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双轨工业化及其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轨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197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出现了双轨工业化的新格局。双轨工业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新道路，是实现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根本转换的必然选择。遗憾的是，双轨工业化在实际运行中呈“板块”结合状态，导致双轨工业之间、区际工业化之间以及双轨工业化与农业之间的诸种摩擦与冲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要求协调发展式双轨工业化。协调的基本原则，包括“三个面向”原则、比较优势原则、聚集经济原则和规模经济原则。协调双轨工业化的关键，是通过合理选择各自的重点产业，形成梯度工业化结构体系。
197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实际走上了双轨工业化的新道路，但是，对双轨工业化的问题还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双轨工业化在实际运行中问题重重。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一、工业化的类型及双轨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工业增长超过农业及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增长，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高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贡献，初级产品生产的产出和就业份额显著下降。
工业化的型式是多样的，可以按多种方法进行分类。在此笔者介绍两种新的分类方法，它对于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双轨工业化有裨益。
1.按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可分为单一城市工业化与城市——农村“双轨”并行式工业化。
过去的工业化，农村通常只是通过市场与城市工业间接地发生关系，具体包括“生产过程市场化”和“农业净产品市场化”两种对流渠道。前者是指城市工业品对农村的销售；后者是指农村经济要素对城市的出售，具体包括向城市工业提供原料、资金与劳动力，向城市人口提供粮食等。这种型式的工业化，我们称之为“单一城市型工业化”。城市型工业化的显著优点，在于能够发挥城市的“外部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但是，城市型工业化的“成本”较高。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城市型工业化的道路。同一条道路，在有些国家却不一定能够走得通，即便走了，也未必能够达到向“发达经济”转变的目的。
在双轨工业化的型式下，农村不仅通过“市场化”与城市工业发生间接联系，而且直接介入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化的又一主要支撑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农民直接介入工业化，那种城乡割据的状态在双轨工业化之下也就不复存在。它对于那些通过城市工业化仍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国家，无疑是更加有益的途径。但是工业分散是要求付出代价的，基础设施的成本在小市镇会比较大，因为未能提供象大城市那样多的便利条件。而且，如果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在协调配套方面较差，还会导致“双轨”工业之间的各种冲突。
2.依照工业化的形成条件和方式，又可分为内生型工业化和反应型工业化。
不同国家其工业化形成的诱发力量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以其自身封建自然经济中自发萌发出的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的，呈现出经济自然成长与飞跃发展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内生型工业化”或“演进型工业化”。这种工业化的显著特点是国内具备了工业化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并造就了健全的主导部门的扩散效应机制，一旦一种新的“基要的生产函数”诞生，它很快通过扩散机制——“回顾、旁侧和前向”——遍及整个社会，导致经济“起飞”的新格局。新的基要生产函数不仅扩散至其他工业及非农产业部门，而且扩散至传统农业部门，并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因此，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并没有导致二元经济。
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反应性”特征，是在自身缺乏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开始的一种反应型工业化或移入型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形式的基本特点是：(1)工业化所必需的国内经济条件的成熟度很低，工业化的诱发力主要来自外部因素。近代工业化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重工业化均是如此。在促成工业化形成的各种因素中，外部因素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所决定。(2)政府居于发动地位。由于普遍存在“发展性短缺”，政府不得不充当发动者以强力调配资源。(3)急于求强和赶超，工业化的起步方式通常以重工业为先导产业。这与以轻纺工业为先导产业的演进型工业化截然不同。(4)由于市场发育不良，缺乏有效的产业扩散机制，使工业化难以成为农业技术变革的动因，并使整个经济结构呈现二元状态。因此，二元经济是反应型工业化的产物。(5)由于物质基础薄弱，推进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工业化，将会导致工业化不断侵蚀农业，并持续地扩大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因此可以说，反应型工业化又是二元经济得以延续和扩张的根源。反应型工业化通常是超前的，二元经济则是超前实现工业化所造成的扭曲影响之一。
双轨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化的一种形式，而且它特指现阶段中国式工业化的特定形式。它在1979年以后出现①并且将来的发展有重合之势。随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工业的集中地——乡镇——有向城市转化的趋势。农村工业化，就其现阶段的特征来说是非城市化的。但是，农村工业化的形成与发展，逐步改变着原有的乡镇的经济功能，使其成为在性质和功能上与城市相同，只是规模过小的“微型化城市”，乡镇与城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城市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农村工业化是在城市工业化已历经一百多年（连同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之后才崛起的，并且农村工业的技术设备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这就难免在双轨工业化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素质差异。严格地说，农村工业仍处于“准工业化阶段”②它在技术装备方面的特征是中低技术扩张。这意味着，双轨工业化存在着技术素质向两极演化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至归纳出“双轨工业化”的几个主要特征：(1)双轨工业化是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农村既间接又直接地介入工业化，并成为整体工业的一个重要分支。(2)双轨工业化是1979年以后出现的且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就国家总体来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农业的贡献，而且在农村内部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超过农业的贡献。(3)从工业化型式看，农村工业化属内生型工业化。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的有机结合，能够改变单一城市工业化所造成的工业化与“脱农化”相脱节的格局。(4)由于农村工业起步较晚，双轨工业化就其技术结构和所处阶段，又意味着现代工业与“准现代工业”并存。(5)现阶段，双轨工业化体现城市化与非城市化的有机结合。
二、双轨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在二元经济中，一方面，农业对工业的作用似乎并不象罗斯托所说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份。”③农业的被动作用限制着工业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又会通过许多机制侵蚀、损害农业，使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工业发展是农业技术改良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二元经济国家，工业发展常常并不伴随着农业技术的同步进步，在彼此的相互钳制和影响中，经济发展通常不尽人意。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必须寻求一种理想的方式和途径，跳出二元经济的均衡陷井。
关于二元经济的转换途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两种基本主张：一是推进工业化。从罗丹的“大推动”理论、刘易斯模型等早期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到罗斯托的“起飞”学说，经济思想和政策建议的基本点就是推进工业化，即通过城市工业化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直到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收到现代工业中去，二元结构就变成了一元结构。二是改造传统农业，消除农业“瓶颈”。60年代以后，基于研究方法中更加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西方发展经济学由重视工业转向重视农业，并将农业赋予优先发展的位置。国内经济理论界也有类似的主张。但经济政策更着眼于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发展，其基本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笔者赞同工业化主张。应当承认，改造传统农业是实现二元结构转换的必不可少的方面，甚至是关键。但是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仍不得不依赖工业化。农业的改造包括农业组织制度的变革和农业生产技术变革两方面。如同张培刚教授所说，农业的“组织上”的变革可以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却必须“以工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前提条件”，并且真正实现或完成大规模的农业组织上的变革——农场化，还有赖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这说明，完成对传统农业的不断改造的主要途径，应是工业化。
纵观中国二元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自始至终均与工业化相关。在近代，由于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诸般力量的相互钳制，“内生的”传统的与“移植的”现代的构成显著的“板块结合”。在这种结合方式中，即使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诱惑力的现代“主导部门”，也难以通过其扩散效应形成遍及社会的整体的生产方式。在各自的自我运行中，板块之间差距越拉越大，使经济开始呈现二元状态。在现代，二元经济的历史延续和不断扩大，又是超前的重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超前，意味着大规模推进重工业化的经济条件尚未成熟，意味着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工业又主要处于强制性自我循环的状态之中。同时，超前的重工业化是反市场化的，这使经济中难以形成良好的协调二元结构的机制。这些都是超前的重工业化的功能性缺陷。结果，大规模推进重工业化不仅没能完成二元结构转换的任务，反而使二元结构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了。
工业化导致了二元经济，而走出二元经济困境也必须依赖工业化，关键是如何选择恰当的工业化型式。在中国，单一城市工业化无力担负二元结构转换的任务，这已为多年工业化的实践所证明。1953-1978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11.4%，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保持较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实属罕见。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却慢得惊人。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仅下降12.4%，明显低于世界发展模型所提供的标准变动率。与就业结构慢变相对应，人口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业化通常伴随着城市化。据钱纳里世界发展模型设计所述，在低收入区，当人均GNP大于300美元以后，城市化率明显地超过工业化率。人口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是各国工业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在中国，却出现了与这个规律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几乎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所能比拟的。
发展经济学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人口城市化，主要是如下几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由于农业生产提高和农村人口增长所形成的来自农村内部的推力；二是由于城乡收入差别以及在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差别所形成的来自城市方面的引力；三是由于城市就业机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增加来自城市需求方面的拉力。在中国，城市的引力是强大的。但是，城市的巨大引力转化为现实的人口流动，还需有强大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与之相配合。在中国传统重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两方面的力量都比较弱。一方面，中国农村和农业虽潜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小规模的耕作制度，却削弱了农业排放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农业基础是脆弱的，它所能承受的劳动力的转移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五十年代末和近几年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有限的。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自身的人口膨胀，1978年城市待业人数高达530多万人，待业率为5.3%。在城市劳动力处于富余状态时，城市拉动农村人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二是城市重工业化战略所带来的就业滞后于投资。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集结于大城市的国营大工业，由于资金密度高，吸引劳动力弱，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倒置。到1978年，中国产值结构中工业份额明显超过市场经济工业国，而就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就业份额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却又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实行极端的重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但是，农村工业化的崛起，则为中国的“脱农化”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1979-1987的年间，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每年12.2%的速度增长，这样的转移速率是非常之高的，大大高于日本及拉美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时期的速率。1979-198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下降16.3%，比前26年的下降幅度还大。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如此迅速的“脱农化”，显然应归功于“双轨”中的农村工业化的崛起。双轨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最佳选择，它既遵循工业化的“普遍的规律”；又体现中国特色，如城市化与非城市化相结合。
三、双轨工业化的协调原则
从总体上说，双轨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合理的产业和产品分工，保持紧密的专业化协作关系。二是工业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键是选择有利于农业改良的工业化型式，并使工业化速度保持在农业实际承受能力的限度内。三是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四是区域工业化之间协调，通过合理布局，在区际间形成适度产业分工，提高区域结构效益。
组建和发展协调式双轨工业化，应遵守以下主要原则：
1.“三个面向”原则：是指面向消费、面向农业、面向出口。要求打破传统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组建新的以生活消费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工业体系。城市工业的目标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度工业化，在消费品工业上应以新兴消费品工业为主。传统工业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加工行业，可适当下放给农村工业承担。提高适用的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份额，同时减少甚至消除工业化对农业积累资金的侵蚀，增强农业的自积累能力。经济发展面临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走向世界的双重任务，决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工业化满足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服从于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目标，通过贸易的“引攀”作用，带动国内工业的高度化以及整个经济的加速增长。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化，应该是在现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我之自然、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的优势组建外向型产业群体。从双轨工业化的角度看，组建外向型工业的任务主要应由城市工业承担，农村工业化的主要目标是面向广大的农村市场。“面向消费、面向农业、面向出口”，应作为我国双轨工业化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
2.比较优势原则：在组建协调式双轨工业化，优化产业布局时，必须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各自的比较优势。城市工业的优势是基础雄厚、技术力量强、要素生产率高，而其劣势相对表现在劳动力、资源、市场等方面；农村工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正相反。所以资金密度大的重工业以及高技术产业、外向型产业等，不宜在农村过多的发展；相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粗加工业以及农村需求较大的传统消费品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则应更多的下放给农村工业，这样也有利于城市工业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3.聚集经济原则：要求工业布局适度集中，尤其农村工业迫切要求改变当前布局过度分散的状况。乡乡办工厂、镇镇办工厂的局面应改变。
4.规模经济原则：在双轨工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应贯彻规模经济原则，规模出效益。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城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产业组织均过于分散，农村工业的产业集中度更低。农村工业企业“星罗棋布”，反而影响城市中同产业的集中度以及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贯彻规模经济，也非主张消除小企业。在各国的产业组织结构中，小企业始终占多数，问题是应当在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在小企业之间、在农村工业企业与城市工业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专业化协作关系，这也是促进规模经营、协调双轨工业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协调式双轨工业化的重点产业选择
协调式双轨工业化的基本框架是复杂的、立体多层次的。这里只就如何选择各自的重点发展产业作初步研究。双轨工业化各自所处阶段不同，技术梯度不同，以及发展目标不同，从而各自对产业发展重点的选择也应不同。一般说来，整个工业化过程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即轻纺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城市工业已基本重化工业化并已开始向“高加工度化”发展，而农村工业化还刚起步，大致处于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由于城市的“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带动作用，又必须要求农村工业与之相配套性的交叉式发展，使农村工业化突破严格意义的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在双轨工业化中城市工业应成为发展各种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采用新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的基地，成为培养和向农村输送高级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基地，成为向农村工业提供咨询服务，提供先进技术、高档消费品和出品创汇的基地。城市工业化还要同时承担引进、消化和向农村工业转移先进技术的任务，担负起筛选、吸收国内外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并向农村工业移值的任务。由于各自所处工业化阶段、目标、任务不同，在重点产业选择方面应有差别。
城市工业化的重点发展产业应选择：1.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它是工业发展的基础。2.一般技术密集产业，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石油加工、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仪表器械、航空航天工业、电力、医药工业等是比较明显的技术密集型产业。3.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主要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4.出口创汇型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工业。至于一般产业，尤其是被农村工业化所选择的重点发展产业，应逐步扩散到农村，才能促进城市工业的高度化和高级化，加快外向型城市工业化的进程。
农村工业化所应选择的重点产业包括：1.劳动密集型的一般轻纺工业（但是高档化的轻纺工业，城市具有明显的市场、技术优势）。2.资源密集型的某些原材料工业。在农村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应注意两点：其一，应立足于当地资源；其二，应注意规模经济效益。3.农副产品加工业。工业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值与食品加工业产值比是1∶1。相比而言，中国农副产品加工业显著不足，1987年两产业产值比为5∶1，农产品加工业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应大力发展，并逐步实现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过渡。4.与城市工业加工配套产业，农村工业应主动向城市企业靠拢，为其加工配套，使在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形成紧密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5.一般建材工业，农村工业应成为全国一般建材产品的主要供给者。高精度建材产品，现阶段仍可主要在城市中大力发展。6.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工业化能够成为农业进步的推动力量，关键在于通过发展农用生产资料工业，推进农业的技术进步。7.农村出口创汇产业，在有条件的农村，可适当发展出口创汇型企业，发展重点是纺织、服装、工艺美术品和食品四大行业。以上七大重点发展产业，是依据农村工业化所处阶段、比较优势、技术梯度、工业化目标等因素选择的，也是城市工业结构高级化和高度化发展中进行结构调整时所应主动留下的“空档”，要求农村工业化填补这些“空档”。
通过以上选择，形成具有如下特点的双轨工业化新型式。第一，在工业结构中，城市以重工业为主，农村以轻工业为主；第二，在技术档次上，城市工业化以先进技术为主，农村工业化以中间技术为主；第三，在对外开放上，农村工业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需求的“内需型经济”，城市工业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逐步组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工业；第四，在扩大再生产上，城市工业化以内涵为主，农村工业现阶段仍以外延为主；第五，在工业化的目标上，城市是重工业化并向高加工度化发展，农村是基本实现工业化。以上差别表明，双轨工业化实际上是一条“以二元化为特征的”道路。所谓“协调式双轨工业化”，并不要求双轨工业化同步发展，也不可能做到同步发展。面对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差异，我们必须承认差异，主动地利用差异，以加快中国总体工业高级化的进程。以新的二元结构代替旧的二元结构，并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达到经济的一元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以上只就双轨工业化的产业结构作了总体性描述，尚未考虑产业的区域分布、产业组织结构等因素。有关双轨工业化的具体结构，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注释：
①1979年以前农村工业（称社队企业）也是存在的，但未成为工业化的基本力量，因此严格地说，还称不上“双轨工业化。”
②进入准工业化阶段的标志是制造业对增长贡献开始超过初级产品生产的贡献。据钱纳里等人的分析，大国达准工业化阶段是在人均收入250美元左右，标准模式是在400美元左右（参见《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第101页）。
③〔美〕W·W·罗斯托主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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