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捕“舆”：理解国际传播的舆论如何产生——以东南亚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为例论文,舆论论文,海外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传播实践往往基于国内传播的框架、思维和方法。虽然作为一种提法，我们讲外宣、对外稿，但是没有注意中国和海外的舆论机制和舆情机制有着完全不同的肌理、机制、层次和结构。因此有必要站在海外看中国的宣传和传播，对其概念和模式进行厘清，同时思考如何深刻理解海外不同类型国家的舆情机制和舆情结构。本文的案例就是通过具体的国别案例来梳理一种海外舆论观，姑且可以理解为一种出海捕“舆”的尝试。 中国对外传播的“翻译特征”及“可能缺陷” 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界研究跨文化传播和对外传播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对外传播的基础文献来自西方媒体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国际新闻。同时因为这种路径，中国的国际媒体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欧美媒体的“国际报道”路径来报道中国的海外议题，概括来说是中国按照国外媒体的报道模式，针对中国的海外传播主题和对象进行跨文化传播；第二，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比较看重外语和小语种优势，中国的媒介教育一般会考虑和外语学院合作培养具有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这也造成中国国际传播的“翻译特征”。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时往往有一个中文模板和基模，行业的术语叫“中文定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翻译；第三，对于海外报道中国的海外舆情，中国比较重视这些对象国家中按照西方媒体模式运营的媒体，尤其是英文类的机关报和商业大规模发行的报纸，许多本土受众的报纸整体来看不受国内学术界关注。 就以上提到的三个特征，它可能造成中国对外传播和海外舆情研究的几种可能缺陷。 第一，被西方媒体设置议程，过度关注西方媒体报道过的国际新闻，以及被西方媒体转载的本土新闻。 第二，中国媒体整体上理解的国际报道是一个语言中心的转译过程，这造成中国媒体对被报道国家的本土文化、政治、宗教、历史的忽视。许多中国媒体报道的国际新闻实质上是通过外语写的通稿型新闻，它遵从国内新闻的基本版式和叙述程式，只是通过外语的修辞原则进行改译。可以说，中国的对外报道和国际传播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先天缺陷，缺少进入海外社会、理解海外社会、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知识框架和方法论。 第三，相对来说更好理解，我们在非英语国家中如果想获得他们的海外舆情和对外态度，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有没有官方或权威的英文媒体。无论是在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还是在蒙古、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我们都试图从他们的英文报道中获得他们的国际态度。中国的小语种教育一方面没有很好地与新闻学结合，另一方面只能胜任单一任务，就事论事地翻译，无法帮助没有语言能力的国内同侪建构一种海外知识和认知体系。所以，一旦中国进入宗教特征明显、文化复杂的区域，而非世俗化和国际化城市时，基本上就迷失了方向。例如，中国媒体和知识界很难理解中东、非洲、巴西、秘鲁、印度、尼泊尔这样的国家。 异国的“舆论”机制和传播声景 我们如何在日常报道和研究操作中，回应上述中国国际传播和海外舆情研究的“社会浅描”、“非结构化”、“中文程式”、“文化刻板”、“语言对译”等缺陷?笔者用一些国别案例来试图具体分析。 2015年1月，笔者调查了马来西亚的马航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首先需要建立对马来西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了解，也就是理解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在本土的政治地位、教育情况、话语势力、国际水平的重大差异。 同时，将这个国家的政治议程、历史记忆、现实经济利益、国际势力放在一个综合场景下考虑，并把每个群体的发声渠道和音量看成一种声音图景(sounds cape)。关键问题在于，除了研究不同主体在不同主题的发声和意见，还要明白这些意见是通过什么机制，在什么场景中发布出来的。 具体来说，因为马来西亚社会比较强烈的种族差异和隔阂，基本上形成了聚居区和族群分寸感。他们在各自的聚落区有时候极少直接互动，并不太可能针对一个事件形成高效的合作和讨论。也就是说，即使是同样一个问题，他们的“舆论”是不同的，华人的唐人街、马来人占据的核心优势区、印度人聚居的区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舆论”机制。 “舆”在此成为一个意见发表框架和文化框架，而非简单意义的群体、社群、职业身份的划分。正是这种不同的“舆论机制”，才造就不同的“舆情”，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不同的社区报纸和电视媒体，更重要的是不同族群“舆论”的社会细节。华人在自己的茶点、早餐铺吃早点的同时看电视、读报纸、交换意见；印度人在街边的飞饼摊和集市喝茶；马来人在自己控制的经济命脉和大楼里吃着各种餐食，并可以在各种党魁聚会和社会各界精英聚集的场所演讲，等等。这些“舆论”的机制是真正的舆论细节，而非具体到报纸、社交媒体、网页、电视上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注他们说什么的同时，还要知道内容在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什么场景、什么受众、什么气氛下进行的。 相比较马来西亚，理解越南的舆情机制似乎更依靠语言，因为越南的社会结构、城市格局、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基本上和中国有太多相似性。如果不去看浓厚的殖民遗产，越南的河内、胡志明市可以被看做广西和广东的任何大中型城市，外国公司和海外投资已经把越南调理成具有都市和现代效率的“全球村”。在很大程度上，越南的大城市已经和中国的城市一样，成为消费主义、市井生活浓重的城市。 那么，越南人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何形成自己的舆论?它是否和广州、南宁、上海、天津的人是使用同类的“舆论”机制呢?国内媒体通常会报道越南在2014年排华事件的民间异动和激烈态度，但是很少对日常性的越南进行介绍，例如，越南的知识分子何种构成?越南如何传递它的中文和中国文化传统?越南日常生活的印度文化、法国文化、中国文化因素如何交织流动?越南的都市有没有自己特色的意见聚落? 关于这些问题往往才是理解越南舆情的关键，而不是被越南的官方媒体、越通社的报道所左右，用一个语词、修辞、就事论事的舆情来代替越南的真正舆情。越南有个特征很明显，不管街道上的摩托车多么喧哗、烟尘多么大，各种年纪的越南人都还愿意在店门口排着座椅，对着喧闹、污染、连续的车流喝冷饮、吃米粉、聊天、刷手机——关键是，7天调查期间，笔者极少看见越南年轻人阅读报纸，几乎完全依靠手机娱乐和获得资讯。 同时，越南的电视表现出审美意义的两极化，作为官方媒体和官方事件，使用的是非常传统、红色、政治化的讲述方式和表演方式；同时越南也生产大量的都市情景剧、滑稽剧，欧美风格的娱乐剧和表演秀。1975-2015年，在每个越南战争结束周年庆期间，胡志明和河内大部分街道和楼宇都有红底黄字的标语式纪念，以及各种黑白照片展览。 在越南，有关美国帝国主义的“丑恶”，已经写进文化记忆的基因里。就像任何曾经侵略过越南的国家一样，越南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入侵和反抗来获得存在感和历史感的民族。即便如此，胡志明和河内的城市中随时可以看到中文的标记，以及通过中国祠堂、庙宇、行会、会馆等形式展现出来的中国口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中国眼里看起来的文化亲近感和熟悉感，并不是被越南人理解为一种海外影响，而是代表的是越南属性在历史上的不同表现——就像越南曾有过浓厚印度文化特征的时期。当然，可以出现中国文化浓厚的时期，越南历史上的史乘、文官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宗族形态虽然和中国同根同源，但是被越南理解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特征，而非一种影响下的附属。 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历史博物馆，都呈现了大量越南历史上海战的实景沙盘图。从元、明、清，再到近现代，越南的历史叙述者都将抗击的历史当做越南国祚绵延的根本和标识，正是在这些抵抗侵略的过程中，越南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定义和改造。所以，当中国人在越南街头，看见越南人用中文、中国牌坊、中国庙宇、中国诗词、中国祭祀供奉起来的抗华侵略英雄庙宇时，会有独特的文化体验。也可以通过这些社会学意义的混合物和“舆论”形态，更好理解越南舆情的复杂性。 沉默的隐性舆论不可忽视 虽然前文已述，中国的海外舆情和对外传播似乎从语言和翻译起家，但是因为重文轻质，反而不理解许多重要的民间语文。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我把“文”看成是媒体内容中心主义的舆情研究和海外传播；把“质”则看成是更具行动、意见、态度指向的研究。当关注媒体表述的“文”有余，而观察民间、态度、深层结构的“质”不足，就会看到一个简单化的虚浮“舆情”；而观察民间、态度、深层结构、文化格式塔的“质”超过媒体表述的“文”——甚至是大数据式的“文”，那就会看到一个流动、粗野、异变不断的舆情。 进一步来说，研究舆情要分清隐性舆论和显性舆论，既要关注那些众声喧哗的人群，也要关注那些说话不多，甚至沉默，但是真正影响舆论流向和结构变动的人和阶层。 举例来说，国内的媒体一定还记得2012年的瑞地油气运动，也就是对中国缅甸油气管道建设的民间抵制运动。这个所谓的“瑞”，缅甸文中叫Shwe，其实是黄金的意思，这个词汇非常具有象征性，我相信国内媒体没有对它充分关注。 只要留意，缅甸随处可以看到Shwe这个词，它可以是佛塔的名字，道路、大楼、金店、餐馆、电话公司、商店的名字，当然它还可以是人名，例如缅甸第三号领导人吴瑞曼，他的名字中瑞就是黄金(Shwe)，曼是皇宫的意思；丹瑞大将，丹是百万的意思，瑞(Shwe)也是黄金。当然，这个瑞字和中缅油气管道的关联是那个“瑞地”油气作业区域。 中国读者不要忘记，缅甸对自己的称呼就是黄金之国——“瑞地之国”，所以这个对中国承建的油气管道项目的抵制是具有高度象征性和符号性的抵制，它在整个缅甸社会有非常深刻的心理基础。由于国内媒体很少雇佣缅甸记者，或与缅甸人合作研究，所以仍然是通过英语为主要中介来理解缅甸，没有对缅甸更多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进行关注。 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太过注重高等级政治研究(high politics)，而缺少针对民间社会的深刻观察。比如，国内的研究、媒体讨论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很少明白，缅甸虽然是个佛教国家，但是它同时也是巫术传统浓厚的国家。巫术信仰在当地称为nat，这种信仰不是什么小区域的“封建迷信”，而是弥散全国的基础信仰，巫术之神祇往往和正宗的佛教平起平坐，共同接受民众的崇拜，甚至缅甸的军政府也屡次使用巫术式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在缅甸调查期间，我每天都会和当地的朋友和研究助手查看当地报摊和茶店的报纸热销情况，看有哪些报道为当地人关注。一段时间下来，发现中国的学术界、媒体界对于缅甸社会的标识性人物、事件的陌生和无知程度令人吃惊。同时因为语言的隔膜，中国媒体基本上难以传达一个缅甸真实文化语境和社会舆论情况。 对于昂山将军的彬龙协定、麦克马洪线、昂山家族与日本的关系、缅甸知识分子的类型、中缅油气管道民间抵制的严重性、果敢战事的象征性和内在意义、中缅大量跨境民族的互动细节、日本和美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和民间口碑等等议题，中国知识界基本缺乏高质量的讨论。 而缅甸事实上与中国的联系至关重要，它关系中国整个海洋战略的施行、中国南部疆域的安全、海外侨民的人身安全、中国在中南半岛的海外文化安全、与日美印协同和较量的关键场域等。从这些因素来看，缅甸都应该是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重要课题。 在缅甸国家级展馆——相当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关于缅甸国际拓展的成就展示，里面呈现了缅甸与多个国家的合作和友好会见活动，而在中国的单元，只有一个中国人出现，此人还是中国反腐过程中的“大老虎”。尴尬之余，值得深思。 在东盟内部，据笔者在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地的调查，东盟的传播和宣传已经进入了幼儿园、媒体、文化场馆、标志性政治场所，可以看出这些传播上的共识，不仅是一种意向达成，还是一种自发而现实的传播行动。 相比较中国的海外政治、传播战略和舆情研究，一直停留在“通稿式”宣传、跨文化翻译、运动式传播的状态，也没有形成与对象国文化、语言、事件、项目的衔接点，所以一个变动、活跃、多元的现实中国并没有在海外形成强势影响力。单纯依靠国际电台、央视国际新闻和海外频道的传播途径，不能影响当地舆论的机构和流向，只能影响在海外旅游思乡的中国游客，而非当地的文化保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