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摆脱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原社会主义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综观各国转轨情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中国为代表，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从计划经济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以俄罗斯为代表，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靠“休克疗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本文拟对这两种转轨方式作一比较分析。
一、中俄转轨的基本比较
1.转轨前的基本情况
转轨之前两国经济的共同特征是高度集权，企业缺乏活力，经济结构畸型，经济效益低下。因而两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这是比较的基本前提。然而，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差异很大，经济集权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苏联是军工主导型的工业大国，旧体制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是农业大国，一直存在着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及各种经济成分；两国都是在经济形势困难的情况下开始转轨的——俄罗斯到1991年8月，“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已成定局”（注：《独联体各国概览》，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中国在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经济仍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
2.转轨中的主要区别
俄罗斯转轨始于1992年，中国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了。略去具体过程不谈，两国的转轨主要有下列区别：
（1）方式方法不同。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休克疗法”， 一下子全面放开价格，紧缩银根，提高税收，试图在短期内实现私有化；中国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走的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由易到难，分步推进，在稳定中求发展的道路。
（2）方向目标不同。 俄罗斯把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视不够；中国把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作为根本目标，把市场经济只是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
（3）出发点不同。俄罗斯一开始就从旧体制的核心入手， 全面推行私有化，搞所有制转换；中国则是从旧体制的边缘入手，先搞农村改革，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增量改革成为稳定社会、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基石。
（4）战略重点不同。俄罗斯把政治改革放到首位， 各派之间的权力之争盖过了经济改革；中国把经济改革放到首位，把政治改革融合于经济改革之中。
（5）指导思想不同。俄罗斯尊崇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把“休克疗法”当成拯救俄罗斯经济的灵丹妙药；中国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改革准绳。
（6）思想路线不同。俄罗斯否定过去，急于求成，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于基本国情，制定改革战略方针。
（7）领导力量不同。俄罗斯一开始就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各派纷争，形成了“没有执政党的多党制”；中国则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3.转轨后的实际效果
俄罗斯政府想通过“休克疗法”一蹴而就，一步登上市场经济的轨道，然而事与愿违，在付出了极高的改革成本和极大的社会代价之后，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92—1996年，俄罗斯GDP 和工业产值等综合性指标下降幅度很大，如以1990年为100，到1994年GDP已降到50以下，工业产值下降51（注：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第68 页。）。人均收入更是全面下降，1996年人均生活水平比91年下降了40%（注：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8期，第27页。）。 俄罗斯经济危机具有严重性、持续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已成为自3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大危机以来，和平年代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从1992—1995年，俄罗斯的物价上涨3000倍，给人民造成极大困难。据统计，俄罗斯有60%的人处于贫困或赤贫状态，到1994 年底， 失业人口达到1000万左右（注：《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第23 页。 ）。 以1994年与1989年相比，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上升46%，男子与妇女的平均寿命分别下降了3.2岁和2岁（注：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2期，第9页。），社会动荡、犯罪率剧增，黑手党活动猖獗。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GNP年均增长9%，速度为世界第二，将近每8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整个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群众增强了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美国哈丁教授认为，中国第一阶段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完成了产品的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实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融和结合”（注：《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第34页。）
二、形成区别的主要原因
中俄两国转轨形成如此巨大差别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对改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上，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1.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能否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轨的关键。这三者是有机的整体：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保证。三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持稳定。稳定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在改革和发展中才能保持稳定。中国20年的改革过程，不仅从政策的连续性、改革步骤的循序渐进、社会环境的安全团结这三方面体现了稳定，而且保持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势头。美国前驻华大使助理龚格博士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理解同时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注：美国《华盛顿季刊》1994年冬季号。）。
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然而俄罗斯的转轨却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承袭了其一切矛盾和弊端。由于共产党突然被取缔，原经济体制倾刻瓦解，“休克疗法”又如烈性猛药，结果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俄罗斯的社会动荡突出表现在政局不稳上。自1992年初开始，围绕着如何转轨，各派政治力量唇枪舌剑，斗争激烈，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武装对抗。政府、议会与总统三者之间难以协调，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掌权者出于政治动机全面推行私有化，把国家的经济利益屈从于党派利益，谁也无法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改革纲领。俄罗斯的政局不稳与经济危机互为因果，互相牵制，加剧了社会冲突和经济混乱。中俄两国转轨的经验教训，清楚地证明了稳定有序的经济转轨才有利于社会进步。
2.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中国转轨的成功经验之一，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把经济改革放在政治改革的前面。同时，为了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领导人制定了明智的策略，即融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这是全党的共识。在具体作法上，党把许多具有政治改革内涵的改革措施，在不断深化经济改革的前提下，通过简政放权、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扩大基层民主等途径逐渐推出。这样既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又缓和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矛盾。而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曾指望通过经济改革来扭转苏联经济滑坡的趋势，但是僵化体制积重难返，经济反而每况愈下，濒临崩溃的边缘。苏共又把希望转向政治改革，以民主化与公开性相号召，推出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纲领，结果却引发了政治动乱与民族危机。两者相互作用，导致了苏共、联盟和原体制的迅速瓦解。俄罗斯科学院阿巴尔金院士指出：“俄罗斯应象中国那样，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而不是从政治改革开始。搞经济改革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而我们首先把政权搞垮了，然后再搞改革，结果搞得一团糟。”（注：《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第41页。）
3.否定、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表现为对过去僵化体制实践所留下的思想、制度遗产的否定、继承和创新。有史以来还没有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先例，因此，如何用积极扬弃的态度去否定、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便成为各国改革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上达成了共识，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和转轨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把改革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俄罗斯在“告别过去”的口号下，选择了走西方模式的道路。他们把僵化体制的弊端归罪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归罪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于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一切，把科学社会主义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把改革搞成为根本抛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4.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能否相容，这是中俄经济转轨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目标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就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
俄罗斯的目标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总理盖达尔曾公开宣称：“我们这一代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休克疗法的社会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注：《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4期，第48页。）。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要革除僵化体制就不能搞公有制。他们把私有制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把推行私有化作为最重要的政策，寄希望于全盘私有化。事实上，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构成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市场交换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换，只有明确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才能在经济运行中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原则。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结合的。目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国有产权的多元化，正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迈进的重要步骤。
三、几点思考
同样是向市场经济转轨，为何中俄两国取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除了在上述四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两国存在差异外，我们还可从更深的层面去探讨。
1.转轨方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本国实际
转轨方式的选择，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各种经济、政治、社会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公共选择。我国选择渐进的转轨方式，是由本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首先，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成熟，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发达，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其次，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成熟、稳健的政府，能够将国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等一系列矛盾妥善处理好，保持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发挥中央政府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第三，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产权、破产、下岗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难度较大，因此把改革的起点放在非国有经济成份上，使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成为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动力，在国有经济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从而降低了改革中的摩擦成本，推动了国有经济存量改革。第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只有边实践、边总结，“摸着石头过河”，才能减少失误。正因为如此，我党选择渐进方式，提倡大胆实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种对国家和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未能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国情，政策制定上存在主观片面性。美国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马歇尔·戈德曼博士曾指出：“俄罗斯经济改革推行休克疗法是个错误，休克疗法原来不是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设计的。”（注：《欧亚观察》，1994年第4期。 ）那是美国经济学家为拉美国家设计的用以解决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的一种有效方法。实施这种方法的根本前提是要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但是俄罗斯在实行休克疗法以前并不存在任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按理，应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可能来选择转轨方式，然而俄罗斯领导人却出于政治需要，根据西方观念的原则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他们没考虑到俄罗斯是个大国，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庞大复杂，“休克疗法”与国情有很大距离。因此，他们只顾解决眼前危机，却造成了严重后患。
2.要有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思想路线
中国20年来的经济转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有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我党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健康发展。20年来的巨大成就显示了这一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条思想路线后，打破了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人民群众涣发出极大的创造性。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尽管人们对经济转轨的某些具体政策措施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层层设立理论研究室，都非常重视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制定都有充分的理论研究作铺垫。
相比起来，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恰恰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政府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方针和政策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许多措施往往都是短期政治行为的产物。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尼基夫洛夫教授对此评价道：“1994年是没有经济社会战略的经济改革年代，或者说实行的是‘灭火战略’，哪里出了问题就到哪里去解决。”（注：《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4期，第48页。 ）重大改革措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仓促出台，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虽然俄罗斯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力量很强，然而政府却毫不重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伊·N ·纳乌莫夫教授愤愤不平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作过深刻的分析，写出过许多很有份量的报告”，“报告送给政府和总统， 但他们不要， 还反对经济学家的参与”（注：《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第29页。）。俄政府不尊重本国经济学家的意见，却对于不了解俄罗斯国情的美国萨克斯教授的理论一拍即合。
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未能成功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它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俄政府一心希望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快速达到西方国家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不仅盖达尔政府有，早在1990年9 月提出的“500天计划”、“300天方案”，甚至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方案中，都已包含了搞经济休克，急于求成的思想动机。从历史上看，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片面性在前苏联历史上屡见不鲜。俄罗斯政府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却把本该抛弃的错误片面思想路线全盘承袭了下来。思想方法上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这就造成了俄政府政策制定的主观性与现实经济客观性的矛盾。俄政府希望在短期内实现私有化，客观上却是行不通的。价格可以一下子放开，私有化却是个长期过程；旧体制可以在一夜之间摧毁，新体制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市场要素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培育、积累的过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经济转轨的客观要求，谁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注定要失败。
再从历史发展的更深层原因分析，俄罗斯直到19世纪60年代前，还是处于以封建农奴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下。生活方式的封闭造成了民众的因循守旧、缺乏理性精神的心态。这种社会心态上的历史积淀，往往使其后来的掌权者们在思想方式上容易走极端，用激进、片面的心态来对待重大社会转折。照此分析，就不难理解俄罗斯为什么要搞“休克疗法”了。
3.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我国体制转轨的目标是建立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首先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作用有限，因此要求政府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其次，这是由现状决定的。中央同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政府积极性，但是却出现了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诸侯经济”日盛的局面。为深化改革，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体系，“诸侯经济”坐大，必然妨碍统一市场的建立，也违背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因此，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与我国情况不同的是，俄罗斯是因为追求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放弃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在实行“休克疗法”之初，俄罗斯存在着一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他们听信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离开经济越远越好”的建议，把国家调控与中央计划经济划等号，不仅取消了计划经济时的传统作法，而且也放弃了对外贸、信贷的管理，甚至一下子废除了原政府的所有管理机构，造成了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的局面。当然，在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市场主体形成过程中的自发性及市场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混乱状态，都会减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然而在俄罗斯却主要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当代发达国家大多实行混合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对本国经济起着必要的国家调节作用。可是俄罗斯崇尚的却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盲目依赖尚未形成的市场机制。俄罗斯转轨的实践已证明，一旦国家退出宏观经济调控，就会出现极大的社会混乱；而要使市场经济健康运转，一定的国家宏观调控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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