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头发情结”——试论海明威的妇女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头发论文,情结论文,试论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海明威笔下的妇女形象可分为长发型和短发型两类，前者属于善良型，后者属于独立破坏型。这两类女性形象折射出海明威对妇女的不同心态。海明威对妇女的矛盾心态与作家特定的生活经历有着微妙的关系。
【关键词】 头发情节 妇女观
在历来人们的印象里，海明威只是一个描写男人的作家，他描写男人的勇气，“压力下的优美（风度）”，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只是拳击手、斗牛士、军人、猎人、酒客等诸如此类的“标准男人”形象。批评家们也大多在这些男人身上做文章。但实际上，在海明威的小说世界中，还有不少女人。尽管海明威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是专门以女人为中心主角并以妇女读者为主要对象的作品，但是，在他的几部重要作品中，都描写了女人。因此，对她们给以必要的研究是十分应该的。遗憾的是，她们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误解。很多人认为海明威根本就不会塑造女性形象，在他的作品里，“妇女落到了道具的地位，除了对他表现温柔、周到和体贴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作用”。〔1〕与海明威同时代的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曾尖刻地批评过海明威对女性形象的刻划，他认为海明威和吉卜林一样表现出“对妇女完全相同的隔离态度”，他笔下的女性是不真实的，她们只不过是用来“满足一个年轻人性欲梦想的绝对幸福”的理想对象。〔2〕马丁·塞缪尔——史密斯干脆结论说：“海明威不会塑造女人”，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女人是被排斥在外的，除非她被用来娱悦男人、或者作为男人的一种‘需求’。”〔3〕凡此种种，难免有失公允。
事实上，海明威的妇女观决不是那么简单，考察这一问题须小心谨慎才是。那种先入为主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方法应是以文本为中心，联系作家的生活思想，并把它们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进行考察。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海明威在描写女人时，总喜欢关注女人的头发，尤其是头发的长短。如果我们以这些女性形象的头发长短来分类的话，可以把她们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发型，包括巴克莱（《永别了，武器》）、玛丽亚（《丧钟为谁而鸣》）、雷娜塔（《过河入林》）；另一类是短发型，包括勃莱特（《太阳照样升起》）、凯瑟琳（《伊甸园》）等。（这里要稍加说明几句，玛丽亚本来有一头长发，但是被侮辱性地粗暴地剪掉了，她本人和她的情人罗伯特·乔丹一直就憧憬着让她长一头美丽的长发；而《伊甸园》中的凯瑟琳本来有一头美丽的长发，但是她自愿地剪得异常的短）。如果联系这二类女性的性格特征去看的话，会令人惊奇地发现，二类女性的性格是不同的，我们又可以这样划分：长发型女人属于温顺善良型；短发型女人属于独立破坏型。（根据性格特征，玛格丽特·麦康伯夫人也属此类）。
这二类女人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并不是按类别先后出现的，而是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中并存。这说明，海明威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这一特殊观念，同时也正好说明海明威一直对妇女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从“头发”这个角度，我们可称之为“头发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海明威不是为写女人而写女人，而是为写他心爱的男主人公而写女人，在他那里，女人是作为男人的某种陪衬，作为男人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有形动力，作为检验男子气概的某种活动的场所。对于海明威和他的男子汉们来说，长发型的温顺善良型女人如同庇护所或家，能提供他们的安全感；短发型的独立破坏型女人如同沙场，也是考验男子气概的场所。海明威和他的男主人公们从心底里需要第一类女人；但是，第二类女人对他们来说，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只是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些怕她们。他们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妇女观——既想努力征服女人，但又害怕征服不了或者反被打败；既想在女人那儿张扬自己的男子气概，又担心这男子气概反被女人击碎。通过考察海明威对待女性的这种矛盾两难的心态，我们发现、海明威正是在这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既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如此地泄漏了天机——他本人和他的男子汉们的天机，即，“其实我们这些在公众形象中都是坚强的硬汉子也有软弱的一面，我们吃力地保护这种公众形象，同时这又是以吃力地将我们的软弱的一面掩盖起来为沉重代价的，而我们的所有这一切努力，仅仅是一种伪装而已。”
一、长发型女人：女人如同庇护所或家，能提供男人的安全感
几乎在每一部有妇女的作品中，当女主人公一出场，男主人公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首先注意到她们的头发。在《武器》中，巴克莱小姐一出场，海明威便描写道：她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亨利说道：“你的头发长得很美”。当亨利和凯瑟琳真正堕入情网后，亨利更是为巴克莱小姐的头发着迷，“我喜欢解开她的头发，她坐在床上，动都不动，除了偶尔突然钻下头来吻我；我把她的发针一根一根取了下来放在被单上，她的头发散开了，我定睛看着她，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等到最后两根发针取了下来，头发都散开了，她的头一低，于是我俩都在头发中，那时的感觉就好比是在帐幕里或是在一个瀑布的后边。”亨利的这种“头发执着恋”差不多发展到了病态的地步。对亨利来说，巴克莱的这一头美丽的长发，事实上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头头发而已，它们已经成了一个温馨甜蜜、和平宁静的“庇护所”或“家”。在这里面，他可以忘却外界的混乱、冲突和罪恶，忘却战争。这一头长发是亨利与战争“单独媾和”后从战场上逃跑出来的一个避难所和归宿。
在《丧钟》中，海明威对“头发”进行了富于戏剧性的处理。乔丹第一眼见到玛丽亚时，注意到“她的头发如同阳光下熟透了的麦田那样呈现出一片金棕色，只是剪得很短……如果他们不把她的头发剪短的话，那真美极了。”玛丽亚本来有一头美丽的长发，但被法西斯分子强暴地剪去了——注意，这一暴行本身是同强奸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乔丹和她的每一次接触中，海明威总是用他的“吝啬的笔墨”刻划玛丽亚的“柔软的发丝”。乔丹不厌其烦地梦想着以后要把玛丽亚的头发“怎样打扮才好”，他说：“找个理发师，从左右后三面把头发修齐，再让它们“长到你肩上”，“这样子，你的头发就一溜光地披到肩上，末梢全鬈成海浪似的小卷卷。颜色同熟透了的麦粒一样，正好衬托着你象黄金一般浓郁光彩的脸色，再加上同头发和肤色再匹配没有的一双眼珠闪亮闪亮的金色的眼睛，那时候，我要紧紧地把你搂在怀里，让你的头后仰，直视你的眼睛。”乔丹就这样美滋滋地谈完头发之后，紧接着，他俩便谈起“家”来。（“找套公寓住下”），谈起悠闲自在的家庭生活。在这里，长发又同“家”联系了起来。小说中，乔丹对玛丽亚的“头发”的执着迷恋，对他来说，同对他们共有的“睡袋”的迷恋有相同的价值。
在《过河入林》中，雷娜塔一出现，海明威便写她的“被风吹乱的头发”，“她的黑色的头发，有着橄榄般细润的质地，飘飘落落地垂散在肩膀上。”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从各个侧面描写雷娜塔的头发——风吹动的时候，梳头的时候，铺开的时候……好象坎特威尔上校对雷娜塔的爱，是基于对她的这一头充满青春活力而又温柔极致的美发的迷恋之上的。雷娜塔的头发，对坎特威尔上校来说，仍然是一种“庇护所”或“家”般的作用。雷娜塔说：“不管它是什么样子了，这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五个儿子，也为了让你的头可以靠在它上面。”这头发，已不只是作为每个人自然拥有的与生俱来之物，它已经大大超出了它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美学功能。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它不只具有“所指”功能，而且还具有“能指”功能了。〔4〕这种“能指”对男主人公来说就是：长发即庇护所或家。
这一结论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即从海明威笔下的男主人公们的性格特征上得到证实。有不少论者都发现，海明威和他的大多数男主人公都有一种“叛逆心理”，或称“逃离心理”、“失落心理”、“流放心理”。他们是不同程度的“无家可归者”、“有家难回者”、或马尔科姆·考利所说的“流放者”。〔5〕这些被家庭、社会， 尤其被战争抛出“家”外的“浪子们”，总处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烦燥不安的环境之中。对他们来说，酒精可以帮助他们暂时获得一种庇护，宗教仪式般的垂钓也能暂时忘却外面世界的喧哗与骚动，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去寻觅一个“伊甸园”，藏在一个夏娃般温柔备致的女人的长长的头发里，既能满足爱的需求，又能得到安全感和归宿感，且吮吸那份温顺的宁静和善良的平和，亦能调节他们那业已失去平衡（因为已失去重心）的心理，使他们不至于被充满着暴行的世界撕裂、打败和摧毁。这种心理在亨利、坎特威尔上校以及乔丹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那么，海明威对这一类长发型的温顺善良型的女人的刻划是否成功呢？过去，批评家们大多对此持否定观点。在威尔逊看来，她们是“变形虫般的”青春时期性爱的理想女子，是不大可能的浪漫理想中的妻子；在贝克看来，她们是“完全的女人”，对男主人公来说，她们是“半母亲半情人式的女人”。〔6〕她们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活着， 完全是为了她们属于的那个男子。她们尽责尽力地为那些流放者们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庇护所或家，（尽管他们几乎谁也没有真正地建立起过一个正常意义的“家”），她们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乔丹的睡袋、亨利住的病床和旅馆、坎特威尔不断变换的酒巴间、旅店、甚至平底船舱等地方，尤其是她们的长长的浓发，都是“家”。在这里面，他们同吃、同住，他们回忆、向往。这里，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也没有暴力，没有危机，没有屠杀……总之，一切男人们在外面每时每刻所经历的东西都没有，这儿只有温顺和善良。这一类女性是简单的，当她们投入情网后，就不再具有强烈复杂并且活生生的个性了，她们的个性已经消融在他们的个性之中，而唯一保留下来并且日益强烈的，就只有温顺再温顺、服从再服从。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力图做一个“好妻子”——象玛丽亚那样，“学会我该怎样把自己的男人照顾好”，给他睡袋、补娃子，“替你做一切一切”：象巴克莱小姐那样，“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不再存在，只有你的需要”；或者象雷娜塔那样，能兴味十足地聆听坎特威尔上校唠叨他的辉煌战绩，并且爱他的那只令人沮丧的废手，陪他上床，给他莫大的安慰。作为文学形象，这类女性显然是塑造得不太成功的，是“理想化”的，她们的性格单一、扁平，缺乏生动性，纯粹是男主人公的陪衬。当《过河入林》发表后，雷娜塔的模特儿阿德琳安娜·伊万里齐小姐便公开声明：“就雷娜塔来看，她有着那样的风度和家世，又那么年轻，她不会干出从家里偷跑出来，去同别人幽会这类事情的，更不会一杯接一杯地喝起马丁尼酒来象在吃樱桃。不，这一形象是自相矛盾的，她写得不真实。”〔7〕
过去，评论家们大多只看到这一类长发型女性形象，而没有注意到海明威笔下的女性，除了这类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短发型的独立破坏型女性，因此，他们得出的整体结论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后一类女性形象更为重要，海明威对她们的刻划也更成功些，并且从中也更深刻地反映出海明威的妇女观的复杂矛盾。
二、短发型女人：女人如同沙场，也是考验男子气概的场所
世上的女人并非都是“原生虫”。女人的世界也同男人的世界一样复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要复杂些），那种个性强烈、独立不羁的所谓“新女性”也大有人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已有的价值观念，人们迎来了一个尼采所预言的“价值重估”的时代。让我们回顾一下20年代风靡美国的所谓“格林威治村思想”吧。20年代，美国许多穷文学艺术家聚居在格林威治村，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格林威治村思想”，〔8〕用来反抗传统的“商业——基督教的新教道德观”。在这里，女人则提出了“女男平等”的口号，她们和男人一样装束打扮，和男人一样行事，冲破了传统的新教伦理的束缚。妇女们故意剪短自己的头发，以此来显示自己与男人的独立与平等。马尔科姆·考利记叙道：“格林威治村的道德标准传遍了全国。东部和西部的青年妇女都把头发剪短，头发长了再剪短；她们经历了在舞台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的时期和不穿紧身胸衣的时期。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的时候并不感到很拘束；她们从恋情结交谈到节育，一面在午餐的两道菜之间吸烟……”。尽管海明威本人以及他的作品中的勃莱特夫人、凯瑟琳等女人都没有在格林威治村住过，但是，这种新颖独特的思想及其充满反叛精神的时代倾向，一定也影响到了她们。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海明威还是个幼儿时，他的母亲葛莱丝·海明威是受到了格林威治村思想影响的。〔9〕
勃莱特留着男子气的短发，戴着男式毡帽把自己称为“小伙子”，她象男人一样豪饮，常醉得不省人事。在小说中，海明威是这么安排勃莱特的出场的：她伙着一大群放荡不羁的年轻人，来到酒馆，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高声喧哗，旁若无人。海明威照例忘不了注意勃莱特的发型，“头发朝后梳，象个男孩子。这种打扮是她开的头。”勃莱特的活动圈子总是在男子中间（她几乎没有一个女朋友），“他们要把她当作一尊偶像来围着她跳舞”，她总是穿梭往来于酒店，同那些粗鲁的酒鬼们打成一片。在西班牙圣福明节的庆祝会的那天，勃莱特的女性性征模糊简直发展到了极点。由于她衣着随便，留着男式短发，又不戴女帽，而被拒绝进入神圣的礼拜堂；于是，大街上的人们便“围着勃莱特跳起舞来”，他们又走进一家酒店，让勃莱特坐在一个酒桶上，在她脖子上挂一串蒜头，几个人靠着她坐在高高的酒桶上，教她用酒袋喝酒。她能津津有味地欣赏充满悲剧气氛的斗牛（这对于一般女儿来说，斗牛场可是不敢问津的）。在斗牛场上，她比罗伯特·科恩表现得还勇敢，所以迈克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娘们。”但是围着她身边转的那几个男子却都程度不同地缺乏海明威所谓的“男子气概”。他们都在追求勃莱特，科恩是一位发狂的追求者，迈克是她的未婚夫，巴恩斯是她的最亲密的情人，斗牛士罗梅罗也是她的一时的情人。但是，除了罗梅罗，他们几位都被破坏了。他们的“男子气概”在勃莱特那儿，显得多么软弱和微不足道啊！迈克醉酒的时候斥骂科恩，“你象一条受伤的犍牛一样跟着勃莱特转悠，”实际上，这话不仅适用于科恩，而且还适用包括迈克本人在内的几位男子。勃莱特向杰克哀叹道：“那个天杀的犹太佬缠着我，迈克又那样肆意妄为，你想叫我怎么受得了？”科恩“只知道成天价哭丧着脸地忍受痛苦”，而她唯一信赖的杰克又是一个“性残废”。勃莱特成天恍恍然地试图在追求点什么真正靠得住的东西，最后，她一时狂热、爱上了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称得上是海明威式标准的男子汉，是小说中的唯一一块男子气概的试金石——但是，最终两人又分手了，一则因为勃莱特觉得“我三十四了。我不愿当一个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二则因为罗梅罗实在无法忍受勃莱特的这种“男性化”的味道，要她“把头发留起来”，使她看起来“更象女人些”而发生观念的冲突。说到底，罗梅罗与亨利、乔丹们是一伙，需要的是一个长发型的温顺善良型女人。勃莱特又不得不回到她唯一的心上人杰克的怀抱，去“想想”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滋味，去咀嚼那份“失落”的迷惘和痛苦。
面对勃莱特这类短发型女人，男子们的男子气概淡化了，他们软弱的一面不时地浮上表面；而当大卫·伯恩面对凯瑟琳时，他的男子气概就简直形迹难觅，销声匿迹了。
在海明威的遗作《伊甸园》中，主人公大卫·伯恩仍是一个曾经沙场的男子汉，也不乏牺牲精神，并且自豪地认为，在战争中“考虑自己是丢脸的事”，但是，他在妻子凯瑟琳的任性放肆的变态心理及行为的冲击下，却束手无策，一退再退，显得十分懦弱被动。在这部遗作中，关于女人，也仍有一个海明威惯用的符号——头发。凯瑟琳开始时有一头长长的美发，“她的头发柔软如丝，几乎没有因为阳光和海水而变得粗糙不光”，“她的头发散开铺在枕头上，一对眼睛在笑”。但是，她后来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头发剪得短而又短，“剪成了和男孩子的一样的短，一点也不做假……露出贴着脑袋长的两支耳朵”，“象小男孩第一次上寄宿学校时的那种发式”。当她完成了这件“伟大的壮举”之后，便逼着大卫干起那种变态的“性颠倒游戏”，并且又进而故意引入一个“第三者”玛丽塔插入他们之间，竭力促成大卫和玛丽塔的私通。大卫陷在凯瑟琳设置的一个又一个泥坑里，既不情愿但又无以自拨，既矛盾重重但又没有勇气举起“尼采的鞭子。〔10〕大卫唯一的安慰是写作，但是，凯瑟琳却将他的稿子付之一炬，并大肆攻击大卫的自尊心：“你无法了解那些故事是多么没有价值，大卫。我不得不向你指出。”这时，两个人的矛盾冲突正式爆发出来了，在他俩的最后一次争吵中，凯瑟琳始终是占着上风的——她说：
“你不能说这种话。我受不了。我要和你离婚。”
“欢迎极了。”
“那我就和你维持婚约，决不和你离婚。”
“这也很好。”
“我要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已经这么做了。”
“我要杀你。”
“我怕个屁。”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巴克莱小姐和玛丽亚对亨利和乔丹的表白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男女主从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了。巴克莱对亨利说：“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可凯瑟琳却对大卫说：“我要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虽然没有真正杀死大卫，却真的把大卫的男子气概毁灭了。在整个冲突事件中，大卫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凯瑟琳则处于一个独立的主动地位。她独来独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拘无束，放任自流。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最彻底地显露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对这类“短发型的独立破坏型女人”的恐惧心理。
实际上，这种心理不只是在创作于40、50年代的《伊甸园》中有所流露，甚至我们在他出版于1925年的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中就可以发现其形迹。在《士兵之家》中，海明威用沉闷的笔调描写一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之后，面对由于战争而发生了变化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矛盾心理。当克莱勃斯回家之后，他发现“姑娘们都长大了。不过她们生活的天地挺复杂，既有已经确定的各种联合，又存在着变化不定的敌意。克莱勃斯觉得他缺乏精力和勇气闯进她们的天地里去。……漂亮的姑娘真不少。大多数都剪短发。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小姑娘或者赶时髦的姑娘才留那样的短发。他们都穿着毛衣和荷兰式圆领衬衫……他喜欢她们穿的丝袜和平底皮鞋，”面对着这一群受格林威治村思想影响的漂亮姑娘们，克莱勃斯的内心极为矛盾复杂，“他其实并不需要这些姑娘本身。她们太复杂了。他所要的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他模模糊糊地觉得需要个女朋友，不过他又不想为了交女朋友而多费精神……他也不想为此卷进去伤脑筋、去钩心斗角。要是非搞什么追求不可，他不干。”经过了战争洗礼的他，形成了一套简单化的思维方式。〔11〕他觉得一切都应该是“简简单单”的，他不愿让生活复杂化。克莱勃斯的这种对那类“新女性”的既爱又怕，既想得到又怕麻烦的矛盾心理，在大卫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这种矛盾心理实际上就是海明威本人心理的反映（此问题后文要详论）。
那么，海明威对这类“短发型的独立破坏型女人”竟究是如何看待的呢？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海明威不是为写女人而写女人，而是为写男人而写女人。海明威的主题，翻来复去只有一个，即男子汉气概，不管他写战争、写拳击、写斗牛、写打猎，还是写女人，都是这个主题的变奏。女人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也是一个沙场，用来考验男子气概的场所。这也许是海明威的一个独特的对妇女的看法吧。海明威不只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透露出这种见解，他还在被评论家贬为“无意的自我模仿的游戏文章”〔12〕的《过河入林》中，直接借坎特威尔上校的口把女人比作沙场：“你失去她们，就如同你失掉了三个营时的情形一样，是由于错误的判断。只是这种判断是有意的，为了犯下这种错误你要忍受许多困难，它要经历难堪的场面，甚至要经过野蛮”；“我一生中失掉过三个营和三个女人”。那些曾经在刀光剑影的沙场上英勇坚强的男子汉在女人这块沙场上却表现得并不如此那般地男子汉气概十足了。当然，海明威对男子汉气概自有一套理解——它不在于一个人在困难面前是否成功或失败，而最关键的是要始终体现一种“压力下的优美（风度）”。这是海明威的风格和规则，他用它来检验每一个男人的男子汉气概。够得上这一规则的人物名单可以列出一大串，但是，当短发型的女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难以够得上这套规则了。他们在女人这一沙场上，被这些独立破坏型的女人搞得狼狈不堪，毫无优美和风度可言。
这类女人不可能给男人们提供一个庇护所或家，相反，她们会把男人吸引到这个特殊沙场上，同他们竞争，一比高下，不到几个回合，便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男人的男子汉气概毁灭掉。最明显而又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麦康伯夫人，她在最典型的考验男子气概的狩猎场上，亲自用猎枪把她那缺乏勇气的丈夫（尽管他后来已开始显露出了一些勇气，但做作得很，同威尔逊相比，显得小家子气得很）干掉了。不管她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安排是标准的“海明威式处理”。勃莱特和凯瑟琳虽然没有荷枪实弹地干掉她们身边的男人，但是，却巧妙地将他们一个个的男子气概毁灭了。除非象罗梅罗那样，完事儿之后就自动地抛弃她，从她那儿独立出去，保持自己的优美风度，象他在斗牛场上所表现的那样，否则将无一幸免于难。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她们就是海明威所理解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们的所作所为，无疑与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有关。凯瑟琳在准备剪去自己的长发前，对大卫严正声明说：“我属于破坏型……我要破坏你。人们将在房间外面楼房墙壁上装一块表明我身份地位的牌子。”在她要离开大卫的时候又声明：“我已经是成人，而且我嫁给你并不等于我是你的奴隶或你的财产。我要去，你阻止不了。”凯瑟琳的这些声明，真好象就是女权主义的“独立宣言”。
很难想象，一生都在到处张扬自己的男子气概的“爸爸”海明威；一生都以一位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公众形象出没于战场、猎场、拳击场、斗牛场、大海，并且身经百难而大难不死的“爸爸”海明威；一直就以创造出一系列典型的“硬汉”形象而著称的作家“爸爸”海明威（为此，过去直到现在仍有人批评海明威的人物太单调，太粗鲁，全是一些“哑牛”）〔13〕，怎么竟会刻划那些能把男子气概毁灭掉，把一个男人破坏成一个懦夫的女人呢？
其实，这并不奇怪。对于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尤其是对于生活和创作在二十世纪20—50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来说，这并不奇怪。这一问题的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海明威及其作品。通过对海明威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发现，海明威和他的“硬汉”们的性格并不是单一的、简单的，他们并不是如此那般地一味坚强和勇气十足，他们的性格并不仅仅是“一硬到底”。这么说，并不是抵毁海明威，反之，恰好更能说明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海明威的男子汉们也具有丰富复杂的两重性格——他们既硬又软、既刚又柔、既阳又阴。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明威的确算得上一个刻划男人行为及心理的大家。
三、“头发情结”及海明威的矛盾隐衷
海明威对女人的头发几乎有一种“执着癖”，这种“癖”是有深层心理原因的，它透露出了海明威内心中隐藏得很深的隐衷，我们可称之为海明威的“头发情结”，即短发——长发的心理冲突。
很多传记作家都提到海明威在幼年时代被他母亲葛莱丝打扮成一个“丫头相”，弄得他不男不女。贝克这样描绘道：“春天里，葛莱丝兴致勃勃地一心把厄纳斯特·海明威打扮得同他的姊姊玛丝琳一模一样。当他九个月的时候，就给他穿粉红色方格花布连衣裙，戴着饰花的宽边帽照相。”〔14〕在海明威的最新传记、肯尼斯·S ·莱恩所著的《海明威：生活和创作》〔15〕中，莱恩着力探究这种早年经历对作家一生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莱恩更是详细地描绘道：年幼的海明威蓄上披肩长发（一种“披散的，一端逐渐变细的女式发型”，他总是穿着“粉红色的方格印花布连衣裙，上面连着一方锈着白色的巴旦堡式花边的头巾……褶有花边的绒毛线裙子、黑色的‘玛丽·琼斯牌漆皮鞋，长统袜、花帽子上插些鲜花’，这种打扮，使海明威自己都怀疑自己“是还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小子’”。莱恩继而谈到这种影响，他认为，海明威幼年时代遭到的这种“性别模糊”对待，使海明威一直感到某种“焦燥和不安”，成年后的海明威便竭力掩饰这种隐衷。在这条艰苦的路上，他还是找到了一条最成功的途径，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竭力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汉形象来隐藏他内心深处的虚弱的隐衷。而他的那个时代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特殊的社会状况又正好顺应了他的这一努力。但是，不管他如何伪装，仍会不知不觉地在他的生活、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中显露出来。
在生活中，海明威有过不少女人，同他关系密切的除了他母亲之外，还有四任妻子和两个恋人（一个是他在一战时期的初恋人，英国护士阿格纽丝，另一个是他晚年时的精神恋爱对象、《过河入林》中雷娜塔的模特儿、芳龄十九的阿德里安娜）。这些女人大致可以根据性格特征分为两类：一类是温顺善良型，包括第一任妻子哈德莱、第二任妻子波琳、第四任妻子玛丽、还有阿德里安娜；另一类是独立破坏型，包括他母亲葛莱丝、阿格纽丝和第三任妻子玛莎。海明威对这两类不同的女人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当海明威同哈德莱离婚之后，她长期感到难过和自咎，觉得哈德莱是位温柔贤慧的女性，自己对不住她，认为造成离婚的一切过错都应由自己负责，之后也一直关心着哈德莱。但是，对待第二类女性，海明威却刻薄到了极点。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用粗鲁的语言辱骂他的母亲，对玛莎更是恨之入骨，甚至在《过河入林》中仍借坎特威尔的口含沙射影地一泄私愤。当雷娜塔问及上校“你和妻子之间究竟怎么了”时，上校气愤地说：“她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为了自己的野心离家出走了”，“她的野心比拿破仑的还要大”，并且恶毒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搜寻她然后把她吊在高高的树上？”又诅咒她在“什么时候会在镜子里失去自己的美貌，然后就上吊自杀”。实际上，海明威之所以如此表现，道理也很简单，无非是第一类女人对她服服贴贴，温温顺顺，而第二类女人却试图控制他、甚至瞧不起他并想超过他，贝克说：“在海明威的一生中，唯有二个女人，葛莱丝和玛莎敢于起来反抗海明威”，她们都试图要挫伤或者毁灭他的男子汉气概，而这是海明威小心珍藏着的宝物，是他的护身符。在生活中，不只是女人，即使是他的同性，只要谁一旦对海明威的“爸爸”形象稍有微词，他便会暴跳如雷，记恨终身，最典型的证据便是海明威同福克纳的关系。这种超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实际上正好显露出海明威内心是否深藏有某种虚弱的东西。
这样看来，为了显示他的男子气概，他无疑需要那类温顺善良型的女人作伴，因为她们会为他以及他的男子气概提供一个家般的庇护所，在这里，他不必担心焦虑被破坏，不会由于暴露自己内心深处的虚弱的隐衷而烦躁不安。
这一隐衷在他的小说中比在他的生活中暴露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他对上面所说的短发型独立破坏型女人的描写上。如果说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的隐衷还透露得有些隐隐晦晦、羞羞答答的话，那么，当人们在1985年之后，读到他的遗作《伊甸园》时，他的隐衷便几乎暴露无遗了。是否可以这么设想，海明威之所以迟迟不愿整理出版此书，也与他试图继续隐藏他的隐衷的思考有关呢？至少可以说，他这样干，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
作为一名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也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位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者”。虽然弗洛伊德的“创作家即白日梦者”理论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艺术家，但是，至少用在海明威身上是合适的。杰克逊·J ·本森认为：“……海明威的很多小说是做梦般的……而他的很多主人公都是白日梦者。”〔16〕这些艺术家们能把“自我”压抑着的一些“原欲”，经过“升华作用”，运用艺术手段曲折地发泄出来，弗洛伊德说：小说家“通过自我观察，把他的自我分裂成许多局部的自我，其结果是将他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几股冲突之流在几个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17〕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超过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更善于“苦心经营他的白日梦，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18〕但是，这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有时也会冲破阻碍，发出些许声音来，只要你仔细辨认，天机也会泄漏的。
当然，作家的生活经历绝不完全等同于他的艺术世界，但是，二者之间仍有某种微妙关系。成功的艺术品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合适”的、“不即不离”的距离感。海明威并没有将他生活中的女人全然照搬进他的小说中，比如说，他身边的那几位女人差不多都是高高的，也没有谁曾经把自己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但是，这些女人都给了海明威某种创作灵感，他经过艺术思维，巧妙地将他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趣味对象化在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身上。海明威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头发情结”，这种潜意识浮到表面来，使之成了一个关于女人的梦魇中的象征性符号，它泄漏出了他的内心深处对男女关系的隐衷，即长发——短发的冲突，而这又正好反映了海明威的矛盾的妇女观：为了掩饰自己的那种害怕失去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不安和焦燥心理，他一方面在生活中处处显示自己的“勇气”和“坚强”，另一方面在小说中塑造出一系列的“硬汉”——这些硬汉对女人世界怀着一种特殊的矛盾复杂的感情：他们一般不接近女人，同时又觉得“找上她们中间的一个倒也不错”（《士兵之家》），条件是这些可以去找的女人都要是长发型的温顺善良型，她们决不能“太复杂”，只要能提供他一个庇护所或家，能使他躲在她们长长的美发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即可；但是，万一迷上了某位“复杂的”短发型独立破坏型女人（她们常常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你就只有这二条路可选择：或者离开她（象罗梅罗那样，完事之后，替勃莱特付完账便抽身而走，以保持自己的男子气概），或者执意迷恋她从而最终被她毁灭掉（象麦康伯、大卫和《太阳》中的那一群废物一样）。海明威是一位描写男人的老手。当男人在女人之外的沙场上表演的时候，的确男子气概十足，出色非凡，但是，这些男人的性格显得有些单一；当男人在女人这块特殊的沙场上表演的时候，他们就并不那么“硬”了：或者找一头长长的美发，躲在里面睡觉，逃避外面的喧嚣与狂怒；或者在同一头短发的女人的竞争中被打败，被毁灭。海明威对在这个特殊的沙场上表演的男人的性格刻划得丰富而复杂，耐人寻味。
总之，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海明威的确是一位大男子中心主义者，虽然这种主义随着四、五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兴旺而不时遭到冲击，但是，海明威总是一味沉重地扮演着一个“硬汉”角色。说实话，对海明威来说，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也许，海明威最后把猎枪放在口中掀掉自己的半边脑袋的举动，也是他为了最后卸去这一沉重的负担的努力之一吧。
注释：
〔1〕《美国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2〕〔6〕Caroles Baker: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 Princton University Press,1952.
〔3〕Martin Seymour—Smith: MaCmillan Guide To Modern World Literature,MaCmillan Press Ltd,1985.
〔4〕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前者指符号的有声形象或书写下来的对等物；后者为符号的价值或意义和概念，两者互为依托。
〔5〕〔8〕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7〕Annette T.Rubinsten:American Literature:Root and Flower（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年3月版。
〔9〕参见Kenneth S.Lynn Hemingway :The Life and the Work ,Simon and Schuster Press,1987.
〔10〕尼采有一句名言：“你要到女人那儿去吗？可别忘了带上鞭子，”表示对女性的蔑视。
〔11〕〔15〕见付葆石（美国）：《战争与文化结构的关系》，《复旦大学学报》85年6期。
〔12〕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上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7月第1版。
〔13〕罗伯特·珀·威克斯：《海明威评论中的分歧》，见《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4〕卡罗斯·贝克（Caros Baker）：《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林基海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6〕〔19〕Jackson J.Benson:Ernest Hemingway: The Lifeas Fiction and The Fiction as Life,American Literature. Vol.61.No.3.Oct,1989.
〔17〕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
〔1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