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正值中国崛起、迈向统一、民族复兴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无论是对内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构筑和谐社会，还是对外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软实力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中国的软实力资源以及软实力与中国外交及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 对软实力的理论分析
（一）约瑟夫·奈的基本看法
软实力概念首先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来的。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在2004年又推出《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一书，该书对软实力进行了全面而透彻地分析，并在美国朝野、学界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如果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威胁（或者大棒），通过利诱（或者胡萝卜），或者通过吸引和互相选择——那就是软实力。”约瑟夫·奈还进一步指出软实力依赖于“塑造与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并认为一国软实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即“对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在国内外所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约瑟夫·奈在其新书中专门列表比较了三种不同的实力以说明软实力的特点，其中前两种（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均为硬实力。
实力分类
行为方式
基本工具与资源 政府政策
军事实力、硬实力
强迫、威慑、保护
威胁、武力
强迫外交、战争、结盟
经济实力、硬实力
引诱、强迫 奖赏（酬谢、给予好处）、制裁 援助、贿赂、制裁
软实力
吸引、设定议程
价值观、文化、政策、制度
公众外交、双边与多边外交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与理论小结
近年国内学者有关软实力的论述主要有：关于软实力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历史证明，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而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1]“软实力是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一种能力。这包括公平对待所有国家，不滥用实力（包括硬实力），行动时注意克制。”[2]“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国际感召力的因素。当然，软与硬都是相对的，很难作出绝对的划分。”[2]关于软实力的形式与特征，软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3]软实力是“依靠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和商业手段等发挥出来的无形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成分。‘软实力’看似实力，在终极处却是‘非实力的实力’。它是经由国家和国民所显露出来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国民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细腻能力。”[4]
综上所述，笔者对软实力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第一，软实力的表现形式与种类主要有：一国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一国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与实际表现；一国的民族风格、国家个性及其国际形象等。第二，软实力的作用途径包括：可转化为新的硬实力；帮助与促进或抑制与削弱硬实力；本身就可起作用。第三，软硬实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是硬实力。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即是软实力，故二者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软实力可在一定条件下克制与战胜硬实力，即以柔克刚、滴水穿石、四两拨千斤、绵里藏针、无形胜有形；软实力通常与硬实力相互结合、共同起作用，即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第四，软实力的特征与本质包括：以实力威慑为后盾的非强制性；以物质实力为基础的非物质性；道义合法性与时代进步性。第五，软实力的重要性：作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在其中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要建设三大文明，其中物质文明便是硬实力，而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则是软实力，三大文明中软实力就占了两大，也足见其重要性。
二 建构21世纪中国软实力的两大资源
（一）历史与传统资源
中国古代政治家对内对外重视软实力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对内多主张德政与仁政，对外多提倡王道与厚道。中国古代关于软实力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是今天软实力的一大来源，因此，软实力的历史与传统资源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外交政治理念。其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例如中和哲学与中庸之道、人我关系哲学与忠恕之道、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协和万邦与大同小康、德政与仁政、尊王道贬霸道等，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与扶弱击强等。
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外交思想与实践，如按照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二分法，则王道表现为软实力，霸道表现为硬实力。而如按照纯粹王道、务实王道与霸道三分法来看，则以孟子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唯义唯德，只讲软实力、以德服人，其历史常态为明朝（有硬实力支撑），其历史畸形与变态则为两宋与晚清（空谈仁义，缺乏硬实力）；其中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唯利唯力，只讲硬实力，罔故道德，其历史代表为秦、隋、元三朝；其中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则义利兼顾、德力俱足、软硬结合，重实力而不轻道义，其历史典型为两汉、唐朝与清朝前期（1840年前）。[5]（P.54）（P.77）
简言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为今天的软实力建设留下了珍贵遗产，对此应予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对于其中以务实王道为主流的精华部分，例如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行合一、君子小人之辨、仇必和而解、中庸中和之道、过犹不及、公正公道、为政以德、以德服人、内圣外王、世俗性而非宗教狂热性等，我们应加以扬弃，将其发扬光大，古为今用。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中文与汉字、书法、古典文学、民族音乐、国画、京剧与昆曲、中国传统工艺、园林建筑、武术、饮食文化、中医等。
（二）现当代政治资源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外交政策主张。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今天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其所创立与推行的有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的外交政策，同样也是建设我们今天软实力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睦邻外交、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新安全观、合作安全与综合安全、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和平统一、和为贵、主权观、人权观、集体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对话而非对抗等等，值得我们认真整理，推陈出新，妥善利用。
第二，中国政府的外交实践。除了外交思想及其对外宣传，一国软实力的大小强弱更要看其对外实际行动与实际表现，所谓“行胜于言”就是这个道理，行动较说教更有说服力，言行一致、主持正义而非搞一己私利的国家，其软实力较言行不一的国家更有优势。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及其鲜明的外交风格，国内学者已进行了较充分的概括。[6]（P.300-339）而基辛格则在最近提到了中美两国外交风格的不同，在基辛格看来，中国外交更像是下围棋，讲究适可而止，而美国外交则像国际象棋，其特点是易走极端，喜欢将对方赶尽杀绝，非得杀出个你死我活不可。[7]
第三，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主要是指中国的“内政”特色与优势，例如中央集权、稳定优先、改革中经济先行与先经后政、以人为本、“三个代表”与“两个务必”、与时俱进和与时偕进、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等，对此，国外将其概括为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
三 关于增强与运用中国软实力的几点思考
对此，笔者提供几点不成熟的个人想法，仅供批评参考。
第一，总的原则应坚持三条，即扬长避短与取长补短、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当仁不让与有所作为。应借鉴古今中外的成功做法，既要自信，更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应敢于、善于借鉴当今国外有效做法，对外打好中国的文化牌与政治牌；可借鉴中国汉唐盛世做法，为新形势下的“万国来朝”与全方位对外开放，为中华民族新的盛世及民族复兴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应进一步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改革创新，以世界眼光与战略胸襟制定中国的内外政策，参与国际事务；应看到并顺应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进化，积极对待全球治理；应认真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重视其现实主义流派，而且对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等加以研究跟踪；应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展开对话，例如将温特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三分法（洛克式、康德式、霍布斯式）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三分法（务实王道、纯粹王道、霸道）相对接[8]，寻找其共性，相互借鉴，洋为中用；应反思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积极投身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诸领域参与国际合作，进一步确立中国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应适当考虑增加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如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
第三，加大中国各方面体制改革力度，对内对外树立起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致力于世界与地区和平发展稳定的国家形象。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前提下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既可维护长治久安，又能回应国际社会某些势力动辄以“民主”“人权”压中国的企图；反腐败斗争应标本兼治，治本重于治标；积极推进外宣机制改革，各相关部委应明确分工、通力合作，包括中宣部牵头，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外宣办）主管，健全外交部与国台办对外新闻发言人制度，中纪委、国防部等应加强外宣力度与“透明度”，国务院各部委，特别是卫生部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应强化对事故处理及危机处置的外宣报道与解释说明；应彻底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陈腐思想，坦然面对国内外公众舆论。
第四，中国外交应善打太极拳与八卦掌，以柔克刚、迂回制胜。
第五，对内对外均大力弘扬中国儒学的合理成分，并将其作为中国新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之一。推进儒学国际化，资助国外汉学研究，例如，可将国内业已出版的《中国传统美德格言》等书翻译成多种外文对外发行；在历史认识上与外国尤其是邻国既应分清是非曲直，也可利用历史资源、求同存异，并应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展中国当代文化事业。
总之，值此中国崛起与复兴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在着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应更加重视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重视软实力的特殊价值。既以新的共同信仰凝聚海内外华人，又兼以软实力吸引、说服外国友人，进而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