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多维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俄罗斯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3/97.512.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2-0013-0011
刑事政策一词最早出现在著名刑法学家保罗·约翰·安瑟伦·冯·费尔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von Feuerbach)于1804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中。当代刑事政策一般包括如下内容：与犯罪作斗争领域的一般国家政策要素；市民社会主体在法律秩序、法制化和安全问题方面的原则性立场；法律规范及其适用实践；预防犯罪、与犯罪作斗争以及犯罪人重新社会化方面的专门措施。任何社会的形成及其正常运转与发展都离不开人们在实践中所确立的管理社会进程的科学法律原理，我们这里所指的即是对刑事法律产生根本影响、作为保障法律秩序和与犯罪作斗争的战略方针之根据的刑事法律政策理论。法律是一种比较保守和稳定的现象，而刑事政策则比较灵活多变，需要对变化的情势(社会经济、政治、犯罪学等方面的状况)做出敏锐反应。
一、关于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论界说
俄语中“政策”(политика)一词是从希腊语转译过来的，直译为“管理国家的艺术”。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在领导某一社会生活领域方面的职能。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分支是指国家在与犯罪作斗争领域的政策。俄罗斯学术界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存在广义说、狭义说与折中说。
广义说认为刑事政策不仅包括刑事侦查、刑法、刑事诉讼法、劳动改造法、犯罪学等方面的专门措施，而且还包含经济、意识形态、医学以及其他纯社会性的措施①。持广义说的代表沃罗宁(Ю.А.Воронин)与科瓦廖夫(М.И.Ковалев)认为：“国家为了打击犯罪而实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措施以及制定的合理的刑事法律手段方面的活动取向构成刑事政策的内容。”②
持狭义说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只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事执行法所规定的与犯罪作斗争的那些专门措施才属于刑事政策的内容③。主张狭义说的别利亚耶夫(Н.А.Беляев)认为：“刑事政策不是针对与犯罪作斗争的所有领域而言的。国家只是借助刑事政策确定用刑罚的方法与犯罪作斗争的那些机构的活动方向。”后来该学者又扩大了其所主张的刑事政策概念的范围，“将替代刑罚的行政或社会措施的适用以及以适用刑罚相威胁的预防犯罪措施也纳入刑事政策的内容”④，但他仍然将犯罪学预防措施置于刑事政策之外。依据俄罗斯学术界通说的观点，犯罪学预防措施又是与犯罪作斗争的主要手段，这样上述学者的观点就必然和与犯罪作斗争的政策产生了矛盾。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巴巴耶夫(М.М.Бабаев)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即在与犯罪作斗争的政策领域引入一个新的政策种类——“犯罪学政策”，此政策作为“消除犯罪的社会政策”的一种与刑事政策并存，二者独立存在，互不包含，而且刑事政策与犯罪学政策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对立的，即“前者惩恶，与恶作斗争，后者扬善，善及于民”⑤。但是这种人为地割裂刑事政策与犯罪学政策的做法受到了俄罗斯学术界的一致反对。
除上述界定外，在俄罗斯理论界还存在许多关于刑事政策的其他定义。伊斯马伊洛夫(И.А.Исмаилов)认为可以将刑事政策界定为“国家在政治领导、管理、采取和实施具体决定的层面上所推行的活动方向，其基本宗旨是确定和实行同犯罪作斗争(防控犯罪)的针对性措施的任务、形式和内容，组织和保障上述体系在适当的意识形态、法律、信息基础上以及在与其他社会性措施互动中的合理功能和发展”。列文(В.П.Ревин)则强调：“刑事政策是国家防卫社会不受犯罪侵害的有针对性的积极活动以及制定和实行保障稳定、限制犯罪、构筑犯罪正向发展趋势前提的合理战略。”⑥斯塔霍夫(Я.Г.Стахов)认为：“刑事政策是与犯罪作斗争并在国家与社会组织活动中实施的国家计划以及以犯罪作为防制客体的复杂而多面的社会政治类型。”⑦而兹韦察罗夫斯基(И.Э.Звечаровский)意图通过对刑事政策的界定反映出当代法治国家的现实。他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国家专门职权机构和组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及其他刑法性质措施以及借助法律教育、适用刑罚和个别及专门犯罪学性质措施的威胁等途径，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保卫社会和整个国家不受犯罪侵害的活动方向。”⑧俄罗斯著名刑法学者库德里亚夫采夫(В.Н.Кудрявцев)认为：“同犯罪作斗争的政策不仅包括刑事法律政策，而且包括司法政策、违法行为的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执行法律政策。”⑨这里的作为刑事政策一部分的违法行为的社会预防措施指的便是专门的犯罪学预防和个别化预防措施。后来的研究者又将“刑事侦查政策”也归入刑事政策之列⑩。博斯霍洛夫(С.С.Босхолов)在总结当代关于刑事政策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应当将刑事政策理解为：第一，体现在相应的必须绝对服从的法案(法律、总统命令、政府决议)中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国家政策(主张)；第二，相应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认识的科学理论和总结；第三，积极打击犯罪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社会活动的特殊类型”(11)。
经过研究、探讨、争论，最终形成的当代俄罗斯通说中的刑事政策概念被界定为通过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执行立法以及对上述立法的调整，并通过制定和实现预防犯罪措施的途径而研究制定的用以决定防治犯罪的基本方向、目的和方法的国家总路线。换言之，刑事政策是对与犯罪作斗争的战略和方针的确定，其终极目的是在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条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其手段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执行法和犯罪预防措施。上述刑事政策概念得到俄罗斯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与响应(12)。目前学者们对统一刑事政策概念的论述焦点则集中在对其各构成要素(即刑事法律政策、刑事诉讼法律政策、刑事执行法律政策和犯罪学政策)的阐述上。
二、防控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划分
当今俄罗斯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便是为有效保护社会关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在打击犯罪方面成效甚微的局面必然要求俄罗斯当局探寻一条控制和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这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俄罗斯国家政策层面问题。
迄今为止，虽然俄罗斯学者对国家政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学界对于刑事政策概念定义已基本统一，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关于刑事政策现象的准确界定。俄学术界与实务界在刑事政策概念的内容、意义以及与其他相邻概念，诸如“打击犯罪政策”、“犯罪学政策”、“刑事法律政策”等各种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并不统一。刑法专业文献中对于刑事政策对象及相应的刑事政策概念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分歧，不应只从形式层面的概念界定出发，而应当从解决问题的实质要求出发，并且一定要立足俄罗斯国家活动内容的客观现实特征。防卫社会不受犯罪侵害政策的制定必须要以国家活动的相应取向以及国家打击犯罪政策的相应导向为前提。
俄多数刑法学者认为，国家打击犯罪的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的一种目的性活动，这种目的性活动与国家在抗御犯罪及其他违法活动方面所制定和实施的战略方针密切相关。此类国家活动的内容包括有效控制犯罪的目的、原则、基本方向、方法和手段的确定以及为解决保卫社会不受犯罪等违法行为和社会偏离行为侵害而相应地制定并合理利用普遍适用的社会措施和其他专门措施的活动(13)。
打击犯罪的政策是一个统一整体。其本身具有独特的性质、丰富的内容、复杂的内部结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以及相对独立的实现方向，学者们据此对这一政策进行细化。俄罗斯学者通常将打击犯罪领域的统一政策结构划分为刑事政策、刑事法律政策、刑事诉讼政策、刑事执行政策等几个部分(14)，此外，还有学者将其分为立法、司法、改造、审判、侦查、刑事侦查、刑事保护、刑事预防以及其他种类的打击犯罪的政策(15)。但上述分类是建立在分类的混合标准或者对标准的不正确界定的基础之上，因此不符合现象分类的逻辑规则。俄罗斯学者杜尤诺夫(В.К.Дуюнов)认为，应当在客观上业已形成的需求与利益(这里指的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不受犯罪侵害的保护上的需求)的基础上对打击犯罪的政策进行正确而合乎逻辑的划分(16)。笔者比较赞同杜尤诺夫教授的观点，由于致力于保护社会关系免受犯罪侵害的国家活动客观上由上述预防犯罪和对已实施犯罪的反应组成，所以以上述两个基本方向进行刑事政策的划分是符合逻辑的，即将刑事政策划分为预防犯罪的政策(即社会—犯罪学政策或预防性政策)和打击犯罪的反应政策(即同犯罪作斗争政策或刑罚政策)。
预防犯罪政策指的是制定和有效地实现国家在预防犯罪活动方面的战略和方针，是国家控制犯罪活动领域的独立的和首要的取向，此国家活动取向要求明确界定有效控制犯罪实施的原因和条件方面的目的、原则、基本方向和手段，以便达到预防(抑制)并减少犯罪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和社会偏离行为的目的(17)。预防犯罪的国家活动又分为一般社会预防措施和专门预防措施两类，这便决定了相应国家活动种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将国家预防犯罪的政策划分为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类：一般社会预防犯罪政策和专门预防犯罪政策。
打击犯罪的反应政策是打击犯罪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活动与(较低程度)社会活动的独立趋向，是确定和有效实现国家在保障高效公正地打击犯罪方面的战略方针。此类国家活动趋向旨在寻找、制定并有针对性地在国家对每个犯罪事实的反应框架内适用比较合理、有效的专门措施。其实质内容便是刑罚，即对每个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判罪并且对犯罪人进行谴责，指的是与强制适用刑罚或刑事法律规定的其他刑法性质措施相伴而生的一种公正的、不可避免的否定性评价。
国家打击犯罪的活动依照法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的不同特点而通过不同的法律形式(种类)来实现。根据实现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1.行为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政策(刑事法律政策)，2.侦查犯罪、揭发犯罪人以及依法审判的政策(刑事诉讼政策)，3.刑罚以及其他刑法性质措施的执行政策(刑事执行政策)。
作为打击犯罪反应政策之一的刑事法律(刑法)政策旨在通过刑法的手段和方法来制定和实现国家打击犯罪活动的战略方针。此政策是与研究和制定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原则，确定犯罪行为范围、刑罚及其他刑法措施的种类，排除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程序、条件等相关的，在刑事法律(刑法)政策框架内确定对犯罪行为反应的相应活动和措施的任务、形式及内容，制定与犯罪作斗争的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以及形式和方法(18)。
刑事诉讼(司法)政策传统上被归属于同犯罪作斗争领域的政策类别，许多俄罗斯学者将其看作是本国刑事政策的组成部分。部分学者从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规定出发，认为修改后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立法并未规定将其归入打击犯罪政策之列的充分根据，更谈不上其刑事政策的归属之说了。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并未将与犯罪作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并且也不服务于此。因此，认为刑事诉讼政策是与犯罪作斗争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论断根本就与事实不符(19)。还有学者主张，刑事诉讼(司法)政策是国家打击犯罪政策的一种独立形式，将其归入刑事政策或者完全归于同犯罪作斗争的政策(打击犯罪反应政策)之列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刑事诉讼政策只是部分地在打击犯罪的政策中有所体现，即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叉关系。
刑事执行政策是打击犯罪政策的一种独立类型，是国家在执行刑罚和其他刑法性质措施以及刑罚执行完毕后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过程当中所推行的战略方针。
上述俄罗斯刑事政策各构成要素之间在功能上互相依存，彼此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决定了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部分的相应修改。其中，刑事法律政策起主导性的作用，形成打击犯罪活动的立法根据，并在罪与非罪、刑事可罚行为与违反道德行为或引起其他刑法性质措施行为之间的区分上发挥决定作用。
诚然，上述政策种类的划分都是相对的，每种政策都是统一政策在一定领域的特殊体现形式(20)。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对上述政策进行综合利用才能实现与犯罪作斗争的目的(21)。
三、控制论视野下刑事政策目的解说
刑事法律政策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研究制定针对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系统理论观念以形成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执行法及司法实践调整方面的协调一致的途径作用于犯罪。
当今俄罗斯联邦刑事政策目的框架内必须实现的任务包括：1.保护个人、财产、国家以及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其他客体(利益)免受犯罪的侵害；2.制定和通过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的规范法案、纲领性文件；3.适时利用刑事法律政策的各种手段，即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刑罚化和非刑罚化、刑事责任的细化及个别化等制度，以便提高刑事立法的有效性；4.通过对打击犯罪的现行立法的解释来阐明其规定的准确意义；5.体现护法机关在刑事法律制度和规范适用与实践中活动的有效性；6.禁止破坏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各部门立法之间的相互联系。
要实现上述任务就必须遵循刑事法律政策原则以及刑事立法中规定的基本原理。刑事政策目的是刑事法律政策的基本范畴，它影响着刑事法律政策的任务、手段、结构、基本方向以及其他构成要素的实现。
俄罗斯刑法学与犯罪学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对当代俄罗斯刑事政策做过“分析和全方位的评价”(22)。然而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俄罗斯现有刑事政策的悲观预测上，并进而提出了通常与加强刑罚措施相关的各种优化方案的手段与方法。
前文已经提到，俄语中“政策”一词是从希腊语转译过来的，其直译的意思是指“管理国家的艺术”。俄罗斯哲学术语词典将政策概念界定为“是对社会关系和产生于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管理活动”(23)。从上述对政策一词的界定中我们发现，“政策”意即“管理”，在政策的界定中并未出现“斗争”一词。俄罗斯当代刑事政策的概念基础是在20世纪后期才得以奠定的，苏联刑法学者扎戈罗德尼科夫(Н.И.Загородников)和斯塔鲁奇科夫(Н.А Стручков)将刑事政策界定为：“刑事政策是苏维埃政策的一个分支，是通过制定和实现广泛的预防性措施，建立和适用规定犯罪化和刑罚化以及非犯罪化……的实体法、诉讼法和执行刑法的规范而形成的原则性要求”。(24)苏联解体后，正像前文提到的大多数关于刑事政策的界定的共同点是在政策的界定中使用“斗争”一词(笔者将其称为刑事政策“斗争说”)，而不是“管理”(управление)(25)，而“管理”与“斗争”在语义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犯罪总是存在的，是任何社会都摆脱不了的社会现象，而针对犯罪的“人性恶”和“宣布战争”等诸多关于“斗争”政策的理论并没有使人类走向和谐，却导致了社会分裂，与恢复社会正义、改造被判刑人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此为俄罗斯刑法典第43条第2款所规定的刑罚之目的——作者注)相去甚远。
俄语术语“控制论”(кибернетика)一词也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管理艺术”，是“关于管理过程和信息处理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6)。可见，俄语中的“政策”与“控制论”被其共同具有的“管理艺术”之意义结合在一起，政策是管理社会和国家的个案，而控制论则是管理的综合理论。传统解释论与因果解释论都带有实证性质，认为犯罪状况是由任何社会都大量存在的否定(反面)因素和条件所引起的，而控制论的解释则正好相反，认为犯罪水平不是某种否定(反面)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因素的结果，而是从诸多的潜在的可能性方案中所选择适用的一种体系状况，从一定角度看，这种状况对于社会的稳定状态是比较合理的。从因果关系立场出发的当代刑事政策总是试图探寻恶的原因，而从控制论的角度，刑事政策的目的则应当是寻找通向善的途径。
如果第一顺序控制论是关于对所观察体系进行的科学管理，那么第二顺序控制论则不仅包含管理的体系，而且包括观察者本身。观察者的主观性决定了其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性，其观点的结构和论据选择的是有利于其理论的那些事实，而忽视了与其理论相对立的另外一些事实。事实的选择和系统中的理论构造是由观察者在系统中所设计的目的所决定的，相应的，系统中的程序取决于事实的收集和阐释，而目的则以一定方式决定着系统的结构。如果将斗争作为目的，则系统中就不会形成一个内部统一体，而如果是以系统的稳定性和稳固发展为目的，则要适用另外一种管理模式。
现在对社会组织和功能方面的观点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社会是存在内部实质矛盾的构造(如劳动与资本、犯罪与守法公民、左派和右派等)，相对于刑事政策而言即坚持“斗争说”的立场；而第二类观点则主张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其内部所存在的对立和对抗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即在刑事政策的界说上奉行“控制论”原理。俄罗斯现行刑事政策与犯罪学理论中的通说坚持第一类“斗争说”的观点，即认为社会是犯罪世界与守法公民之间的对立，在经济紧张和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会给社会带来较多的分裂因素。而与其相对立的观点则从“控制论”的立场出发，认为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和统一的整体，因而主张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第二顺序控制论的立场出发，达到上述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是不仅要通过把偏离(越轨)行为降到最低的途径，而且要加强对系统的有效导向，施加局部的事先预防措施。
四、刑事政策的人道主义原则
从诸多俄罗斯学者所揭示的刑事法律政策的内容出发，可以认为刑事政策原则是由刑事法律原则与司法活动原则构成的。刑事法律原则在刑法典中有所规定，而司法活动原则指的是责任不可避免原则、预防犯罪活动为主的原则和刑事惩罚的经济性原则(27)。
雷巴克(М.С.Рыбак)认为，刑法和刑事执行法的原则在实践中是通过反映在立法中的政策来实现的，所以人道主义原则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从国家立场出发，任何偏离人道主义原则要求内容的行为都是反人道化的，并且通常会引起违背其他法律原则的情况(28)。库兹涅佐娃(Н.Ф.Кузнецова)强调：“一切刑事立法的修改都应当满足刑事法律规范人道化的刑事政策要求。”(29) 舍斯塔科夫(Д.А.Шестаков)则指出：“正是对待犯罪人的人道主义态度才是刑事法律政策发展水平的标志所在。”(30)刑事政策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当体现在政策实现的形式、目的和内容以及政策活动的手段等方面。
从政策目的和内容方面来看，人道主义原则体现在刑事政策必须倾向于人之利益的实现，提高福利、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增进社会公正和促进国家和平。从这一立场出发，只有能够保障个人需求及其自由发展的政策才是人道化的政策。
苏联及俄罗斯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刑事政策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内涵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库兹涅佐夫(А.В.Кузнецов)认为：“刑事政策中的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民主基础、每个人的个体存在的条件、人的权利、自由及合法利益的全方位保护上。”(31)博罗津(С.В.Бородин)则认为 ：“旨在保护个人不受犯罪侵害以及保障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的立法和整个刑事司法活动过程的人道化是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执行刑罚时以及剥夺自由刑执行完毕后受刑人适应社会的过程当中得以实现的。”(32)齐布列夫斯卡娅(О.И.Цыбулевская)指出：“人道主义原则反映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成为国家法制、司法、刑事政策及刑事执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质的规定性。”(33)列斯尼科夫(Г.Ю.Лесников)强调：“刑事政策的人道主义原则源于宣布全人类价值优先的俄罗斯宪政基础。它是通过保护人及其权利和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的途径来实现的。刑罚和其他刑法性质措施不以造成人的身体痛苦或贬低人的尊严为目的。”(34)总之，上述刑事政策原则的界定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条规定的作为刑法原则的人道主义的内容相类似。而科罗别耶夫(А.И.Коробеев)认为，目前俄联邦“刑事法律政策原则在表述方式、性质和内容方面是与刑事法律原则存在质的区别的，并且在此意义上前者是后者形成的根据，而不是正好相反”(35)。
既然刑事法律政策是为打击犯罪并通过制定和适用刑事法律来实现的活动，则可以认为此项活动的原则是体现在刑事法律规范当中并通过规范的利用而得以实现的。俄罗斯学者尤金娜(М.В.Ююкина)指出：“刑事法律政策的人道主义是指以宪法规定为根据的，以规范形式规定的，承认人的最高价值，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荣誉和尊严，保护社会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安全，并以刑事立法规范为上述权利提供保障的道德—法律要求体系。”(36)
刑事政策原则的确定是以其具有指导性的思想和要求为主旨的，这些思想和要求往往体现为某种法律现象的存在依据，即这里所指的防治犯罪活动现象存在的根据。这些原则具有规范的性质并且是某种活动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因此，上述原则的使命便是通过建立最重要的价值规范基础的途径来调整社会活动。
鲁科夫斯基(В.А.Руковский)认为，现行刑法原则同时也是当代刑事法律政策的原则。如果上述指导思想不是刑事政策原则，则它们也就不会得到官方的认可，也不会被规定在宪法和刑法典之中(37)。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双重性质的，只有在具有一定刑法原则体系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在刑法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刑事法律，即立法者必须重视刑法原则并据此制定刑法典。然后，这些原则在刑事法律实现层面影响司法侦查机构人员的法律意识。
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都是刑事政策实现的形式，而在确定刑事政策实现的方式时便要涉及人道主义原则的效用问题。洛帕申科(Н.А.Лопашенко)将刑事政策实现的主要方式分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刑事责任细化与刑事责任个别化几种(38)。上述刑事政策实现的每一种方式都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犯罪化是以对新型社会关系进行刑法保护的必要性为根据的；而非犯罪化的根据则正好相反，是以用刑法手段对人进行保护为根据的；而刑罚化是在遵循人道主义原则规定的处刑的一般原理和专门规则的基础上实现的；刑事责任细化和个别化则体现在对待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人道主义的平衡关系当中。
五、刑事政策之立法层面
通过对俄罗斯当代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趋势的评价来分析俄罗斯刑法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2003 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修改是在刑事政策人道化的指导下完成的，然而在之后的刑法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自由化趋势，其结果导致了诸多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在适用刑罚方面的弱化现象，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富人或高层犯罪人群所实施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腐败犯罪。刑罚弱化主要表现在作为刑罚种类的没收财产刑的废除以及对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可以适用缓刑的规定方面。
俄罗斯现行刑事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现实结果与所宣称的刑事政策的目的与任务之间的断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俄罗斯现行刑事政策与俄罗斯国家及其各地区的实际犯罪现状的适应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在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斗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今俄罗斯社会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腐败犯罪日益猖獗，在此社会背景下，许多俄罗斯专家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与犯罪实际状况并不相符，甚至在打击犯罪方面无任何作用，特别是在打击日趋危险的有组织犯罪方面表现得尤甚。
根据俄罗斯部分犯罪学家的观点，俄罗斯联邦1996年刑法典没有准确体现有组织犯罪特征的本质。他们认为，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及其他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刑法典将犯罪集团界定为联系紧密的有组织团体(为实施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犯罪而建立的组织)的规定并不是很成功(39)。
部分独联体国家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犯罪化规定要比俄罗斯成功得多。比如白俄罗斯共和国刑法典第285条将组建犯罪组织或参与犯罪组织规定为刑事可罚行为，而不论组建的目的如何。相应的，该法典第19条对犯罪组织的定义是：“为制定或者实现犯罪实施活动或为其维持和发展创造条件方面的措施而建立的有组织团体或其他组织者(领导者)及其参与者之间的联合”。
俄罗斯学者建议在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规定特别的诉讼程序；在职权部门内建立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专门机构；对有关有组织犯罪的声明和消息实行特别的检查程序；针对有组织犯罪案件建立预审和侦查及其逮捕期限等方面的特别程序等。而刑事诉讼法应当在刑事程序中规定相应的获取有组织犯罪侦查资料的特别程序，可以运用谍报与潜入犯罪内部的方式来揭露比较隐秘的犯罪集团以及瓦解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但这只是俄法学界部分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俄罗斯联邦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无类似的规定。
第二，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的协调问题。俄罗斯联邦已经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但是要解决俄罗斯国内立法与所批准条约之间的契合问题，就必须在国家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国内立法进行相应的修改。
第三，需要明确社会危害行为的犯罪化与刑罚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需要明确犯罪概念和犯罪与其他违法行为之间的区分标准。诺莫科诺夫(В.А.Номоконов)认为，这样的标准应当是对个人、社会或者国家造成的实质损害(或造成实质损害的威胁)，并建议将此特征在新刑法典中予以明确规定(40)。他认为，上述特征虽然具有评价性质，但却可以充当区分犯罪与其他违法行为的标准，因为所造成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正是提高违法行为之社会危害程度的实质所在并且是违法行为转化成刑事可罚行为的实质根据(41)。
2.必须在立法层面解决缓刑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及其适用的根据问题。根据当代部分俄罗斯刑法学者的观点，缓刑不属于刑罚种类，其实际法律性质是免除刑罚种类的适用，因此应当将法典中关于缓刑的规定从刑法典第十章(处刑)转到第十一章(免除刑罚)，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适用缓刑的人似乎是被刑罚处罚的，这与缓刑的实质不符。
3.俄罗斯联邦现行刑法典废除了关于特别危险累犯概念的规定。一些学者认为对危险累犯规定的废除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取决于(虽然并不与之相吻合)实施犯罪的行为人的危险性。俄法学界有人支持废除累犯制度的主张，认为此制度似乎违背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前科制度的“不可接受性”。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废除累犯制度的做法明显有违公正原则，因为对累犯与首次实施犯罪的行为人之间判处同样的刑罚是对法律公正原则的公然违背。
第四，关于法人犯罪的立法规定问题。俄大多数学者传统上并不接受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思想。虽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草案中含有法人犯罪的相应条款，但正式出台的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还是取消了对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用非传统方法解决法人犯罪的立法规定问题。俄罗斯学术界与实务界之所以不赞同在刑事立法中规定法人刑事责任多与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在解释方面的复杂性相关。基于此，有学者建议分别规定“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的概念，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样规定是极其荒谬的，认为刑事责任主体只能是犯罪主体，此外别无他选。同时提出可以在刑法调整的其他措施层面解决法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即将其规定在安全措施领域。可以对参与有组织犯罪的法人适用相应的强制措施(如没收财产、取缔等)，当然，其前提是刑法要将这些措施作为针对法人的专门安全措施予以规定，而并不是规定为刑罚种类。基于此，在2006年的修订过程中，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恢复了2003年废除的没收财产的规定，但不是作为刑罚种类，而是作为其他刑法性质的措施(42)。
六、刑事政策之司法层面
脱离对刑事政策实现层面的评价而对刑事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刑事政策的实现在这里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范畴(43)。由此便产生了对作为社会制度的护法体系活动的评价问题，即对此制度在执行社会和国家任务过程当中的质与量的规定性的确定以及对其具体要素、角度和需要保护的各方当事人的确定标准的评价。
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对护法体系这一社会制度进行评价：一是护法体系的社会基础，二是护法体系的任务和功能内涵，三是护法体系的有效性。目前，俄罗斯学者对后两个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而很少关注作为刑事政策实现机制的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相当性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要从根本上剔除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原初观念，置换关于适用刑罚以及顺应主流价值体系向量的保障社会安全的形式与方法方面的规范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有的护法体系在执行刑罚功能方面要比预防和保障法律秩序的功能方面胜任得多，同时，俄罗斯的司法实践也充分证明了上述观点。迄今为止，剥夺自由刑仍然是俄罗斯“普遍适用”的刑罚制度。国家在面临违法犯罪数量持续迅速攀升的局面时，往往倾向于对犯罪人适用与社会隔离的刑罚措施，这充分体现了将严厉惩罚政策作为与犯罪作斗争之根基的刻板保守趋势，然而这里却实实在在地隐藏着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问题在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刑事立法虽然显示出刑事政策的双刃剑功效(严惩与人道主义相结合)，但却没有形成保障刑事政策实现的有效机制，相反，出现了被称之为刑罚的立法与司法的自由化现象。当前俄罗斯刑事政策及其实施的现状如下：
1.制裁(法定刑)范围过于宽泛，从而为法官审理同一类型犯罪提供了从较轻刑罚到非常严重刑罚，其中包括长期剥夺自由刑的刑罚选择权；
2.制裁部分规定的刑罚过于分散，对一个行为规定不同作用机制的种类相异的刑罚，而且这些刑罚种类有时并不与行为相适应；
3.缺乏对犯罪行为划分的有说服力的标准，应当是犯罪行为决定刑罚的种类与尺度，而不是相反，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5 条之规定(44)；
4.犯罪受害人处于无权地位；
5.缺少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刑罚有效性标准；
6.刑罚政策因政治势力的影响常易波动，因此表现出极端的不稳定性。
有学者对俄罗斯社会现状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描述，认为“目前俄罗斯社会的处境是一只脚踏入水中，而另一只却留在岸上以备退路”，然而历史的车轮永远都不会倒退，俄罗斯国家在更替原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性基础之后，应当将这些新的原则扩展到其统治的各个领域，包括我们现在谈论的刑罚制度。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此问题的涉及面相当广泛，要求在从根本上变革和保障作为刑罚上位体系的整个护法体系和司法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实现质的飞跃。
可见，刑事政策改革是以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司法制度体系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为前提的，改革是必然的。然而，司法体系的合理化要求有意识地研究制定新刑罚体系构筑的原则性思想和原理，前文已提到，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必然会遇到客观的障碍(由于缺乏应有的支持而使这方面的专家严重不足、缺少财政支持以及对既得科学成果进行校验的有限性)和主观上的阻碍(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的强力机制的效力上和刑罚体系本身的保守性方面)。
应当通过对刑罚严厉性重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符合性标准进行重新审视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护法系统中存在的刑罚任意性的概率，以便保障司法制度具有真正的社会相当性。判处公正的刑罚应当建立于立法的差别性规定和审判上的刑罚个别化的基础之上。俄罗斯现行刑法仍然缺乏制裁与影响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特征之间的协调一致性。此外，制裁领域过分宽泛使得法官对于一些同质性犯罪判处不同的刑罚，相反地对那些在侵害的社会危害性方面区别明显的犯罪则适用相同的刑罚。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建立一个确定每个犯罪构成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指数化体系，用以明确每个具体情况下的制裁参数。上述指数化体系可以通过在社会危害性综合标准原基础上建立行为危害性程度的一体化标准的途径来实现(如设立一级和二级杀人罪)，这便需要使以下两大特征(要件)标准化：一是，决定社会危害性质的犯罪特征(决定制裁种类的选择)；二是，决定社会危害程度的犯罪特征(决定制裁规模的选择)。这样就可以避免司法错误和审判的任意性，即减少司法审判中无根据的减轻和加重刑罚的现象发生。此外还要求：第一，通过区分犯罪与刑事轻罪并按照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的特征，将犯罪侵害予以明确的范畴化；第二，确立两种不同形式的审判程序：一种针对重罪(包括对公民生命、健康等不可侵犯权利之侵害或者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的犯罪)，另一种针对刑事轻罪(不具有大的社会危害性，对所造成的损害可以予以赔偿的侵害)。对于第一类案件应当规定较长的侦查期限，采用广泛的侦查手段，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和羁押且对于此类犯罪可以判处剥夺自由刑乃至死刑；而对于第二类案件则适用简易侦查程序，不必要对刑事被告人适用隔离社会的措施(可以适用提交押金和保证金的方式保证对其进行监管)，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分则中进行立法规定并且不判处与剥夺自由刑相关的刑罚。
可见，稳定性和基础的牢固性以及刑罚措施适用的灵活性、相当性和差别性应当是现行俄罗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主导原则。
七、结语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术界对刑事政策理论进行了相当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提出了许多有益观点。其中，刑事政策目的之控制论说以及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原则都是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俄罗斯联邦现行刑事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与社会现实的脱离与断裂，未能有效地抑制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的发展与蔓延，因此必须对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改变原有的关于刑事政策的传统观念，引入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以创造出具有前瞻性又不脱离社会现实的新的政策理念。
注释：
①Герцензон А.А.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 и социология.М.,1970.С.179.
②Ковалев М.И.,Воронин Ю.А.Криминологи и уголо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вердловск,1980.С.8.
③持狭义说观点的有博罗津（С.В.Бородин）、库尔良斯基（В.И.Курлянский）、斯塔鲁奇科夫（Н.А Стручков）、加利别林（И.М.Гальперин）和先佐夫（А.С.Сенцов）等俄罗斯学者。
④Беляев Н.А.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пути ее реализации.Л.,1986.С.15;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Проблемы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и наказания.СПб.,1992.
⑤Бабаев М.М.О соотношении уголовной и кри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логии уголовн-ого права.М.,1982.С.16.
⑥Уголо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ее реализация органам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Учебник,Под ред.Л.И.Беляевой.М.:Академ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ВД России,2003.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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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Звечаровский И.Э.Современное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понятие,принципы,политика.СПб.:Юри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есс.2001.С.74.
⑨См.:Основания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ого запрета.М.,1982.С.16.此外，持此观点的还有伊斯梅洛夫（И.А.Исмаилов）、库尔班诺夫（Г.С.Курбанов）和奥斯莫纳利耶夫（К.М.Осмоналиев）等学者。
⑩См.:Александров А.И.Уголо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уголовный процес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СПб.,2003.С.67.
(11)Босхолов С.С.Основы уголо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кри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ой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аспекты.М.,1999.С.32.
(12)Босхолов С.С.Основы уголо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М.,2004.С.28-29; Лесников Г.Ю.Уголо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М.,2004.С.13-20; Лопашенко Н.А.Основы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СПб.,2004.С.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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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5条按照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将犯罪分为轻罪、中等严重程度犯罪、重罪和特别重罪，而在界定上述四类犯罪时的参照数却是制裁（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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