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民健身运动的当代社会价值——《纲要》实施十五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要论文,十五年论文,全民论文,当代论文,健身运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09)06-00010-06
为彻底改变我国人民体质健康状况不佳的不利局面，促进群众体育事业在新形势下健康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简称《纲要》），这是我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纲要》从颁布实施到今天，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十五年光景，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弹指之间，但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袤的中国大地，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到处都是体育锻炼的人群，体育健身运动这个响亮的词汇，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执政为民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成为维系国民身心健康的朝阳事业。
从解放初期国家强调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全民健身运动”，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历史性跨越，反映了我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体育事业的诉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点在于：第一，从参与主体来看，由“群众性”转为“全民性”，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健身权利意识的觉醒；第二，在活动目的上，由“增强体质，发展体能”转为“增进健康，健身健心”，更加贴近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追求；第三，从活动动因来看，由“适应社会需要”转为“关注个体需求”，反映出当代体育观由手段向目的的变迁；第四，从活动的最终归宿来看，由“提高生活质量”转为“关注生命质量”，反映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对人的生命的眷顾。通过内涵变化引发的观念更新，通过观念更新引发的行为拓新，是我国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的内在依据和根本原因。
今天，当《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的“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的目标即将达成，新的《纲要》开始构思，更带法律效力的《全民健身条例》即将出台之际，回顾这一运动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和前瞻意义。为此，本文的目的是，把全民健身运动置于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据以分析它在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实施全民健身运动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 有利于改善国民的体质和健康水平，提高健康素质
一个民族的体质健康状况，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古代斯巴达人曾有这样的名言：“人民的身体，青年的胸膛，便是我们的国防。”[1]饱含小康梦想的我国民众历来有重人贵生的文化传统，对身体健康的追求坚韧而执著。近百年来旧中国武风不振，国力羸弱，民众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曾经被讥为“东亚病夫”。早在1917年，青年毛泽东曾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扼腕长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2]他在青年时期就曾大声疾呼：“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中华民族，一个饱受外侮欺凌和饱含忧患意识的民族，必然有着强烈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必有置于绝地而后生、自卑而反作用于自强的雄心。因此，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必然会鲜明地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骨，而其直接目标，就是改善整个国民的体质状况，提高健康素质。
早在全国解放之初，毛主席就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政府采取了许多发展体育运动的政策措施，推动体育健身运动的开展。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体质和健康水平，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有力提升。据统计，我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解放初的35岁多提高到今天的73岁，在五十多年的不长时间里，人均期望寿命就提高了30多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类奇迹。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还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正处于我国经济和社会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的变更、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原有的以落后的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的变迁，必然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剧烈震荡，必然引起人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新变化，它在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也必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当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给社会生活带来的进步和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承认它给人们体质和健康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比如，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殷实，但也造成了人们在劳动中体力投入的不足，从而引起身体运动机能的萎缩。现代生活方式在为人们带来生活的便捷、舒适和休闲的同时，也带来了运动缺乏、生活能力的衰退、生命力的下降。生活营养的改善，满足了人们的“肥酒厚肉”之需，也随之带来了营养过剩。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病”和“亚健康状态”，正在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其实，“文明病”的称谓并不恰当，文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积极成果，怎么能称为“病”呢？所谓文明病，应当是指在文明社会里由于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疾病。在当今社会里，“亚健康状态”普遍存在。世界卫生组织在其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普通人群中，亚健康状态大约占到70%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对“亚健康状态”不太在意，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亚健康毕竟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状态，而健康则是正常人生活的常态。古人不仅强调治“已病”，而且十分重视治“未病”。可以说，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态，这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严重现实。否则，这些疾病不仅影响到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影响到家庭幸福和整个社会和谐，从长远来说，也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积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仅关系到个人健康和家庭幸福，也是增强中华民族体质的宏伟之举，更是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兴邦大业。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把健康素质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全民健身体系作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进程的五大体系之一，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全民健身运动的重大社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目标任务仍十分艰巨而繁重，国家应当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改善活动条件，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圆满实现。
2 有利于提升生活质量，丰富广大居民的生活内容
中国在由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变迁，就是在人们生活中，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满足生存的需要，正在逐步被追求生活品位、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所代替，即由原先的“生存求饱”向“生活求好”的方向过渡。生活质量意识乃至生命质量意识，正在成为主导人们生活方式的主导意识之一。
何为生活质量，对这个时尚而生僻的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丁元竹对生活质量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界定：“生活质量是关于人们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的各种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是反映人类生活发展的一个综合概念，是对社会发展包括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一种标识。”[3]雷弢对生活质量的解释是：“生活质量，就是指环境提供给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社会行为主体对其自身和自身所处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各种评价和满意程度。”[4]他还将之简单地概括为：生活质量是个人对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指标。近年来，伴随着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生活质量问题正在成为众多专家和广大国民十分关注的话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人们满足生活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正在逐步缩短，用于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生活空间的时间逐渐延长，从而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一项对北京市民生活质量的调查显示：“近5年来，北京市居民的四大类别生活时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现为个人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生活必需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时间明显增加”。“北京居民生活时间分配上的变化，客观地反映了首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充裕的上升空间。”[4]
马克思认为，从横向来看，可将人的需要分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从纵向来看，可将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总体来看，人的需要呈上升的发展趋势[5]。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5年出版的《调动人的积极性理论》中，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这一理论在当今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当人们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以后，随之上升的就是社会交往、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它们之间又呈现出一种顺序递进关系。全民健身运动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主要用以满足人们的中高层次的社会需要，即马克思所称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也与马斯洛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它对于促进社会交往、获得社会认同和尊重、促进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均具有十分直接的意义。与此相适应，伴随着社会总体小康水平的实现，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逐步满足，全民健身运动必然会在社会视野和人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追求也进入了重视人的发展和满足人的享受需要的新阶段。人们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们对文化体育的需求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提高。当然，在任何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各种类型生活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一个前提”。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质量，也取决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随着小康时期居民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随着人们生存需求条件的逐步改善，居民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从而促使居民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文化生活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提升。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具有全面小康社会生活的基本特质。
事实上，全民健身运动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发展，全民健身运动已经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体育健身锻炼正在成为普通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过去那种反映贫困和温饱阶段常常出现的问候语，如人们见面时常说的“你吃饭了吗”，朋友会面时常用的“中年发福”、“富态”等褒奖用语，正在被具有小康特色的生活用语所替代。比如，“你今天锻炼了吗”、“你的身体好吗”、“你的身材保持得怎样”等用语，就是时下人们相互间常用的问候语。在当今生活中，体育健身逐步成为社会时尚，娱乐休闲成为人们生活的内容，各种面向民众的体育设施开始在我国城乡落脚，健身体育器材开始普及到居民家庭，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正在遍地开花。在众多公共场所、在运动场、公园街道，到处都是参加体育健身的人群，到处都有以不同方式，由不同主体开展着的体育健身活动。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居民体育健身的热情，正在以世界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着，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提升了广大民众的生活品位和个人自尊。
3 反映了现代体育的发展趋势，是我国新时期体育运动的基础
体育的魅力在于挖掘人的潜能，展示自我价值。可以认为，这种潜能的社会性展示导致健身体育运动的兴起，这种潜能的个体性展示推动了竞技体育运动的勃兴。因此，体育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方面——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健身体育）究竟置于何种位置，二者孰轻孰重，长期以来就有一个内部协调与和谐的问题。对这二者关系的考察，对二者态度的取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社会发展进程，归根结底反映出社会与人的体育价值观的状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当代发展，有必要对此作出回答。
综观整个人类体育运动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一种由竞技体育向健身体育渐进发展的历史，是在不丧失金牌热情的情况下逐步回归大众体育的历史。对古代奥运会历史的考查可以看出，人们是基于对神灵的敬畏和崇拜而首先选择了竞技体育。那时，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还十分肤浅，人似乎成为了神的奴仆，娱神拜神等宗教活动成了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在那个漫长的年代，处于萌芽中的竞技体育迅速成为体育运动的主宰，却没有值得一提的大众体育。到了宗教盛行的中世纪，西方世界既无竞技体育可陈，也无大众体育可言，体育在社会上的大倒退，标志着人的社会观和价值观的扭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人类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叛，表现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折射出文明社会的理性之光。在“二战”后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竞技体育成为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炫耀实力的舞台，运动员成为了运动竞技场上的“士兵”，国际比赛成为体育的代名词。此时，竞技体育处于鼎盛时期，大众体育在一些国家缺乏生存环境，人们参加健身运动的热情受到压抑。
然而，体育的精神是不会泯灭的，体育的根基在民众中。此后不久，大众体育逐步在先发国家的社会舞台上生根开花，随后在世界范围内有了长足的进步，并逐步与竞技体育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通过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指出：“每个人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这是为充分发展其个性所必需的。通过体育运动发展身体、心智与道德力量的自由，必须从教育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加以保证。”[6]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今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代体育运动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即体育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工具理性开始消退，人本思维迅速跃升，参与体育运动成为了普通人应当和正在享受的权利。随后，在许多国家的体育政策中，原先的极端强调竞技体育的政策有了重大变化，逐渐转向强调大众体育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前苏联的体育发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极力驱动体育政治化，长期奉行强化竞技体育的政策，导致了国际赛场金牌高扬情况下大众体育的萎缩。笔者曾将前苏联的这种体育政策取向称之为“扬竞抑社（即高扬竞技体育而忽视社会体育）”[7]。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孰轻孰重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它在招致前苏联体育部门领导人下野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的重心转移。1990年，前苏联《全民体育教育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历史对这场讨论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也都是最早强调发展竞技体育，转而重视大众体育的国家。
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也要受到世界政治和体育格局的深重影响，对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俗称群众体育或社会体育）关系的处理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也走过了一些弯路。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我国对群众体育是较为重视的，特别是在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几十年缺少接触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只能以发展群众体育为主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逐步走上国际体育舞台，体育战线担负起在运动水平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重任，因此，国家的体育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即在70年代后期，国家体育主管部门提出了“省市以上体委重点抓提高”的体育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上升，随后导致了我国体育政策的偏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竞技体育大国。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却出现了萧条局面。全民健身体育中的场地、设备、经费等硬件设施，体育组织、活动、指导力量等软件设施，都不能满足普通民众健身体育活动需求。正如《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所指出的那样：“群众的体育健身意识还不够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还不够广泛，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还不够多，现有体育场地设施在向社会开放、满足群众开展体育锻炼的需要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全民健身工作的科学技术和监测管理还比较落后，有关的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民健身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在探索之中。这些问题，应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逐步加以解决。”[8]随后，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下，全民健身运动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国家体育主管部门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大都规定要优先发展全民健身运动。到了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事业的战略调整已经初见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制度措施的出台，就是这种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得到兴盛和蓬勃发展的国家。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保证使全民健身运动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即初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身、健心和健美的需要，使人民群众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人们的健康素质有一个今非昔比的进步。综上所述，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实施，正是顺应了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的方向。
4 有利于拉动居民的生活消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材料，在“十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6860元提高到2005年的10493元，增长了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提高到2005年的3255元，增长了37.6%。另据有关材料，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分别下降至2005年的35.8%和43.0%（表1）。由此带来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虽然居民为改善饮食质量而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仍在增加，但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却快速下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吃穿为主的消费格局，其基本趋势是，生存资料占居民总消费份额不断降低，发展与享受消费比重明显提高；在消费品种中，商品性消费份额逐渐下降，服务性消费比重逐渐上升。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渐下降趋势，生活正处于由温饱向富裕迈进的发展进程。从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该市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8.7%下降到30.8%，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精”起来的饮食营养、“靓”起来的衣着服饰、“炫”起来的耐用消费品、“多”起来的私人轿车和移动电话、“热”起来的文化教育消费、“大”起来的住房，都见证了北京人生活质量的改善。2006年7月～10月，《好主妇》杂志社委托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在读者群中开展了一次“城市家庭生活质量调查”，在此基础上发布了《2006中国家庭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处于我国家庭支出前三位的消费依次是：子女教育、买房和休闲娱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全民健身运动已成为休闲娱乐的重要内容，体育旅游已成为扩大内需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军。
国外一般认为，当恩格尔系数处在40%以下时，正是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升级的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需求的满足主要是通过消费这一环节来实现的，其中体育消费是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9]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积极性变化，可以说是我国体育消费兴起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具备了从事一定的体育消费的能力。
众所周知，参加体育活动是需要一定的物资条件的。且不说大型体育活动需要极其苛刻的运动环境和设施，就个体而言，体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如服装、鞋袜、运动食品、运动饮料、运动用品，这对每个锻炼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全民健身运动以全体民众为基本对象，参加体育活动的群体十分庞大。因而，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对于促进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国家和社会有必要和有条件发展有偿体育消费，鼓励普通民众参与体育消费，促进中国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互惠共赢。
5 有利于社会整合，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006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同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法制、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全民健身运动从根本上说可以促进社会整合，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具有其他社会活动难以取代的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中心的体制转型，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也是人们由小农经济生活方式向现代化都市化生活方式的转型。在这一触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革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们利益意识、竞争意识的觉醒，伴随着对自我行为功能性、实效性的关注，整个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由于旧的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惯性，加上整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经济活动行为尚不规范，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就会产生危机，导致贪污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导致人际关系淡漠、社会凝聚力受损、民众向心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迫切需要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整合力量，以削弱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离心倾向，维护和加固社会的稳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而体育健身运动具有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和安全阀。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民健身运动是一项全社会共同参加的事业，它以广大民众为参与主体，以健身、健心、益群、合作为基本特质，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十分一致。它对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移风易俗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研究认为，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于社会教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社会整合力量的提升，而奢侈化、庸俗化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社会整合力的下降。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在深入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在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培养积极进取的社会精神，提高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整合力。事实也充分证明，一个大力推崇以人为本的政府和社会，也必然是关心民众健康，重视民生体育，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政府和社会。
6 结语
实施《纲要》十五年实践表明，全民健身运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在逐渐“上升”，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成为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对全民健身运动的工作重点和服务重心正在逐渐“下沉”；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民众的健身体育需求在逐渐“前移”；随着民众法律意识逐步增强，行政指令对全民健身运动的作用力在逐渐“后移”。十五年来全民健身运动的“位移”现象，是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反映，为全民健身运动长效化、机制化提供了良好社会前提，也是我国全民健身运动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收稿日期：2009-04-02；修回日期：2009-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