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时，任何学术都离不开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思潮，并且与形形色色本土的、外来的学术传统发生瓜葛，因此妥贴地处理好学术思想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和中外学术传统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学术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思潮史和文化交流史、处理好本学科学术史和相关学科的学术史之间的关系，既将它们区别开，又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研究、编撰学术史著作者所不能不注意的。
二是提炼体现于学术著作中的方法。
研究学术史的根本目的在于鉴往知今、指导未来，因此学术史的要义之一，便是从方法论角度剖析前人的著作，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因为方法的优劣正误，对研究进展顺利与否、最后成果质量高低，有极大的关系。
问题是前人学术著作未必明确宣布自己所用的方法，方法往往隐含、渗透在具体论述的字里行间，有时连作者本人也不甚自觉，需要研究者将其抽绎出来、提炼出来，甚至是发现出来。
而且，“方法”的含义也很丰富，还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有抽象程度很高的思维方法，也有用于实际操作的具体方法，远非只用归纳、演绎、推理、比较几个词便可概括殆尽的，至少我们现在的学术史对方法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
事实上，一个学者能否称为学术大家，一部学术著作是否具有很高价值，固然首先取决于学术思想真理性的程度，但与所用的方法的科学性也有极大关系，两者往往又是有联系的。在这里，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学术的概括无疑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与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考及鬼方昆夷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从王氏全部著作抽绎出三种他用得最纯熟、最有效也最有开创性的方法，这种总结，超越了对王氏个别具体学术成就的评价，而达到方法论的层次，也就是抽出了更具一般性的科学研究的规律，对学术界显然具有更大更长久的启发和指导意义。陈寅恪的做法，昭示了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整合出各学科的学术范型，并以范型的变化为重要依据，来看学术史的演进。
所谓学术范型（亦称范式，Paradigm），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据我理解，指的是由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综合而成的一整套科研规范，具体而言，包括论题、论语方式、基本观念、定律原理、材料鉴定、评判标准、实验工具、操作方法等等。在学术工作中“范型”始终在起着作用，它有点像一条轨道，学术的列车就在它上面行驶，所以实际上每个研究者的思维和实际操作，总离不开一定的学术范型。而这种范型最后却会像盐溶化于水那样无处不在地体现于完成了的学术著作之中。范型的意义在于令人不能不遵循，多数人总是在已有的、行之有效的范型内工作，而能够在突破旧型、开创新型上迈出一小步，也很不易，因此对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者，学术史应予格外留意。
正因为这样，作为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体现于学术著作的各种范型进行整合，尽可能准确全面地复原范型的真实面貌，并从纵（历时的）、横（共时的）两个方向上对各种范型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学术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样做的理由，就在于范型的优劣新旧可以作为衡量学术水准的重要参照，范型的演化转变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学术发展史的基本内容。
从范型的角度清理学术史，有助于学术史的科学化，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便于对照的准绳，使他们能够清晰地把握学术史发展的一个个链环，并能主动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最新最前沿的部分。
四是叙述评论学术业绩和成果。
这本是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基本内容，即使没有前三项，只要有了这个内容，学术史也勉强可以成立。可是，作为一种范型，仅仅如此，却太简陋而落伍了。所以我把前三项作为重点来论。
然而，这不等于说对业绩和成果的评述在学术史研究中不再重要，相反，这仍然是学术史很重要的一环。在这里将要更多地涉及到人（学术家）和书（他们的论文和专著），究竟哪些人和书可以入史，入史后又应置于怎样的地位，与其前后左右的人们和同类著作的关系应当如何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很费周章的，是学术史研究和著述者所必须妥善解决的。为此，也需要学术史三种范型之间的共济与互补。
学术史的内容当然绝不仅仅如此，它应当非常丰富，几乎不该有什么涯际和界限。上述四个方面，不过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罢了。当我们进入学术史的实际写作时，对其应有的内涵，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和发展，而且就是这四个方面，一旦体现于学术史著作之中，也会是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的。但我想，尽管如此，较好地把握上述四个方面，总还是写好学术史的必要基础，所以不揣浅陋地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注释：
〔1〕试举一例，如曹道衡、 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2），就在《后记》中说：“撰写过程中， 我们曾尽可能地参考了前代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凡所引用吸收，除随文或在注释之说明者外，为避免烦琐，不再一一交代，谨此说明。”
〔2〕参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缘起》，济南齐鲁书社， 1985。柳诒徵为李柏荣《魏源师友记》作序，亦曰：“辑先哲师友渊源为一书，其体类儒家之学案，史记之记事；其远源则自《庄子·天下篇》、《史记》之《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来。”（《魏源师友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
〔3〕沈芝盈《明儒学案点校前言》。
〔4〕阮孝绪《七录序》：“（刘向）子歆撮其指要， 著为《七略》。”魏征《隋书·经籍志》也说刘歆“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5〕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修订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此二书有《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朱维铮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以下凡引此二书，均称复旦本。
〔6〕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本149页，148页。
〔7〕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本149页，148页。
〔8〕〔9〕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10〕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缘起》，济南齐鲁书社，1985。
〔11〕此节参考吴光兴《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该文载《学人》第七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
〔12〕如陈伯海《唐诗学引论》，就设有“学术史篇”。该书由上海知识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又如天津教育出版社曾组织一套《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其出版说明曰：“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提要和重要论文索引……《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虽然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引导“入门”，但编者与著者清理学术史的意识是相当自觉而明确的，其工作也是有成效的。丛书包括《宋词研究之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曹禺研究五十年》等。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本123页。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本3页。
〔15〕〔1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本233页， 236页。
〔17〕〔18〕〔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本3页； 73—74页；5页；68页；83页。
〔20〕参阅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并参夏中义《学统的分娩》，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6.7第七版。
〔21〕如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诗经研究史概要》（夏传才，中州书画社，1982）、《楚辞研究集成》（马茂元，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内含《楚辞要籍解题》、《楚辞评论资料选》、 《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等，均有学术史或学术史资料性质）、《中国楚辞学史》（易重廉，湖南出版社，1991）、《春秋左传学史》（沈玉成、刘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及其《续编》（郭豫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1）、《红学史稿》（韩进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22〕该书作者为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3〕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24〕〔25〕均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序》。
〔26〕均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