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叙“1968”：历史记忆形式之一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6)03-0029-05
历史何以存留个人生命记忆中，或者个人记忆以什么方式铭刻历史时间，这是一个需要阐释的哲学命题。其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时间与生命时间，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历史性与时间性等等，不一而足地进入了个人生命视野，有时我们甚至要怀疑记忆的可靠性。唯其如此，个人的多种记忆形式的存留就进入了作家的历史创作，作为创作主体，作家从本体论角度强调人的现实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向历史渗透自我价值观，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注意历史存在中人的生命存在方式，而不是恢复历史原初的事实。所以作家更重视某一“历史瞬间”的生命记忆，以和历史时间共存和交叠的个人时间记忆对历史进行曾在此的拟真描述，历史时间记忆以个人生命时间记忆再现。经由集体记忆而形成的社会记忆，注重历史理性统摄下的因果关系，线性时间简洁而有序，权力等级决定了社会记忆的形式。但历史自身却包含着多种异质共存的时间记忆，为了不使个人时间记忆遁入集体记忆的黑洞，个人唯一的途径是坚持在集体记忆之外寻找多种异质共存的时间记忆，这些记忆将以生命时间来铭记历史。
历史以事件标志时间，锁定某一特定的场景和人物，时间才能以人的命运和事件的演绎过程记忆历史。“1968”，这一特定的时间把“六八年人”以永恒的方式写进了历史。对于这一代人而言，1968，不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且也是禁忌。从红卫兵到知青，1968年成为这代人生命的分水岭。他们以稚嫩的双肩必须独自承付历史的考验和选择，完成广场狂欢革命者到乡村田野劳动者的转变，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思想。这中间的落差如何衔接弥补？面对历史的黑洞，个体生命自我救赎的力量源自哪里？现实并不能提供答案。思想的跋涉漫长而曲折，不知是历史的垂青还是历史的无情，他们的寻找是以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为代价的，甚至是生命。也因此，以K“老三届”为主体的“六八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成为历史记忆形式之一种。
今天，我们可以循着“六八年人”后叙的思想轨迹追踪思索，以当事人的回忆爬梳钩沉历史尘封的记忆和一代人生命的真实，因为，得与失不仅是事实与过程，它应该还是对历史的生命铭刻。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即使是禁忌，历史也不可能涂抹修改，在集体记忆沉没遗忘的地方，我们更需要对历史质询反诘的理性态度。
实际上，反思是从青春足迹的自审开始的。
如何评价这一代人以生命的血和泪镌刻的青春？“六八年人”相信凭借生命的真实能够拥有自我认知的能力。知青文学的创作印证着他们的思考的轨迹。其中，大量的回忆录成为自我言说最为直接的追忆方式。但毕竟是个体生命对历史的感悟，带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这使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张抗抗曾就“青春无悔”进行过深刻的思想剖析：
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1] (p.2)
这是一代人的生命之重！思想的重量使历史理性凭借的代价一说何其苍白，张抗抗的拷问不是对着那个空洞的历史理念，而是追问历史场景中每一个“在场者”。年轻不再成为轻信盲目的理由，曾经作为革命主体的知青，本身就是“文革”悲剧根源的组成部分。红卫兵——知青，不仅是身份的标志以及命运转变的分界点，也同样提示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曾经是“文革”特定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判断。否定自我是痛苦的，更何况是一代人的青春代价！回忆不都是为了铭记，有时会是遗忘的开始。恰是在以矫饰回避生命真实的地方，集体无意识的幽灵在游荡，忘却的救主来临了。张抗抗以直面真实的勇气面对历史和现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化以后组织结构的缺陷与弊端，这才是产生那些制造专制与愚昧的始作俑者、鼓吹者和实施者的社会温床。她的自审与诘问穿透了历史与现实幽深的隧道，思想的野火炙烤着自我灵魂的同时，也使欺世盗名者无以遁形。
回忆录《大荒冰河》随处可见这样沉重的思考。尽管这样做在同代人看来不合时宜，因为正如作者所言，“无悔”的颂歌早已经飘扬为一面旗帜。或许，向前看的观点也早已模糊了历史的记忆，当年的知青已经不需怀想1968年。但是，作者深重的忧患意识使她不能够对错误和虚妄沉默。于是，在她笔下才呈现出鲁迅先生体验过的“决心自食”的精神苦痛。这使她的散文除了人道主义的悲悯还有一份批判的冷峻，在肯定人性的亮色时也看见人性的晦暗，特别是红卫兵——知青头上革命光环外面的丑恶。她的回忆录开始探进历史记忆的冻土层，在“六八年人”集体无意识深处打破禁忌，挖掘诸如贪婪、嫉妒、怨毒、残忍、报复等人性的弱点。作者深刻地指出，企图为人性欠然性自我辩护是历史良知泯灭的犯罪，年轻幼稚的革命热情不应该是“文革”暴行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革命’的名义下，曾经掩盖了、潜藏了多少私欲和罪恶。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就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走上了‘铺满鲜花的歧路’”(借自冯骥才先生某一小说题目)。[2] 对于依附“革命的名义”这类抽象概念而带来的欺骗性与破坏性，张抗抗充满了高度的警觉，因为在历史上从来不乏欺世盗名的表演，或因抽象理念而疯狂的民族悲剧，特别是被各种名义愚弄后庸众的闹剧。因此，作者决不把责任推给任何逃脱的借口。也包括反省自己在丑恶面前的软弱。
作者叙诉了少年读书时深刻在内心的一件往事。
杭州一中在“文革”初期充满了“红色恐怖”，一个初三女学生的“反动日记”被查抄后张贴在礼堂里，日记里写到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并感叹“这些漂亮的旗袍，可惜如今都不能穿了……”[1] (p.16)荒唐的时代随处都可见到荒诞，一个少女爱美天性的自然流露也能成为罪责，女孩被“专政”后打得遍体鳞伤又被剃了阴阳头，作者的目光追随着她那每天像幽灵一样在走廊里飘过的身影，看见她被揪斗下跪、养猪、扫卫生……
多年以后，张抗抗把骨鲠在喉的话倾吐了出来：
离开学校后，我每次想起她的时候，内心总有些歉疚。我想我当时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些帮助呢？哪怕是安慰她几句。但我不能，我们仅有的一点儿良心、良知和同情心，都已被“文革”的革命口号和恐怖气氛掩盖、压抑、清洗得不见踪影。我自己虽然没有去剪人家的头发、去抄家打砸抢，但我却不敢不参加大批判会，不敢不貌似积极地喊口号。“文革”中直接参与打人揪斗老师的学生，虽然是少数，但在广场上义愤填膺、声嘶力竭地振臂高呼革命口号的人，却是大多数；如果没有台下这些规模宏大、疯狂而热烈的支持者，台上的人能那么斗志昂扬、肆无忌惮吗？[1] (p.18)
作者在扣问道义和良知，更在敲打自己的灵魂。虽然跨越的是30年后的心路历程，但是精神觉醒是不以生命的时间为标志的，因为它来自人性的力量。“文革”红色的海洋曾经以排山倒海之势裹挟了万众，事过境迁，有多少人把责任推诿给历史和时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我们开始了新纪元。古往今来，以“断代”的方式记载的新历史比比皆是，而皇帝照样端坐在龙椅上，人民照样山呼万岁。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了作庸众和当看客，而反观己身的灵魂自剖则很困难，久而久之，健忘竟成了这个民族的美德，记忆中的伤痕和丑恶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每每提及好像是在看皮影戏观拉洋片，因不知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回味因此也有了观感的愉悦。张抗抗正是从历史的深处看见了广场上的“大多数”，也看见了“大多数”中的自己，不仅痛心自己良知的泯灭，更痛心这个民族的疯狂。“六八年人”曾经陶醉于革命的激情，现代迷信使他们毫无保留地交出自我，踏上了一条通往奴役的所谓自由之路。作者深知，如果不触及这个“大多数”，滋生封建主义社会土壤的心理机制将不会改变，民族的悲剧还会上演。
面对曾迷失的自我及这场民族浩劫，除了剖析盲从迷信的精神病灶，作家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思考更为深邃。关于贪婪这一私欲对人性的腐蚀，作者指出红卫兵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革命小将大公无私接班人的形象同样只能是现代神话。“‘文革’中以抄家为名没收的古董字画首饰，很大一部分落入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私囊。据悉，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小将们激动地欢呼雀跃。会见结束后，城楼的警卫们竟然在红卫兵欢蹦乱跳过的地方，拣到不少金条。”[1] (p.20)权欲同样会侵蚀年轻人的灵魂，以武斗夺权形式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还会以集权统治方式完成。封建主义思想因因相袭，宗法强权的社会土壤无法产生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植入的是原则性的社会主义公义伦理法则，而不可能是人道主义思想，更谈不上产生基于个体信仰的自由主义人义伦理思想。关于这一点张抗抗分析得很透彻，回想“文革”狂乱的年代，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八年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整个成长的过程被灌输的是“恨”，而“爱”则是空洞盲目的。
17年的教育和文化灌输，传递给予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老三届”，不是爱而是恨——阶级仇民族恨。“恨”是革命不革命的主要表现；“恨”是鲜明而具体的；“恨”必须对某一个残留的阶级敌人，以及所有残留着剥削阶级思想的人，行使恨的权利并见诸行动；而爱却是抽象而可空洞的——爱党爱社会主义。而当你无法体现出自己对“领袖”的热爱时，只好借用对“敌人”的恨，来暂时充当和代替爱了。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到处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爱”，却很少有人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哪怕去爱一个小动物。“爱”常常以“恨”的形式出现，“恨”是招之即来的，每个人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莫名其妙地激发起“恨”的情绪，并恨得义愤填膺。“文革”前夕，这代人的“恨”意识的培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心理基础，可谓一触即发。这块土壤无论播种什么“爱”的幼苗，都会结出“恨”的果实[1] (p.25)。
作者对社会仇恨心理精辟的分析，点到了“文革”集体无意识的要害处，即人人自危的仇恨意识。普遍的阶级仇恨成为社会政治道德化的表现，“爱”自然成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内容。这一代人的确是在精神的荒漠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以现代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博爱”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等，都是作为封资修的产物大肆批判的，他们站在东西方文化传承的断裂带上。“恨”自然成为这代人的价值判断，“爱”就根本不会成为个体生命的自由行动。一切爱的根芽都是每个个体内心自我成长的结果，一旦“仁爱”的思想转化成爱的行为，自我则成为道德主体，个人生命价值的定位不在单纯依赖客观的道德评价秩序。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文化的前提是必须爱自我，那种泯灭自我甚至违背生命本质的禁欲主义式的大公无私，只能是伪道德。一个不爱自我的人是否能够毫无保留地爱他人，这似乎是“文革”中产生的现代神话。反思“文革”中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精神价值理念的思想征候，对于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伦理思想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认定国家、集体、个人、他人的伦理关系，是现代性社会道德思考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现代人本主义认为，爱的自由体现了生命自由，是生命本然的自由行为。因而爱的情感、爱的思想、爱的行为处于平等秩序中，爱自我与爱他人体现的是现代平等理念，是源于生命本体的自然欲求，也是人性的本然表现。一切扭曲、压抑人性的社会行为都会带来恶果，甚至会催生出人性的“恶之花”，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普遍怨恨的社会心理，正是革命群众以仇恨激发更大社会仇恨的民族悲剧。
张抗抗把对“文革”中仇恨心理的反思落实到社会伦理思想建构层面上，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理念的深刻思考。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六八年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仇恨，张抗抗认为是源自于内心巨大的恐惧。“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决不仅仅是一种盲目的个人崇拜，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仇恨意识。当人们怀疑仇恨周围所有的人，认定自己周围的一切人都有被憎恨的理由，所有的人都可能随时从‘同志’变成‘阶级敌人’的时候，这种包围着他们的恐惧，使他们需要制造一个唯一能‘爱’的偶像，以求得恐惧的解脱。”[1] (p.25)这个唯一的“爱”的偶像与上帝一样，以纯洁、静止、永恒、博大的观念象征了真理，这个偶像就这样与人民、国家、民族等抽象的概念一起被神化，成为真实的道德化存在。这个时代恰如尼采所言，是一个思想衰败的“偶像的黄昏”阶段，强者对于善恶的道德偏好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弱者对于强者的恐惧很容易激发怨恨与反抗的心理，转化为具有破坏性的仇恨报复行为。这种奴隶道德促使“文革”的暴乱在社会底层变本加厉。
同样的认识，叶广芩是以革命的对象——反革命的身份深刻体验到的。另类的存在使作家当时的生命感觉异常尖锐，荀子性恶说得到作家深深的共鸣，非人的处境印证着荀子的思想，由此看来，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文明历程，并没有使人性进化多少。甚至，“文革”期间，人性恶空前爆发。对此，叶广芩有着十分深刻的理性分析。
“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随时要将人分类的“阶级斗争专家”，他们的脑海里永远捕捉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时刻寻找着“斗争的对象”，他们不能没有对立面，他们无时无刻都得呈跟谁“过不去”的状态，什么时候大家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天，他们便觉得这一天对他们是白活了。惟恐天下不乱，惟恐对方的阵营后备成员匮乏，是他们“革命”的唯一目的。我总认为，是那个特定的环境激发了有些人阴暗的心理，当然，大部分人是盲目无意识地跟随。有些人则不然，那是一种卑鄙、歹毒心理的大暴露、大展现、大表演。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土壤，是最理想的、最美好的进步机会。应该说他们的本质就是晦暗的、邪恶的[1] (p.65)。
叶广芩对于人性的分析，是在深广的社会背景中结合个人经历后沉重思索的结果，她在那个年代看到了太多的告密和背叛，并以生命的痛苦真正理解了“墙倒众人推”后的落井下石。叶赫那拉的姓氏在那个讲究血统的革命年代，早已使作者处境艰难，但是被揪当上“反革命”，确是北京来的同龄人的告密，只因为无意间念的一首小诗。其实，比在劫难逃的厄运更让人受打击的是背叛，“六八年人”从背后捅来的这一刀，将是作家永远的精神创痛。从1968到1974年，作者作为专政对象在罗敷河畔养猪种田，改造思想。都说时间与磨难可以改变一个人，回望30年的历程，作者坦然笑对苦难，因为不变的是情怀与人格。这是叶广芩的回忆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看到人性恶的地方，总能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这才是作者30年情怀不变的精神力量。罗敷河的水、风、人、景构成了一幅真实的图景，也构成了作者真实的人生体验。
刚到农场的叶广芩是孤独而脆弱的。她把自己交给了罗敷河。“我把罗敷河当作了我的朋友，当作了我精神的依托。”[2] (p.74)
我望着那无端而起的大风，望着那翻卷腾挪的大柱，想及苍苍庶民，谁无父母，谁无手足，谁无夫妇，“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之”的感慨，心里竟满是悲凉；联系到自己的境遇，更是有说不出的酸楚。我默默地向那一个个失落的旋风投去关注同情的一瞥，和它联上一条穿透时空的线，在与旋风相交的刹那，我甚至能听到兵器的撞击和他们粗重的喘息，感到了他们砰砰的心跳与灵魂的颤栗，看到了他们惊异又熟悉的眼神。他们在风的夹裹下也看着我，默契与理解在无言的对视中已心领神会，彼此心神为之一动，一切都无须再多说了[2] (p.74)。
这是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刹那间的感动。
从古至今，人类的脚步是踏着杀戮的血迹走过来的，有多少弱小的生命做了微末的牺牲！天地苍茫，黄尘古道，刀光剑影之间杀戮与被杀戮的或许仇怨永结，杀气凝聚成翻卷腾挪的旋风，在天地人神面前他们需要证明。冤魂是不甘于做历史无谓的牺牲的，所以他们才在天地间穿行。以“牛鬼蛇神”身份孤独地在罗敷河边沉思的叶广芩，默默地与旋风进行着精神的交流与对话，古代与现代的“鬼”达成了默契与理解，在作者关注同情的一瞥之间，历史与现实穿越时空交汇在一起，时代沧桑巨变，小人物永远上演着微末的悲喜剧，这似乎是一宿命。此时，作者的遭遇不再是个人简单的悲欢离合，而是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这也是叶广芩在思考个人曲折坎坷命运时的一种角度。所以，她于自然于人生之中总能获得生命感动。最让作者感动的是曾经经历了一件丧事，因为她做了一回荡气回肠的吹鼓手。她用笙与吹唢呐的老汉配合得天衣无缝，如泣如诉，天地为之动神。作者忘却了荣辱，一身精力化做了迤逦情丝，与西天的晚霞融为一体，飘荡而去。这真是脱胎换骨、羽化成仙的一刻。生命于刹那间永恒，历史在“此在”的时间中获得生命的标志，人世间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因为生命的绽放而获得存在的理由。
记得那晚我要回去时，喜茂的娘包了许多花馍送给我，流着眼泪说了许多许多感谢的话。更要命的是喜茂的爹领着全体孝子齐齐地给我跪下了，认认真真地给我磕了头。从跪在地上那一张张悲痛已极、疲倦已极的脸上，我看到了感激、看到了真诚、看到了关中父老乡亲的淳朴厚道及数千年中华文化在他们心底的沉积。
我感动极了，抱着门框大哭了一场，那是我自到陕西以后唯一一次酣畅淋漓的哭[2] (p.155)。
这段文字让人为之动容。作者于困厄中见到了人间的至性真情，并化做了精神飞升的力量，托举她远离了现实的丑恶，能够有充分的信心坚强的活下去。有了这样坚定的生命信念，作为“六八年人”，叶广芩在评价自己的青春时就有了一份肯定的自信：“年轻时的磨难是一笔财富。翻弄这些财富，是与历史相对的会意，是走过人生的豁达。不忘记过去，也不为记忆所摧毁。”[2] (p.155)作者把对个人灾难的理解置于历史之中，然而，这又不是简单的“青春无悔”的过程主义的理解，而是把生命演历的过程与内心的感动共同存贮在记忆中。人生无常，但生命的细节确有一份来自真实的感动，这也是人面对灾难而进行生死抉择时选择活下去的理由。力量来自于生命本体，精神自会有了向上成长的根基。无论是人性的善与恶都是生活的馈赠，也是生存本来的面目，生活经验的真实性使作者于生存论的角度理解了生命哲学的真谛。也就是作者所言与历史达成相对会意的地方。所以，30年后的叶广芩还能够说：“罗敷河的日子是我生命的精粹，是人生永难忘却的辉煌。”[2] (p.2)
叶广芩对灾难历史的真实叙述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心灵记录，她在逆境中证明了一个人生命抗争的精神力量。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棵在风雨中飘摇的小树，竭尽全力把根扎进大地，丰富自己，积聚力量，以自我的成长创造奇迹。因个人的命运逆转行走在生死的边缘上，她是以慧心感悟人间的至性真情后点燃了智能的灯盏，生命的航船才没有被黑夜吞没。生命是脆弱的，怎样理解生与死确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由于“文革”的思想背景，生与死的选择有时是那样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甚至在革命的名义下，青年人随时准备献出青春和热血。
对于“六八年人”来说，追忆青春理性地反思自我，始终是一个艰难的话题，需要精神力量和存在的勇气。尤其是面对无谓的牺牲，是否敢于承认是虚妄的人生代价？“青春无悔”是为活着的人寻找依据，而对于那些长眠于地下永远年轻的灵魂，他们还需要这种廉价的浪漫豪情来标注自己的青春吗？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一代人必须面对确又总是回避的十分严峻的人生课题。它是“青春无悔”话语中绕路而行的精神暗礁，更是被集体无意识遗忘的生命禁忌。
回归历史语境，“六八年人”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只能有唯一的答案：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知青一代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时刻准备着为革命理想献身被视为最高的荣誉。因此，生命价值是与国家、政党、民族、集体紧密相关的，唯独没有自我因素。多年“大公无私”的思想灌输早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元化的理解。而对于生命价值深刻的哲学内涵始终规避，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现代乌托邦神话的构建完全泯灭了自我概念，高度社会化的政治选择以其强制性代替了个体的政治选择的权力，终极革命的理念实际上取消了个体自由的理念。生命本身被一体化价值理念垄断并异化，成为权力话语操纵的玩偶。
或许，回顾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利于我们理解生命被异化的精神悲剧。
王小鹰在《可怜无数山》中回忆了当年黄山茶林场11位知青烈士，他们是在山洪暴发时为抢救粮食、化肥而牺牲的。作者的叙述顿挫沉重，情感压抑心绪难平，昨天似乎并不遥远，那11张青春勃发的脸依然那样鲜活生动。但是他们确已是历史记忆的黑洞了，他们的死赫然的提醒着还活着的人们的理性良知，无法回避的生命价值判断严峻地摆在“六八年人”的面前。王小鹰是个有心人，她把当年写的报道《激流红心》附录在书中，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
生为毛主席战斗，死为毛主席献身！
——十一烈士的话[2] (p.2)
这是当年报道的题记。生与死，人生需要辩难的两大命题就这样成为一个简单的答案。这里，没有个人生命选择的权力，有的只是现代迷信非理性的精神疯狂。生命和世界终极意义的问题不再是理性认知的过程，而被时代情绪价值偏好所取代。所以，“文革”中把主席像章别在赤裸的胸膛上表衷心，并不是空前绝后的人类创举。社会主义绝对化的价值伦理使身体政治化，身体不再直接表现生命的意志，而是被一体化价值理念所异化的他者；生命也不再作为自我经验的媒介，而成为被“主义”话语不断填充的空洞能指。黄山茶林场十一烈士被媒体广为宣传，正是“文革”时代政治行动的选择，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都反映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症候。如果说，烈士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误区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那么，30年后今天，还坚持“青春无悔”乌托邦式的价值理念，则是一代人真实的谎言。
遗憾的是，我们从王小鹰的叙述中听到了这种声音：
对死者的纪念总是渐渐地淡漠着，并且如今的道德观、价值观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也许会觉得以那11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去换取几麻袋粮食、化肥实在是不值得。然而，问题在于那粮食、化肥当时是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值得永远纪念并崇敬的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私忘我的精神和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斗志！[3] (p.30)
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价值理念的选择是相对的多元的，而并非是绝对的一元的。这需要个体为自己的生命做出决断。但对于崇尚权威的个体而言，一旦选择就成为绝对的信念。即使是错误的选择。十一烈士无私忘我的精神是时代的选择，在粮食、化肥与宝贵的生命之间，象征集体利益的财产高于生命价值。对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命的权利与价值对于个体的意义，则无从思考。很显然，王小鹰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重大的问题。“青春无悔”的情结使她失去了批判的勇气，更不会对“集体”等类概念压抑生命自由提出质疑。面对11位长眠地下的战友，她只能流露出“可怜无数山”的无奈与叹惋了。
回顾“六八年人”的青春足迹，可以给后人许多生命的启示：在“社会主义”话语所构建的伦理关系中，我们如何界定自我生命价值？如何看待身体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我们怎样处理个体与集体、阶级、民族、政党、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理解。或许，这代人的教训从反面警示我们，不要让政治权利的选择取代个体生命自由的决断。
女性散文中的历史叙述，是以个人的生命事件刻写历史，于“历史瞬间”以生命“此在”的展开方式呈现本质真实，在对历史的诘问与探询中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绝对价值和生命权利，抗拒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阉割。在对历史的叙述中以人的介入而使凝固的历史时间呈现出人性色彩，把言说对象复活为有血肉的生命，这样的写作立场，决定她们看重的是对历史的精神释义过程，是以自我的生命经验烛照人类的普遍经验，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真实的理解。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个人记忆，强调了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它使人在对时间的追忆中不断返回自身，认识自我，确立主体，并在精神向度上体验生命自由，实现生命对家园的寻找。在此意义上，个人生命时间记忆就成为历史记忆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