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与未来学业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前教育论文,学业论文,成就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学生学业评价项目（PISA）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0年左右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15周岁学生进行的大规模学业成就测试。PISA至今已经开展了6轮，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国际教育质量监测的风向标。2011年，OECD开始在线发布《聚焦PISA》（PISA in Focus）的报告，第一期的主题就是“学前教育与PISA成绩”（Pre-primary education and performance）。[1]这份报告聚焦在儿童时期是否接受学前教育对于学生未来学业成就的影响。在PISA2012官方报告第二卷《以均衡促卓越：给每个学生成功的机会》（Excellence through Equity Giving Every Student the Chance to Succeed）中，又再次提出接受学前教育对于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重要意义。[2]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在对学前教育的长期影响开展实证研究，不少国家的教育实验结果也表明，学前教育对于儿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6] 尽管如此，PISA2012的结果表明，并非所有国家的儿童都能够从参与学前教育中获得正向收益。正如图1中所显示的①，在61个数据可得的国家/地区中，参与学前教育带来成绩增值且在统计上显著的有54个，其中上海和香港分列第一、第二；美国、韩国、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四个国家虽然有成绩增值，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爱尔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的成绩增值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我们做出如下两点假设：第一，学前教育与一国的经济水平和地域文化有关；第二，学前教育能够提高一国的整体教育质量。对于这两点假设，我们将利用PISA 2012数据展开实证分析。首先，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地区国家的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②的差异。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参与率对于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的影响。最后，我们通过学前教育参与率数据的跨国比较分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学前教育发展提出几点参考。
一、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与抗逆比的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公布收入标准，我们将PISA2012参与国家，地区分为低收入组（低于1972美元），中高收入组（1972美元到22466美元之间）和高收入组（高于22466美元）。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地区分类，将PISA2012参与国家/地区分为5类：西欧和北美（简称欧美）、中欧和东欧（简称中东欧）、东亚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其他（约旦、哈萨克斯坦、突尼斯、阿拉伯和卡塔）。PISA2012参与国的分布情况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参加PISA2012的国家/地区共有65个，但由于数据质量等原因，最后其官方报告中公布数学素养增值③的仅有61个国家/地区。本文与该报告保持一致，也使用这61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一）不同经济水平比较 从图2中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学前教育参与率也越高。高收入组的学前教育参与率非常高，93.68%的学生都接受过学前教育，接受过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达到75.37%；中高收入组的学前教育参与率比高收入组低6%左右，接受过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比高收入组低11%左右；低收入组参与率比中高收入组低10%左右，接受过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中高收入组低9%左右。 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收入水平、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和数学素养增值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总体来看，不论一个国家/地区处于哪个收入组，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都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数学素养增值。对于高收入组来说，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最高，数学素养增值也最大，平均达到34.16分；对于中高收入组来说，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稍低，数学素养增值也比高收入组低5分左右；对于低收入组来说，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最低，但其数学素养增值仍达到了25.06分。由此，我们认为，经济水平决定了一国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此外，高收入组的抗逆比也较高，达到7.64%。这些学生虽然家庭条件较差（处于最低的25%），但是数学学业的表现仍然十分优异（处于最高的25%）。这说明高收入国家基础教育的供给更加充足和均衡，更够为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提供基本教育保障。另一方面，较高的抗逆比也与高收入国家较高的学前教育参与率不无关联，因为这些国家的儿童更有可能参与学前教育，而许多研究证明，儿童早期发展对其未来克服困难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非常关键。[9-12]相比之下，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组国家的抗逆比都较低，分别为5.84和4.37。这说明在经济水平相对低的国家，由于公共资源有限，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比例相对较低，让这些儿童“输在了起跑线上”，制约了他们未来的发展水平。
（二）不同地区比较 图3中呈现不同地区的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及抗逆比情况。总体来看，西欧、北美、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参与率较高，而欧洲中东部和其他地区的参与率较低。西欧和北美地区国家都是中高收入或高收入国家，不少国家重视学前教育，甚至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因此，参与率高达95.19%，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也达到77.45%。其次是东亚太平洋地区，参与率也超过了90%，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比西欧北美略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参与率也比较高，达到87.05%，比中东欧地区高出将近6%。但是，从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来说，中东欧地区比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要高出近10%。这里的“其他”地区，主要是约旦、突尼斯、卡塔等，学前教育参与率比前述几个地区都低，平均参与率为63.77%，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仅占30.18%。 在图3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学前教育参与率还是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比例，与数学素养增值之间不再存在明显的正向或负向关联。对于西欧和北美来说，参与率和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比例都最高，但数学素养增值却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低7分左右。类似地，中欧和东欧地区学前教育参与率并不低，但是数学素养增值却最低，比平均参与率最低的“其他”地区还低出11%左右。 从各地区的抗逆比来看，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抗逆比为11.2%，明显高出其他地区。这与东亚太平洋地区重视教育不无关联，特别是在儒家文化较为盛行的东南亚地区，“学而优则仕”、“劳心者制人”等传统观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家境贫寒的学生更加注重通过升学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相比之下，在拉美加勒比和“其他”地区，抗逆比还不到2%，说明在这些地区，由于教育观念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弱势家庭儿童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很可能存在着更大的不公平。 二、学前教育参与率对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的影响 前文的分析已经初步表明，收入水平、地域文化因素等都可能影响学前教育参与率与数学素养增值及抗逆比之间的关联性。下面我们首先利用散点图来描述学前教育参与率与数学素养增值间的关联趋势，再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控制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等因素来探究学前教育参与率对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的影响。
从图4中可以看出，学前教育参与率、接受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比例都与数学素养增值有着明显的正向相关性，但是后者的相关性更高（更多散点落在拟合直线的附近）。学前教育参与率与数学素养增值之间正向关联性不强很可能是由于经济水平、地区文化差异等因素导致。为此，我们以各国数学素养增值为因变量，以各国学前教育参与率（或1年以上比例）、所处地区和收入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从表2中可知，无论是否控制地区和经济水平，参与率和1年以上比例都与数学素养增值显著相关，前者的系数比后者稍大，但是在统计效力上不如后者（后者显著性更高、模型拟合程度R2值也更大）。这说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延长学前教育的年限、普及1年以上学前教育对学生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由模型一、二可知，对于同类地区来说，学前教育参与率越高，学生未来的数学素养增值就越大，学前教育参与率和接受一年以上学前教育参与率增加一个百分点，数学素养成绩增值分别可以提高1.4%、1.1%。类似地，模型三、四则表明，对于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来说，学前教育参与率越高，学生未来的数学素养增值程度就越大。模型五、六则说明，在同等地理和经济条件下，学前教育参与率越高，学生未来的数学素养增值程度也越大。 下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学前教育参与率与抗逆比之间的关系。前文已述，抗逆比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教育的公平程度。抗逆比越高，则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和教育条件的改善获得好成绩的比例也越高，说明教育公平程度越高。参与学前教育是否能够有助于弱势群体学生提高未来的学业成绩，在与同辈的学业成就竞争中取得优势呢？一个直观印象可以从图5中得到。图中的拟合直线表明，学前教育参与率、1年以上比例均与抗逆比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能预示着学前教育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学生克服家庭背景的不利条件，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为了验证这一关系，我们以各国学生抗逆比为因变量，以各国学前教育参与率（或1年以上比例）、所处地区和收入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呈现在表3中。
由表3可知，在模型一、三、五中，参与率都与抗逆比正向相关，但同时控制了地区和经济水平之后，此种相关不再显著。类似地，在模型二、四、六中，1年以上参与率都与抗逆比显著正向相关，在同时控制了地区和经济水平因素依然如此。这至少说明两点：一、学前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抗逆比，即为适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有助于他们克服自身不利条件，在未来学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认知回报；二、学前教育年限的延长可以显著提高学生抗逆比，这说明仅仅接受学前教育还不够，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前教育是保障弱势群体儿童日后在与同伴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条件。 三、学前教育参与率变化趋势 本文利用PISA2012数据，从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地区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了参与学前教育对于一国学生的未来学业成就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过去20年中，世界各国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提高，我国也不例外，这从图7中便可以看出。在1997年以前，中国儿童学前教育的参与率一直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7年到2001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参与率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此后又发生了回落，直到2009年开始才又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存在一定的波动性⑤，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保障学前教育持续稳定发展。
过去20年间，世界学前教育参与率从27.78%增加到48.25%，每年平均增长1.02%；其中，中高收入国家学前教育参与率增长较快，从30.60%增加到61.75%，每年平均增长1.56%；高收入国家由于起点高，增幅较慢，从65.51%增加到82.20%，年平均增幅为0.83%（如图6所示）。相比之下，中国学前教育起点低、发展晚、但速度较快。在1991年，我国学期教育参与率仅为21.77%，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高收入国家的1/3。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参与率已经达到53.90%，超过世界水平，接近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目前，我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在未来10年内有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我国和高收入国家的差距，在学前教育上仍然表现的非常明显，落后至少20年，也就是说，我国今天的学前教育参与水平，才刚刚接近高收入国家20年前的水平。因此，在未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加大投入力度，提升我国学前教育参与率。 从2001到2010年间，高收入国家的学前教育参与率平均年增幅为0.75%，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年增幅为1.58%，我国的平均年增幅为1.60%。据此，我们根据2001-2010年间的平均增幅对未来10年的增长率进行估算，并将结果绘制在图7中。未来10年，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学前教育参与率变化趋势。从这个趋势图中可以发现，如果我国保持每年1.60%左右的增幅，那么我们和中高收入水平、高收入水平国家在学前教育参与率上的差距将持续存在。如果要在2020年之前，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则我国学前教育参与率的年平均增幅需在2.36%左右；如果要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则年平均增幅应为3.58%。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20年我国毛入园率达到95%的宏伟目标，若要实现此目标，我国学前教育参与率的年增幅应为4.11%。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学前教育能够提高儿童未来的学业成就，此点已经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可和重视。[13]这也是为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一再重申学前教育重要性的原因所在。[14-15]本文利用PISA2012数据对学前教育与学生未来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获得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存在一定关联性。将PISA2012参与国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进行划分之后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地区，学前教育参与率也越高，而且，15周岁学生的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也均越高。多元回归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经济水平和地域因素以后，学前教育参与率每提高1%，能够带动一国15周岁学生的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分别提高1.4%和4%。这说明学前教育不仅能够提高未来公民的人力资本而且能够促进教育公平。第二，对于不同地区的国家来说，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存在较大差异。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地区，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都较高；而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学前教育参与率、数学素养增值和抗逆比都非常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的宏伟目标。随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提出了关于大力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十点意见，同时启动了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16]近来又有学者提出，我国已经具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条件，可以考虑将义务教育向下延长至学前一年。[17]可见我国学前教育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十三五”是“纲要”实施的最后5年，也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加快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学前教育参与率的增幅。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参与率的年均增幅在1.6%左右。为了实现“纲要”制定的目标，并且在2020年之前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学前教育参与率的平均水平，我国在“十三五”期间的学前教育参与率年均增幅应保持在2.36%以上。第二，拓宽学前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办学渠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扩大学前教育的政府资助范围。在我国，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入园难，入公立园更难”的现象。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18]，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情况，保障单亲、孤儿、流动、留守儿童接受公立学前教育的权力，防止弱势群体儿童因为家庭监护人欠缺、贫困等因素不能或终止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发生。《聚焦PISA》第40期简报以《学前教育能覆盖最需要的孩子吗》为题，指出在部分国家低ESCS家庭儿童的学前教育参与率明显低于高ESCS家庭儿童，重申了弱势群体家庭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必要性[19]。 ①与其他各个学段一样，接受学前质量的高低与家庭条件息息相关，甚至说关联更大。在PISA中，有专门的量表来测量学生家庭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简称ESCS）。对于高ESCS的家庭来说，父母会更加重视儿童的早期发展，并为儿童选择更加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机构；对于低ESCS的家庭来说，父母可能都要参与工作，照顾时间的孩子会相对较少，在选择学前教育机构的时候也较为随意。正因为此，PISA2012官方报告中提供了未控制ESCS和控制ESCS的数据，两种情况在趋势上没有变化，为了节约篇幅，此处仅呈现控制ESCS的情况。 ②抗逆比即ESCS处于下四分位但成绩处于上四分位的学生占总体的比例，该比例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教育的公平程度。抗逆比越高，则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和教育条件改善获得好成绩的比例也越高，说明教育公平程度越高。详见参考文献[7][8]。 ③此处数学素养增值是指接受过1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与未接受的学生数学素养平均成绩的差值。 ④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图表中的数据均由PISA2012数据自行计算得到。 ⑤这种波动性与我国一直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有关，公立学前教育的供给保障不稳定，而私立学前教育的收费又在日益增长，使得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低收入家庭以及流动儿童的入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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