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理性论文,方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为实现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强调：它与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单一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起，是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而体制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也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和选择。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社会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资源配置，通常指在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科学技术、信息等资源投向不同的地区、部门以及企业，以期获得最大的产出，求得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何大安，1994）人们之所以探索和寻求社会不同时期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各个时期可供分配和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有限性；同理，人们之所以研究资源的合理配置，仍然是因为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才将“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
资源配置决定经济增长方式。从宏观层次看，资源配置具有Ⅰ次配置和Ⅱ次配置等多个层次。资源的Ⅰ次配置，一般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配给；资源Ⅱ次配置，是指继Ⅰ次配置之后，各种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流动及其重组所形成的再一次的配置。因此，一般说来，某一时期内的资源Ⅰ次配置形成该时期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进而决定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资源Ⅱ次配置则自觉调整后续期的生产要素比例，形成新的产业结构，进而决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影响资源配置的数量及其结构。从较长时期看，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比例及其结构变化，是随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由此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应是随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而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调节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由其前期所配置的资源量及其比例所塑造的。但从较短时期看，由于社会资源在各生产部门配置的总额或相对份额是一定和有限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能力也是相对不变的，因而经济增长方式也是相对稳定的。与此同时，一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以致经济增长方式，所提供的国民收入在物质形态上又存在着一定的规定性，因而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反作用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总量及其结构。
从经济体制角度分析，资源配置主要有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政府配置方式下，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主要的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行政手段和行政机制来实现配置的。市场配置方式下，其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主要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配置的。二者相比，前者更能体现政府意图，按照政府的偏好直接和自觉地配置资源，更便于实现资源的“数量”配置；后者更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根据市场供求间接和自动地配置资源，更便于充分和合理地使用资源，实现资源的“质量”和“效益”配置。
政府配置，很大程度的反映了政府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资源流量的配置，主要是通过规定投资结构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来进行，从而形成资源Ⅰ次配置。其配置过程一般为：计划→财政拨款→获得资源→配置于生产过程。这种配置过程，割断了生产者与市场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社会资源的组合往往是一次性的，各种资源很难通过市场进行选择和重新组合。市场配置，更能体现市场需求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配置是通过交易活动来实现的，数以万千商品或劳务、服务等的无数次交易，是价格形成的迭代过程(Lucas,1972)。因此，我们可以将价格的形成过程看作是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生产者为追求利益最大，便纷纷把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那些价低微利的生产部门抽出而向那些价高利厚的生产部门转移。于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便随着价格波动而变化，资源配置的变化引起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二、立体融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资源配置机制选择
资源配置方式，对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选择都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政府配置方式更适应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条件下资源配置；而市场配置方式相应地适应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社会资源配置，因而就不能简单地对这两种配置方式进行选择。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我国资源配置机制的建立，只能寻求政府的自觉配置（指资源主体有意识地对资源进行的配置及其调节）与市场的自动配置（指资源配置机制自发地对资源进行的配置及其调节）的立体融合（万东铖，1994）。具体说来，这种配置机制应是多维的立体的“融合”：
第一，主体融合：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管理的协调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下的资源配置系统，特别是在Ⅱ次配置系统中，各种具有资源配置特性的利益目标、经济地位和社会职能的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必然会发生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横向的市场交换关系和纵向的政府计划关系。前者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交换和竞争关系为基本行为准则；后者则以共同利益的偏好和协调关系为基本行为准则。
计划是政府自觉地对资源配置进行宏观控制的手段，市场是自动配置机制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的工具。因此，计划与市场的构架方式实质是横向交换关系与纵向的计划管理关系的协调方式问题。自觉配置机制通过政府计划主体与自动配置机制的市场主体进行协调。二者在协调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既不是简单的完全的强制与被强制关系，也不是平等交换关系，而是资源配置管理过程中的协同合作关系。这是以下选择的结果：
完全强制性关系所以不能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下的资源配置机制的主体融合方式，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本质和资源流动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层次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和资源配置运动的本质，也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就是一种完全强制性经济运行，显然与现实的多层次的资源配置中的利益关系，以及企业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地位相违背。市场经济的天性否认各种形式的超经济的完全强制，而只承认竞争中的合作权威。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也必须在不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基础下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如果一方面承认企业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济活动者和资源配置者，而另一方面又直接地强制企业完全按政府意图配置和使用资源，这实际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因而经济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益的。
平等的交换关系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下资源流动中自觉配置与自动配置主体的融合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平等的交换关系可能发生在以获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之间，发生在以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服务于社会经济增长的资源，政府不应该也不能以经济的获利最大原则来管理和配置资源。否则，政府就会与市场主体合为一体，资源配置计划就不能再去调节市场。
社会资源配置的计划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是资源自觉配置中计划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是资源自觉配置手段（即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协作关系的产生和发育，其必然性和现实性根植于交换关系的不完善性——商品市场的不健全和不规范。交换体系中的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效应，会使竞争均衡和最适条件受到严重影响，使竞争者的个别边际成本脱离社会边际成本，进而使个别边际利益脱离社会边际利益。交换体系中的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影响越大，以交换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越小。但是，如果资源配置的计划者与生产者能在各方面进行协同合作，那就能有效地消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外部影响，保障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利益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流动系统中的自觉配置主体与自动配置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将逐渐成为主导的经济联系形式。资源配置系统中的计划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不仅体现着经济健康的增长这一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且也是实现这种利益及目标的具体的资源配置的管理和配置形式。
第二，客体融合：社会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活动结果——产品——的差异性的“协同合作”。资源配置计划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协同合作关系，最终必然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客体上。在经济增长客体的运动中，资源配置计划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因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并不可能全面展开，因而必须划分领域和区分层次。为此，就要求我们从资源配置的管理角度，找到划分经济增长客体的领域和层次的基本原则。
区分资源配置运动产生的差异性程度，是寻求经济增长客体融合方式的一条容易操作且具科学性的原则。产品差异性程度，指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产出，在形成产品实体的要素上，需方认为有显著差别的程度。如果需方认为不同企业所提供的同种产品之间有一定差别，甚至有一定偏好，那么，这种产品就是差异性产品。
与产品特性上存在一个从无差别到有差别的梯形分布相适应，对资源配置运动过程中的配置方式也应该有一个从强到弱的梯形分布。就是说，在资源配置运动过程中，对无差异性程度强的产品及其配置活动，一般由市场调节，进行自动配置；对无差异性程度弱或有差别的产品及其配置活动，一般由计划调节，进行自觉配置；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产品及其配置活动，随其无差异性程度的减弱和增强，相应逐渐减少自觉配置中计划控制的指标数量。
第三，动态融合：资源配置计划与市场时间概念的连续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资源配置主体应考虑时间概念的连续性。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时间概念，指资源配置主体在决策时纳入考虑的时间区间的长度。一般说来，资源配置主体的时间区间越长，其决策便越是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否则，必然是短平快的资源配置主体行为。资源配置时间区间的长短，与各个资源配置主体行为的利益目标、职能、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资源配置计划者的时间概念与市场竞争者的时间概念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
在政府配置与市场配置相融合的实际中，决定资源配置计划和生产者时间概念的因素诸多。决定资源配置计划者时间概念主要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依据，来自现实的市场运行结果的各种统计数据，政府意图和偏好等因素；决定市场自动配置主体的时间概念，因构成市场主体的成份比较复杂，其决定因素也相应复杂。以生产者为例，其决定因素主要有市场近期趋利动机，长期积累或企业稳定发展的动机和企业的责任感动机等。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资源政府自觉配置与市场自动配置动态融合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二者都具有较长的资源配置时间概念，那么，在此基础上的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协同合作关系就比较容易展开，资源配置计划也就容易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护，因而也会认真执行。否则，必然会在政府、企业之间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进而会降低自觉配置机制调控的力度和效率，扩大自动配置机制调节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另一方面，连续而稳定的资源配置计划者的时间概念，除了是形成生产者连续和稳定的资源配置理性预期(Lucas,1972)的必要条件之外，还是由于以下因素的必然要求。一是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加快科技进步速度，而生产一件高科技产品需要巨大资源配给，且生产周期长，风险大。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生产工具的发展，资源配置活动早已超越了自身的狭窄范围，与科技、生态、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等广泛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发展的综合体。所以，如果资源配置的计划者的时间区间不长，或不连续不稳定，就无法给现代生产的发展留下生存的空间。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中，企业是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营者，它不仅要安排年度计划，更要研究对策，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自动配置和政府自觉调节生产要素达到资源配置的均衡。因而，企业管理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均不再是短时期计划中所能包括的内容了。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这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采取粗放型方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广泛地渗透和贯穿于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思想的指导下，基本建设摊子大、战线长，科学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差、经营管理水平低下，拼资源、拼设备、拼消耗，规模经济难于形成，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夏兴园，1996；王海平，1996）。要改变这种状态，顺利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实现我国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控制资源Ⅰ次配置总量，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资源的Ⅰ次配置是对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实际就是一种投资。经济的增长速度，更直接的与投资有关。因此，控制资源Ⅰ次配置，很好把握和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实实在在的、稳步协调的、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已成为我国当前的首要问题。
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控制资源Ⅰ次配置主要应从总需求控制着手。控制总需求，必须依据总需求变动、总需求不断上升和投资长期增长等规律进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变动一般每隔5年左右就有一次（谷书堂等，1994）。尽管这种周期性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们可以遵循它。例如，在总需求周期变动的不同阶段，可以超前选择和实施不同的宏观政策。一方面，在总需求周期的扩张阶段，或在总需求变动轨迹由周期谷底向上回升的时候，宏观政策的选择应由从“松”的资源总量政策逐渐转为从“紧”的资源总量政策；若政策转换相机超前时，则配之以资源结构上的“松”、“紧”搭配，逐渐转为资源总量从“紧”，资源结构从“松”的政策。这样才能既防止出现资源总量扩张过度和资源结构负向失衡，又防止造成资源需求总量收缩过度，引起资源供给结构正向失衡，实现资源配给的稳定增长，进而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总需求周期的收缩阶段，或在总需求变动轨迹由周期的顶峰向下拐折的时候，宏观政策的选择应由从“紧”的资源总量政策逐渐转为资源总量从“松”的资源总量政策，同时配之以“紧”、“松”搭配，逐渐转为资源总量从“松”而资源配给结构从“紧”的政策。这样既可以防止引发出的资源总需求周期中间的剧烈振荡，造成资源总量需求不规则膨胀和结构失衡，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第二，引导资源Ⅱ次配置流量，塑造合理化、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在长期内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从宏观层次分析，资源Ⅰ次配置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形成，而资源Ⅱ次配置决定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过程中，必须重点搞好资源的Ⅱ次配置，通过资源Ⅱ次配置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资源Ⅱ次配置运动过程中所获单位产品的投入数量，反映了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若取部门的平均水平，那么，投入资源的产出效率系数的集合，就是社会各产业部门的一种技术结构(Anders A.Slund,1993)。技术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是时间的函数，它只会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因而技术结构变动不管其幅度有多大，只表现为各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别；另一方面，虽然部门的投入要素产出效率系数会随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而变化，也会随着先进技术的比重增长而变化，但在没有发生技术突变进而改变各产业部门原有技术状态下，各产业部门投入要素所产出的效率系数是相对稳定的。可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产业的技术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变量。因此，资源Ⅱ次配置应重视产业技术结构调整的引导，对于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在资源配给方面要给于适当倾斜，以保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增长。
产业固定资产结构，是机器设备及厂房等资源在社会各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的配置构成。固定资产作为Ⅱ次配置的资源，构成了产业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从而形成了产业的潜在生产能力。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具有根本性作用。这不仅因为它与技术结构有着某种对应关系，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Ⅱ次配置资源的结构。一旦这些资源结构发生变化，后续的资源投入结构势必也相应发生变化，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固定资产结构变动不仅表现为相对比例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某些部门固定资产的绝对量减少。因为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变动，虽然主要取决于社会新增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受资源存量部门转移的影响。这种资源存量转移有可能使某些部门的潜在生产能力绝对缩小。这种资源Ⅱ次配置直接引导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在技术结构既定情况下，固定资产结构主要取决于资源Ⅱ次配置结构，而资源Ⅱ次配置所形成的新的生产能力，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即使是存量资源转移，机器设备的重新安置、改装等也要花费大量时间。因而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变动的相对稳定性，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组织资源Ⅱ次配置时，一定要注意固定资产配置的长远规划的科学性，必须考虑产业固定资产结构的相对稳定性。
塑造合理化、高度化的产业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优化中间资源配置结构。中间资源配置结构，是中间产品和劳动等要素在社会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是资源Ⅱ次配置的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中间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结构性配置短期内是可变的。若中间劳动要素在各部门的流动因政治性也许会遇到某些障碍，那么，中间产品在部门的流动则随时可以发生的。因而中间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动是比较活跃的，其产业结构变动属一种短期因素。但是，从长远来说，中间资源配置结构虽然是由技术结构和固定资产结构一起构成的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所决定的，但它与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因此，它的调整也不可忽视。此外，中间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动，不仅表现为部门的中间资源配置相对量的增减，而且表现为其绝对量的增减。这种具有弹性的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动方式，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Lucas,R.E.1972:Econometric Testing of Natural Rate Hypothesis.In:Sr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by R.E.Lucas,the MIT Press.
Arthur Lewis,W.1955: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George Allen & UnwinLtd.
Chenry,H.and S.Robinson M.syrquin.1986: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Comparaptive Stud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 A.Slund,1993:Systemic Change and Stabilization in Russia,Stockholm Institute of East European Economics,Stockholm School ofEconimics.
标签：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产业融合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