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人类学哲学马克思主义”
——论 “马克思人类学哲学”当代话语何以可能
马 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 “马克思人类学哲学”这一术语是由苗启明先生提出的一个全新理论概念，这个概念提出以后逐渐成为学界理解和诠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全新理论范式。苗启明先生的“马克思人类学哲学”范式，以“人类学哲学”为基础，从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人”的生存、生产、再生产以及自由全面发展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无独有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同样存在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式，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以其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说”批判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阿尔杜塞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彻底区分开来的做法并不妥当。本文通过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认识论断裂说”的分析，尝试澄清“人类学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表明 “人类学哲学”作为沟通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桥梁的理论可能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认识论断裂；人类学哲学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总结了马克思毕生最为伟大的两个理论成就——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是对马克思理想信念和学术思想最为权威的概括和注释，至今依然是国内外理论界理解马克思主义、诠释马克思主义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遵循。如果说唯物史观表达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那么剩余价值学说则表达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特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剖析。前者立足于建构，后者立足于批判。前者表明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判断，后者表明马克思对私有制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历史与逻辑相违背的批判立场。当然，无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还是马克思其他一切思想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就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而言，“人”始终是哲学面对的最重要的论题。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开始，“人”的维度便真正进入到了古圣先贤们的视野当中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之何以为人”等有关人的探讨成为哲学家们不懈追寻的终极向导。古希腊古罗马之后，经过中世纪漫长的有关人与神之关系的辨析与洗礼，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复苏、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思想史中关于人的意义和价值的讨论，构成了其最为核心的要义所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提出将人的主体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整个世界的意义因为人的存在而鲜活起来。在康德那里，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严肃的学科所包含的外延、内涵以及学科体系，被他以三个关于人的反思而严格界定下来。那便是“我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以及“我能期待什么”，三个追问一一回答了人之为人的三个主题“真”“善”与“美”。黑格尔将前人关于“人”的意义的思考最终统一于“绝对精神”产生、发展、演进的庞大体系之中，他以“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自我展开形式为线索，呈现出“人”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黑格尔之后，马克思革命性地从人的感性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明确指出国家和历史的发展由市民社会决定，即由人的经济活动以及建立于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决定，而非由精神、思想、观念来决定。马克思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首次真正彰显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从事着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就整个哲学史而言，马克思的人类视野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校园贷”作为现代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现实中却是一把双刃剑。进入校园后，一方面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便利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不断爆出各种负面新闻。根据媒体报道，因各种原因落入“校园贷”圈套的被骗学生已不在少数。及时发现高职院校“校园贷”中存在的问题，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相关的法律观念和意识，抵制不良“校园贷”，防患于未然，对于高等职业人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有关“人”的思想的关注，源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以及深入研究。1923年，匈牙利哲学家、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卢卡奇出版了经典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历史与阶级的重要论断，强调作为实践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在历史运动中的不可替代的主体性作用。并且指出“物化”(即实践主体的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最为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此后，由于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之于世，卢卡奇有关马克思“物化”理论以及“异化”理论的“猜想”得到了文献上的证实。卢卡奇对马克思有关“人”(实践主体)的思想的解释，由于不同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所作的“经济决定论”范式的解释，他的观点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把“人”的实践主体性地位放到哲学思考的首位，从“物化”即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私有制条件下的阶级关系，甚至去理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一时间成为西方世界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逻辑路径。[2](P166)
综上所述，经皮肝胆囊穿刺引流术应用在急性胆囊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TBIL、IBIL、ALP、AMY水平，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两个马克思”论的始作俑者是德国哲学家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他们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一书中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就在于“颠覆了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中所确认的把通过剥夺剥削者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废除剥削看作是历史的真正目的”，而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历史终极目的。[3](P3)这些“两个马克思”论者不但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对立起来，甚至把所谓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他们否认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经济学范式和历史学范式的科学性，单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去审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哲学家弗洛姆。他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指出：“如果真的有一个坚持人道主义理论的青年马克思和另一个抛弃这种理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话，那么，人们宁愿要青年马克思，而不愿要老年马克思，宁愿希望把社会主义同前者联系起来，而不愿跟后者联系起来。”[3](P4)关于成熟时期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弗洛姆认为这事实上只不过是那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资本论》的马克思的思想中又继续占有中心地位”。[3](P5)
从193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西方世界关于马克思“人”的思想的研讨，都基本上延续了卢卡奇的思考，以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成熟时期马克思《资本论》作为重要的理论分野，探讨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内核中那或隐或现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往往被表述为青年时期马克思的“人道逻辑”“价值逻辑”“在场逻辑”，以及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科学逻辑”“现实逻辑”“客观逻辑”。其中有的学者继续秉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有的学者则对马克思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所谓“修正”，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更有甚者，开始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来否定《资本论》时期那种以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变迁以及消亡等相关学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思想，从而最终制造出“两个马克思”的假象。
显然，西方世界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明显割裂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关怀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同他关于历史逻辑的考察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精神彻底对立起来。这些西方学者不仅抹杀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混淆马克思对人的实践主体性关怀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们以所谓“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立场，用流行的西方人道主义哲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修正”，这显然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背道而驰。
二、 阿尔杜塞对马克思的“保卫”
当然，如何解释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的哲学思考与成熟时期马克思以“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理论旨趣和学术倾向，并最终回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马克思，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苗启明先生的“马克思人类学哲学”思想，恰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供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连接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桥梁。
1.2.2 性腺材料处理 对标本进行常规的生物学特征测量后进行解剖，长度测量精确到0.1 mm，体重测量精确到0.01 g，用镊子小心地将性腺从腹部两侧取出来，称重，精确到0.001 g，根据性腺发育的不同时期所表现的一些形态特征将性腺划分成不同的几个时期［11－13］。数出卵粒数之后，根据相关的数量公式计算出相对繁殖力（F）和绝对繁殖力（Fw）。F＝1 g卵的卵粒数×整个卵巢重（g），FW＝F／体重（g）。
1965年，阿尔杜塞出版了其经典著作《保卫马克思》，在该书中，阿尔杜塞第一次明确阐释了他的马克思“认识论断裂说”。阿尔杜塞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个所谓“认识论断裂”节点，大概以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断裂前的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而在1845年以后，通过经济学的学习，马克思逐渐建立了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科学的历史观，这才真正开创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阿尔杜塞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4](P15)在阿尔杜塞看来，“断裂”前的马克思处于其思想的“意识形态”阶段，从博士论文时期到1845年的《神圣家族》，马克思都在延续康德式的或者费希特式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这种抽象人道主义以人类普遍理性作为人类自由的前提条件，强调哲学思辨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在此期间，马克思还受到来自费尔巴哈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黑格尔看到了来自“感性存在”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当论及人的自由解放现实路径时费尔巴哈又回到了诸如“类本质”以及“本质力量自我实现”这样的抽象人道主义立场。青年马克思同样没有超越费尔巴哈的困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依然大量使用“类”“类本质”“异化”等范畴，并将劳动理解为“抽象的”“孤立的”“类本质的”活动，而非具体的、感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实践活动。
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过去的世界观进行了一次系统清算”。这成为阿尔杜塞指认“认识论断裂”时间节点的重要论据。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几乎所有问题线索，但是，这还只是以“否定的形式，激烈论战的形式、批判的形式出现”。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内容像谜一样”。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一些旧的概念，不过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看到马克思事实上已经开始使用一种全新的逻辑来表述社会历史问题，即从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从物质生产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4](P19)1845年以后，马克思开始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阶段，从《哲学的贫困》直至晚年的“古代社会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马克思彻底摒弃了早期的“意识形态立场”，即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彻底拒绝诸如“异化”“类本质”“抽象劳动”这样的范畴和理论，彻底转向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历史科学研究。在阿尔杜塞看来，正是在“认识论断裂”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才逐渐形成，并最终成功地将早年的道德批判诉求、价值批判诉求以及意识形态批判诉求等理论旨趣还原为历史逻辑和科学逻辑。
面对国内外“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诸多理论范式的纠结与困惑，苗启明先生明确提出以“人类学哲学”视野“重新发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重新诠释马克思”并“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主张。这一主张直指马克思哲学的终极诉求“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贯穿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根本理论方法，即从感性的、实践的、具体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将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回归到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中，从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接下来，我们就对苗启明先生“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个简要梳理，并揭示其作为一种全新范式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合法性。
从文献学角度看，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事实上经历了两个分隔的阶段，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首先写作了手稿中的“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自然是以抽象劳动为前提建构起来的“异化劳动”理论。然而，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很快发现一个逻辑上的困境，即如果仅从孤立劳动、抽象劳动以及道德批判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实践活动，那么这并不能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受到剥削压迫的根本原因，更无法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说明。于是，马克思放下哲学写作，转向对穆勒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学习，并形成了手稿中的“穆勒摘要”部分。在那之后，马克思才再次动笔写作了手稿的第三部分，即“第三手稿”。在“第三手稿”中，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谈论“异化劳动”的频次大为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以“外化”和“分工”为代表的具有明显经济学色彩的基本概念。简单来说，“外化”和“异化”尽管同样源自马克思对工人劳动的描述，但“外化”定义的是工人将自身劳动注入生产活动和劳动产品之中去的一个客观过程，比起“异化”，他明显不再具有道德批判和价值判断的意味。分工的逻辑也与“外化”类似，从物质生产活动和劳动分工(包括社会分工和行业内部分工)入手去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可谓开启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最为重要的理论前提，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被最终完整呈现出来。我们此处不再展开。显而易见，“穆勒摘要”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具体劳动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考察，明显区别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另一方面，这种基于具体生产劳动研究的现实历史逻辑又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唯物史观如此接近，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真的存在“认识论断裂”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马克思并未如阿尔杜塞所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生了彻底的“认识论断裂”，从“意识形态立场”转向“科学立场”。事实上，马克思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理论探索和奋斗目标并未发生过改变，那便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上的追求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事业。
针对西方世界“非科学的”“非历史的”以及“超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杜塞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保卫”，他的方法是将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以1845年左右为界限彻底“断裂”开来，将二者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范式，并认为只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才是“真实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被学界称之为“认识论断裂说”，“断裂说”自提出之日起直至今天，依然被持续研究。对阿尔杜塞的学说进行梳理和辨析，将有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基本思想，从而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理论本质。
睡梦中的砖子感到一只耳朵被长空中猛然伸来的一只凤爪拽上了七彩长虹，他护着耳朵腾云飞升，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个大嘴巴子扇得他尖叫起来。砖子一个鲤鱼打挺，想抓住扭身而去的背部长发，狠狠揍一记稍加点力气的老拳。岂知那飘动的长发像扈三娘骑着快马直奔防盗门，吱地推开，咣地关上，消失了。砖子这个气啊，脱口骂道，妈的，变态。他还想再找几个恶毒的文明词解解恨，抬眼看到餐桌玻璃杯里冒着热气的豆浆、盘上摆放有序的油条烧饼。这样的镜头，家里是极少出现的。砖子油然叹口气：这就是她娘的生活实验？
三、从“人类学哲学”范式看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统一性
阿尔杜塞提出“认识论断裂说”，目的在于批判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甚至实证性立场。这是“认识论断裂说”积极的一面，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阿尔杜塞的做法是以否定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为代价的，阿尔杜塞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概指认为人道主义、唯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道德批判，从而将其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外，这显然既不符合文本史实，也不符合理论逻辑。我们可以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对“认识论断裂说”进行一个简要回应。
马克思开创了人类学哲学理论范式的先河，奠定了人类学哲学理论基础，创立了自己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建立于19世纪哲学由传统本体论、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转向这一大背景之下，可谓现代哲学的真正起点。”[5](P3)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黑格尔往往被认为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顶峰，在他那里，存在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现象与精神等古典哲学传统话语都被统一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自我演进自我实现的逻辑当中来，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家们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扬弃”和“反叛”。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反叛者”最为重要的代表，以感性个体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依次展开劳动分工、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从而彻底颠倒了黑格尔“精神决定社会和国家”的主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哲学范式，那就是在感性个体实践活动中来消弭古典哲学中存在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现象与精神的鸿沟。由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哲学开创的这种现代哲学特质，一直以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等概念来理解马克思，这显然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和埋没，亟待以“人类学哲学”的视角来对此进行澄清。
首先，苗启明先生认为，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其哲学思考就具有以人类为对象的广阔视野，即具有“人类学哲学”视野，这一视野，贯穿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探索。当马克思在1844 年指出“人是社会存在物”以及“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时候，他就已经站在了广义人类学高度，把社会视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形态。从那时候开始，马克思既从具体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在社会内部研究人类和人类世界，又从宏观的“人类学哲学”立场，即社会外部的“超然”视角来研究人类和人类世界。苗启明先生指出，马克思哲学的这个维度，直到今天才真正显现出它的重要意义。而在过去的诸多理论范式中，这种“超然”的人类学哲学视野往往是被遮蔽了的。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来看，“我们对于人类或者人类社会的哲学考察，除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那样内在的社会科学思考和部门哲学思考之外，更应当明确上升到全人类这个人类学高度来考察”。[5](P3)
马克思“人类学哲学”视野的进一步升华，表现为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不懈追寻。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中，他不仅仅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同时更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他关于人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而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这种诉求更是明确表达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论断，即每一个人生存、生产、生活、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共同构成全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正是这一理论精神和现实诉求，“使得马克思超越了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或任何已有的哲学观念，直接站在他所开创的人类精神之上,即广义人类学维度和世界历史高度，来观察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即人类和人类世界”。[5](P4)马克思所创立的这种关于人类和人类世界的新哲学，他自己称之为“当代世界的哲学”或者“新的世界观”，由于马克思对问题的把握既是人类学的，又是哲学的，既是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上的哲学，又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人类学，因此苗启明先生将其称之为广义的“人类学哲学”。
其次，苗启明先生认为，就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而言，人类学哲学思想恰是马克思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也是其将价值批判与历史批判有机连接起来的重要桥梁。关于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逻辑线索，我们再次回到关于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差异的问题。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为代表，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道义上的以及抽象性的价值批判，而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尤其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为代表，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过渡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批判，这种批判基于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逻辑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揭示，马克思明确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所在。并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然以无产阶级的全面解放作为前提。纵观马克思整个理论生涯，价值逻辑和科学逻辑之间固然存在一定差异与张力，这是显然的事实。然而在这两种逻辑及其理论表象的背后，始终隐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内部一个从未改变过的内在线索，那就是对“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寻。无论马克思是以批判的逻辑还是科学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发现并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深层次矛盾，并为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逻辑的支撑和实践的路径。在此意义上，苗启明先生“马克思人类学哲学”范式的提出，恰恰契合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终极理想和内在线索，并更为清晰地指明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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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而言，“马克思人类学哲学”范式同样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基本沿袭了苏联“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理论范式，即所谓的“教科书”理论体系。该范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此同时，苗启明先生深刻指出，“教科书”体系就其理论的丰富性、时代性和创新性而言，或多或少还存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这就需要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更多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变革，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开创马克思主义全新格局。这种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所在。尤其在面对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主题下，重新挖掘和开创马克思哲学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以更为开放、更为包容、更为自信的视野，为全人类的发展树立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在此意义上，苗启明先生提出的“马克思人类学哲学”恰逢其时，其站在全人类的高度重新认识并弘扬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精神，可谓真正回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也为马克思哲学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
综上所述，苗启明先生所提出的“马克思人类学哲学”范式，既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内在发展逻辑，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脉络，更是契合当代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生命力的深入拓展。“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理论范式不但在逻辑和理论上成立，同时更具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他必将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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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苗启明.马克思开创的新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From “Humanitarian Marxism ”to “Marxism of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On the Rationality of Marxist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MA Cha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Marxist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is a new theoretical concept proposed by Mr. Miao Qiming,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Marx’s philosophy. Miao’s paradigm, based on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elaborates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ritique of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ty and their being,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real and perceptual world. Coincidentally, there is also a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Humanitarian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academic world and the French philosopher Althusser has criticized the position of “Humanitarian Marxism” with his famous theory of “Epistemological Fracture”. However, it is not appropriate for Althusser to distinguish the young Marx from the mature Marx.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umanitarian Marxism” and “Epistemological Frac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xism of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and “humanitarian Marxism”, and on this basis shows that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can be a bridge between young Marx and mature Marx.
Key words : Marxism；humanism; Epistemological Fracture;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10-0042-06
作者简介: 马 超(1981—)，男，云南楚雄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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