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贫困地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营养和健康：长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
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证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不仅包括知识、信息、教育、思想、技能、观念，也包括精神状态、卫生健康等等。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人力资本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具体体现了收入分配差异的长期影响。事实上，作为人力资本重要方面的营养和健康，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作为长期经济发展的度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
我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取得了世人所瞩目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只有35岁左右，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被消灭或控制。例如，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其他国家早10年。面向全体居民的医疗体系很快被建立起来，医疗和护理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在经过一个不太长时间的努力之后，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有了巨大的改善。目前，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1.4岁，婴儿死亡率已经降低到30‰，总体的健康状况基本上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使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得到极大改善，由此所带来的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之一。
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把健康的改善作为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度量，并引入了一种全收入的概念。统计生命价值加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出一个国家的“全收入”。所以，当更全面地考虑经济发展的意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全收入）和健康的多维性（身体与精神）后，人们就能对健康和财富的关系建立更全面的认识。不仅健康本身是一个目的，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人力资本、改革与不平等
我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使财富不断增长，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命令来重新配置资源是这一改革的中心内容。应该说，中国经济改革在促进财富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财富的分配正变得越来越不均衡，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2快速增加到2002年的0.435。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目前，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所谓教育回报率，就是指剔除了性别、工作经验、地区、所有制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后，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率。根据有关调查研究成果，教育的回报率在1988年为4.0%，2001年已经达到10.2%，现在估计为15%左右，也就是说，17年提高了2.75倍，已经接近英美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教育供给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教育的回报率所以快速增长，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开始发挥更大作用，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肯定导致高素质人才收入高。
鉴于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或发展的不平等深深地植根于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之中。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格局和人力资本分布正好是相一致的。
1.教育的不平等
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80%以上人口不识字，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正规的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开办业余教育和职业培训，到1956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63%。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体系遭到破坏，大学有四年停止招生，但通过按照政治标准从工人、农民和军人中选拔大学生，教育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积累人力资本的作用。
虽然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情况看，中国仍然拥有成人文盲1.45亿，其中青壮年文盲3755万，文盲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这庞大文盲群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农村。1991～1995年，中国扫除青壮年文盲2563万。1995年与1990年相比，成人文盲数从1.8亿减少到1.45亿，成人文盲率从22.21%下降到16.48%。虽然近几年全国文盲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年扫盲总量也出现了下滑，1995年度全国扫除文盲476万，1996年度为406万，1997年仅为403.5万人。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小学生辍学率达3.14%，比1996年增长0.34个百分点，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则高达5.25%。此外，新生文盲和复盲现象还在不断产生，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扫除的青壮年文盲中平均复盲率约11%，严重困扰着扫盲工作。文盲率高于20%的地区全部为西部地区，而文盲率低于10%的则主要为东部地区。文盲率分布的这一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的格局基本上是一致的。
2.营养的不平等
营养和健康在中国的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极大不平等。总体上来看，热能和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并不比城市低多少，但脂肪摄入量农村大大落后于城市，这说明城乡之间的食物结构存在显著差别。城市居民的食物更多来自于动物产品，而农村则主要是来自于谷物。同时，从营养素摄入的分布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别更加显而易见。在城市，居民无论处在什么收入水平，营养素摄入基本上都能够满足营养需求；但在农村，低收入居民却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足问题。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食物与营养监测》的结果表明，1998年占10%的最低收入户以标准人日计的热能仅为2020卡，只占RDA的84%；同时，1998年农村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30元）标准人日热能摄入量为1862卡，仅占RDA的78%，其中谷物来源的热能占78.8%，脂肪热能仅为12.1%；而1995年农村贫困户的标准人日摄入热能为2003卡，占RDA的83%，与1995年相比，1998年贫困居民的营养素摄入量还下降了，这说明农村贫困户真正实现脱贫的难度极大。
从儿童生长发育状况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异就更为显著。低体重率和生长发育迟缓率是最常用的两个衡量儿童营养状况的指标。其中，低体重率反映了当前的营养状态，而生长发育迟缓率（身高不足）则是长期、慢性营养不良的结果。在中国5岁以下儿童中，城市低体重率为2.7%，而农村低体重率高达12.6%；城市儿童的生长迟缓率为4.1%，农村则高达22%。事实上，中国儿童营养状况的地区差别比数字反映的更为严重，因为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贫困地区营养不良的严重性。贫困地区如广西靖西县、云南广南县等，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都在30%以上；江西武宁县、广东南胡县等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也都在30%以上。
3.健康的不平等
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从婴儿死亡率来看，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60年的202‰下降到1996年的39‰，1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由1960年的150‰下降到1993年的32.9‰，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1990～1996年期间中国5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为1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1995年中国居民预期寿命达到69岁，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但是，城乡人口在改善健康水平的机会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1995年，城市人口比重不到30%，而城市居民拥有的病床数和医生数都超过了60%。农村合作医疗解体之后，92%以上的农村人口要自己完全支付卫生服务费用，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经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一项研究显示，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的，许多农民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生病后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严重影响了经济与健康状况。许多农村地区的卫生条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生逆转。在合作医疗解体的地方，农民的健康状况呈下降的趋势，原来被消灭、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卷土重来。庸医泛滥、卖假药者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猖獗。据统计，目前全国有85%的县有一种或几种地方病，病区人口达4.2亿，现疫病人达6000多万。又据19省区的抽样调查，全国农村慢性病患病率达8.6%，平均每个农民年患病时间在12天以上，因病休工5天以上，每年全国农村因病至少损失27亿个劳动日，造成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
到了90年代，极其严峻的农村卫生状况虽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加大了财政对农村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但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投入的结果与初衷却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发现，在当时全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医疗卫生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各级农村卫生院、所闲置着大量的卫生设备，例如1993年全国乡镇卫生院的平均病床使用率仅为66.8%；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因经济约束而有病不能就医，一些地方农民应住院而因经济原因未能住院的比例竟高达35.1%。
中国农村健康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解体后，农民对医疗卫生的支付发生了困难。虽然在一些富裕的地区，正在或已经建立了新的医疗和健康保险体系，但在大部分贫困地区却没有能力这样做。农民收入太低使农民的营养、健康状况恶化，而营养、健康的恶化又进一步加剧农民的贫困。因此，研究营养、健康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对于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缓解贫困的治本之策：投资于营养和健康
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正逐渐成为困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仅会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而且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也许是因为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同时，人力资本不平等又是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具体体现。经济增长本身不仅无法消除不平等，而且，如果资源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配置，人力资本的不平等意味着收入差距还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因此，致力于收入差距缩小的政策不能仅仅只注意收入的再分配，而且还应该注意教育、营养和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加大对脆弱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一般认为，1978年之前，贫困在中国普遍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78年有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占全部农村人口的31.6%。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国贫困人口迅速减少，1985年，生活在200元（1985年价格）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1.25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比重下降为14.8%。但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经济增长在缓解贫困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不断减缓。1980年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19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进入本世纪年均只减少150万。同时，贫困人口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从1992～2004年，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从1:2.45扩大到了1:4.39。目前我国的贫困发生率虽然降低到3%以下，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2004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标准来衡量，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可能高达9000万左右。当多年的经济增长使一般性的农村贫困被消除之后，遗留下来的贫困则具有了贫困的一般含义。即这样的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资本的匮乏，而且更受到人力资本的束缚。
人力资本的匮乏不仅会限制创造收入的能力，而且，健康状况的恶化已经成为我国新生贫困的主要原因。疾病损伤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造成贫困的最重要原因。
要从根本上缓解贫困，仅仅从政府转移支付的角度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眼于如何提高其创造收入的能力，投资于营养和健康就是这样的治本之策。
投资于营养和健康，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因健康原因带来的贫困，而且营养和健康还会带来非常客观的效率回报。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作者曾经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因素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投资于营养和健康对于提高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并进而使他们摆脱贫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