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意识与秘密宗教的孕育与发展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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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1)05-0090-08

中国民众意识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命题,一般指传统社会以农民为主体,也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等群体的乡土意识。这一群体相对于士、绅、商等处于乡土社会上层的精英而言,经济基础薄弱,政治话语权缺失,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少。传统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即皇帝与士绅和民众为体系格局的社会层次。乡土社会中的民众,千百年来在极为简陋的生活环境里顽强生存,一方面靠他们的勤劳节俭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现实环境与生活实际相互作用产生的民众意识,是维系他们繁衍生息,创造和传承文化的基础。传统社会的下层民众因为物质上较为贫乏,故而对精神方面的需求就更为迫切。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对生活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穿暖,平安无事,家人享受太平生活和天伦之乐。因此,举凡天灾、瘟疫、兵荒战乱,经过历代传承积累形成的痛苦记忆和劫难观念,使基层民众对“福”的祈盼和对“祸”的忧虑,成为民众意识的发生内核,也成为民众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需求反映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在下层社会中间,民众生活除了赖以维持生活的粗茶淡饭外,能够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动力就是精神上的祈盼。中国民众善良、务实并乐观豁达,他们倾向于把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甚至是来生来世。这种民众意识,既反映于民众的宗教观念,也体现在下层社会中的婚丧嫁娶礼仪、祭祀活动、岁时节庆方面,并且构成了贫瘠生活中的主要文化因素,并成为维系乡土社会网络和文化传承的手段。明清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传统中国都在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民众意识的发展也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民众意识在明清时期发展和成熟的主要原因

(一)自然经济基础的牢固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构成这种经济基础的则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小农经济,正是秘密教门产生和蔓延的土壤。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和佃农,自耕农的境遇比起佃农要好一些,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但在正常的年景之下,他们终年劳作,或能求得暂时的温饱,或稍微欠亏,需要其他劳动例如外出帮工、做手工产品、饲养家畜来补充,一家人的生活尚能维持。但如遇到水旱灾害,朝廷赋税加重或家中有人生病,甚至失去一头用于劳作的大牲畜,都可能导致这家生活的失衡,归入到破产的行列。小农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分散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一般说来小农群体很少有机会相互帮助与协作,并开展共同抗争的。基于以上原因,他们终年与祖祖辈辈一样过着朝不保夕、前途渺茫的生活,他们十分痛恨官府和剥削者,而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面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漠然处之,把这一切苦难和不公,看成是命的安排,“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此生不幸修来世”正是这种宿命论的反映。在这些小农当中,也有一些人不甘心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试图同这种命运抗争,而民间秘密宗教和帮会则是实现这类诉求的重要渠道。

(二)官办教育的缺失

他们接受教育的途径,主要是私学,即社学、村学、族学、家塾、义学等。不过,由于家境困难,一般只能读三到四年,也就是所谓蒙学教育。所学内容,大体有五类:一是识字,如《百家姓》、《千字文》等;二是道德说教,如《三字经》、《幼学琼林》、《二十四孝》等;三是处世哲学,如《名贤集》、《增广贤文》等;四是历史知识,这在上述《三字经》、《千字文》中皆有关于朝代兴替的内容;五是有关劝学的内容,如《神童诗》等。蒙学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农家子弟能够识字算账和了解朝廷的统治措施。明中叶以降,特别是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变化,戏曲、传奇、小说等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成为民众娱乐和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戏曲、小说类艺术形式相对自由活泼,语言通俗浅近,容易接受。加之印刷技术的相对发达,又为戏曲、小说的流传,提供了方便条件。戏曲不仅以剧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被艺人搬上舞台。小说方面则涌现了众多反映世俗生活和民间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元末明初产生的章回小说,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章回小说本来就是从宋元时的讲史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时,不仅大量印刷,而且由民间艺人以说书的形式,在民间更广泛地流传。民间秘密宗教利用这种通俗的文化传播模式,在民间宣讲结合民俗生活和乡土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宝卷”,久而久之,民众通过“宝卷”演唱等方式,在接受乡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也接受了民间秘密宗教的思想体系。

(三)广大民众的普遍诉求

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社会变化和通俗文化的普及,中国的民众意识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按照程歗先生的观点,此时中国民众的民众意识大致可以分为务实求验的处世态度,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执著亲情的道德情操,以及平均主义、皇权主义、爱国激情等①。侯杰、范丽珠关注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成熟过程中的实用风格和包容性,并指出“极普通的中国家庭也要贴门神,供灶王,摆小佛龛。其目的不过是贪生畏死,妄意求福,希望通过随时可行的仪式满足自己延年益寿、消灾趋福的心理,显示出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极强的实用风格”[1]9。实际上中国民众对于宗教神谱的功能性诉求和包容心态,正是建立在明清以降,商品经济发展不断成熟、城乡集市贸易不断发达的基础上,在此条件下,部分儒、释、道等宗教教规和教义逐步融合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不断发展的行业分工也使得民众生活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行业神。

明清时期官方对民众信仰世界和神谱系统的控制和收编,也推进了民众意识的发展和成熟。作为实用与功能性为主导的中国民众意识,在明清时代的国家体系中,国家赋予合法性和正统意义的孔庙、城隍庙及社区范围内的官方神谱和活动场域,都是引导和控制民众意识的手段和体系,在官方体系内的神谱所提供的功能不能满足民众意识诉求的过程中,新的神谱崇拜又被不断创造,在此过程中,民众意识不断丰富和成熟②。

二、明清时期秘密教门信仰体系对民众意识的改造和利用

(一)对儒释道思想的糅合

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儒、释、道等各家思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意识的拼合体。马西沙、韩秉方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开篇即明确指出:“中国的民间宗教与道教有着同生共长的关系。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形的民间宗教,就是东汉末叶出现的民间道教”[2]1,作为道教而言,也是在沿袭原始宗教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术、黄老道学等一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基础上,在东汉后期开始逐步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中的仪式、修持、教义、神像等,是伴随民众意识发展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民间秘密宗教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土壤。与汉唐等朝代对道教的尊崇不同,明清以降,特别是清代,道教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乾隆四年针对正一派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篆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3]8494频繁多发的民间教门案件,朝廷在对秘密教门严厉打压的同时,也对道教逐步严格控制,道士等作为正统体系的流动渠道被抑制后,脱离正统道教与民间教派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道教的符策、咒语、运气修持、吃斋供养等宗教仪式和修炼手法,在民间教门中都有体现。卿希泰指出:“道教对民间秘密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种类繁多,仅在清代就出现过二百余种……到了近现代,这类民间秘密宗教中受道教影响非常明显的派别相当多,最主要的如义和团、黄天教、弘阳教、皈一道、天理教、混元教、同善社等等。这类民间秘密宗教有的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均同道教关系密切,可以称之为变相的道教”[4]182。如山东武进府商河县(今惠民县)董家林村人董四海所创立之“一炷香教”(亦称“天地门”),被马西沙等人称为“世俗化道教教派”。其内部的修持手段之一“磕头功”即以磕头方式,运气于上丹田和百会穴,做到“积内气冲顶门而出”,部分信徒讲究“做功运气,修炼金丹,清心寡欲”。与内丹家的修炼方法一致。在清廷查办“一炷香”教所起获的经卷中,也包含有大量《三官经》、《清净经》、《心经注解》等道家经卷及帖簿、谶语行述、鱼鼓、香筒等③。又如八卦教内部流传的《五女传道书》、《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论》、《八卦图》、《六甲天元》等,多为道家经卷。在《五女传道书》中,通过观音、普贤、白衣、鱼兰、文殊五位菩萨化身五位村姑,通过纺、轧、弹、织、磨等五种纺织手段,以比喻的手段深入浅出的进行人体内丹修炼的讲解,使难于接受的道家内丹修炼功法变得通俗易懂。

中国秘密教门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等加以利用和改造。秘密教门发展到后期,儒家的纲常名教被进一步强化。一方面,秘密教门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劝善弘道,以世俗化的儒家思想贴近民众,争取教徒;另一方面,通过儒家思想或对儒家相关资源的借用,达到给自身设教提供合法化依据的目的。传统中国思想一般讲“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一观念不仅为贵族官僚和文化精英所认同,也被民间教门融入自身的教义,成为“小传统”体系中治心、治身、治世的手段和体系。

翻开民间教门的教义,设言劝善说教比比皆是。一般宝卷序言往往写明报皇恩等相关内容,如《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序言》中即写道:“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父母养育恩,五报五方长安乐,六报六国永不侵,七报文武迁高转,八报人民永平安,九报九祖升天早,十报三教范师恩。”“一炷香教”又称“好话教”,在传教时要求教徒孝敬父母,禁止奸、盗、赌等。传教歌词云:“双膝打跪一桌前,对给老天说实言。父母堂前多尽孝,别要哄来不要瞒。犯法事情再不做,钱粮早上米先完。乡里养德多恕己,这是行好才全还。行好劝人三件事,戒除酒色莫赌钱。”

民间教门还常将儒家的代表人物写进教派内部的教义中,用以获得民众认同。如八卦教理条中有:“上大人,生中国,戍巳土,人不知,山东曲阜来下世。领定三千徒众子,内有七十二贤士。燕南赵北埋名字,落贫家,人人不晓,到后来认祖归根。邱乙己,是孔圣,燕南走,度众生,临凡下世三转性,三星地上来出现,早见无生拜世尊……有孟子,下世界,青阳气,传出来。有孟子欢喜不尽,落后世喜坏如来”[5]343,将孔子和孟子也列为秘密教门内部“收元”的对象。秘密教门除了通过在教义等方面标榜儒家外,甚至还通过捐修孔庙等方式来树立其在乡土社会的合法性,嘉庆六年发现的大乘教案,教首孙维俭收徒达一千六百余人,教徒遍及许多府、州、县。敛得白银四万二千三百余两,孙维俭见徒弟日多,恐被人目为“邪教”,竟决定用敛得之银钱,帮助孔庙修葺尼山祠宇[6]。

秘密教门对佛教的经卷、教义等所进行的吸收利用极为常见,很多秘密教门甚至宣扬自身即为佛教。在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禅宗、净土宗流传最为广泛,明清以来,佛教基本教义、崇拜神灵及其仪式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的核心信仰,佛教所讲的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等理论,被民众广泛接受,成为基层社会道德支持的思想基础。而观音、如来、弥勒等佛教神祇,也成为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因此,佛教意识是民众最易接受的意识形态。泽田瑞穗曾对罗教经典《五部六册》的引用书加以整理,发现其中极为广泛的是对佛教经典的引用,其中引用包括《金刚经》、《圆觉经》、《华严经》、《涅槃经》等佛教经典近五十部[7];民间教门的源流白莲教忏堂偈将佛教相关涵义进行曲解,如“三宝”,佛教三宝为佛、法、僧,并逐渐发展为多种含义,但是白莲教所撰《真宗妙义经》却曲解为:“精是佛宝,气是法宝,神是僧宝”,将佛教教义与道家内丹修行结合。

而以佛教寺庙为传布基地的西天大乘教,则将教主、无生老母信仰和菩萨结合起来,说成是同一神祇,在《普度新生救苦宝卷》中讲道:“诸祖满天,圣贤神祇,唯有无生老母为尊。菩萨即是无生老母,老母即是菩萨”,“老母本是观世音菩萨,下界周转化凡。观音自是无生,非是凡人生在西凉。先度南阳凡情,后化燕京黄村得游意”。通过教义告知民众,信仰菩萨即是信仰教主,信仰无生,利用民众对菩萨的崇拜发展信徒。清时的一贯道对信徒自称“在家佛教”,将其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一律称为“佛堂”,新道徒入教也就是所谓的“点道”,而那些考验表现诚心、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的“扶鸾”、“借窍”、“传三室”、“训练班”等场所,无不在挂有“佛”字的地方举行,而且那些教首开口闭口也都是什么“仙佛附体”,做事之前也要在佛堂点上佛灯和蜡烛,为佛进香,给信徒强烈的暗示;这些就是佛教,真佛就在这里,这也正是一贯道教首所追求的。

实际上,儒、释、道思想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意识的根源和基础。作为在基层社会传播的民间教门,正是抓住了民众意识的根源所在,结合深刻影响中国民众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三教思想和教义,才能做到深入民众,实现政府压制下的生存和发展。

(二)对民众医疗诉求的利用

中国传统医学与佛、道各家养生修炼等义理密不可分,古代医学的特点之一是医生和医术对于治疗疾病有着最主要的决定作用,与现代西医通过仪器手段等制度化和体系化的治疗方式截然不同。在中国民众传统观念中,从医乃是未能通过科举和儒学体系实现入仕济世的无奈选择。因此,不少医生都具备相对深厚的儒家修养和丰富的道家养生修炼知识。明清时期,专业医疗人员不受重视,医疗卫生体系简陋④,更使得医学和医师回归民间,与术士、神婆、游方僧道等共同构成了民间社区医疗的体系,而正是这一体系内的部分人员,通过“治病”等手段,或者在本区域内以医传教,结合所了解的儒、释、道、医等知识,编辑经典,创立教派;或者以行医治病为切入点,行走于熟人网络结成的跨区域范围,进行传教收徒。这正是利用了民间医疗体系不完善,民众投医问药缺乏有效途径的实际情况和民众观念中存在的“偏方治大病”、“有病乱投医”等心态⑤。

不少民间教门的教主通过医术弘道兴教。弘阳教创始人韩太湖本人精通医道,被尊为“药王”,相传受封为“正德明医真人”,在教内对其身世的解说中也提到他“尝受读,自能知医,医病颇著奇迹”[8],其画像乃一包治百病之神医。该教一向以替人治病相号召,传教招徒。其治病方法主要是诵经求神,让病人饮服供奉过飘高老祖的茶叶,许多教徒都是因为久病不愈而加入弘阳教的。结合档案材料,以嘉庆年间直隶弘阳教案为例,档案记载的41名教犯中,因自身患病和亲属患病而入教的为33人⑥;又嘉庆二十二年收元教案中,女教徒胡二引进通过医治疾病,在乡土社会取得了较高的威望,以致教内教首张仁犯案也要求其“替他京里寻个门路”,在对胡二引进所传二十七名徒弟的入教原因分析中,有12名是因为自身患病和亲属患病⑦。

秘密教派常用的治病医疗手段主要包括画符念咒、做功运气、念经烧香、祈祷静养、仪式捉邪、茶叶药材覆治、针灸按摩等涵盖中医、道家修炼等各种治病手段方式。而这些治病手法,与民间流行的气功、巫术治疗手段区别不大,普通民众往往因治病入教修炼,使民间教门得以在地方存在发展。

就疾病的发展历程而言,与现代社会的疾病不同,16~19世纪乃至更长时段的社会,对民众影响最为深刻的疾病是瘟疫和传染病。因此,利用有关关瘟疫、劫难(实际上,传统社会中,自然灾害的发生和瘟疫密切联系,往往是水、旱、震等灾害发生之后,瘟疫随之而来,给民众带来惨痛灾难和深刻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通过口述传承等方式,形成民众的消灾免难意识)的传说吸引信徒,对民众心理造成影响,吸引民众入教,以求消灾获福。曹新宇在对秘密教派的劫难传说所做的分析中指出,“秘密教门渊源深厚的灾难情节基本包括四个部分:灾难的发生——国家职能的不足和失败——教门的神迹和成功拯救——国家暴力的出场”,正是民间教门在国家权力和职能方面的不足和失败,才造就了其自身的生存空间[9]。以瘟疫为例,瘟疫与社会之互动关系,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区社会力量对疫情的控制防范比较,社会力量的作用更大。正是民间教派利用国家力量的缺失和民众意识中对瘟疫的记忆和认知恐慌所展开的灾难叙事和传教活动,才使得不少信徒甘心情愿入教,以保佑平安,躲过灾疫。

明清时期民间教门对佛教中的“劫变”观念,进行了改造和借用,把人世间经历分为过去、现在、未来称为“三世应劫”,在每个劫期末都要出现灾劫苦难。如《佛说皇极结果宝卷》中,(混沌初分天地品始与天阔登云品第九)提到有九劫、十八劫和八十一劫,并且每世之末有三灾八难(水、火、风及旱灾、瘟疫、饥饿、蝗虫、猛兽)等发生。美国学者韩书瑞认为,在清水教王伦起义中,“官逼民反”的现实因素和社会环境并不明显,而吸引民众入教并最终引起变乱的主要手段,则是王伦的医病治病和对劫难的宣传。王伦把传教同治疗疾病结合起来。他借助于为人医治疾病来传徒。他的众多弟子当中,有许多便是因为被他治好了疾病而拜他为师的。他的义女乌三娘,因为被他治好疮毒而拜他为师,并认他作义父⑧。王伦又传授弟子以白莲教炼气之术,称可以服气忍饥数十日不死,能避免劫难,从而达到以创造教门内部的劫难神话,利用普通民众对劫难的恐惧和消灾免难心理来壮大教派力量。

实际上,很多秘密教门的核心思想都是倡导劫难思想,宣扬入教可以消灾免难。其信仰的主神为“无生老母”,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为“真空家乡”。声言无生老母“收元”的过程中,信徒得以获得来世福祉,到无灾无难的“真空家乡”获得幸福的生活,做到无病无灾,平安健康。罗教教主罗梦鸿在对现实世界评价道:“这里死那里生,那里死这里生,叫做流浪家乡。生死受苦无尽,记得高登本分乡,永无生死……流浪家乡好恓惶,浮生家乡不久长,燃指无常别离苦,流浪家乡梦一场,流浪家乡不久长,呆痴小人都争强,肥猪眼看刀尖死,流浪家乡梦一场。”又云:“有智前劫归家去,无智末劫好难熬”[10]。对于回到真空家乡的人则认为:“只为不信王法起,王法折磨苦众生,归家永无三灾苦,不信受苦永无穷”[11]。

(三)对民间信仰和文化的改造和利用

前文提到,在传统正宗的宗教以外,中国各地还流传着民间信仰,这些信仰内容丰富多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保佑平安求免疫病的“南海老母”、“妈祖”;有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祈福免灾的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祈求降水、避免干旱的“水神龙王爷”等等。对这些民间信仰,老百姓很容易相信,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对于秘密教门的教主来说,如果仅仅利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未免太窄了一些,不利于传教。所以我们仔细考察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的教义,无不在杂糅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外,还掺杂了创教和支撑其教义的主要内容。比如,在儒释道三界和国家祭祀中有极高地位的关羽,在秘密教门的经卷中也得到普遍推崇。民间教门的关羽崇拜,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民间信仰和意识取向。《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不仅武力过人,而且重义轻利,专诚不二。可见,关羽理想化的性格,正好符合了民间秘密教门教主的要求,也和一般教徒的思想能够产生共鸣。

清代嘉庆年间对治理邪教颇具研究的知县黄育楩在评价民间教门时说道:“今邪教做会,将天上人间并将阴间所有诸神,尽数安置一棚之内,名为全神,而不论尊卑,不分男女,不知伦类之异同,不察性向之向背。”[12]121-122由时人的评价可见,民间教派对神祇供奉正是反映出中国民众的多神信仰意识,民间教派也正是因为全神信仰才易于吸引和接近广大民众。

明清时期,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小说和戏曲作为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在民众中间的流行和普及更为广泛,民间教门也将小说和戏文中的人物加以利用,使小说神话和戏剧人物成为民间教门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根据孙逊等人的研究统计,《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涉及民间教门的有三十余种,所涉教派有明教、弥勒教、五斗米、太平道、白莲教、无为教、三一教、八卦教等⑨。如明代流行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中的人物事迹,在民众中间影响很大。这些也一直是秘密教派经卷中加工和改造的对象。以罗教和黄天教为代表的民间教门,对西游故事的解读、加工和再创造,就构成了其传教的主要内容。黄天教经卷《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等经卷中即多处讲到西游故事,如:“古佛留下玄妙意,后代贤良吾真空”,“一卷心经自古明,蕴空奥妙未流通,唐僧非在西天取,那有凡胎见世尊”,“修真须要采先天,意马牢拴撞三关”,“行者东方左青龙,白马驮经度贤人”,“迷人不识朱八戒,沙僧北方小婴童”,“古佛化,现唐僧,六年苦行,自转真经”,“唐僧我之心,白马我之意,沙僧我之命,悟空我之性”……

众所周知,黄天教教主李宾,即以“古佛”为名自居,以上卷文中可见民间教门利用民众思想中对西游故事的认知,巧妙地将神话自身与西游故事结合;在罗教传说中,四祖的名字为“孙真空”,罗教又名为“悟空教”,正是民间教门与戏文小说互相借鉴影响发展的产物。

(四)对民众社会服务需求的迎合

宗教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是吸引信教群众的重要因素,传统中国民众虽然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贫乏。但是礼俗和道德观念确极强,不愿伤害生灵,不愿连累他人,痛恨一切有悖于良好生活习惯的行为。这是一种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同时,中国民众也是非常务实的,如果在生活困境中能真正得到接济,比什么都实际。从罗教在粮船水手中传播的情况来看,该教教义满足了水手们的生存需要。粮船水手多是来自运河沿线的破产农民,他们常年奔波在数千里的大运河上,劳动极为艰苦且充满风险,如果所运粮食遭到覆船或火灾等情况,就要由运粮者赔偿,发生一次事故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另外,水手们收入微薄,运粮又有季节性,每运一次就有一个单程回空,根本挣不到钱。每到闲季,大批水手生活无着,只好靠打工度日。另外,这些水手一旦年老生病,丧失劳动能力,下场极为悲惨。正因为这些情况,水手们精神空虚,也有许多实际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罗教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就成了水手们闲暇栖息之地。另外,罗教还帮助水手们调解矛盾,接纳年老有病的水手在此茹素诵经。并且对粮船回空后生活无着的水手,垫给饭食,待来年得有“雇价”再予以偿还,借此“略沾微利”。既帮助了水手,也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13]。浙江巡抚永德对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描述更为具体:“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氏。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14]

这样,罗教的庵堂成了粮船水手的临时住所和可以依靠的地方,自然也成了罗教传播与活动的中心。粮船水手加入罗教,与其说他们是出于信仰,倒不如说是出于求生的需要。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嘉庆年间直隶束鹿县的一支弘阳教,只收妇女,尤其是吸收寡妇入教。教徒的主要活动除了烧香诵经,就是替人治病。该教规定每月聚会两次,诵经拜佛的内容无非是劝人行善一类,教徒上香、上供,同时“随愿奉献钱文”。这支弘阳教吸引人入教的手法,也是看准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在传统中国,妇女如果死去丈夫,生活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还会带来种种麻烦,弘阳教吸引夫故无嗣的妇女入教,对于这些身处绝境的妇女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入教之后,可以通过传徒,做会挣钱,还有一定的收入,使这些穷苦无着的妇女,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入教的妇女越来越多。

又如未来真空教教徒,直隶静海县蔡公庄人崔焕,一直以乡民丧葬鼓乐等为业。幼年时曾向道士等学习葬礼音乐及相关丧仪,在村落中为乡民举行丧葬礼仪提供服务。嘉庆年间入教以后,因为教门所进行的仪式和活动中,与传统社会丧葬礼仪方面存在密切联系,崔焕通过入教修行,在乡土社区中确立了从事丧葬礼俗服务的地位[15]。

宋军在对清代弘阳教的深入个案研究中,也发现,弘阳教在基层社区存在的重要因素,在于一方面弘阳教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庙宇及信仰体系,给信众提供了固定活动的空间场域;另一方面,弘阳教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功能,能够较好地满足基层社会关于诊治疾病、丧葬等相关仪式活动的举办需要,弘阳教徒中以僧、道面貌出现,实际承担日常祈祷、丧葬亡灵引渡等仪式的情况较为普遍,且进行成本低于正规僧道,正因为如此,弘阳教才在官府的查禁压力下实现了在地化生存[8]。

三、结语

明清两代,是中国民间秘密教门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发展更为迅速,并因为以民间教门为组织进行的武装起事活动较为频繁,民间秘密教门的日常活动也受到了官府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查禁。

从教门的种类来看,到了明代的中后期,也不仅仅限于白莲教一种,新的教门教派不断出现,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些教门,比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和弘阳教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秘密教门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单单局限于传徒布道,起事造反,而是出现了很多以传教为生的世袭家族。例如山西的李福达家族、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森家族,山东单县的刘姓家族,河南商丘的郜姓家族等出现父传子,子传孙,延续数百年之久,将教派传承和发展与世袭地位结合,成了传统社会流动方式之外的另类社会上升渠道。

可以说,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速发展,除了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之外,和明清时期民众意识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民间教门滋生和发展于基层社会和民众中间。并结合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对乡土文化进行整合,为民众提供部分功能性服务,开出“美好”、“实用”的药方,对于那些生活没有保证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民众意识是下层民众为了在恶劣的条件下能够继续生存的精神支柱,反过来说下层群众的精神物质需求也反映在民众意识的内容里。比如追求温饱的物质需求,祛病健身的生理需求,追求权力的政治需求和追求改变生活窘况的金钱需求等等,都是通过民众意识反映出来。秘密教门的教主在创教和传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下层群众的这些需求,再杂糅儒释道三家的部分内容,开出许多虚幻的承诺,切中下层群众的心理要害,教门遂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的民众意识虽然在各地都有存在,所述内容也都大同小异,都是歌颂美好,求真务实,但它们是属于比较低的层面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具有地域性特点,一定的习俗和信仰仪式,在当时交通资讯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只能限制在一定的地区之内。第二,民众意识一般都以口头传诵为主,很少形成文字流传下来。秘密教门的出现,恰恰弥补了民众意识这两个方面的不足。在明清时期众多的秘密教门中,跨地域、跨时空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罗教、黄天教、清茶门教等都是横跨数省,存在百年之上的大教门。这些教门在创教过程中所吸纳的民众意识的内容,随着教门的传播也被传播扩散开,尽管这些内容也许被改造和扭曲。这些教门都有自己的教义,被记录在其经卷中,原先许多没有文字记载的民众意识传说,也随着经卷而被保留下来,成为教义的载体。由此,秘密教门在对民众意识的借鉴和整合中,不断吸引信徒,传布发展。正因为秘密教门紧紧把握了民众意识的根源,所以尽管受到清官方严厉的查禁打压,朝廷的决策,往往在地方受到民众意识的干扰,使秘密教门的查禁往往难以奏效,而秘密教门则依托与民众意识的结合,有效地实现了在基层社会的发展与传布。

收稿日期:2011-06-12

注释:

① 参见程歗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该著作提出的乡土意识概念内在结构主要分为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意识等层面,它们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性格,是儒家、道家、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同时乡土意识作为近代国情的深层构成和动态的信息系统,对当时的先进文化思潮起过推动作用,但两者之间又处于彼此脱节、互不协调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的二元结构,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所起的是一种复杂的作用。这也是对民众意识所做的准确描述。

② 曹新宇在对秘密教门内部神话有关“灾难信仰”的解读过程中,深刻揭示出了国家职能不足与秘密教门发挥作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明清以降国家在对民众信仰体系的神谱管控日趋严格的过程中,代表着国家职能的神谱总是不能涵盖民众的意识诉求,因此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成长与发展。参见曹新宇.传统中国社会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秘密教门的“灾难神话”[J].清史研究,2003(5)。

③ 路遥对“一炷香教”修炼相关手段有更深入细致的描述。参见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42-88。

④ 刘荣伦等认为,自元代以后才出现专门机构对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明清时期,医疗机构在官方体系中极为边缘,御医仅为正八品官,普通医师有家者月给米五升,无家者三升,因此,医师逃亡严重。参见:刘荣伦,顾玉潜,中国卫生行政史略[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

⑤ 传统社会中,医治疾病的主要方式为药铺售药和流动区域范围不同的医师,普通民众,特别是乡村居民,没有成体系的医疗设施和医疗环境。同时,“医疗”一直作为病人的个体行为存在,寻医问药和采用何种方式都是私密的个体行为和家庭行为,与近代以来西医体系公共化空间的治疗截然不同,这样才给以治病为传道方式的民间教门流下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有关于医疗体系方面的探讨,参见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

⑥ 据公安部一局编清代邪教(上、下册)载“弘阳教案”档案材料整理。

⑦ 据公安部一局编清代邪教(上、下册)载“收元教案”档案材料整理。

⑧ “乌三娘,兖州人,年二十许,娟媚多姿,而有臂力,工技击。其夫某,为角癥戏,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与三娘挟技走楚、豫间以糊口,而三娘技实过其夫。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资。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参见:俞蛟.临清寇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209。

⑨ 详细统计可参见:孙逊,周君文.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利用价值——以白莲教、八卦教为考察对象[J].文学遗产.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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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意识与秘密宗教的孕育与发展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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