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杰[1]2003年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崛起的机理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开发西部地区也就是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就谈不上西部地区的繁荣，因此，要把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党中央第叁代领导人提出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正是西部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重要契机。本文抛开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展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达到兴边富民、巩固边防、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新西部的目的。
向佐谊[2]2012年在《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然而,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流通产业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包括地理区位的特殊性、资源环境的特殊性、交通运输的特殊性、经济基础的特殊性、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制度政策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必然体现在流通产业的演进和发展上,具体表现在流通主体分散,经营规模不大；流通商品复杂多样,政策性很强；区域发展不均,总体规模偏小；流通技术长期落后,流通产业效益难以提高；流通产业分工水平低,发展粗放；流通产业制度环境缺失,发展动力不足。本文着眼于解决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当前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着重研究了民族地区流通产业的演进机理、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并在借鉴发达国家流通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促进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这不但丰富了流通领域相关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缩小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差距,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流通产业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流通产业发展进行横向比较,具体分析了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等四个国家流通产业发展的过程和特点,总结了各个国家流通产业发展中可以为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所借鉴的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流通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流通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性的自由贸易市场；技术与制度创新是流通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国家调控是流通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必要手段,要不断健全国家对流通产业的宏观调控体系。结合国内外流通产业的发展经验,深入剖析了民族地区流通产业的内涵和特征,并运用劳动分工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对民族地区流通产业演进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流通产业的演化、发展机理,关键在于流通商为生产商和消费者节约了社会流通费用获取专业化收益,同时,流通商的流通组织成本降低则为流通产业带来正收益。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造成社会分工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交易费用高、流通效率低,减少了流通专业化收益、增加了流通组织成本,导致民族地区流通产业演进发展缓慢。其次,本文在结合民族地区流通产业的内涵、特征以及民族地区流通产业演进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下分为产业规模、产业效率与效益、产业型态3个准则层,准则层下又分为投入水平、产出水平、产业效率、价值创造、社会贡献、组织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7个主题层,共由29个指标构成。通过群决策AHP法和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根据湘西地区的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永顺县、保靖县、沅陵县、辰溪县和麻阳县8个区县2000-2010的统计数据,对湘西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永定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其他7个区县。本文围绕实证结果,分产业规模、产业效率与效益、产业形态这3个准则层以及7个主题层,对每个地区相应的发展指数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再次,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选取社会分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流通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制度、流通产业政策、城市化水平、知识化程度等七方面指标,综合分析了当前影响我国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社会分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和知识化程度对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经济制度、流通产业税收政策和城市化水平与流通产业的发展关系不显着。最后,本文对于民族地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促进社会分工；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易技术发展,改善流通设施,提高流通效率；加大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力度,培养流通人才队伍；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落实民族地区流通产业支持政策,引导流通产业优先发展；结合各地区特点,创新流通产业的发展模式。
艾尔肯·艾则孜[3]2012年在《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趋势正朝着世界大融合的方向迅猛发展,一般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纵观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堪称一个历史大潮流,席卷全球,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革开发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正在逐渐地融入国际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现在已经渗透到我们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民族文化正在逐渐被同质化。为此,如何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并让其融合发展,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思考。我国西部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和宗教文化资源富集区。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和长期性,对我国西部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落后的面貌尚未根本改变,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加大。中国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土地面积5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人口约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约8023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9.83%,涉及到的少数民族有51个,人口最多的主要是回族、壮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几大民族。由此可见,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特征和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创新。因此,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建设和提高商业银行的创新力度,支持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各自的宗教信仰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宗教文化会使人们对面临的事物按照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做出选择,这其实是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然后去采取相应的行为影响该事物的发展,从而产生了经济行为,再通过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营理念、科技创新等途径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金融体系的形成,而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又会导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创新具有复杂性。从当前发展情况来看,受民族地域特色和宗教文化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的区域地位、经济发展和当前的金融服务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供需矛盾。那么如何在这种宗教文化、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文化背景下,探索出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创新的途径和模式,可有效解决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与创新供求不平衡的现状,并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本文尝试通过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利用作者自身对伊斯兰宗教文化的理解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金融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回答问题,为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全文由叁部分共七章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国际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模式等角度为研究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做了理论铺垫,第二部分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特征和宗教文化的了解,分析了在宗教文化、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金融需求状况,得出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服务创新需求巨大。基于这种巨大的需求市场,当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商业银行如何提供并实践金融服务创新,文章利用案例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分析了金融供给并对当前的供给现状作出了回答；第叁部分是文章的结论,依据前面两大部分的分析,发现在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金融服务与创新供需不平衡的状况,为此,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成为文章的核心,最后提出了我国管理层面和商业银行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服务创新,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产业壮大和宗教文化繁荣共存的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和多元文化应该而且可以和谐共存；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金融体系的形成,但反过来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创新能力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体系的构建；国际上有关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建设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银行业发展和金融服务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西部地区商业银行服务民族宗教地区的金融创新,为未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显示出当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服务创新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依据当前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不足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亦开阔了决策思路,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乃至特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实践的思想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徐云松[4]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刘伟[5]2011年在《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的国家,区域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政治性等多重意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思想,适时推动区域战略转型,对中国区域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既有的区域结构。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既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要求,也是区域问题集中凸显的理论呼唤,更是区域和谐发展面临挑战的紧迫需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本研究综合运用党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视角,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主线,立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对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通过研究,本文将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划分为叁个阶段：新中国前30年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改革开放后23年的“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和新世纪近10年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并依据此划分,深入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调整的理论资源、内外部因素,系统总结了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客观评价了战略思想的实施成效,进而剖析了建国60多年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调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创新,提炼出其发展演进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教训。通过研究,论文重点提出了以下观点：一是提出“民族问题区域化”和“区域问题民族化”两个概念。强调在当前的背景下应该更多采取“民族问题区域化”策略,就区域谈民族、就经济谈和谐,弱化、消弭民族隔阂,强化、放大经济因素。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划分。既打破了按照党的叁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党中央、将“两个大局”割裂开来的传统划分方式,又突破了目前对于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关注不够的问题,提出以“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控制区域差距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的回应、是一个带有过渡性特征的战略思想,而“统筹区域发展”在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叁是首次对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经济区经济”发展、“老、少、边、穷”特殊区域发展和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等5个方面阐述了“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实现由“主次性”向“全面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由“先后性”向“共时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发展权的公平性,由“弥补性”向“互利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区域间的共生性,由“缩小区域生产力水平差距”向“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转变、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是“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最独特的理论创新之处。四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性角度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评述,力求做到历史的“公允”。如在分析1958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时,并没有简单认为这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产物,而是从当时缓解交通运力紧张、“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调动地方生产积极性等角度探究了其提出的历史合理性；在认识“叁线”建设时,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其军事成效,也分析了经济方面存在的弊病；在探讨“改革开放缘何发起于南方小镇”时,不仅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因素,而且从中国渐进性改革、南北区域的政治风险差异等方面探究了党的区域战略初衷。五是分析了60多年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角度提炼了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罗崇敏[6]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认为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叁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叁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叁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黄伟[7]2007年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努力调控的重要目标。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被学者形象地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统筹区域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本文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政策分析等方法，深刻剖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象和根源，合理借鉴国外以法律为主导来调控区域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阐明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指导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在积极调控区域发展。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也曾一度缩小，但是又面临着继续扩大的趋势。除了区域差距以外，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失衡主要还表现为区域问题和区域冲突。区域发展失衡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从世界各国政府调控区域发展的特点看，主要是以法律为主导，在法治轨道上运作政策，形成系列开发和发展制度。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的区域差距具有典型的制度特征，这充分证明制度创新对于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作用。借鉴国际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以法律为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是经济法中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调整原则、调整方法以及功能和作用决定了该法律的定位。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具有经济学、法学、哲学等理论基础。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调整国家调控区域协调发展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关系。以调整功能为划分标准，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体系主要由区域协调发展纵向调控法律制度、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特别区域促进法律制度这叁部分构成。市场调节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实施第一次调节，市场力量是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为了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国家需要采用各种区域经济政策手段自上而下地对区域发展进行第二次调节。将中央对地方采取的纵向调控经济政策法律化，就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纵向调控法律制度。区域协调发展纵向调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法律制度、财税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政策法律制度、投资政策法律制度等。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对区域发展进行纵向调控，还需要国家对区域间的横向合作予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起源于我国建国后就开始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经过了初创和探索过程，目前正处于需要突破的阶段。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从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着眼，从创建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和市场培育法律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区域合作政府协作法律制度、区域合作立法和司法协调法律制度、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法律制度等。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主要涵盖区域间统一资本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区域间统一人才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区域间统一技术市场培育法律制度等。除了需要从区域发展的共性出发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纵向调控法律制度和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外，国家还有必要制定一些促进特别区域发展的专门法律制度，有针对性地予以开发促进。这也是美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证明的成功实践。在我国，当前这些专门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法律制度，促进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法律制度，促进中部崛起的法律制度等。创新是一个民族活的灵魂。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发展，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叁个方面：(1)尝试从理论上阐明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一是从调整对象、调整原则、调整方法以及功能和作用出发，确定了该法律制度是经济法中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经济学、法学、哲学等角度构建了该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叁是从主体、客体和内容这叁个方面剖析了该法律制度调整的法律关系。四是从内容构成和表现形式这两个方面分析了该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2)初步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该法律制度主要由区域协调发展纵向调控法律制度、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特别区域促进法律制度这叁部分构成。这叁部分法律制度又各自由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构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3)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从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框架体系出发，该法律制度的立法应该是由一部基础法律统率下的一系列立法构成。在上述这些立法中，特别区域促进法律制度的立法需要从该区域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出发，突出其针对性。
温军[8]2001年在《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文中指出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未来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各民族崛起意识的日益强化,这将有可能使民族问题发展演化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最为敏感而又波及面最为广泛的一大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面临结构性变革转型的国内外环境背景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本文的理论创新就在于通过对发展理论的国际比较分析,提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分析了少数民族经济平等论的缺陷不足,而且还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成因以及“赶上汉族”追赶战略的影响后果。首次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叁个方面的新观点,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追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缩小发展差距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由此提出应改变过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追赶战略,实施“以人为本,社会发展优先,投资于人民”的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本文运用新增长理论“路径依赖”的基本方法,首次分析解释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平衡性的内在机理,认为以往现代化的追赶是一个单一经济目标的追赶,其主要问题是将民族问题经济化,将经济问题绝对化,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多维特征,从而提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全新的经济主张、政治主张和制度建设的具体政策建议。
张志新[9]2005年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保障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构想的提出,西部大开发就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开发西部,而是如何开发的问题;以及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时如何实现东、西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西部大开发必须把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必须从重视“物力资源”开发转变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开发的轨道上来。只有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才能有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只有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才会有更为长久的动力源。因此,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人力资源开发。 本论文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以经济法学和民族经济学为底蕴,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热点问题之一的西部大开发作了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在“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指引下,立足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借鉴国内外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如何作好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上,结合人力资源开发有关知识和人力资源特性,创造性地提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应建立在法律保障机制基础上。只有依法开发,才能有效地防止忽视教育、不重视人民健康等问题的发生;只有依法开发,才能有效地保护各开发主体的权益;只有依法开发,才能避免人力资源不合理配置和浪费现象;只有依法开发,才能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宏观调控作用,坚决杜绝把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分离等现象的产生。总之,构建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保障体系就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结构上,本论文除引言、结语外,正文分为两大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1一3章)论述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内涵、现实状况、基本思路以及开发利用问题。重点阐述了不能以开发论开发,而是要把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相结合;要坚决剔除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上存在的六大误区以及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路径选择等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的重大问题。第二部分(4一7章)主要从人力资源开发法治环境的酿造、教育法与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法律保障以及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服务机制的构建等方面来论述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保障问题。本部分从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出发,重点论述了构建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律保障体系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性地提出明晰劳动力产权、切实保障人力资源各开发主体的权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首要条件。除此之外,还简要地论证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不但要有良好的法律环境,而且优质的法律服务可以促使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始终沿着法治的轨道运行。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保障,劳动力产权,西部民族地区
扎玛[10]2006年在《东北产业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振兴东北”是我国新世纪新时期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它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列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第叁步战略目标“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它担负着区域经济振兴以及东北亚政治经济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战略任务。因此，东北的振兴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都是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保证。 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东北各个产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更关系到东北区域经济的增长。东北问题主要源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各种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充分反应。东北曾经是我国工农业发展程度相对较好的地区，如今区域竞争能力却低于长叁角地区、珠叁角地区和京津地区。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仅是对东北工业的振兴，而应当是对东北工业、农业、基础设施、教育等全方位的振兴。东北各种矛盾问题所反映的本质归纳起来还是在于产业竞争能力弱。提高产业竞争力必须通过产业创新来实现，产业创新是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和保证。通过产业创新，充分挖掘东北的资源潜力，将东北的企业、政府与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加强自主创新力，实现产业内外部要素价值的最大化。东北实行产业创新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关键在于产业创新的培育与开发。 本论文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东北振兴，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研究东北问题，以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分析东北
参考文献：
[1].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崛起的机理分析[D]. 李亚杰. 延边大学. 2003
[2]. 民族地区流通产业发展研究[D]. 向佐谊. 中南大学. 2012
[3].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研究[D]. 艾尔肯·艾则孜. 武汉大学. 2012
[4].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5].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D]. 刘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6].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7].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研究[D]. 黄伟.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8]. 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D]. 温军. 清华大学. 2001
[9].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律保障研究[D]. 张志新.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10]. 东北产业创新研究[D]. 扎玛.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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