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团结论文,中华论文,各民族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有两大显著的特点：第一，自古以来就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而著称于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以顽强的精神，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创造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东方的文明及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我国的历史是最悠久的。若从秦统一算起，各民族同胞历尽沧桑，共经荣辱，其内聚力、向心力数千年不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根源的。
一、我国民族团结的历史基础
中华大地，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从洪荒旷古起，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各个成员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贯穿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始终。从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址看，包括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北方的细石器文化，无论是工具、社会生产还是社会生活，既显示出相互影响和渗透，又表现出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充分说明了早在七八千年以前，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用石器、木器等简单的工具，创造了较为发达的中华原始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奠基意义。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是平行的。民族的成员同时也是社会的成员。社会的发展，决定着民族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社会由父系氏族公社向文明时代过渡，国内各民族基本上沿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规律向前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如炎帝、黄帝、蚩尤等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为首的华夏、东夷、九黎、三苗等较大的部落联盟或族群。这些近亲部落和民族群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披荆斩棘，顽强拼搏，拓宽了自己的生活领域。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和英雄人物，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创业精神，又反映了远古时代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多元一体融合的过程。
到了商周时代，中国已经显示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雏型。史书在记载这个时期国内几个主要民族关系时写道：“周族和西方的姜戎历来是互相婚姻的，和东南方的吴越也有血统上的联系。南方的楚族从周初就受过周朝的册封，东北方的肃慎族也曾多次派人向周王贡献过用楛木作的弓和石箭头。”“他们由于生活地区邻近，风俗、习惯互相影响，文化、经济不断交流，各族人民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因而有的已经和周族融合了。”[①]
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经过诸侯兼并，各民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一些民族的名称消失了，一些民族则同其他民族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血缘结合，从而开辟了在民族关系上互相混杂，“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先河。
总之，在我国从文明史的兴起，到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的建立，各族人民对中国历史都作出过杰出贡献。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这些民族共同发展的结果。
二、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任何民族的形成，都要表现出一定的政治结构，其最高层次就是国家。国家，从它产生到现在，第一次科学阐明其概念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拥有“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的暴力机构。[②]民族问题与国家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按地域划分居民，而民族的一个特征是有共同地域。[③]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步发展的。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欧洲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扩展，而是在辽阔的地域上长期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最终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反映民族利益的政治结构是以一定的政治学说为思想基础的，这就是中华大地大一统的观点。
当轩辕氏、神农氏、夷族、九黎、三苗等族群活动在中华大地时，“中华一体”的观念就已萌芽，如夏代“无怠无荒，四夷来王。”[④]大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⑤]到了周代，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⑥]的观念，经过春秋战国，已形成华夷五方共称“天子”与“四海”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民族观。
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时代的前进，大一统的整体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并随之升华。桓宽在《盐铁论》中曰：“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肠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助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桓宽能清晰地言明中原与边境、华厦与四夷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是唇齿相依关系，说明当时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着一个夏夷大一统的实体。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金与宋的分裂，形成几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但这些都是在中国整体之内，都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并没有因此而分裂。
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包括民族观的一致和一贯外，保障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法律也曾发挥过历史作用。
中央集权制是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的核心制度，由皇帝一人掌握政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家长式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这种国家政体下，少数民族不论是处在边郡时期的王侯、邑长为首的土长制，还是受控于唐宋时期的以民族酋帅为都督、刺史的羁縻州制，亦不论是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均处于中央集权制的制约之下。
早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使中原与边疆、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边疆民族问题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的权力能否巩固，乃至边疆是否安全的问题。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始注意运用法律调节民族关系。例如《唐律·名例第一》中有“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⑧]其义非常明确，即少数民族内部相犯，依其本俗法断，而族与族之间相犯，则依唐律论定刑名。
中国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是到了近代社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最重要、最坚实的基础，是与古代社会有着本质区别的基础。1840年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把民族问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求中华民族解放，对内反对封建压迫，求各民族一律平等，领导各族人民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族同胞共同治理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建立以后，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把培养民族干部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平等、团结、互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在具体实施方面，我国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而且明确规定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社会生活中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和20多个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及一批单行条例。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以及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宝贵经验，是各族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全国各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三、我国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物质生产活动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伟大力量。一个民族的内部的凝聚力，是通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统一的社会关系而表现的。我国各民族彼此依存共生的团结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生活所决定的。
最先在汉民族中产生、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封建农业经济，不仅是建立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曾是维系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汉族地主经济是以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除了土地、耕作、季节是固定的外，其生产成果给人们提供了可靠的生活来源。对一家一户乃至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的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农业经济在一定的条件和时间范围内，可为商业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商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汉族居住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加强了同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据史书记载，盛唐时，商贾畅通无阻，全国陆路驿站达1297所，水站260所，水陆兼用驿站86所，元代水陆驿站亦遍及全国各地，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贸易的枢纽。而商业贸易的起落直接牵动着少数民族的经济，汉人贸易往来如穿梭，致使百货辐辏，不胫而遍及少数民族地区。
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也非常有利于民族团结。从地理上看，我国自然分成面向海洋的东部地区和背靠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若按南北划分，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为亚热带，长城以南到秦岭、淮河以北为暖温带和中温带，秦长城以北为寒温带。地域相接，四周有天然屏障，封锁式的大陆版图内自成天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大带自然划分为农牧两大类和水田农业区、旱地农业区和游牧区。这两大类和三个发展带各民族统一的过程，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确立的过程。
从民族的分布来看，汉族主要居内地，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带和沿海地区。气候湿润，宜于精耕，经济发达。除西藏外，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在全国2.1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少数民族地区占1.9万多公里。因此，各民族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发展经济，保卫我们的共同边疆。
从资源分布上看，民族自治地方草原面积在全国占94%，森林面积占38.4%，水力蕴藏量占52.5%，稀土、钾盐、镁、铬矿储量占90%以上，云母、盐矿储量占80%，汞、锡、锰、石棉、砷矿储量占60%以上，煤、铜、铅、锌、锑、矿储量占35%以上，石油、天然气储量也十分丰富。[⑨]这说明各民族在经济上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以上地理特点和区域经济的自然分工及发展不平衡，使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民族团结，有赖于经济的共同繁荣。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沿海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党和国家为缩小这种差距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实行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援。国家和经济发达地区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支援，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比1990年增长73.8%，铁路通车里程增长27.5%。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040元，1994年为3970元。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1990年为546元，1994年为944元。[⑩]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改善和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民族团结不是局部问题，也不只是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部历史的全局性的问题。坚持和维护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李瑞环同志在1994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过：“我们讲人民的团结，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都是以各民族团结为基础的。没有各民族的团结，中国就会陷于动乱和分裂，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11]这是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高度概括。纵观世界风云，在两极格局结束之后，国际上的冲突起因大都是民族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分化、西化我国，也都在我国民族问题上寻找突破口，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①] 刘泽华、杨志玖编：《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41－51页。
[③]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④][⑤][⑥][⑦][⑧] 参见木芹：《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论》，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⑨] 闵愿连：《坚持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1992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⑩]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1995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
[11] 李瑞环：《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若干问题》，《求是》199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