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在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西方学术界“轻蔑缄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最初的“复兴”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欧美广泛传播，出现了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取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再度“复兴”阶段，这次“复兴”，除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新的取向。
在西方，20世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广泛传播和曲折发展的世纪。在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中，英国学者阿德沃·格利恩曾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那些以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指在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马克思经济学卷》，英文版，274 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格利恩的这一界说，大体勾画了本世纪西方自称为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本文拟就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一概要的探索。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最初“复兴”
尽管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是以英国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例证”的，但是，直到20世纪初，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学上仍然建树甚微，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当时，经历了“边际革命”的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在踌躇满志地用边际理论重新规范原有的理论，阿·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时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西方学术界似乎以一种“轻蔑的缄默”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是，这种“轻蔑的缄默”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方面，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从而唤起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又转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崩溃”的趋势，“正宗”的马歇尔经济理论已失去其“实用”的价值，各种“异端”的经济学说纷至沓来，西方的许多学者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当时西欧社会经济思潮发展的重要一翼。
当时，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中，除了一些“老”马克思主义者，如鲁道夫·希法亭、卡尔·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偶有著述外，还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亨利希·格罗斯曼、莫里斯·多布、弗里茨·施特恩堡和那塔里·莫斯科斯卡等。这些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第二国际理论家“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清理”，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的论题上：一是由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理论的探讨。在这一论题上，格罗斯曼于1929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在这一论题上，多布发表的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著述，既对当时流行的“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种种观点作了深刻的“反批判”，也密切结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探讨。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先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冯·米塞斯提出来的。他在发表于1920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已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的手段，因而不可能形成生产和投资的高效率。1935年，另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弗·冯·哈耶克重提这一主张，并将其推向极端。当时，奥斯卡·兰格、弗·曼·泰勒和多布等人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驳。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关涉到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对以后50年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复兴”的新思潮，在美国经济学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据当时正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求学的保罗·斯维齐后来回忆，他那时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了。美国和西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中的这种反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逐渐消失了。
二、战后2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欧美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东西方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194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打破了西方正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持“轻蔑的缄默”的局面，第一次提出“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察马克思观点”的构想，并打算“用为学院派经济学易懂的语言来阐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所曾说过的话”，以此“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英文版，2～3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2。）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宽容”，在理论上也或多或少地顺应了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的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这一取向，与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保罗·斯维齐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特点的代表作。斯维齐认为，他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英语国家中还没有较为合理地、综合地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这一缺憾，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思想整体”。在该书中，斯维齐除了通过大量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还对马克思逝世之后的50年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争论作了概述，对一些他认为“迄今没有得到恰当分析”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当时一些“正统”理论观点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对“消费不足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意义的肯定。他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实际上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时，“用‘比例失调’来否定‘消费不足’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保罗·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英文版，180、183页，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显然，他对“消费不足论”的肯定和凯恩斯所倡导的“有效需求”理论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的。
引人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斯维齐对凯恩斯理论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凯恩斯逝世后，斯维齐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谈到：“我不怀疑，凯恩斯是自李嘉图以来英国（或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我们时代最辉煌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之一”。并指出：由于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使他“获得荣誉……为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开创了新的前景和新的道路”。斯维齐对凯恩斯的这一评价，与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全面鞭挞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的剧烈对抗，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方面，受“学院派经济学”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取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米克在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中心，详尽地考察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从而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是在现时代，都是真正的科学。米克在该书中的论述，对澄清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米克撰写此书的初衷之一，却是希望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筑“某种桥梁”，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和更有用的分析”。（罗纳德·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文1版，4～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他的这一学术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许，这多少可以看作是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潮的一种回应。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更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者而不是“沟通”者的面目出现的，特别是50年代“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还受到了来自西方政治势力的种种阻挠。例如，斯维齐在1956年就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说，受到过美国司法当局的“审查”。
但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种种非难和攻击并没能中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为一股“潜流”，西方的许多学者并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新探讨”和“重新研究”。在英国，多布仍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上，在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上，在对建立一种更为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探讨上，都有过突出的成就。在美国，斯维齐在1949年创办了激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刊物《每月评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阵地。1957年，另一位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出版了《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巴兰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关系上，深入地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他对“经济剩余”范畴作了系统的论述，并以这一范畴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性质及其前途的分析，此后，“经济剩余”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基本范畴。
三、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度“复兴”
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再度“复兴”，并且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回顾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境况时，原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屈内曾经指出，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在朋友中还是在敌人中，当时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性辩论变得更加活跃；第二，“学院派经济学”已经开始吸收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关于增长理论中的某些思想；第三，现代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非正统”的流派，积极倡导把经济学推向“黑格尔的或后马克思意义上的‘更高的阶段’”。屈内还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也存在着三个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第一，马克思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马克思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中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他还奠定了继续发展这些理论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对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的特征及其趋势所作的预测。
其实，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度“复兴”，还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最根本的联系。正如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得尔在197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新译本写的“序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现今的西方世界，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于《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1～2页，伦敦，鹈鹕出版社， 1979。）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复兴”的显著特点，就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主要有：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研究，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地位和科学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趋势及其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他们还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际作出了新的阐释，其中主要有：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在对美国垄断资本新特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由美国的詹姆士·奥康纳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的理论，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作了新的阐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法国的保罗·博卡拉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比利时的曼得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除了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50年代初，多布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发表的几次演说中，就已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简要地探讨过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后来，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周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发达和不发达两个对立的部分，当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已经走过的道路前进，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使不发达国家建构的只能是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巴兰的这些理论观点，对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60年代以后，一大批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探索振兴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也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寻求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一时成为世界范围内理论研究的“热点”。西方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顺应这一理论发展的要求，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原联邦德国的安·岗·弗兰克提出的“依附理论”、法国的阿·伊曼纽尔提出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美国的伊·沃伦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等等。他们的这些理论研究，对认识当代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野。
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的现实，增强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问题的兴趣，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6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相继译成西方主要的文字，则为深入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西方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流派之间，既存在着正面的交锋，也存在着某些相互借鉴、吸收，甚至“融合”的倾向。第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和理论形成史的研究上，还很少有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总体发展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美国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该书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注解性”的诠释，对包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新的发现作出科学的评价”，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资本论》的比较研究，再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理论逻辑的历史形成过程。该书自1968年出版以来，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的理论研究范围。例如，美国许多“激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不是从技术、所有权和交换关系这些狭隘意义上研究‘经济’本身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关系体系加以研究的”。（贝·奥尔曼等主编：《左派学院》，英文版，56页，纽约， 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 1982。）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再度复兴，诸如女权运动、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还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治”方面内容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倾向适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趋势，是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的。但同时，这种理论倾向也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从而有可能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界，分作前后两个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我将在“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新取向”一文中作专门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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