内部的变化开始。本文的讨论对象以齐梁时期曾经入仕的寒士文人为主。本论文的宗旨主要是探讨齐梁时期寒士文人政治地位提升的因素和表现,从而对南朝的门阀政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全文分绪论、正文、结语叁大部分。绪论主要对士族、寒士文人、高门士族这些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本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正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齐梁时期政治环境的主要特点,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和寒士文人仕进的关系。齐梁时期政治环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权的进一步复兴,二是高门士族自身的快速衰落。齐梁时期这种政治环境的变化,为寒士文人的政治道路提供了政治保证,从而加速了门阀政治的衰落。第二部分以齐梁时期的寒士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齐梁时期文人主要选举类型的统计及其阶层分化的分析,探讨了齐梁时期寒士文人在起家入仕方面的不同变化。南梁时期和南齐时期相比较,寒士文人入仕的人数不仅增多,入仕的途径也有所扩大。在具体表现上,南梁时期,高门士族频频以次门层的起家官入仕,而寒士文人以高门士族为主的起家官入仕的比例明显增大。这反映了寒士文人政治地位的提升和高门士族政治地位的下降,士族内部之间的流动加快。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齐梁时期文学集团成员阶层的变化和皇室文学集团对寒士文人政治地位的主要影响。首先,南梁时期和南齐时期相比,寒士文人在文学集团中的比例扩大,寒士文人开始成为独立的文学力量,在文学上的影响力增强。其次,皇室文学集团对寒士文人政治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扩大了寒士文人的入仕道路,而且增加了寒士文人迁转的机会。同时,皇室文学集团的不稳定性也给寒士文人的仕进带来了负面影响,齐梁时期激烈而频繁的皇权斗争最终使皇室文学集团从兴盛走向解体,而其原有的成员也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政治道路。结语主要对全文进行概括性总结,并得出本文的结论:齐梁时期寒士文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地位不断提升,寒士文人已经成为齐梁政坛的重要力量。

徐紫钰[6]2012年在《刘宋宗室政治研究》文中指出刘宋政权的建立,使得以北府兵为基础的刘裕政治集团开始从军事至政治上渐渐走向独立。随着皇权政治的复兴,门阀士族的势力逐渐衰落。而宗室作为与王朝最高统治者具有血缘关系的特殊社会群体,便成为皇帝加强个人控制力的关键性工具。君主与宗室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他们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在皇权政治复兴背景下,刘宋宗室力量得以迅速扩张与其任官仕进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纵观刘宋一朝,宗室成员在中央及地方所任的职务中,任武职者明显多于任文职者,尤其以担任地方都督者占多数,这与刘宋统治者任用宗王出镇的基本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宗室在中央任职情况来看,任荣誉清官者居多,参谋咨议官员也明显多于执行机构的官员,所任职官的官品一般都比较高。宗王出镇作为刘宋的基本政策之一,最核心的指导思想还是希望借此保障统治的稳定。只不过由于皇权的至高无上,在重用宗室出镇的同时,其实力过大所导致的尾大不掉的副作用也比较突出。宗王出镇导致由太子直接即位的皇帝权力不稳,而出镇过地方的皇帝,由于曾担任都督,往往还兼任数州刺史,同时拥有治民权与治军权,登位后自然权力稳固。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膨胀,统治者大量起用寒人,在地方设置典签、行事等进行监督控制。从任期时间来看,诸王一般在某一州镇的任职时间都相对比较短,到王朝后期更是频繁更替职位,这也是皇权有效控制宗室势力发展的措施之一。门阀士族力量到了南朝虽然遭到了削弱,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刘宋统治者一直在试图找寻宗室、高门、寒门等各方面势力间的平衡点,但是都未能成功,这与皇权的基础较为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南朝宗王属吏研究[D]. 唐春生. 四川大学. 2002

[2]. 南齐宗室官爵研究[D]. 刘贺. 江苏师范大学. 2017

[3]. 南朝王国官几个问题的研究[D]. 陆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4]. 幕府与晋宋政治研究[D]. 陈春雷. 复旦大学. 2012

[5]. 齐梁寒士文人的仕进研究[D]. 林海非. 山东大学. 2011

[6]. 刘宋宗室政治研究[D]. 徐紫钰. 扬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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