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_国际关系论文

美国学者对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_国际关系论文

美学者对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学者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詹姆士·库尔思(James Kurth )近期发表题为《岩洞之内:国际关系理论的平庸》的文章,对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三种主要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全球性文化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系统、深刻的分析,着重指出它们各自在反映国际关系现实及发展趋势方面存在的弱点和缺陷。以下是文章的主要观点: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缺陷

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两大传统理论之一。它强调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国际关系的无序状态、国家力量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传统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创始人是修昔底德。二十四个世纪之前,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独特的理论框架。在近代,传统现实主义在欧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以及佛里德里希·迈因克的《国家存在之原因》等。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是汉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和乔治·凯南。

现实主义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二十世纪前半叶所爆发的世界战争。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诸多因素,如争夺殖民地、军备竞赛以及1914年的竞争性总动员,都同现实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其有关安全困境的概念相吻合。同样,冷酷地追求国家利益、野蛮地使用武力、无视现实主义理论的致命后果则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素。它们也同现实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其对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强调相吻合。

但现实主义也有问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概念的均势体系和双重联盟体制无助于防止战争或减小其规模。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属现实主义范畴的均势和丘吉尔所主张的遏制政策本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当时英国最有名望的现实主义理论家E·H·卡尔在1939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一书,为绥靖政策做了极为全面和深奥微妙的辩护。如果现实主义概念和学说在如何对待纳粹德国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能导致产生遏制和绥靖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那么它们在帮助决策方面就难有什么实际用途。

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爆发的大萧条显然是一战的后果之一,更是二战的起因之一。但现实主义者对这一重大事件却几乎无话可说。现实主义的概念和学说几乎完全集中于军事和安全领域,而不论及经济问题,即使其对国际安全有最严重的影响。

现实主义的概念与学说在解释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发生的重要军事和经济事件方面的表现如何呢?

用现实主义框架比较容易解释冷战。欧洲分裂为两个阵营、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影响、竞争性军备竞赛的发生等都同现实主义概念相一致,遏制和核威慑政策更是如此。然而,仍有一些现象是现实主义难以解释的。例如,在欧洲的分隔问题上,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乔治·凯南等人曾提出,通过脱离接触政策在中欧建立一个缓冲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同样,在越南战争(这是在第三世界进行争夺的典型例子)问题上,汉斯·摩根索反对美国的介入,而亨利·基辛格则主张介入。如果现实主义概念和学说能在对苏联政策上导致产生遏制和脱离接触这样截然不同的建议,在越战问题上导致提出介入和不介入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意见,那么,它们就很难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多少实际帮助。

冷战中期以及越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石油价格革命爆发。前者同越战削弱了美元地位有关,后者同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有关,两者都给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及美在中东的影响等重要军事领域造成冲击。但现实主义理论家对这些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几乎缄口不言。

最后,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发生了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最奇特的事件: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就现实主义的概念与学说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而言,这些事件的启示是什么呢?

一方面,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坚持不懈地对其进行遏制和里根总统的军备竞赛政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里根执行的这些政策受到包括凯南、甚至基辛格在内的最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批评。他们认为里根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个意识形态论者,甚至是一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

另一方面,正如里根总统自己也很清楚的那样,他的对苏军事政策之所以能够奏效,根本原因是苏联经济弱点的存在,特别是因为苏联无力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这是苏联解体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对此,现实主义者却无话可说。

现实主义理论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它的概念与教条,也不在于它对国际事务现实的明确和准确理解。而在于它的态度和敏感性,在于它对于国际事务的悲剧性有成熟和深刻的理解。这当然是具有讽刺性的,因为多数现实主义者对态度和敏感性这类“软”现象一般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摩根索、基辛格特别是凯南等人的著作之所以受到很高的评价,正在于他们对于这些“软”现象的论述,以及对其带来的悲剧的理解。

结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通常设定由数个大国构成的均势体系的存在。在20世纪前半叶,均势确是一种现实。但随着1945年由美国和苏联组成的两极体制的出现,现实主义的这种主要设定便不再能反映现实了。

肯尼斯·沃尔兹是首先对两极格局的发展特点进行系统性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在1964年发表了有关“两极世界稳定性”的重要文章,并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两位主要的国际关系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厄恩斯特·哈马斯)。沃尔兹继续发展这样的认识:不同的国际体系各有不同数量的主导国家和它们之间不同的力量分布,即不同的国际结构。这些不同的国际力量结构导致产生不同类型的国际行为(包括稳定与不稳定)。1979年,他发表了有关国际结构的专著《国际政治理论》,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沃尔兹的理论是如此的概括和抽象,以至它更象分类学或修辞的烦冗而非真正的理论。因此不难理解他的著作为何多为《国际安全》和《世界政治》等学术性较强的国际关系杂志引用,而很少为《外交季刊》(现为双月刊)、《外交政策》、《国民利益》和《世界政策杂志》等政策性杂志所引用。

沃尔兹的抽象理论被用于论述政策问题时,人们便能看到他的理论为何不为政策制订者们重视。沃尔兹认为核扩散将有利于国际稳定;更多核国家的存在将减少国际侵略行为。恐怕没有一位美国政府的政策专家会赞成这样的观点。

国际安全研究

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是简单地将沃尔兹视为偏执的学究。他教出20多位较年轻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的专家。这些专家在八、九十年代撰写了大量有用(并现实)的书,论述多极格局的发展、同盟的形式、军备竞赛、进攻与防御战略以及稳定与非稳定威慑问题。他们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广泛的争论。

这些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中最为突出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莫。他的著作《常规威慑》(1983年)引用历史事例分析依靠常规武器进行威慑的成功或失败。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本书被正在构筑对苏非核威慑的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认为十分贴切和有用。其他一些结构现实主义派学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波西、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克·萨格登和芝加哥大学的斯蒂芬·沃尔夫也在国际安全理论和分析方面显示了对历史的了解和老练引用历史实例的能力,其理论与分析也涉及并适用于当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问题。

但是连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也难以对冷战后的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作出解释,米尔斯海莫1990年发表了题为《回到未来:冷战后欧洲的不稳定》的文章,提出新的多极体制不如传统的两极体制稳定。稍后,他又特别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他认为乌克兰最好保持核国家地位。这种对两极世界稳定论和核武器多极稳定论的坚信不移,毫无疑问反映了沃尔兹的理论,但它脱离了新国际秩序的现实。

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在诠释国家间军事对抗事件方面仍是有用的。目前这类对抗主要包括中东和南亚的传统冲突,未来可能包括中美之间的对抗。但是这类军事对抗目前不是当今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现实。此外,对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全球经济霸权国家,以及首要的世界性国家所起的作用,现实主义学者们也没有什么论述。

二、自由主义传统的局限性

自由主义也是两大国际关系传统理论之一。自由主义强调这样一些概念: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国家间利益的可调和性、国际经济交流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国家重要性的降低。自由主义派学者们认为,自由主义理论的早期创始人包括宣扬国际法总体益处的胡格·格老秀斯、指出共和国和平本质的伊曼纽尔·坎特和强调自由贸易好处的亚当·斯密。

自由主义传统未能有助于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旷日持久的僵局。战争开始后,伍德罗·威尔逊等自由主义者就以自己特有的看法来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欧洲领导人过于信奉现实主义),以及预防战争的途径(国际组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体系)。当然,这些意见后来被证明根本就无助于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

自由主义传统本可能更适用于国际经济领域,但由于过分相信自由市场的平稳运作,它没有预测到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自由主义传统在分析冷战方面也很吃力。自由主义学者的意思是:只要苏联愿意取消其指令性经济、自给自足制度和集权主义政权,那么就不会有冷战。但这种意见在冷战中几乎没有什么政策指导价值。

自由主义学者在分析两极体制中的美国阵营(尤其西欧)方面比较成功。在这里,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概念和教条可以站得住。但是,这只是因为西欧处于美国领导之下,美国是那里的经济和军事霸主。自由主义不能明确阐述霸权概念及对霸权的需求。

自由主义学者对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的解释集中于国际组织。先是联合国,然后是各种地区性经济组织,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此同时,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故意无视北约这样的地区安全组织的存在。讨论这类组织将迫使他们接受美国作为军事霸权国家的现实和需要。

结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派学者的显著特点是集中关注国际经济组织。在六十年代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似乎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方案。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混乱(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价格革命和全球性通货膨胀)发生后,自由派国际关系理论家终于能就一些重要事件讲一些有用的或至少是令人感兴趣的话。对这些事件,现实主义理论家却保持缄默或了解甚少。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学术研究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派学者们承认,光是国际经济组织本身并不足以预防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混乱。实际上,七十年代那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引发的。他们(至少是暂时地)接受了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为保持国际经济稳定,某种经济霸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霸权稳定研究”这一国际关系学的次分支学科由此产生。然而,同欧共体、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在增长的经济力量相比,充当霸主角色的美国的经济力量却在相对减弱。而正是在美国霸权濒临消失之际,自由主义学者们却发现了美国霸权的益处。这就出现了将来怎么办的问题。

对自由主义学者来说,答案不可避免的是建立霸权后的世界秩序。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1984年)一书中提出,为了建立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这样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美国的霸权和力量在最初阶段是必要的。一旦这些组织建立起来并加以制度化,其有益的原则和实践将能够自行发展,即使没有美国的力量,也可持续下去。自由主义结构或者结构自由主义能够在“霸权之后”保持国际经济的稳定。

国际体制研究

对自由主义理论家极具吸引力的一种观点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原则和作法,即自由主义结构,可以在没有美国力量支撑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下去。他们总是回避(有些人甚至强烈憎恨)美国力量存在的现实。他们在80年代怀着很大热情建立了称为“国际体制研究”的新次分支学科。“体制”一词在此与过去指独立政府(如“专制政权”)时含意不同;相反,“国际体制”指的是在大量国际问题和国际领域进行合作的国家所自愿甚至自动遵循的自由主义原则和作法。它们涵括“国际不扩散体系”(处理核扩散问题)、“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人权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到90年代,美国的实力得到恢复并上升到新的高度。现在看来,美国霸权无疑支撑着各国际问题和领域所有的自由主义原则和作法。但国际体制学派仍在继续过细地分析国家间存在的“准则”、“规则”和“程序”的微妙特点,而从不讨论使所有这些得以发挥作用的力量。

三、全球性文化论存在的问题

在综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安全分析与经济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进行阐释,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霸主的基本现实。

但这还不够。如果我们在观察国际关系中使用第三种视角——文化视角,我们的观察就会更全面一些。实际上,决定美国世界作用的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美国的文化同其他主要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美国用自己的超级军事力量和经济霸权推动其特有文化的传播时,其他文化会做出抵制和反应。其结果是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冲突将不是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十九世纪的民族冲突,而是文化冲突,即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几乎所有现代的文化,包括自视为世俗的文化,都源于早先的宗教。因此,文化冲突同信念和认同有关。它们是根本性的,因而经常会涉及“原教旨主义者”。许多美国精英相信,美国的文化将成为全球性文化。而其他国家和社会的精英们则认为美国文化是西方特有的文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自己的文化不相容。这是西方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全球性文化和自由主义传统

这种被认为具有全球性的文化有哪些特点呢?其实这些特点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所具有的特点相同。全球性文化基本上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信念的基本要素是自由市场、机会均等、自由选举、自由民主、宪法主义和法治。其核心要素是个人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的美国,这些要素中的大部分就已扎根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论述。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争斗从来就不是势均力敌的原因。自由主义传统真正是美国所固有的;而现实主义传统则被视为或多或少是外来的。只有当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现实主义传统才会获得广泛的注意,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相反,在美国享受和平与繁荣之际(九十年代的和平与繁荣史无前例),自由主义传统将获胜,如果不是必然获胜的话。

因此,第一个全球性国家在作进入文明大冲突的准备。自由主义传统可能使我们卷入这场战争。它假定协调的可能性,由此诱使人们轻举妄动。而现实主义传统对国际关系的悲剧现实有较深的认识,由此产生的谨慎有助于使我们免于卷入战争。但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传统不仅在美国存在,它也是美国所固有的。与之相比,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很少在美国流行,它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的悲剧可能在于美国不能领会悲剧。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悲剧在于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领会这一点。

标签:;  ;  ;  ;  ;  ;  ;  ;  

美国学者对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_国际关系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