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近代中国海关税率的四次修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率论文,四次论文,近代论文,中国海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办法“均宜秉公酌定则例”（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据此，清政府于1843年6 月派耆英等到香港与英国议订五口进出口货物税则协定及通商章程，结果，被迫制订了近代中国第一部《海关税则》，并规定进出口货物关税一律按“值百抽五”征收。此后，在1844—1927年间，共进行了四次税则修订。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等列强因不满足于原订海关税则，借口原订税则“条内载列各货样式，岁有价值渐低，而税饷定额不改，以致原订公平税则，今已较重”，要求“拟将旧则重修”（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0号.）。因此，《天津条约》签定后， 1859年清政府又被迫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重新修改了海关税则。新修订的海关税则中，其主要特点在于，第一，外国人日常衣食住所所需外国烟草、酒、香水、家具、食品等物外，规定一切进出口货物均按“值百抽五”纳税，正式确立了“值百抽五”的海关税率标准；第二，涉及的征税货物种类比原订税则大大增加。这就是近代中国海关史上的第一次税则修订。关于此后修改税则问题，当时本规定以十年为限，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由于列强各国无诚意修订，结果该税则使用长达40多年之久而未修改。在此期间，由于外国对商品输入的扩大，种类增多，物价上涨，银价下跌等原因，使1858年的税则早与价格大大上涨了的进口商品不相适应，征收的税率远远低于5%。
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为了增加清政府对外赔款的财源，“条约”还规定，对关税税则进行修订，使进口货物税率实现“切实值百抽五”，这就有了1902年的税则修订。英国人莱特曾对此评价道：“直到列强不得不设法使中国能以偿付它们借《辛丑条约》所强加给它的惊人数字的赔款时，它们才终于同意作一次进口税则的修订，再度把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五的水平”。（注：[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177.）这次税则修订一方面规定进口货物一律按照“切实值百抽五”从价税率完纳关税；另一方面还规定，凡未载入税则的外国进口货，均按“每值百两抽税五两之例完纳”。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根据条约规定，1902年税则期限已满，外交部遂于8月 14日照会在华各国公使，要求修订税则。但列强以民国临时政府尚未被承认为借口加以拒绝。翌年10月14日，民国政府再次向列强声明，后经反复交涉，英、美、比等国表面应允，但日、俄、意、法等列强提出种种苛刻条件，借以拖延或拒绝修改。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忙于战争，税则修订一事被抛之九霄云外。
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与帝国主义达成参战协定。参战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修改进口税则，“以期将税率提高到切实值百抽五的水平”（注：[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419.）。这次所谓税则修订，历时近一年，仅正式会议就开了12次。由于列强间勾心斗角，会议一开始便发生争吵，如对于新修订税则税率所依据的货价年限标准问题，日本主张以1911—1916年间的平均物价为标准；美国主张以1912—1917年间的货价平均值为标准；英国则主张以1911—1913年间的货物平均值为标准。列强间争吵不休，最后列强认为日本的提议对它们有利，基本上采用了日本所提的条件。结果北洋政府代表也只好“顺从之，终以此为准”（注：武育干.中国关税问题[ M].上海：商务印书馆： 90.）。在此之前，北洋政府为了向无约国进口商品征收普通关税，于1917年12月25日颁布了所谓“国家关税条例”，规定对无约国进口商品征税的标准为：奢侈品， 30—100%；无益品，20—30%；资用品：10—20%；必需品，5—10%。（注：童蒙正.关税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288.）尽管这与列强无关，但仍遭到它们的拒绝。1918年税则修订后，北洋政府又将上述要求改为，同意对德、奥两国进口货物按新订税则缴税，唯啤酒、葡萄酒等奢侈品与无益品一律按值百抽二十；电气器材、配件、灯具等按值百抽二十。结果，仅这一点有限的要求“也注定了失败”（注：[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431.）。特别荒唐的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竟然在1921年 5月与德国签订的《中德协约》中规定，德国享受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的关税待遇。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与争取关税自主斗争下，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经过再三争论后，通过了所谓《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规定依各列强与中国现行条约而修订关税税则，使税率“适合于切实值百抽五”（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M].上海：三联书店，第3册，221页）。这个条约企图以此转移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视线，重新确立列强对中国的统治秩序。1922年3月 31日，北洋政府派蔡廷干、周传经等在上海与列强代表修订税则。这次修订，争论的焦点仍是关于税率所取决的货物年限与价格标准问题。在争论中，日本代表态度尤为蛮横。最后，列强以1921年10月至1922年 3月间的上海市价作为标准，但须在征收税率时，按当时之税率扣除七厘。此外，输入东北三省之日货，要参酌大连市价为标准。这样，列强才于9月28 日签订了《改定通商口岸进口税则》。这次税则本规定于12月 1日起开始实施，但由于一些列强国家拒绝实行，直到 1923年1月底才付诸实施。（注：武育干.中国关税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00.）
1922年税则规定以四年为限，于1926年修订。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急于解决财政困难，尽管此时正忙于和列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还是令财政部与农商部等为修订税则作准备工作。5月3日，外、财、农三部及税务处召开会议，讨论组织编订货价委员会。8月3日，编订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并邀各列强派员参加。由于日本从中阻挠，致使货价编订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到1926年税则期满时，正值列强各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令人感到荒唐的是，会上大谈让中国关税自主的各列强代表，连一个为实现“切实值百抽五”的税则修订问题都不给解决。到了192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不仅摧毁了北洋政府修订税则的美梦，而且也使帝国主义列强的“切实值百抽五”走向坟墓。
近代中国海关完全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表现在税则税率制定权的丧失上。列强在近代进行的四次税则修订，实质上只不过是为满足其对华侵略的需要而进行的片面改动。每次税则修订，全依列强意图而行，如果它们觉得需要就同意修订，否则就不能修。实际上早在1902年税则修订中，列强就声明此后在没有得到十四列强的同意下，不许对税则作任何变动。（注：[日]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 M].第四编，第6页.）这充分证明了列强所谓修订税则的实质。在每次所谓税则修订中，对于如何修订，均由列强间商议后并认为符合其共同利益时，才得以允许，否则就无法通过，而中国政府代表没有丝毫发言权。每次税则修订由于列强为各自利益争执不下，时间短的达数月，长的达一年多。对于取决税率标准货物的年、地点、价格计算方法、价格的编制及税则中的物品分类办法等，也均由列强提出并决定。每次修订的税则表，对进口货物中的原料与制成品，必需品与奢侈品，珍贵品与非珍贵品等，根本不加区别，税率一律相同。对毒品不仅不禁，反而按普通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902年中英“商约”中本明确规定禁止吗啡鸦片等运往中国，但列强拒不执行，结果软弱的清政府只好听之任之。此后，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但列强仅以空言相许。
“值百抽五”的进口税率本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税率了，可列强对这样低的税率也未兑现。列强共进行四次所谓税则修订，实际征收的税率有多少呢？下面是这期间的年平均税率表：（税率为百分数）（注：扬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M]：239—240.）
代1904 1906 1908 1910 1912 1914 1916 1918 1920 1922 1924 1926
率4.06 4.46 3.77 3.46 3.84 3.63 3.35 3.09 3.96 3.61 4.25 4.34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期间最高的年份（1906年）税率为4.46%，而最低的年份（1918年）仅3.09%，难怪当时有人叹道：“中国税则，名为切实值百抽五”，而实际“不过值抽三有零而已，即届修改税之年而货价因须与各国协定，受其抑制，永无可达值百抽五之一日，历年暗受损失之数，岂可限量哉”（注：贾士毅.关税与国权[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241.）。莱特也曾说：“中国方面要想有一次于本身有利的修改税则的机会，那真是空想（注：《北华捷报》，1954—07—08.）”。因此，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所谓税则修订并非使“切实值百抽五”实现“切实”，而是以此为掩护，对中国关税进行大肆掠夺。正如时人所说：“吾国对于海关，惟有仰外人之鼻息”，海关“变成如此光怪陆离之状况，实埃及波斯之所无，而吾国乃先埃及波斯而有之，此实各国监督财政之先声，中国尚复成何景象乎”（注：金体乾.海关权与民国前途[J].64、67.）。综上所述，帝国主义在近代所进行的几次所谓税则税率的修订，实质上完全是为了满足其侵略中国的需要，是以“切实值百抽五”为名对中国关税的大掠夺。中国海关完全殖民地化的这一状况，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其它方面都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