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的问题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的问题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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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是过去一个世纪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探索和实践的产物。市场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是指那些试图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而不论引入市场机制的努力是在多大程度上或何种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从最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保留价值、求解方程的狄金森、巴罗内,到兰格、泰勒、勒纳的竞争解决方法,五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及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都经常被纳入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范畴之内。广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主要是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来定义的。狭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是指主张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理论和主张。布鲁斯把这个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注:《新帕尔格累夫大辞典》第3卷,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这个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形式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主流。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了。哈耶克曾经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问题的认识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使用实物单位进行经济计算,而必须求助于价值符号;第二阶段,意识到应当通过求解复杂的方程的方式来获得正确的均衡价格;第三阶段,主张引入市场并用竞争的办法解决经济的平衡问题。虽然巴罗内早在1908年出版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般均衡问题,达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认识水平,但是,明确地把市场机制当作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并使这一问题永远不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还应归功于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中。在这场论战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然否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够合理进行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以泰勒、兰格、勒纳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则利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对这种理论提出了系统的反驳,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兰格—勒纳—泰勒模式(以下简称兰格模式)。兰格模式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品和劳动市场可以是自由的,而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因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但生产资料可以由中央计划机构根据“试错法”,模拟市场加以决定。经过一系列“错了再试”的程序,中央计划当局最终能制定出一套不仅使一种产品而且使所有产品供求都相等的“均衡价格”体系。由于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经济体制动态的了解要比私人企业广泛得多,所以,中央计划机构通过“试错法”实现的经济均衡,比真正的市场调节要快得多。

兰格模式只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真正开始。罗默等人在哈耶克归纳的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把兰格之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概括为了两个新的阶段,即第四和第五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的第四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市场化的理论与实践。苏联东欧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市场化理论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并不陌生,卡德尔的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计划调节下的自由市场等理论,都曾对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由于种种复杂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苏联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模式时就失败了,私有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成为了改革的主流。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以科尔内为代表的东欧新自由主义者明确宣布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全面大规模地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受到了以罗默(John E.Romer)、巴德汉(Pranab K.Bardhan)、弗勒伯伊(Marc Fleurbaey)、威斯考普弗(Thomas E.Weisskopf)等为代表的自称是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西方学者的反驳,他们在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争论中发展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的理论模式。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潮流,通过对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考察,我们可以大体上把握当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状况。

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重新定义,是当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苏联模式的失败证明,在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无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或国有制必然会陷入困境,因此,根据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并在所有制问题上进行突破是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种种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分开并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定义的观点就应运而生了。80年代初,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在他们所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就阐发了这样一个核心命题:即“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界定完整、阐释精辟的目的,例如,其中有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然而,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的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由此变成了目的本身。”(注:(英)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1989年, 布鲁斯和拉斯基在《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中,已经把社会主义从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完整的经济制度修正为一种以追求平等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价值观和经济政策。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则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定义问题以更加明确的方式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有制(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即国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如果公有制能够实现公平的目标,它就应当被坚持,但是,其他一些所有制形式可能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些所有制形式也应被坚持。有鉴于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义。例如,威斯考普夫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四个目标,即物质福利分配的更加平等、政治经济生活更高程度的民主、社会的更加和谐以及更大的社会理性。罗默则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在于机会平等,即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及社会地位方面获得平等的机会。

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平等,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逐步接近。虽然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上,明确把自己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区别。例如,巴德汉和罗默指出,我们不把社会民主主义当作市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保留了私有制,从而不可能为社会公平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威斯考普夫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具有相同的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有很大的不同。市场社会主义把实现资本主义所有权向社会成员所有权的转变,作为促进社会利益、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民主和社会团结的目标的首要途径。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试图通过政府的政策去约束资本主义所有者的行为或支持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市场社会主义优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之点在于,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的干预是在市场作用之前,而社会民主主义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则主要是在市场作用之后。而通过改变私有制来实现平等的目标要比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稳定得多、容易得多。但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认识上,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接近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不应当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和平等有着自己不同于众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民主和平等完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脱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抽象谈论自由、民主和平等不仅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会模糊问题的实质。以往的经验证明,各种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点上是经常犯错误的。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能否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三、市场、计划与国家

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完善计划经济、改革计划经济到否定计划经济三个大的阶段。

在最后一个阶段中,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化从商品市场扩展到了包括了生产要素在内的所有的资源配置过程,市场经济被当作一种与所有制、宪法制度无关的中性机制,它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从苏联东欧的改革中应当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应当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但是,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兰格193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已经明确提出来了,他说:“如果执行竞争的分配资源规则与一个有理性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接受的规则相同,考虑社会主义有何用?如果现有制度内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只要迫使它保持竞争标准,为什么要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兰格的回答是,竞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配置的相似性只是纯粹形式上的,实际的分配可能很不同。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才能使收入分配达到最大社会福利;二是社会主义可以把一切不同的选择纳入经济计算,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兰格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首先应当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关系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市场的特殊规定。对于这种特殊的规定性,不管人们做如何的概括,是公有制、计划和按劳分配还是更大的平等,它都不可能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自由的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任何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都必须在积极赞成市场的同时,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超越市场关系的制度安排,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和难点所在。大多数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显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在为市场机制努力争取更大生存空间的同时,都强调指出,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变决不意味着可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缺陷的批判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米勒和埃尔索斯特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批判,即把产品市场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混同起来,抹杀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这两位学者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与一般的产品市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决策不仅具有广泛的外部性,而且影响着未来人们的生活。在劳动力市场上,首先,劳动力一般只掌握某种特殊的技能并且终生受雇于某一个雇主;其次,劳动力付出的劳动包含了他们生命的很大部分,因而,劳动者的决策同样承担着巨大风险。因此,资本和劳动力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能完全实行市场化,或者说,市场社会主义将是自由的产品市场与有管理的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

罗默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对社会投资调节方面的缺陷,强调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国家对社会投资干预的重要意义和方法。他认为,投资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投资特别是科技的研究发展投资和教育投资有巨大的积极的外部效应,而私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获取这些投资所产生的所有收益,因此从社会角度看,市场自发调节的投资可能低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水平,并会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二是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公路、铁路、机场、坝和通讯体系比私人具有更高的效率。三是投资的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时间差。投资产出和获益在充满风险的不确定的未来,而缺乏足够的未来市场的现实的市场体系又难以对投资的所有风险进行保险和回避。由于人们有天然的回避风险的倾向,在自由的自发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可能导致投资出现短期化倾向,为追求快速的较高的利润回报而不愿对基础项目和长线项目进行投资,从而损害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

在市场缺陷和政府干预问题的认识上,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比较共同的观点:一是强调市场机制在引导投资方面存在的根本缺陷,主张国家作用的重点应当优先考虑投资的控制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实际上回到了兰格、布鲁斯等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理论模式。二是主张对利润的分配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社会调节。由于利润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私人银行和资本自由积累等产权过分集中的因素造成的,因而他们提倡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主张对资本市场加以某些限制,从而使得个人收入在税前就能够较为平等地分配,同时又可避免财产国有带来的那些负面效果。对于这两个重要观点的强调,实际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合理性。

四、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结构

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一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在80年代中后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前一个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但是对于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已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思想,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例如,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是一个缺乏微观动力基础的市场理论,它只是假定,社会主义企业家们在纯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与私人企业完全相同,至于如何实现这些原则,该理论并没有深入的考虑。这一点受到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兰格模式的学者们共同的批评,成了兰格模式中公认的最主要的缺陷。

布鲁斯60年代提出的分权模式开始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在197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与政治体制》一书中,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应当是社会所有制,而社会所有制必须满足两条标准:(1)生产资料必须用于满足社会利益;(2)社会必须对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具有有效的支配权。其中,第二条标准具有决定性意义。而第二条标准的实质是政治的民主化问题。(注:(波)布鲁斯:《社会主义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布鲁斯对国有制的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他的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也非常精辟。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的问题,他试图用政治的民主化代替经济的市场化,这实际上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改革问题。他在后来出版的一些论著中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其他的一些学者提出的所有制模式,如奥塔·锡克提出的资本中立化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模式,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等,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问题。这一问题因此就成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难点和关键性问题。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试图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取得突破。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既反对对公有制的盲目崇拜,也明确反对实行私有化,他们把理论的中心放在了实现公有企业的非行政化和非国有化上,与此相联系的激励相容问题、代理问题、经济决策的非政治化问题、公平问题和工人自治问题等,都成为了其理论考察的重点。他们在市场社会主义企业的所有制和治理形式上设计了一些新的模式,目的是既能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企业的创新和效率,同时又能够摆脱私有制的影响,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更加平等地分配社会利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他们提出的企业模式主要的三种类型:一是利润最大化或经理治理模式,二是工人自治模式,三是社会治理模式。

经理治理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罗默和巴德汉提出的票证经济,它在许多方面类似于锡克的“资本中立化”模式和里斯卡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在罗默和巴德汉的模式中,企业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控制,公共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并负责监督企业管理企业,利润在持有票证的各个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起初由政府发给每一个成年公民一定数量的票证,他们用这些票证购买企业的股票。拥有一个企业的股票将使公民有权分享该企业的利润,公民也可以将票证投资于互助基金,由它来购买企业的股票。这些票证不能转化为现金,但人们可以用一个企业的股票换取另一个企业的股票,票证的股票价格的下降将促使银行监督企业的运营。这种票证经济既保证了利润的平均分配,又有利于发挥股票市场的作用。

传统的工人自治模式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它阻碍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作用。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者们提出的工人自治模式就是解决传统工人自治模式的缺陷而建立起来的。弗勒伯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银行也应当实行工人自治,而工人自治企业所需资本则由实行工人自治的银行提供,这样工人自治企业就可以成为经济制度的基础。威斯考普夫提出的建议是:工人自治企业的资本应当从股票市场加以筹集,公民可以购买共同基金的股份,而共同基金则持有企业的股份,但共同基金所拥有的股份没有投票权,这样,企业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企业内部的工人手中。

第三种模式则试图通过所有权和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来改变私有制的结构。布洛克提供的方案是:增加资本市场的竞争性并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通过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股东、工人和其他利益集团(如贷款人、生产者、消费者、环境保护者等)都能够参与企业的治理。科亨(Cohen)和罗格(Rogers)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竞争制度,更不如说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制度,因而,他们倡导一种“联合民主”制度,即发挥现存的各种社会团体如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的作用,这样虽然没有改变私人所有制的性质,但是却改变了它的行为方式,使企业的行为受到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制约。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都是具有启发性的。然而,他们的理论还远远不能说是完善的,从整体上看,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它还缺乏成熟的实践做为自己的经验基础。

对于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种种矛盾。第一种模式中的证券经济只是对资本市场的一种不真实的虚构,它既缺乏真正资本市场的竞争效率,也缺乏传统国有制的直接计划的优点,同时也难以真正保证分配中的平等。第二种模式对于工人自治的种种修正可能并没有完全解决资本主权和劳动者主权的矛盾。第三种模式实质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难以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界限。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仍然任重道远。

五、回顾与反思

经过五个阶段近百年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从反市场向亲市场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以往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两个重要缺陷:

1.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一直把市场化改革的重心完全放到了国有经济体制内部的调整上,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在市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因而,就无法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必然要求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集体理性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完全的市场化意味着对国有制根本性质的否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具有与市场机制兼容的一面,但是它的基本属性中同时包含着超越市场关系的特殊因素。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形成借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脱离开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十分积极作用。但是,它具有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一方面,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曾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极不相同的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是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市场机制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属性。

简而言之,把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实现社会理性与个人自由的统一,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质,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之所在,深刻理解这一点,才能科学认识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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