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斯183;蒙罗:“用心去看”_门罗论文

艾丽斯183;蒙罗:“用心去看”_门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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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女性,一个加拿大人,一位文学教师,当我得知爱丽丝·门罗获得二○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时,三重身份的我,三倍的激动。

每当一位谦逊的才子终于获得全世界应有的认可,总会令人倍感欢欣。其实,几十年来,最好的英语杂志都刊发过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和评论,她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十多部——广受赞誉,但是她在文学界始终保持低调。其中部分原因归于她的性格和背景——她只读过两年大学(当时她的奖学金只够维持两年学业),二十岁成婚,二十一岁初为人母(此后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多年里,她在恪守家庭职责之余保持写作的热情。

她的谦逊闻名遐迩,也许是因为她对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忠实。多年来,她不断创作优美的短篇小说,作品产量稳定。但是,多数与她同代的作家,为获得更高的名望,在创作生涯中转而尝试不同方向的写作,他们创作一系列长篇和短篇小说,不时创作一些随笔散文,偶尔也写一部剧本或者诗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初登讲台,在加拿大一所大学教授文学课程,当时全国都很关注新涌现的加拿大作家,人们倍感自豪。此前的加拿大文学只不过是英国文学的附庸,土里土气,无足轻重,直到这时,加拿大文学才开始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为这一激动人心的变革锦上添花的是,这批新作家中有几位女性作家,她们热衷于为二十世纪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呐喊助威,她们的写作融合了对女性经验的敏锐探索,和对加拿大社会问题和社会环境的关注。

我们中的一些人集合整理文学课程,这些课程会将当代的问题和加拿大人的内涵关联起来,这些人有一笔财富可供选择,那就是激励人心的新写作。便利的是,当时最杰出的四位加拿大女作家的名字中都有“M”这个字母,她们是: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生于一九二六年)、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生于一九三一年)、玛丽安·恩格尔(Marian Engel,生于一九三三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生于一九三九年)。

我讲过一些劳伦斯(M.Laurence)的早期小说,这些小说风格传统,刻画细致[《石天使》(The Stone Angel)和《上帝的玩笑》(A Jest of God)当时在学生中特别流行,因为这两部作品以加拿大草原为场景,而我当时恰好在大草原任教]。我也讲过阿特伍德(M.Atwood)的小说,她比较年轻,她的小说更新颖,更富于挑战[《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浮现》(Surfacing)]。我还发现,恩格尔(M.Engel)的早期作品很能唤起时代的记忆,充满女性主义色彩和社会忧患思想:不幸的是,她于一九八五年辞世,遗作是她最好的作品,可惜未及完成。

但是,小说在单个学期的课程中占据大量时间,从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任教起,直到最近我在澳门大学和北京大学授课,文学在我教授过的几乎所有课程中都占据大量时间,我发现自己留的作业里总会有一两篇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她的短篇小说的场景设置不仅可以帮助我的加拿大学生认同故事情节,也令我的中国学生们很感兴趣,而且她的小说对人物和情感的刻画驾轻就熟,笔触灵活机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展现了优秀的文学在阐释人类经验方面的力量。门罗的小说令我们对平常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她的小说令我们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也证明了人类需要优秀的文学,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自我提升。

例如,她的著名小说《男孩和女孩》(Boys and Girls),总是能够抓住学生的兴趣,因而讲授这篇小说始终都是乐事一桩。主角是一个十岁的女孩,生活在二十世纪中期加拿大的一个农庄,她一直是爸爸的助手,也总是为此感到骄傲,在管理农场方面,她比弟弟有用得多。但是,等她年满十岁,突然间遇上新情况——母亲希望她的举止更有女孩样,希望她多花些时间在家里做家务,而她弟弟现在已经到年龄了,应该接管姐姐的农场工作。

女孩在抗议的同时也渐渐意识到一些从未有过的困惑,比如突然间她对某些农活感到厌恶,她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想法。父亲宣称要射杀一匹老马,因为它对农场已经没有用处,女孩一直很喜欢这匹马,所以她违背父亲的命令,在老马努力逃脱噩运之时,女孩不但没有关闭谷仓大门,反而将大门打开。她很难理解自己发生的变化,为何变得如此敏感,为何会有这些举动,更让她困惑的是父亲并没有因为她放走了那匹马而惩罚她。他只是在晚餐时耸耸肩,对家人说“她是女孩子嘛”。叙述者是长大后的女孩,她回想这些往事,还是无法反驳父亲,也无法为自己的举动辩护。她只是不无矛盾地认为“也许事实如此”。

《男孩和女孩》是很好的例子,它展示了门罗处理这种热议话题的能力——这篇小说探讨的是社会为男孩和女孩所设定的传统角色的美德和缺陷——门罗用自己特有的细腻和敏锐,将家庭环境中深藏的复杂问题娓娓道来。她的许多其他小说也都以儿童的经历为中心,其中一些作品探索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儿童经常感到困惑和受到轻视,但是他们却极其聪明地掩藏自己对成人世界的理解程度,他们似乎觉得有必要保护身边的成年人不受这一危险事实的伤害。她的另一篇早期小说《沃克兄弟的牛仔》(Walker Brothers' Cowboy),讲述了一个目光敏锐的小女孩开始理解她父亲在人生中所经历的艰难。还有她近来的一篇小说《接触日本》(To Reach Japan),以一个小孩子为中心,孩子与母亲乘坐跨国列车旅行,对于母亲的出轨冲动,小孩子似乎比她母亲有更好的理解。

人类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的复杂性,这一主题在门罗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在《逃离》(Runaway,出自同名小说集)这类小说里和后来的《避风港》[Haven,出自她的最新选集《亲爱的人生》(Dear Life)]中,她审视了人们之间令人惊奇的对抗,和这些对抗时而导致的令人心寒的后果,还有结束这些对抗的充分理由,她也审视了这种对抗的持久性,有些人之间的对抗持续得很久,久得出奇。

我们读着她的小说,感到毋庸置疑,爱丽丝·门罗在自己走过的人生中,放宽眼光,敞开心扉,感悟每一次经历,仔细观察各色人等,这些人既有她以往乡村生活中的,也有生活在现代都市中心的,然后她认真地将这些观察保存到完美构建的小说中。在罕见的一篇谈论小说阅读的文章中,她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她没有将小说比拟成通往某处的道路(那种“开篇、发展、结尾”的观点),而是将小说比喻成有待探索的房子。我认为她的描述揭示了她的写作为何如此用心良苦:

一篇小说不是一条要走下去的路……它更像是一座房子。你走进去,在里面停留一会儿,左右转转,在你喜欢的地方停下来,去发现那些房间和走廊如何互相联通,去体会窗外的世界从窗内观察有何改变……

门罗谈到回顾童年往事和将这些往事写成小说时,再次强调了探索的必要。她说对她而言,回想童年并不是为了解读一个人的人格,也不是某种治疗,而是“单纯的探索,将事物一层层地剥开,用心去看。”我读过的对文学的阐释里,这句话最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原动力。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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