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思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思维论文,社会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不仅要求人们当作科学去研究它，而且需要从整体性上去实践它。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以“理论科学=实践有效”的线性思维来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然而，自巴黎公社实践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远非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场总是在“既定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过渡和无缝对接，不仅需要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维及其作用边界做到自知之明，而且需要在变革的实践中运用社会工程思维构建具体化的实践模式。 一、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相互僭越和边界自觉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中，一些由于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的僭越而导致不必要的曲折或挫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知和坚定信念，给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为了防范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僭越，有必要在澄清二者逻辑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划界。 (一)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逻辑差异 思维是人脑特有的功能，思维方式是指人脑以理性处理信息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有学者认为，虚体思维和实体思维作为两类可能的思维方式，还只是抽象的规定，依然需要引入工程因素，让思维方式由可能变成现实，从中得到两种现实的重要思维方式，这就是工程思维和理论思维。[1](P57)一般而论，理论思维以认知虚体为要务，重在发现真实之理，是最能发现客观规律性的思维方式。工程思维以筹划和构建理想性实体来满足主体的现实需要，是最能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思维方式。首先，从思维程序的价值导向来看，理论思维在认知的程序内容上是去价值化的(尽管“价值中立”在实践中很难做到)，认为越是坚持“非价值化”或“去价值化”越能认知虚体。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P285)工程思维在认知的程序内容上是价值化的，认为越是有价值导向越能创造实体价值。理论思维是相对于科学发现而言的(如“科学思维”)，它本身是没有目的的，而技术是对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如“工程技术”)，直接指向目的。其次，从思维程序的逻辑基点来看，工程思维是以实践的有效性为宗旨，因而必须从具体性和个别性出发进行工程设计，而理论思维以“理念”为中心，要求从抽象性和个别性出发考虑概念的要求。再次，从思维程序的逻辑展开来看，进行理论思维的个体因为执于“求真”(是什么)而不关涉“至善”(如何做)，往往不愿意向下“延展”思维链条。与此相对应的“工程思维是工程设计之思维潜能的实现形式”，[1](P137)进行工程思维的个体则因为急于实现预期目标而往往不愿意向上“回溯”思维链条。思维的逻辑重点往往将二者搁置于两端，使得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反思理论面临着一条无形的鸿沟。正如“实事求是”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甚难。 (二)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相互僭越 从思维程序的过程环节来看，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本身是人类理性认识过程中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尽管说理论思维的内部非价值性是对工程思维内部价值性的支持和成全(即科学理论有助于指导具体实践)，但只有将理论思维上升到具体的工程思维才能实现这种“成全”。企图用理论思维直接服务于具体实践，往往容易帮倒忙，要么是无法形成整体性的实践方案，要么是由于理论模式与实践条件的无法契合而存在水土不服。一方面，纯粹的理论思维会僭越具体的工程设计。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例，“用理论思维只能设计出理念的国家，而理念的国家不具有工程的可实施性。”[1](P11)这种不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思维，不能直接提供具体的人所需要的“人工物品”。因为追求理念的统一性而刻意求得一种乌托邦性质的理想状态，反而容易招致“双面工程”的尴尬——“用理论思维设计的工程要么不可实施要么一实施就变态”。[1](P13)另一方面，以庸俗的实用主义工程思维来研究理论同样会导致理论本身的扭曲。如果因为看到理论思维对工程设计的僭越，进而认为理论只有按照工程设计的需要来构造才有“用”，那么，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理论观念则引发了思维方式的另一种僭越：以工程思维取代理论思维直接来构造理论体系。这种因为具有问题意识而一味地以工程设计的特殊性来构造理论，“虽然可以满足主体的某种主观嗜好，但对工程的实施却有百害而无一利”，[1](P14)这也使得以理论思维为主的理论研究丧失了“一以贯之的品格”，以致出现“出尔反尔”的家常便饭，而工程设计却要求不能有虚假瑕疵。可以说，单纯地“以工程思维研究理论，是造成假冒伪劣理论的思想根源”。[1](P14) (三)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合理划界和自觉 理论思维固然重要，然而，在探索社会发展理论时，我们必须对不同思维方式可能发生的相互僭越趋向保持应有的警觉，并通过对两种思维的边界自觉来探索二者之间如何实现有机“过渡”的机制和辅助条件。人们在针对科学理论的彻底性向实践转变之过程要素的分析中，往往拘泥于理论建构与实践模式两个极端。具体来说，要么是以科学理论直接指导实践，由于忽视实践的前提和条件而导致实践中的诸多弊端和偏差，故而直接质疑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要么是以单一的实践模式来检验科学真理，进而否认其他体现普遍真理的实践模式(地方性知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执于两端的思维模式，不仅会引发理论对实践的僭越，而且也会形成以实践个案“绑架”普遍真理的庸俗检验观。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而言，一方面，理论模式的科学性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实践模式来检验和确证，而不必拘泥于某一既定范型而遮蔽了科学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和实践逻辑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以工程思维进行具体实践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反过来也可以作为科学理论时代化出场的个案要素。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是普遍的、客观的，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指导某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则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某一实践模式的失败或弊病，仅仅是表明：由发展社会主义的工程思维所主导的某一实践模式存在问题或瑕疵，我们不能直接或简单地以此否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通过对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合理划界和实践自觉，有助于把握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于此而言，俄国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确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之一，而关于“苏联模式”在后期实践和改革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终结。中国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自觉和实践自觉的中国个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能以“中国个案”去证明“苏联模式”的某些错误，也没有必要拿“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来佐证“中国个案”的成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出场。 二、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发展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条件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体现为理论思维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虚体”的科学发现，社会主义的解放旨趣体现为工程思维对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实体”的价值确证。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284)社会工程思维正是将理论思维的内部非价值性和普遍性与工程思维的价值性和具体性结合起来，在社会发展领域的集中体现和综合运用。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对以往社会形态所有积极成果的扬弃和发展，必须经历一个不断自我革新的辩证实践过程。社会工程活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有机发展和辨证实践的具体形式。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钱学森就提出将“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叫做社会工程”。[3]社会工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应用的实践形式，是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活动。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发展社会主义，具有比其他范式更能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整体性的特点和优势。 (一)社会工程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和“价值定位”的统一 社会工程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和价值定位，社会工程思维体现着问题意识和价值诉求。社会工程研究尽管具有实证科学的特质，但并不秉持所谓的“价值中立”，而恰恰是坚持“问题导向”与“价值定位”的实践统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社会工程活动和模式研究的逻辑起点。所谓问题导向，就是以人们改造客观世界中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的问题为着力点，着重探析如何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实现“理论模式”向“实践模式”的有机过渡和无缝对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进入政府议程的公共问题，即具有代表性、社会性、普遍性、重要性、紧迫性的社会问题；二是现行政策体系的问题，即政策法规分析与政策法规设计的问题；三是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涉及社会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则问题。[4]社会工程之所以为“工程”，就在于它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造就”有效需求的“人工物品”，因而具有天然的价值定位。所谓价值定位，就是以实现个人和群体的真实需要为着力点，通过寻求最优方案的模式设计和优化来降低制度内耗和社会成本，“造就”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人工世界”和社会生态。社会工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应用的中介形式和实践方式，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我们运用社会工程思维来发展社会主义，重在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机地体现在相应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的具体建构当中。 (二)社会工程的设计和优化倡导“综合集成”的系统方法论 社会工程是新兴的综合性知识应用活动，具有“综合集成”的方法论特点和优势。当人们用“工程”一词来表述或描述某一事物时，就内涵式地表明该事物的复杂性。钱学森认为，组织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工程，“是系统工程范畴的技术，但是范围和复杂程度是一般系统工程所没有的。这不只是大系统，而是‘巨系统’，是包括整个社会的系统。”[3]他还进一步指出，面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复杂性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综合集成法。[5]综合集成法是系统的方法，包括知识体系、工具体系和专家体系构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它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复杂性问题为对象，通过“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结合、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结合、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结合、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结合”[6](P148)而形成的系统方法论。社会工程研究的综合性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把社会关系的模式设计与相应的数据调查、分析、预测相结合，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与新设计的社会模式结构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动态的分析，预测其期望的结果与社会发展所需求的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而调整人们的社会行为，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与社会规则体系，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7]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光是经济系统工程，还包括涵盖政治系统工程、意识系统工程等在内的“大社会”系统工程，因而需要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设计、总体协调、总体规划来发挥这一系统的整体效能和综合优势。新时期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改革思维，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方法论。社会工程作为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科学，通过系统分析、系统综合、系统优化，来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整体性，为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探索和选择最优方案及实践模式提供了实践工具。 (三)社会工程思维的社会改革强调“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理论思维意在认识世界的本来，而工程思维重在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8](P500)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项“扬弃开新”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革除某些不合时宜的环节和要素，也需要适时创建新的体制和机制。就基本路径而言，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是以往特殊历史时期的实践形式，而社会改革是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策略和常态方式。从社会工程活动的视角看，改革是通过人们自觉地发现和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来替代旧的社会关系形式，从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学者王宏波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从社会发展形式上来考察，可以说是摈弃了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形式，把改革作为社会工程活动的基本形式，选择了社会工程活动的社会发展形式。比较而言，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的思维是先“破”后“立”，而社会工程思维是“不立不破”，强调“立字当头，破在其中”。[9]也就是说，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新方案和新模式的设计(优化)来革新(代替)旧的方案和结构。其中蕴含的“价值选择”和“预先建构”的实践品质，有助于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人民性和科学性。社会工程思维体现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自觉，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科学理论的整体性及其实践转化的条件性。这一点恰是马克思所秉持的“新的哲学家”的品格：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在当代中国，运用社会工程思维来发展社会主义，重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和中国发展实际的“现时态”来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并通过“理论思维→理论模式→工程思维→实践模式”的多环节实践路径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和内涵提升。 回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其中的实践不同程度地蕴含着社会工程思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活内容，在新时期“全面性”的战略布局中体现着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和新境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全面”辩证实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模式确立后，如何进一步运用相应的实践模式予以具体展开，依然需要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对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进行多维建构，在增强中国理论自觉的同时展开整体性的辩证实践。 (一)“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意义建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通过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意义建构，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和实践逻辑。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受压迫和奴役的历史事实，尤其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局限而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这种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P649)旨在让现实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和生活。这一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义之“本”，正是中国人民选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定位。 美好社会理想的意义在于引领实践，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四个全面”战略目标蕴含着对“全面”的整体性要求，饱含着对“自由”的内涵式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实现两个“翻两番”的新目标，体现了对“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发展目标的具体建构和不断逼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重在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着力实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1]全面依法治国着重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2](P144)作为对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方略的新要求，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则建构和制度保障。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所谓“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2](P411)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要管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执政使命的历史要求。总体来看，“四个全面”战略目标通过对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意义建构，从现实性上阐释了“人是主义之本”的政道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让每一个现实的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目标，既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的当代意义建构，也是社会主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出场。 (二)“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关系建构 马克思通过集中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可预期性。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调味单”，也没有固定的实践模式。作为不断发展论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处理好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的关系，更要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战略目标、发展动力、制度保障、政治保障的关系建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式发展。 “四个全面”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整体系统。其中蕴含的“预先建构”社会工程思维，是对当代中国国情实际和发展目标的整体规划。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核心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内容上覆盖了中共十八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之“五位一体”。这是为了矫正以往过于注重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偏差。从“建设”到“建成”，意味着要对“五位一体”的各个子系统中存在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实践模式进行“预先建构”和不断优化，对全面建设的举措与进度进行过程机制的整体规划，并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3]这些设计和规划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来保障“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其二，全面深化改革是主要发展动力。社会改革作为社会工程活动的重要方式，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实践生成，需要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保障和护航。支撑这一体系的政治逻辑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制度保障。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等。通过全面推进和关系建构，实现“三个法治”的一体建设，形成国家法律建设与党内法规建设的协同机制，筑造良法与善治互成的国家治理生态。其四，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建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毛泽东将“党的建设”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并将它比作一项“伟大的工程”。[14](P875)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5]这项伟大工程具体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党建总体布局。总体来看，“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内部都是整体与局部的统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要素与系统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整体。 (三)“四个全面”动态模式的状态建构 共产主义事业属于全人类，并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基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自觉的中国个案，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6]“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不是一项僵化的“指标”，而是实现当代中国既定发展目标的动态实践模式。它的全面展开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常态，作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状态建构，意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涵。 一是通过“四个全面”动态模式形成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逻辑。在当代中国，这种政治逻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通过意义建构和关系建构呈现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状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当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道使然。通过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依靠人民群众，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执政、执政为民，本身就是对规避和超越“历史周期律”的执政自觉。在“四个全面”动态模式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理顺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从本质上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由此形成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治理新常态。 二是通过“四个全面”动态模式形成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逻辑。在当代中国，这种实践逻辑集中体现为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的本质蕴含并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当中。“四个全面”动态模式内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层楼”结构，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P59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构建充裕的物质生活，并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重在革新和优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通过调节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层面不合时宜的体制和机制，规避其对人们充分享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消解和阻滞。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重在从上层建筑层面调节政治生活的制度安排和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促进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由此形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道图式和发展新常态。 (四)“四个全面”理论创新的符号建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曾作为一个有待实践充实的“话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通过30多年的创造性实践，赋予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时代内涵，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有机性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呈现。这些成就一度被西方人士称作“中国模式”，并进行了“他者化”的多维解读。作为在“中国道路”上创造“中国奇迹”的在场的“中国人”，应当有足够的理论自觉总结中国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应当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听知“中国话语”而得知“中国理论”的实质内涵和时代精神。 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立足历史条件的“中国性”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路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12](P9)中国之“特色”本身即是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自觉的中国个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话语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因为根植于中国大地而蕴含着中国精神，因为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蕴含着社会主义精神。“四个全面”的理论创新，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通过对社会主义话语影响力的符号建构，孕育并生成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和中国精神的文化软实力。 话语权的符号意义来自于内涵式发展的文明积淀和时代感召力。社会主义精神和中国精神的符号建构，根植于中国理论回应时代问题的物质实践。“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2](P2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在于解决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从整体上解决民生问题，让人们过上富裕的幸福生活，体现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优越性。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机制，重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优越性。全面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重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现了中国政府治国方略的优越性。全面从严治党是党要管党的内在要求，重在实现党的建设的科学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优越性。这些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话语影响力。如果说“文化是形成人的关系、力量、能力和需要的全部总和，其最高价值就在于实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境界”，[18](P120)那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式发展的每一个进步，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精神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出场。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不同维度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通过理论反思和经验总结，探析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本身就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法论自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运用社会工程思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实践。这种从中观层面通过实践创新不断予以充实的“中国模式”，不仅是社会主义价值自觉的中国个案，而且为走向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话语和实践空间。标签：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四个全面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