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战：互联网的发展和我国主流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主流论文,我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3-0029-06
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电子商务”、“网络文化”等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使得“数字化生存”变得不可避免，也将对作为生活世界之折射的文化领域带来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互联网，中国有可能实现跳跃式的发展，赶上发达国家，或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从而在增加综合国力的同时，使我们的文化真正强大起来，使它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民族特色和开放性，并在网络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发展的超常速度和异常波动，由于世界网络传播的不平衡状态，也由于网络技术内含的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给我国主流文化带来了种种挑战和困惑，使得我们对于它的“接受”、“衔接”和“融合”显得尤为复杂。因此，在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发展趋向的同时，思考它对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就成了一个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
一
1994年10月，在美国副总统戈尔的主持下，白宫首次开通了与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网络相联的多媒体交互信息网点，这标志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开始，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仅就与之关联最为密切的通信业而言，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投入“将达10000亿元。在资金上日本以4500亿美元领先于其他国家，政府许诺到2015年将用光纤将全国各地连接起来。美国的投入将超过1000亿美元，欧洲共同体估计将为此付出大约2000亿美元，而英国的初步承诺是450亿美元。”[1]我国的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设的目标是：到2020年初步建成宽带化、综合化、智能化、完整统一、覆盖全国的现代化通信网[2]P253-254。
互联网作为目前最大的、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网络，被普遍认为是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型”、“雏形”，并有“互联网络是网络经济初级阶段的基础，信息高速公路是网络经济的高级阶段的基础”之说[2]P12。在相当程度上，未来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将被纳入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之中。就此而言，互联网进入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
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的时间为90年代中期，而它得到快速发展的时间则是在1997年以后。短短几年，互联网走过了从神秘到公开的过程，并成为都市时尚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预计到2002年，我国的互联网用户人数将达到3000万人；到2006年左右，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数在世界上将仅次于美国，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市场[3]。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使它不可避免地正在、或将要对我国主流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正面的、也是积极的涵义主要包括：
1.推进现代意识融入主流文化
计算机和网络的结合意味着传统的生产要素——资金和劳动力——将不再是主要的决定力量，经济潜力正越来越多地与掌握和操纵信息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变化，其程度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范围之广阔、影响之深远，远非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传媒工具和通讯手段所能够比拟。
互联网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进入我国的，即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能源、交通、通信、农业等基础产业问题亟待解决的时期，是这几大不适合于经济发展的“瓶颈”亟待疏通的时期。就此而言，互联网对主流文化的最值得重视的积极作用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一种新思想、新方式和新视野带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通过改变我国产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而使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基础产业中，遭受冲击最利害的是通信领域中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如果说，“计算机”和“信息”成为本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主要词汇的话，那么通信则是90年代的热点话题，它通过与计算机的联盟，使网络信息传播成为可能。近年来中国通信业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上的巨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不是因为通信业超前的原因，更确切地说，是由于通信的滞后并且终于赶上来的缘故。”[4]在这里，停止的观念、满足现状的观念、吃“大锅饭”的观念几无藏身之处。我国的上网计算机数、带宽总容量、上网用户数三大指标连续几年成倍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市场化的运作，它使所有涉足网络业或与之相关联的企业都有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同时感受到了机遇和挑战的压力。通过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更多的人加入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中，促使不适合现代精神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使创新、开放、竞争等现代意识真正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到我国新时期的新文化之中。
2.提供新的文化传播方法和手段
任何文化都是丰富生活的沉淀和折射，也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得到传播和传递。比起其他的传播手段，网络传播所具有的特点是：信息传递的线路并非是固定的，而是网状的和松散的；接受信息、传播信息和制作信息可以是一个同一的或是相互交融的过程；与接受信息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相比，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得有关的服务至少变得是一样重要了。当代美国学者迈克尔·德图佐斯将信息时代的五大支柱归结为：(1)用数来表示一切信息。(2)这些数以1和0表达。(3)计算机通过对这些数做算术来转换信息。(4)通信系统通过这些数来传递信息。(5)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相结合而构成计算机网络——明天的信息基础结构的基础[5]P380。这里所蕴含的意义是：任何将在信息市场上进行的活动，都必须通过制作、处理、发送和接受信息才有可能。网络借助于对计算机和通信的结合，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文化作为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有了新的传播途径和手段。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网络发展目前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上网用户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也不高。但是我国的网络发展具有速度快、投入多以及几乎同时在各个领域全面铺开的特征，加之远程教育为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所展示的广阔前景，使得利用网络进行文化传播的巨大能量不可低估。
在世界的总人口中，讲华语的人数约占四分之一；2000年年底，我国内地上网用户已达2250万，比1997年的80万增加了2170万，如果再考虑到众多移动电话可能上网的人数，网络用户发展的潜力便非常可观了。如此庞大的人群基础，如此有发展潜力的“注意力”资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除中文信息以外，互联网上能够同时容纳多种语言的特色也为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受基础条件的限制，当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人民日报网络版、新华通讯社所属新华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中国日报网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的中国网所承担，它们被称为“5大重点新闻网站”，在网络传播中都已实行采用多语种的方法。其中，人民日报网络版有中、英、日、法、西5种语言；新华网有中文简繁体、英文、法文、西班牙、俄文、阿拉伯文、日文、葡萄牙文等8个语种；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所有43种语言新闻信息将全部上网。利用多语种传播的内容侧重于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现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促进互利合作和友好往来。比起中文网站来，这在目前是对外宣传中的一个见效更快的途径，因此也是中国网络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之一。
3.促使文化形式呈现丰富多彩的样态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互联网都经历了从科研教育到普及化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上网人员的构成，可以看出，能够上网的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程度。网民要拥有计算机和支付一定的上网费用；要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和网络技能，非英语国家的上网者如果想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还必须懂得英语。然而，上网者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并不代表网络文化的整体层次高，更不是说网络文化就是精英文化，而且在我国还出现了以前比例较高的硕士、博士“网民”呈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网络内容的制作已不局限于满足这一特定群体的需要，网络使用技术趋于让普通人都能够操纵和掌握的方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国网络首先是在社会的知识层、管理层中得到发展，很快便向企业、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渗透蔓延，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知识层对互联网的开发，以及政府上网的规模与速度。更准确地说，互联网作为一项牵动整个社会的新技术，原则上可以同时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和电子娱乐，它可以用于国防、科研、学术与教育，也可以用于商业活动，用于世界杯足球赛和流行音乐的报道和调侃，由此折射在文化领域中，必然是促使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样态。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内的多种文化样态的出现，并非是对主流文化的威胁，而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是促使主流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主流文化也并非是单个领域、单个阶层的抽象物，而是社会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突出，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也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二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起源、成熟、衰亡的过程和内在原因，也都有着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当不同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相遇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就不可能是畅通无阻的，必然会出现冲突以及碰撞。一方面，冲突与碰撞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会在开放、比较和竞争中为本土文化带来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为其提供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而给本土文化带来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或是使其陷入困境。
互联网是一种高新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它明显地带有“双刃剑”的特征，即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又为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带来新的难题，诸如信息泛滥、网络犯罪、个人隐私及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等。其中，尤其受到各种文化关注的是：网络将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可能导致民族特色和民族语言的缺失，会使人们面对面的交往能力受到抑制，等等。随着网络文化的出现和蔓延，西方一些学者已开始从理论上对互联网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他们着重探讨互联网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影响，认为网络所导致的权力分化实际上是用“技术精英”、“数字精英”取代以往的“权力精英”。对于我们这个网络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应该认真思考互联网对于主流文化的负面影响的问题。相比之下，信息高速公路对于文化领域的冲击最为强烈，它在给人类文化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的同时，也出现或将要出现不少令人忧虑和担心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学者的有关反思能够给我们提供某些借鉴作用；但在思考问题的背景方面，我们与之多有殊差。立足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的角度，从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性方面，来探讨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文化的挑战，乃是我们当前更为现实的任务。
首先，关于“媒介帝国主义”进一步明确表现为信息殖民化的问题。
在互联网世界，美国占据发明者和领先者的地位，因此使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殖民文化的威胁，包括经济比较发达的法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60年代随大众媒介的发展而出现的“媒介帝国主义”现象，使其进一步明确地表现为“信息殖民化”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殖民者利用在殖民地所掌握的行政权力，用强力推行自己的文化，已不再成其为主要方面。西方大国往往采用非官方的形式，借助于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把自己的文化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通过大众传媒向外灌输，因此有了“媒介帝国主义”的说法。“信息殖民地”的出现，标志着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国家的实力——包括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也包括语言和文化实力——有了新的衡量标准，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的主要受害者。
网络语言是网络传播不平等的突出表现。目前英语在网络世界中独霸天下，比例为95%，是公认的通用语言；法语其次，为5%；中文的比例为1%，与华语人口占世界总人数的比例相差甚远。我国政府从保护本国文化的角度，国内各ICP从提供信息和各种网络功能的角度，都在开发中文软件、建立中文网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与1999年相比，2000年上半年用户对网上中文信息匮乏感到不满的程度已降低了3个百分点[6]。尽管如此，网络上的英语霸权统治仍是不争的事实。
在网络内容的制作和控制网络未来发展的技术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是无庸置疑的。它拥有世界上最有实力的软件制造商和传播网络，占据电子报刊的最大发行量，也是传统媒体与网络世界融合程度最高的国家。其文化上的作用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手段为后盾，象征着美国文化的那些产品更加容易制作，更加容易传播，也更加容易成为整个世界的消费品了。它们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进入到中国的社会、学校与家庭，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心理层次和日常习惯之中，尤其全方位地渗入到作为网络集中人口的青年一代之中。
此外，我国要利用互联网的多语种的特色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通过将英文软件汉化的途径，让更多的中国人在接受它们的产品的同时，接受它们的文化，接受附着于文化产品中的西方价值观念，包括关于主权、人权、发展模式以及自由和民主的看法，它们是冷战以后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交锋的集中表现。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网络信息殖民化的危险下，我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我国对于互联网的接受最好采取谨慎的、有节制的和循序渐进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已对各行各业的信息网络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中国与世界、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个人与市场、个人与个人，各个层次之间的交流都亟待通过互联网得到协调快速的服务。一方面，我们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世界传播不平衡的秩序中，还处于劣势的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将成为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市场，这样的前景无疑会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文化的主要入侵对象。因此，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更加棘手，更加迫不及待，更加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其次，关于主流媒体传播主流文化的有效性问题。
传播媒体的功能除了传播新闻信息、传播知识和提供娱乐之外，还承担着舆论、社会文化生话、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导向作用，这是媒介技术与其他同样作为“舶来品”的先进技术的根本不同所在。互联网因其信息量大、速度快、开放、交互等特征，一方面为我国主流传播媒体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使主流媒体的声音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干扰。这里的主流媒体主要是指我国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各种新闻网站和综合网站，它们是传播我国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
在传统条件下，我国的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的行政政策生存，受众主要是宣传教育的对象，因此舆论导向的作用容易得到发挥和贯彻。在网络传播中，媒体面临的是全球信息竞争和信息服务，上网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发表个人意见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甘拜下风，将舆论宣传阵地拱手相让，自然是丧失机遇的表现。但如果无视传播对象思想日益活跃、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加强的现实，仍然采取从上到下的灌输方法，或对社会事件作千篇一律的评说和报道，也会削弱和减少主流媒体的吸引力；如果对重大事件的传播总是迟缓，甚至一言不发，不作评判，就不仅失去了受众的注意力，而且会使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受到置疑，久而久之，就会影响由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主流文化的凝聚力。
互联网与其他传播媒体汇合在一起，使信息传播的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甚或对立的声音共用这一新的传播渠道，这对于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具有离心倾向的边缘力量来说，是可以大大加以利用的机会。网络传播的“无中心”状况和“一人一媒体”的可能性，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企图成为网上主流观念创造了土壤，其极端形式就是政治敌对势力和反叛者、恐怖组织以及色情和赌博团伙，等等，它们并非是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有益健康的补充，而是与稳定社会、团结人民、弘扬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主旋律相抗衡的力量。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届政府，无论代表哪个阶级或生活集团的利益，都会不同程度地对传播媒介实施干预和控制，控制主要是为了保证它不偏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轨道，并且要求它们为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服务。在我们国家，政府对于媒体，尤其是对党报、党刊、党的广播电视部门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更明确地说，它们是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促进全社会进步”（江泽民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服务的。传统的大众媒体由党的领导下的新闻界经营和把关，即由之控制着传播内容，排除那些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不利于主流文化的弘扬、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的信息。网络媒体具有与其他媒体迥然不同的特征，加之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难以预料的人为因素，因此特别为我国的媒介体系、媒介制度和媒介管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再次，关于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确如同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存在着“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专家最终成为控制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和主要力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特别涉及到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网络就是计算机”展示出人机对话的广阔前景，表明经过联网的计算机具有无穷大的潜力。除此以外，它还从根本上揭示出一个道理：网络和计算机的操作程序和技术语言是一致的。其间的工具主义、操作主义语境，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并曾因为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比起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来，互联网中的工程技术机制与近代以来一直统治西方的哲学理念和社会文化心理更为接近。应该看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在特定国家的不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我国当前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抓住信息网络发展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加以积极的运用，从而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认真思一考和对待国外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看法与评价，过份悲观的态度和过份乐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国文化在历史上尽管有着鄙视“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偏颇，但其悠久的重视人文精神的传统一直是这个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现代社会的中国文化仍然注重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并由此凸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厚重感和生命力。这种文化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已经受到随先进技术而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其典型代表是过度商业化的文化、金钱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的阴暗面。由于技术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的人为利用，互联网有可能使原本已经泛化在我国各种媒体和人们的思维习惯中的科学主义弊端大量地、集中地表现出来，并得以稳固和传递下去。
因此，在我国文化与互联网的衔接上，既存在着传统文化精华借助于这一传播媒体吸收融合新的文化价值，使自身得到充分展示的可能性，也存在着其间的工具主义、操作主义更多地侵染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从而使之出现“滑坡”和“失范”的结果。网络传播提升了文化信息传播与储存的数量、速度和品质，也增加了文化内容多种组合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数字化引起的“卡通化”和“快餐化”，又存在着使本真意义上的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丧失或被“遮蔽”的缺陷，造成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的泛滥，并最终使我国历来重视文本、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知识相协调的主流文化遭受负面影响。
三
互联网对于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问题，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其间也有着相互依存和彼此重叠的关系。作为一种正在发展、还在随众多不确定因素发生变化的新生事物，这种影响在目前不可能得到全面完整的阐述，我们也不可能在矛盾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就对其产生清楚明白的认识，以上几个方面只是就最一般的意义和本质特征而言的。值得重视的是，互联网对于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问题，并非是像作出对与错、是与非之类的判断那样简单，即便是消极与积极、正面与负面的影响，也是相互包容，你中有我的关系。目前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注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以上论述的补充和总结。
——就其最一般的功能而言，互联网构筑的是一片“开阔地带”，它没有国界，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也使各国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隐而不见；各种思想文化都可以借此为便捷的传播通道，大量的信息将借助于它深入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因此，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和乃是发展的主流，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在互联网中，任何国家都无法使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隔绝，只能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赢得新的意义上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文化战场。
——网络世界的“无疆域”的特征不能消解以下的事实：国家和政治集团所能够达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实实在在的；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着它们的优势地位，相当时期将主导其中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空间的文化冲突将围绕信息资源、信息分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进行。所以，就文化领域来说，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适合于互联网的内容产业和传播形式，使我们的文化信息资源在整个互联网上占到一定比例，由此才能够体现出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前进方向。
——从文化角度来看，互联网所带来的问题不完全是由于其原有技术遭到人为破坏，或是机器运转发生故障所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互联网的优势——诸如开放性、交互性、个体的更多选择、对他人的“物理遮蔽”，等等——相伴相随的，这些优势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或在怀有不同目的的上网者及其控制者那里，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可以彼此发生转化。因此，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国的文化人不仅是网络的使用者，也不仅是网络作用的评判者，而且要同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结合，进军网络，开发网络，利用互联网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粹服务，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服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正在或将要在我国构建出新的文化——网络文化，其主体是占据我国网络用户大半壁江山（约85%）的年轻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8-35岁。从媒介形态的历史来看，自19世纪80年代现代报纸诞生以来，“每一代人都被至少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形式所吸引并得到急剧的改变——本世纪初期的照相和无声电影，1920年至1940年的调频无线广播和有声电影，1950年至1960年的电视机和调频无线广播，1970年至1980年的卫星和有线电视。”[7]由于互联网本身的兼容性和两重性，也由于我国网络发展的环境和网民的独特性，使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将与现行的文化发生更加明显的碰撞，从而或是产生有利于开掘主流文化精神宝藏的积极作用，或是对主流文化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对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最终的意义上，发展经济和使我们的文化强大起来，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文化能否在网络时代立足和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和互联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于“文化人”与科技人联手参与网络建设，在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法规。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庞大的华语群体对于网络生活的参与，全球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尤其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信息技术的壮大与发展，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主流文化在网络时代具有更高的地位和价值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