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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在网络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新的属性，而网络喷子这一群体也随之出现。通过综合分析国内外对于网络喷子的心理特征的各项研究，发现网络喷子通常把喷别人所造成的痛苦当做是一种享受，有能力轻易操控别人的情感却根本不在乎别人所受到的伤害，通过一种冲动鲁莽的行为获得施虐的快感；他们向往被人关注，渴望与人交流，希望表达自己内心负面的想法，并从中得到自我肯定。而网络只是给了喷子们一个自由发挥的虚拟舞台，让他们在现实中的攻击倾向得到延伸和迁移。
关键词：网络喷子；黑暗人格；同理心；个体冲动；外向性；自卑感；抑郁
网络心理学的诞生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起来的，二十余年来，我们见证了支付宝微信改变了我们现金为主的支付方式，淘宝京东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购物方式，微信QQ改变了我们交流沟通的方式，微博朋友圈改变了我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谷歌百度改变了我们对信息掌握和分析的方式，滴滴摩拜改变了我们对出行交通的选择方式，网易QQ音乐改变了我们听音乐分享的方式••••••从历史性观点来说，网络的发展契合了人们生存需要的发展，体现了平台载体的属性，因此网络心理学观点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虽然未曾改变人性本身，但却为人性的表达和延伸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场合[1]。这种表达和延伸，使人性的潜能得到了发挥的空间，善意与恶意同在。
越来越多的网络喷子或是键盘侠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甚至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网络心理学家认为[1]，网络空间的跨越性、非同步性、匿名性和去抑制性带来了人的行为的新的属性:在网络空间平台中，人们跨越空间距离，使人们的自我知觉范围更大；非同步的沟通交流 给了个体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选择回应的方式，亦可实现同一时间内的多重社交；匿名式的沟通可以控制并隐藏个人的特征，有助于自我认同的探索和获得；去抑制性一方面会被人们利用去表达令人不快的举动和情绪，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诚实而开放的面对一些个人问题。那么是否是网络造就了网络喷子这一群体？还是要从了解网络喷子这一群体开始。
一、什么是网络喷子
在通俗定义下，网络喷子就是“在网上发布或发送信息，意在激怒他人或者扰乱讨论话题和空间的人”[2]。心理学研究者Hardaker曾给出了以下定义：
“网络喷子行为是在网络上利用欺骗和伤害性行为的故意挑衅，通常会引起冲突，尤其是情绪的激动反应，以及沟通的分裂和混乱，其目的是增强喷子本身的愉悦感”[3]
我们从研究的定义中，不难看出网络喷子行为的一些特征与通俗定义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研究者也初步将喷子行为的目的揭示出来，即满足喷子本身的愉悦感，这就给了针对喷子行为背后的原因研究一个合理的切入口。此外，还有研究者强调“混乱和分裂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网络行为，例如网络欺凌的显著特征[4]。
二、网络喷子的心理特征
网络喷子的各种言语、行为展现在各个社交网络平台上，在明确了这类行为的特点与目的之后，心理学研究者希望进一步通过研究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网络喷子的心理特征。
1.性别
多个研究表明网络喷子行为与性别有明显相关，Buckels等研究者[5]以及 Cracker和March的研究[6]都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进行网络喷子行为。但是在澳大利亚研究者[7]在2017年发表的针对实时定位约会软件中的网络喷子行为中，显示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研究者认为，这种不一致性可能来源于男女进行网络喷子行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在约会app中存在的性别竞争，而网络喷子的行为可能更多针对同性。虽然这些猜测并没有研究结果证明，但是这也说明网络喷子行为的性别差异是存在背景条件差异的，不可一概而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进行网络喷子行为的判断是与男性本身的攻击性强于女性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的作用下，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研究者说明在该研究[7]中，女性在”精神变态”和”虐待狂”的人格维度所得分数比先前的研究者[5][6]要高，这也从数据上说明了这一环境下的女性会比先前的研究样本体现更多的喷子行为。
2.黑暗人格
Buckels等三位加拿大研究者[5]利用“黑暗人格”维度来分析了网络喷子，这四个维度分别是：（1）自恋：自我中心和自我强迫；（2）马基雅维里主义： 操纵和欺骗他人； （3）精神变态： 缺乏懊悔和共情能力；（4）虐待狂： 以让他人受苦为乐。
加拿大的研究者们发现，网络喷子行为的背后，与虐待狂、精神变态、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三个人格维度有正相关，而相反，自恋人格因为关注点在于自我而非他人，所以与喷子行为负相关，却与“享受讨论自我关注话题”正相关[5]。而在三个正相关的人格维度中，虐待狂维度的相关性是最强的。这也证明了之前给出的定义 “喷子行为是为了满足喷子本身的愉悦感”的正确性。在“虐待狂”的人格维度体现强势的群体，从网络骂战中感到愉悦，从他人的受虐中获得施虐的快感，也就是将自身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个研究充分说明，虐待狂只是为了获得愉悦感，网络不过是他们的娱乐场。
3.网络评论频率
Buckels等三位加拿大研究者[5]除了指出网络喷子行为和黑暗人格之间的相关程度，还在研究中发现了评论频率和网络喷子行为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5]。这个研究发现又一次佐证了网络科技的发达客观上促进了网络上反社会行为的发展。研究指出，在匿名的网络环境下，反社会个体有更大机会发现同类群体，更加追求个性而突出的“自我表达”。而这种网络身份构建需求也会成为网络喷子行为的内在动力，因为网络喷子行为既反映了喷子本身的真实性格，也会反映喷子心中的理想自我。
4.共情/同理心
在Sest和March两位澳大利亚的研究者[8]2017年的研究中，还发现了共情/同理心这一心理特征与网络喷子行为的联系。
同理心这一概念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主要是指个体能够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也就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前辈研究者曾将同理心又分为2类[9]：情感性同理心和认知性同理心；他们指出，认知性同理心是指“能察觉和理解别人的感情”的能力；而情感性同理心，指的是“能够体会、内化这些感情，并对它们做出反应”的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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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t和March的研究[8]发现，情感性同理心与网络喷子行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而认知性同理心则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一方面，这说明网络喷子很难内化和体会被喷的受害者所感受到的伤害。这也是网络喷子行为残酷的地方，如果他们能够体会受害者的感受，那么他们或许会减少喷子行为。另一方面，高认知性同理心使得网络喷子可以轻易察觉和体会受害者的情感，当这一心理维度与高精神变态的心理维度相结合，会让网络喷子可以判断自己是否成功操控了受害者的情绪（感到尴尬和愤怒等）[8]。这说明网络喷子在使受害者遭受痛苦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综合来说，网络喷子都是操控大师——他们可以轻易洞察他们通过喷子行为对被喷者造成的情绪压力， 又可以不用对被喷者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
5.个体冲动
March等四位澳大利亚研究者在其2017年的研究[7]中，在“黑暗人格”的四个人格维度之外，另考察了个体冲动与网络喷子行为的联系。这里的个体冲动，包括了功能性（适应性）冲动和非功能性（适应不利性）冲动。功能性冲动通常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非功能性冲动通常是一种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该研究发现，只有在精神变态这一人格维度呈现中等至强势时，非功能性冲动才与网络喷子行为存在正相关[7]。这是因为非功能性冲动是组成精神变态这一人格维度的重要元素。这一研究表明，网络喷子通常十分享受对被喷者引起情绪伤害，而这一行为通常表现的非常冲动和鲁莽。
6.外向性、自卑感、抑郁
在西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自台湾的研究者，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通过对网络喷子行为和被喷受害程度进行量化统计，进一步揭示了外向性、自卑感、抑郁这三个人格特征与网络喷子行为的联系[10]。
研究发现，社交外向性与恶意的、妨碍性的、引起重视的以及病态的喷子行为有显著的相关，这体现了喷子本身希望吸引别人注意并且和别人交流的需求；自卑感与骚扰性、威胁性、动摇别人立场性质的喷子行为有显著相关，这体现了喷子希望类似的行为能成为自我肯定并检验自己在网络上的地位的心理诉求；而最后，抑郁与引起重视以及病态的喷子行为有显著的相关，这可能因为具有抑郁情绪的人们一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与别人进行亲密的交流，他们缺乏社交技巧，而这种社交孤立状态使得他们倾向于利用网络喷子行为来表达他们的负面情绪和想法[10]。
综观了国内外的多项研究，他们都试图从一些方面将网络上虚拟的喷子实体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网络喷子行为背后这一群体的真实具象：他们通常把喷别人所造成的痛苦当做是一种享受，轻易操控别人的情感却根本不在乎别人所受到的伤害，通过一种冲动鲁莽的行为获得施虐的快感；他们向往被人关注，渴望与人交流，希望表达自己内心负面的想法，并从中得到自我肯定。
从研究中，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这一载体为这群实体的人格创造了一个空前便利的虚拟舞台，给了他们恣意发挥的空间和数之不尽的机会。但是，网络喷子行为更多的是他们在现实中攻击倾向的延伸和迁移，没有网络，喷子依然还是喷子。
因此，应对网络喷子行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让喷子达到他们行为的目的和诉求：首先对于喷子的话不予理会，阻碍他们被人关注、与人交流的诉求；其次并不需要以正常的逻辑和标准与喷子理论，谁说的有道理并非他们的诉求；最后，不要因为喷子的话而有负面的情绪而让他们获得愉悦感。而减少网络喷子行为，要更多的从心理干预出发，增强个体的感知性同理心，营造有序、理性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周宗奎、刘勤学.网络心理学：行为的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3):55-67.
[2]窦东徽, 罗明明,刘肖岑. 网络喷子:演变过程、产生机制及干预路径[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 39(10):138-142.
[3]Hardaker, C. (2010). Trolling in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From user discussions to academic definitions.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6, 215–242.
[4]Lenhardt, A. (2013). Teens, smartphones & texting.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s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2/ 03/19/teens-smartphones-texting/).
[5]Buckels, E. E., Trapnell, P. D., & Paulhus, D. L. (2014). Trol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7,97–102.
[6]Craker, N., & March, E. (2016). The dark side of Facebook®: The Dark Tetrad, negative social potency, and trolling behaviou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2, 79–84.
[7]March,E., Grieve, R., Marrington , J., Jonason, P. K. (2017). Trolling on Tinder® (and other dating apps):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Dark Tetrad and impuls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0,139–143.
[8]Sest, N., March, E. (2017). Constructing the cyber-troll: Psychopathy, sadism, and empath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19, 69–72.
[9]Mitsopoulou, E., & Giovazolias, T. (2015). Personality traits, empathy and bullying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1,61–72.
[10]Hong, F.Y., Cheng, K.T. (2018). Cor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online trolling behavior and online trolling victimization forms, current condition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5(2), 397-405.
作者简介：王瑶，女，汉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在职研究生。
论文作者:王瑶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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