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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04)06-0037-05
经典决策理论赋予理性“完美的”假定，但这一假定越来越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挑战[1](P31-36)[2](P62-70[3](P51-52)。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
一、理性的定义
“理性(rational)：形容词，证明的或基于某种原因的、有逻辑的。”《The Concis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词典的上述解释，概括了日常关于“理性”的含义，但更为确切直接的描述却不简单。一般来说，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心理学家认为理性是指认知、推理或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区别于非理性）；社会学家用理性来表示组织目标的自觉适应性；经济学家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杨栎、徐立，1998）。
西蒙认为[4](P6-8)，理性是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在《现代决策理论基石》中，西蒙对理性做了更为概括的定义[5](P3)，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1)适合实现指定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
二、经济人的假设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即人的行动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早在1848年，斯图亚特·穆勒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分析人的经济行为，而不是讨论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指出把人的各种活动的经济方面抽象出来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经济人”概念。“经济人”概念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在经济学史上这一思想首先是亚当·斯密表述的，他在《国富论》中写道[6](P13-15)：“我们每天所需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亚当·斯密关于“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的最初阐述，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但是经济学史上关于“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丰裕”这个命题的最初论述。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未必抱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在自由放任的社会里，“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7](P26-28)
斯密的一整套分析都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动机的认识上，他表明了这样的信念，即理想主义者预想把一种普遍的利益带给社会，而注重个人利益恰恰会给社会带来这种利益。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他们认为理性是价值最大化的代名词。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8](P117-123)：(1)个体的行动决定（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合乎理性的；(2)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3)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借助边际分析的数理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构建了一个逻辑优美、结构严谨的经济大厦，全面论证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原理。
三、西蒙的有限理性
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经济人”假定不断地受到不同方面经济学家的批判与修正。一些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反对把人说成是自利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在承认“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对“完全理性”指出修正。最早对“经济人”假定进行批判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包括新历史学派），他们认为这个假定实际上把人说成是唯利是图，而否认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另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批判者是莱宾斯坦的“X低效率”理论。更大的挑战则是来自西蒙对完全理性与最大（或最大化）原则的修正。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9](P10-11)，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20世纪40年代，西蒙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10](P17-21)：(1)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2)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西蒙的分析结论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蒙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具有“经济”特征，具备所处环境的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至少也相当丰富和透彻；他们还具有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能力，靠此能计算出在他们的备选行动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尺寸上的最高点。西蒙认为[5](P20-21)，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以稻草堆中寻针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企求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这两个命题[4](P74)，纠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四、有限理性与管理行为
西蒙在批判传统理性观的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两个致命缺陷，导致从个体角度看人的行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原因是人们受到其注意的广度、知识的局限等。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则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为什么行为的整合能使人的行为成为有限理性呢？西蒙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行为的整合机制，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持久机制。它是指注意力和行为一旦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便趋向于在相当的时间内保持该方向的机制。从这种机制出发，西蒙后来提出了宏观决策是微观决策的积分的论断。二是引导机制。它是引导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机制。西蒙认为主要是心理学问题，即个体的整合问题；人的行为不论多么简单，本质上都是有目的的。
这两种机制导致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行为具有有限理性。从广义上说，组织可以视为群体行为的模式，个体参加到这种组织中去，是他某些最基本、最深刻的行为整合的根源。在西蒙看来，组织对个人的影响主要有两类：(1)组织和制度能让群体内的每一成员稳定地预见其他成员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这类稳定预见是对社会群体行动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2)组织和制度向群体成员提供了一般性的刺激因素和注意导向器，它们引导着群体成员的行为，给以刺激行动的过渡目标。
西蒙认为，科学的理论是中立和客观的，不偏向于任何价值观；如果管理理论关注的是效率，那么，有效率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只有有效率才有理性，我们的行动只有符合特制的设计才能有最高的效率，而达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就是服从设计这一体制的那些人的指令；理性就是服从。成立组织是为了提高人的理性，规范人的行为使其接近抽象的理性。为此西蒙首先指出，我们对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做出反应的能力是有限的。“与真实世界中要求我们用客观的理性——哪怕是相当接近客观理性的行为加以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相比，我们的大脑解决这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个人的理性程度很有限，所以，他们需要加入群体和组织来共同应对周围的世界。组织可以改造人的行为，使其适合能够实现我们目标理性的模式。所以，“理性的人是而且必须是组织起来和体制化的人”。首先，尽管管理者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但他也必须寻求理性的（有效率的）组织行动。其次，对管理者的基本推论与“经济人”是相同的，只要有可能，就要使功利最大化。第三，为了消除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负作用，组织将强迫个人按受组织自己的理性标准。为此，可以用组织的决定前提来取代个人的决定前提，或者以程式化的决定或标准化的程序来改造个人的行为。
在谈到做出留在组织之中的决定时，西蒙指出，可以假定如果每个人留在组织中会比退出组织得到更大的满足（或实际利益），他就会留在组织中。所以，满足的作用可依参与的机会成本来定义。只要组织提供的好处大于人们认为能够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好处，他们就会留在组织中。
五、有限理性与信息处理模型
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进行研究，可以概括各种理性模型。在传统理性观越来越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质疑的今天，人们试图不断地对社会、经济现象中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细微的信息处理模型化分析，以期减小为达到某一目标而进行行为选择的非理性水平，或更真实地刻画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理性行为[11](P1109-1146)[12](P401-426)[13](P200-205)。其中，有关个体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建模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14](P36)：
（一）有限理性研究的分划式模型
设外界未知状态的集合为Ω，当决策者观察到某些事件时，实际上是将外界的某种状态通过输入函数ξ：Ω→Θ转变为对他的输入；即当外界状态为ω时，他观察到的输入θ＝ξ（ω）。假设决策者对于外界状态的认识可能存在某种先验的信息分布，在观察到θ＝ξ（ω）后，决策者可以依据这个输入来修正他对外界状态的认识。我们定义这个修正法则为β：Θ→△，其中△为在Ω上定义的所有概率分布的集合。β反映了决策者对于观察信息的处理能力。
由于同类外界信号将导致同样的信念，可以在Ω上定义一个等价类；
ω～ω′＜＝＞β（ξ（ω））＝β（ξ（ω′））
显然，任一集合上的等价类将诱导出这个集合上的一个分划，即此集合被分解为若干不相交但其和又充填了整个集合的子集。这种处理方法称为分划式模型。分划式模型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建立，主要有可计算理论和外生成本分析。
可计算理论是一种研究计算机程序设计或算法设计的复杂性理论。由计算复杂性理论可知，在可数的功能中寻求极值的某种函数必然是可计算的[15](P1-18)。因此在有限理性的建模中，决策者的行为法则也应该是可计算的。更确切地说，这个行为法则应该是最优的可计算函数。可计算理论说明，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理性常常是有限的，以至于他对许多事件都是不可知的。
在外生成本分析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umann等人提出的自动机理论[16](P167-190)。这里的自动机是一种基于有限状态的重复博弈，只不过有些研究者直接关注于状态的有限性，而有些学者则关注获取状态的成本。
近年来，就信息处理的分划式建模，不少研究者越来越主张采用心理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如Dow的有限记忆模型、Rubinstein的感知阀值模型和Zandt等人的网络分散模型。这些模型与其说是在研究人们的决策心理，不如说是在研究广泛的社会组织现象，其研究成果对许多社会经济现象都有借鉴意义。
（二）有限理性研究的非分划式模型
分划式模型要求决策人对外界的可能状态有明确的理解，即要求对自己的信息处理过程非常了解，从而完全理解和处理外界信号；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信号作完全处理，就不可能对外界状态集合作出明确的分划。Bacharach从逻辑上指出[17](P64)，一个决策者可能并不完全具备这种能力。Geanakoplos等人[14](P36)在分划式模型的基础上修正了决策者对信号的感知模型，提出一个可能性对应关系Ρ：Ω→2Ω（2Ω为Ω的幂集），用于刻画决策者对于外界状态感知的模糊性，并重新构造了修正法则β。以此关系的建模，称为非分划式模型。
根据Geanakoplos等人的定义，分划式模型与非分划式模型的显著差别并不在于非分划式模型没有在状态集上的定义分划，而在于分划基础上的一致性差别。在分划式模型中，决策者仅对自己的信息处理过程有局部的了解。Geanakoplos还进一步证明，在满足一定的具有直觉意义的条件下，非分划式模型将转化为分划式模型。
最优的非分划式信息处理方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但随着人类对公共知识在决策过程中作用的进一步认识，非分划式信息处理方法将在经济分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公理化体系入手研究信息处理的建模[18](P63-64)[19](P42-67)。从Savage的因果关系出发，Morris等人构造了基于信息条件的偏好准则，它是对传统效用理论的拓广。以这个条件偏好为基础，Morris建立了条件偏好与非分划式模型中可能性对应关系之间的联系。Lipman从感知模型出发[20](P3-9)，假设决策者观察到的不再是一个信号，而可能是一个包含真实状态的信号集合，通过定义的扩展期望效用函数和“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研究了各观察信号在逻辑上的对等关系，反映了人们头脑中逻辑的表现形式。
这些模型均试图从效用函数出发，研究可以用于实践的信息处理公理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决策过程中信息处理模型各种假定的实际含义。因此，对于公理化体系模型的研究，已经成为有限理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并且越来越受到理性经济学家的关注。
六、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论
博弈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分支学科。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博弈论从一种不为一般经济学家知晓的应用数学理论，变成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21](P74-78)。但是，博弈论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它的理性基础。经典博弈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参与人完全理性”的假定基础上，引入了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从而使理论与现实更为接近；但由于其理性基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假设，在预测经济主体行为时存在着三大缺陷[22](P3-61)：(1)经典博弈论在均衡分析中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序贯理性，显然这个比理性概念要求更强的假定与现实相差太远；(2)经典博弈论在处理不完全信息问题时，假定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知道随机抽取状态上的客观概率分布，并且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这三个假定与现实不相符；(3)经典博弈论还要求“完全理性”的每个参与人正确知道其他参与人将会如何选择，但它不能完美地说明参与人的知识从何而来。
有理性局限的行为主体称为“有限理性”的博弈方，加强博弈论的现实性基础的根本方法就是以有限理性行为理论作为博弈分析的基础。根据有限理性行为理论，有限理性首先意味着博弈方往往不能或不会采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策略，博弈方之间的策略均衡往往是学习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而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这种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博弈分析框架，与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为基础，研究生物种群形状进化和稳定机制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很相似。正是因为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与生物进化理论的这种关系，因此才将这种博弈分析理论称为“进化博弈论”。
进化博弈论从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出发，认为经济中参与人只能知道世界状态的一部分而不可能知道世界的所有状态，参与人也不可能知道各种状态出现的客观概率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参与人并不能对环境的任何变化做出最优反应，其决策是基于某种“常规”而非理性的计算结果。这种常规一般来自于博弈的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包含了对手如何行动的相关信息，同时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有助于参与人知道什么是成功策略和不成功策略。
基于有限理性行为理论，进化博弈论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认为经济系统中参与人不能对信息变化做出迅速的最优化反应，系统达到均衡是需要时间的；均衡是达到均衡过程的函数，均衡是暂时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非均衡才是常态和现实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但可能长期达不到均衡。系统的均衡点可能有多重，究竟达到那一个均衡点，依赖于进化的初始条件及进化路径，进化博弈论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研究经济中参与人群体的经济行为，它不仅考虑到经济主体客观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涉及到包括价值观在内的主观因素，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进化过程符合现代哲学的认识论观点。
进化博弈论以有限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克服了完全理性博弈分析脱离实际的问题，使得其理论基础更加扎实、实践性更强。同时，进化博弈论扩展和加深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人类理性和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对于经济问题和经济学意义的认识。实践上，进化博弈思想本身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很有益的启示和帮助，如承认我们在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上的理性局限性，就可以考虑根据有限理性条件下进化博弈的思想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方式和相关制度进行改革。由于进化博弈分析并不要求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也不要求行为主体的行为满足预期一致性原则，因此进化博弈分析比完全理性博弈分析能更准确地预测行为主体的行为。最近20年来，对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论等的理论研究，以及进化博弈论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研究中的应用，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目前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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