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社会动力研究——地位竞争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视角论文,地位论文,竞争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3)03-0085-14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改革步伐明显加速，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市场化，因而90年代被认为是市场转型的加速期，在这个背景下，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持续快速的扩张。
一、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何以可能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保持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考制度恢复到1998年，是稳步发展阶段，高校招生规模从1977年的27.3万人增长到1998年的108.4万人，21年间增长了2.97倍；第二阶段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进入超常规发展阶段，1998-2011年间，高校招生规模从108.4万人增长到681.5万人，13年间增长了5.29倍(见图1)。第二阶段的高等教育扩张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图1 历年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及2009-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汇总。
一般而言，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会随之扩张，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具有较强的关联。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前提。但是，如果考察扩招前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强。1980-1998年，我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99％，而1999-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02％，几乎没有变化(见图2)。为什么在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在1999年之后会如此快速地扩张呢?
对于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最典型的“启动内需”说认为，高等教育扩张是在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为了启动教育消费，通过扩招“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与此相关的“急就政策”说认为，高校扩招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缺乏总体、长期的政策考量”的急就政策模式[1]；“体制转型”说认为高等教育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制约高校扩招的教育资源不足以及毕业生分配问题，因而市场化改革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动力；“超前发展”说认为，这是国家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实施高等教育超前发展，以增加人力资本的供给。虽然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存在不足。“启动内需”说无法解释家庭高等教育需求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不足、教育收费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包括贫困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普遍愿意为高等教育“投资”；“急就政策”说无法解释扩招政策长期化的原因，即在金融危机之后，高等教育入学规模为何仍然持续快速增长，这种增长甚至大大超出了政策建议者的预期[2]；“体制转型”说解释了扩招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无法有效解释高等教育扩张的动力，因为改革本身不是发展的动力，而只能适应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需要扫除发展的体制障碍，从而释放发展的动力；“超前发展”说可以解释短期的快速扩张，却无法解释长期而快速的扩张，因为超前发展并非仅凭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就可以实现，还需要相关条件为前提。
图2 中国历年GDP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尽管高校扩招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学界对这种扩张仍然缺乏有效的理论解释；虽间或有对扩招的质疑及批评之声，但扩招更多被作为“社会事实”而接受，成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外生变量。而历史经验表明，高等教育扩张虽由一些偶然性的事件所引发，但扩张得以持续则有决定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偶然性事件只是诱因。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张亦是如此，在扩招持续十余年之后，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识高等教育扩张的深层动力成为可能。本文正是从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剖析扩张的根源，把握扩张的内在逻辑。
二、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背景
1.教育扩张的经典理论
教育扩张的基本理论主要有两大流派，即技术—功能论和地位—竞争论。前者以现代化理论为背景，认为教育扩张是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对受过教育的人才需求增长的结果。其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基础，在这种理论看来，教育扩张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张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教育系统会适应人才需求的增长逐渐扩张。后者以经典的冲突论为背景，认为教育扩张是由于文凭决定社会地位，使得群体及个人围绕教育成就的竞争激化，从而导致文凭的扩张远远超过功能性需求的结果。地位竞争论的代表人物柯林斯(R.Collins)认为，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是随着学位持有人数的增多，学位的膨胀促使雇佣能力的标准更高[3]；他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认为古代和现代高等教育扩张都是文凭决定社会地位从而导致激烈竞争的结果[4]。
在对地位竞争的具体阐释方面，埃默里奇(L.Emmerij)提出了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导致就业竞争中对文凭要求上升的螺旋形理论[5]；沃尔特斯(P.Watlers)认为，教育扩张实际上是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因此教育扩张实际上可以起到一种反改革的作用[6]；思罗(L.Thurow)提出了职业竞争模型，认为人们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岗位[7]。地位竞争论进一步认为，在地位竞争程度高的情况下，教育扩张得更快。如有研究者通过考察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五国在1870-1985年间的高等教育扩张，发现大学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扩张得特别快，从而验证了地位竞争模型。[8]
2.市场转型理论
市场转型理论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是苏联、中国等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经历的经济—社会转型。该理论由倪志伟(V.Nee)提出，发源于波兰尼(K.Polanyi)、泽林尼(I.Szelenyi)等人的思想。波兰尼提出了“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的区分，并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的概念[9-10]；泽林尼在波兰尼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条件下社会分层机制的不同以及不平等效应的差异[11]。
在波兰尼、泽林尼的思想影响下，倪志伟于1989年基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分析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他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构将从再分配体制的独占向市场体制的偏向转变。市场转型理论主要由三个理论命题构成，即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在这三个命题的基础上，他认为市场转型将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因而导致教育对家庭的价值上升。[12]
该理论提出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基于转型国家实践的相关研究，研究主题主要围绕转型之后分层机制的转换状况及其不平等效应，其中一些研究涉及转型后的教育收益率变化情况。
(二)文献综述
国内也有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有的研究还从转型这一背景分析了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包括：(1)关于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作用演变的研究。如有研究者从改革开放前后高等教育在分层机制中作用的变化分析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原因。[13](2)关于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的研究。一些研究者从微观分析了社会的个体高等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如陆根书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高中生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从宏观角度研究高等教育扩张的动力提供启示[14]；有的研究者则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分析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15]。(3)关于高等教育中文凭膨胀原因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现代人都将高等教育视为“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从而导致学历贬值。[16]丁小浩在扩招之前就注意到了高等教育膨胀这一问题，认为个人需求增加是高等教育规模膨胀的主要原因。[17]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高等教育扩张的系统性研究很少，且几乎没有从市场转型这一背景或地位竞争这一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扩张进行的研究。但这些文献为进行这种研究提供了基础。
(三)研究启示
从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具体情况来看，鉴于扩招前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无明显变化，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考察高等教育扩张存在不足。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必然产生大量的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这也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得以持续的前提，但是经济因素无法充分解释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要解释这种超常规发展，还必须跳出技术—功能论的视角，从地位—竞争论的视角寻找原因。
市场转型理论则为分析地位竞争及其导致的教育扩张提供了启示。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会导致地位竞争加剧。而从转型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市场转型中都经历了社会竞争加剧的过程，我国亦是如此。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地位竞争的主要工具。因此，市场转型会加剧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而推动高等教育扩张。
三、市场转型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机制
(一)就业竞争激化使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显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给劳动者安排工作岗位，且每个人的工作岗位相对稳定，因而工作是“铁饭碗”；同时，在就业目标上，国家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不允许有公开的失业现象，暂时不能安排工作的称为“待业”。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筛选，但是获得工作时没有公开的市场竞争，也没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失业之忧，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个人能否获得工作几乎没有影响，这也造成了在城市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不强、而在农村则基本没有就业一说。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不再是通过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市场配置，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机会。这必然对社会上的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劳动力市场化必然导致就业竞争。在市场机制下，个人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工作，能否找到工作、工作好坏、报酬多少乃至工作的稳定程度都取决于市场竞争。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由高度分割走向一体化，竞争范围逐渐扩大，农村人口也加入到就业竞争中。市场竞争同时意味着工作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失业。失业对就业者和求职者都会形成竞争压力，对求职者而言，是无法就业的风险；对就业者而言，是失去工作的风险，因而为了工作个体必须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其次，严重的失业现象加剧了就业竞争。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在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下，公开的失业现象日渐突出，官方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失业”一词，在1991-2004年间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3％增至4.3％，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18]此外，由于企业改革加速推进，相当多的企业破产、重组或裁员，并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下岗职工群体。若加上下岗等其他失业现象，90年代后期我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相当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15岁以上城镇人口失业率为8.27％，远高于登记失业率。[19]与此同时，农村也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并涌入城市，若考虑这一因素，我国的实际失业率更高。根据盖利(J.Giles)等人的研究，1993-2002年，中国的真实失业率从5.9％增至13.1％。[20]严重的失业现象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使获得工作的难度加大，这无疑加剧了就业竞争。
再次，社会保障的不足使就业竞争成为生存竞争。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单位制”解体，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此，失业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被推向市场，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是否有工作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存，也关系到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命运，就业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生存竞争。
因此，在转型时期，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加速推进、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就业竞争加剧；而在就业竞争中，作为体现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信号，教育文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教育意味着更容易找到工作以及更好的工作。一项在1999-2000年间对下岗工人的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下岗的可能性越低。相较于只接受了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工人来说，受过高中水平教育的工人的下岗几率降低了36％，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教育的工人下岗几率降低了74％。[21]2002年一项基于9000户城镇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失业率总体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减，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失业率远低于其他文化程度人口；在不考虑农民工及非正式工作的情况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程度人口的失业率分别是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失业率的11.9、8.8、6.0、3.1倍。[22]对于一些比较理想的工作而言，具有高等教育文凭是先决条件，如“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23]。因此，在各个层次的教育文凭中，高等教育文凭在就业竞争中所起的作用最具决定性。
这样，在市场化的就业竞争中，教育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文凭成了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而转型期严峻的失业问题以及失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使得就业竞争尤为激烈，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高等教育在就业竞争中的工具价值。
(二)社会分化加剧推动高等教育个人收益不断提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及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作用，社会分化程度很低，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我国社会的平等化趋势是“反分层化”[24-25]，除了城乡差别外，各地区、行业、单位以及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从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属于分配高度平均的国家之列。从分配机制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而不是市场机制进行的，如泽林尼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劳动力的价格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确定的。[26]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及权力主导的分配机制导致经济收入与个人贡献很难直接挂钩，如有研究者基于1985年中国西部某县家计调查的数据发现，公务员和城市工人的工资制度不能反映其通过教育或工作经验而获得的劳动生产率。[27]个人即使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并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很难在收入上获得相应的回报。除了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导致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具有相当高的收益率外(包括其身份的转变，即跳出“农门”)，对城市人口来说个人收益率不高。基于明瑟收入函数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0年代初期的教育收益率都很低，有研究者使用1986年对800名南京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调查数据发现，增加一年教育的额外收益率仅为1.4％。[28]另一项基于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明瑟教育收益率只有2.9％。[29]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我国的社会分化程度不断提高，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差距包括阶层、城乡、区域、行业、职位之间，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使我国由收入分配高度均等的国家变为高度贫富分化的国家，乃至出现了社会结构的“断裂”。从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及农村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见图3)。[30]根据赵人伟等的研究，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88，1990年为0.339，至1998年上升为0.403。[31]此后，基尼系数延续着上升趋势，据亚洲开发银行2005年的报告，1993-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1扩大到0.47，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倍，在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22个国家中最高。[3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2003-2012年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高位，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2012年回落至0.474。[33]
图3 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贫富分化也导致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围绕改革开放后教育收益率进行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收益率及高等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均不断上升。如张(Zhang，J.)等人基于1988-2001年国家城调总队城市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88年的4.0％增长到2001年的10.2％，高等教育相对于高中教育的边际收益率从1988年的12.2％上升到2001年的37.3％，其中主要的变化发生在1992年之后。[34]陈晓宇等人使用国家统计局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90年代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就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益而言，1991年、1995年和2000年大专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5.90％、5.96％和8.01％，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8.23％、9.68％和11.35％。[35]丁小浩等人基于国家统计局城镇入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2002-2009年间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教育相对于低一级教育的净收益率分别为21.3％、13.2％、13.2％、18.2％、23.7％、35.4％，尽管这一时期各级教育的净收益率趋于稳定，但高等教育的边际收益率远高于高中、中专教育。[36]
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提高不仅仅体现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力资本价值的回归，还是社会分化背景下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收益率较低主要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的产物，而不仅是国家权力决定分配的结果。由于受过高等教育者在社会分化中居于优势地位，当贫富差距的扩大超出了一定限度，高等教育收益可能会超出正常的市场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我国市场化的过程中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教育个人收益递减”现象，即教育的边际收益率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而不断降低；相反，我国的情况是教育层次越高，边际收益率越高，这是因为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放大了受过高等教育者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刘精明也认为，人力资本收益率不仅是市场化程度的衡量标准，在转型时期它还更多地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不加分析地宣称“市场化导致人力资本收益率提高”的说法是值得反思的。[37]关于俄罗斯及东欧转型国家高等教育收益率变化的跨国研究也表明，在市场转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程度更多地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相关，而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38]正如卡诺依(M.Carnoy)在分析当代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时认为，这只是收入分配政策变化而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政府放弃了收入平等的政策及其他社会福利，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无论是底层收入下降或者顶层收入上涨，都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从而提高了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率。”[39]
(三)社会流动状况变化导致高等教育的作用增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实现的。国家权力通过配置劳动力资源，给个人分配工作岗位从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国家权力主导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对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向下流动的情况，即国家对社会地位方面的既得利益进行保护，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流动的特点之一。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化程度较低，不同阶层、群体、行业之间及其内部的差距不大，尤其是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较小。由于社会成员间的纵向差别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和动力，这种较低程度的社会分化使得个人努力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社会流动的动力不足，社会流动的规模也不大。在社会流动中，教育也不一定起关键性作用，甚至可能成为向上流动的障碍。在市场转型之后，社会流动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社会流动动力增强。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阶层、群体、行业、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差别扩大，导致个人追求更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增强。
其次，社会流动方向变化。由于市场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而市场本身是动态的、竞争性的，因而，市场机制下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对不稳定的，中产阶层更是如此。在市场体制下，不但有向上流动以及更多的水平流动，还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较少出现的向下流动。如90年代企业改革导致失业、下岗现象的出现，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因此，在市场机制下，个人不但会努力争取向上流动，还要尽量避免向下流动。
再次，社会流动规模增加。在市场机制下，个体社会流动的自由度提高，个人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乃至岗位之间流动的规模都大大增加，因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流动的规模要远高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与此同时，社会流动渠道逐渐改变，在向市场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以及自致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不存在职业地位的直接传递现象(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现象以及在“单位制”中较普遍存在的子女被安排进父母工作单位的现象，实际上是职业身份以及社会地位在代际的直接传递)，政治面貌、家庭出生等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的直接影响也在减弱。在市场主导的流动机制中，教育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也是家庭传递社会地位的中介。“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和资格已经成为人们获得工作机会和进入职业生涯的一块重要的垫脚石。”[40]因此，在社会流动状况发生根本改变的背景下，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总量会增加，需求的程度会增强。一方面，高等教育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必需条件。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围绕优势地位进行的文凭竞争升级，高等教育成为获得体面工作的前提。2003年一项对北京、湖北、江苏、陕西四地一万余名高中生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有92.3％的学生希望高中毕业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相对多的学生认为“上大学主要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41]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是防止向下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个体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就代际流动而言，可能意味着向下的流动，就代内流动而言，意味着向下流动的风险的增加，这时个体对教育的需求就不只是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高的收益了。
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者在地位获得方面居于明显优势，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其示范作用会强化社会上的高等教育需求。正如马丁·特罗所说，“由于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最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地位奖给了那些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这样大大地促使学生把进入大学当做一种义务。”“送子女上大学逐渐成为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上层社会和能力较强的少数人的特权。”[42]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1.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主要是市场转型的产物。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就业竞争激烈、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状况变化，导致地位竞争加剧；而在向市场主导的分层流动机制转变中，高等教育在地位竞争中的作用增强，高等教育意味着在就业竞争中的优势、在社会分化中居于更高的经济地位、在社会流动中占有更有利的条件，结果导致社会上的高等教育需求增加。市场转型的加速导致地位竞争更加激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我国的转型加速期，因而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了大量的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这为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积聚了充分的能量。
2.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主要来自社会需求的驱动。教育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对人才需求的“拉力”以及社会上教育需求的“推力”。由于扩招前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因地位竞争的激化而形成的高等教育需求的“推力”。高等教育收费制改革、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以及超前发展的战略之所以能施行，也是以社会中大量的高等教育需求以及家庭的支付意愿为前提。正如阿特巴赫在谈到当代高等教育扩张的原因时所说，“公众的入学需求或许是最强劲的动力，在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被看做是社会流动和经济成功的必需”[43]。
3.市场转型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需求更具刚性特征。在市场转型导致地位竞争激化的背景下，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更加强烈。这也给政府的公共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扩招政策出台时特别提到了高等教育需求的推动作用：
从当前看，加快发展教育更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广大城乡居民的教育需求日益旺盛。现在全国每年有1400多万初中毕业生，其中一半上不了高中；每年有350多万高中毕业生，其中70％上不了大学。无论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这种现象，社会各界特别是独生子女家长强烈不满。[44]
尽管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长期存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但在过去高等教育仅仅是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手段；而在新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不但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需要，还是防止向下流动甚至是生存之必需，因而高等教育需求更加强烈，而家庭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也说明了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刚性的需求。
(二)几点讨论
1.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有着更强的扩张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化及就业竞争程度低、社会流动规模较小，因此，出于地位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教育需求有限；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分化及就业竞争程度高、社会流动规模增加，且流动方向多样化，这使得社会上的教育需求更高。因此，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市场经济体制下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教育需求，高等教育扩张有着更强的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计划经济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上低于市场经济国家，其根源在于地位竞争的程度不同。正如苏联社会学家认为的，“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破产而被迫流动的情况不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流动出自于当事者的自愿”[45]。因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增加高等教育机会是满足人们地位竞争需要的必要举措，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增加高等教育机会的压力要小得多。为此，有研究者认为教育扩张事实上是替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改革工具[46]。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机会的扩大无疑代表了一种共识，即大家都应该有参与生计竞争的机会”[47]。
2.社会需求驱动的高等教育扩张存在过度教育与文凭贬值的风险。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拉力”与社会教育需求的“推力”之间的平衡。当社会需求推动高等教育过度扩张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会超过经济增长提供的新增岗位的需求，因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失衡，产生过度教育问题，并存在文凭贬值以及文凭竞争升级的风险。
3.政府应对高等教育需求进行适度调控。地位竞争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地位竞争意味着主要为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等级体系内部较高的地位而争夺，因此意味着某些人的所得仅仅建立在另一些人的所失基础上。”[48]而地位竞争驱动的高等教育过度扩张会使个体及家庭付出很大的代价，且会消耗大量公共教育资源。对此，政府一方面应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及时调整扩张速度；另一方面，应合理引导高等教育需求，采取措施促进教育中的有序分流，实现高等教育规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相对均衡，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致谢：作者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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