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新经济：创造性破坏模式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新经济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个千年伊始，“新经济”和“新模式”的时髦语就被不断用来解释美国经济。一般来说，它们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高技术创新和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我们不得不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经济问题、从事经济事业。也许，我们关注最多的是工作和知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精神。毫不奇怪，很少有经济学家会不同意说，存在一种新经济或者有必要寻求一种新模式。
根本转变的征兆之一，是商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不再占据工人时间的主导地位。1975年，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就不再是大部分美国工人的职业了。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发达的社会，它能把大多数的工人安置到诸如管理、文书、销售和创造等白领岗位上去。
就拿1900这么近的年份来说，商品和服务生产工人略占美国劳动力的82%。伴随世纪的变迁，这个百分比在急剧降低，1950年是64%，1999年则为41%。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这些越来越痴迷于创造性活动的人，从1900年总劳动力的10%，增加到1950年的17%、1999年的33%。1999年，美国经济雇佣了760万职业创造性工人，230万工程师和建筑师，290万科学家，240万作家、设计师、艺术家和演艺人。20世纪刚开始时，这群人的数字才20万而已，只占当时2930万被雇工人的1%弱。1950年，这一数字增加了5倍，达100多万，几乎是当时5900万工人总数的2%。而现在，这一创造性职业的数字比1950年已增加了6倍多，达到总劳动力的5.7%。
这些职业创造性工人获得劳动报酬，首先是通过他们创造的财产权：他们（以及雇佣他们的企业）被授予著作权、专利权或者商标权。这些财产权反过来创造了临时的专营权、垄断权，从而使不受约束地进入被经济学理论极为看重的市场变得不再可能。
创造性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冲突日益加深。完全竞争是经济学家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模式。这种模式构成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法则的基础，它注重生产过程，但对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销售人员所从事的信息工作熟视无睹。然而，在创新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受雇从事诸如设计、发明、推销新产品等创造性工作，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致力于推动技术进步的时代，这种模式是否依然合适？
照上述变化看来，也许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常被称作创造性破坏的理论，是解释当前美国经济的更好模式。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新熊彼特主义理论家保尔·罗默(Paul Romer)用了一个烹饪的比喻，把直接生产描绘成在创造性被当作发明新菜谱的时候还照着老菜谱做。由创造性努力所设计的新菜谱允诺更高的生活水平。可是创造性努力是危险的：当这些努力失败且报酬——假如有的话——微薄时，那些生产业已成功开发的新产品的努力却收益颇丰。生产受新产品冲击因而过时的产品的企业和工人，也将蒙受损失。这种不均衡的报酬意味着，把自身的大量资源投入创造性努力的经济可能存在着更大的不均衡。并且，如果创造性越来越重要，不均衡性也许会长期攀升，或者至少不会低落。
照着老菜谱：看不见的手的世界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竞争的一个特殊方面，即完全竞争，是经济效益的主要推动者。按照菜谱的比喻，这种竞争要求某一产业的所有企业都能共享同一种菜谱。而某种生产商品或服务的菜谱，又包含一系列的调味品：即包括劳动和资本提供在内且参与到最终产品形成的各种投资。在投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愿望使得每个企业都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产品——这就是说，采用允许企业以最低成本去生产的菜谱。如果许多企业竞争，并且都使用同一个菜谱，那么谁也无法获得比生产所必需的最低成本更多的东西。假如情况真是如此，竞争者就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产品，使得利润也更低。如果投资价格变化了，企业就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方法，但它们仍然会想方设法以最低的成本生产，竞争也仍然会迫使企业收取比新的最低成本丝毫不多的东西。因而，消费者就会从这些出于私利、尽可能以最大效益生产产品、同时开出与低得不能再低的产品成本相一致的价格的企业中购买到产品。受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只要企业之间存在着有力的竞争，它们就会受自身利益的驱使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利益。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法则。
大体而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法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除非为了保证不致发生垄断，否则政府的干预就是多余的。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把别的企业排挤出市场，从而垄断了一种商品，它就会通过限制供应和开出比产品成本更高的价格，获得最大的利润。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消费者购买垄断性商品，就比竞争迫使企业开出更低价格时少。结果就是经济运行无效益：垄断性商品的生产太少，消费者的情况比竞争条件下生产商品的情况更糟。在这种理论中，垄断是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敌人。
斯密的理论也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消除贸易的人为障碍帮助这只看不见的手。这能够促使企业进入竞争，否则就只会拥有一个垄断的狭窄市场了。同时，更大的市场鼓励个人成为不同生产过程的专门人才，并促使他们团结合作，而专门化即劳动分工反过来又成为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动力。按照斯密的说法，劳动分工能够在三个方面提高生产力：“首先，提高单个劳动者的灵活性；其次，节约各部门流动作业的时间；最后，发明各种各样的机器，它们能使劳动简便，能使单个人完成许多人的工作。”斯密把提高生产技术的创新行为看作劳动分工的副产品，因为专心于一种活动，工人往往会产生省时省力的发明念头。当然，即便在斯密写作的18世纪，发明者和其他创造性工人的活动也是经济领域里明显的事实，但与流向直接产品生产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报酬相比，流向创造性工作的报酬微乎其微。斯密把经济活动中的进步看作从广阔的市场中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神奇地冒出来的东西。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正如它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发展所表明的，把规模经济和创造性行为都看作外在的即在经济学理论范围之外的，因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另一种观点却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描绘成内在于经济的，把创造看作一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学观点的首倡者是一位名叫约瑟夫·熊彼特的哈佛教授。他在20世纪的前半期开始写作，那时正式的合作研发才真正崭露头角。
发明新菜谱：创造性破坏的新经济
熊彼特认为，真正使资本主义强大起来的是，源于创造性的利润。他相信，习惯的力量在工作中是极端强大的，由于经济发展需要体现出创造性，因而克服这种惯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为经济学理论建构了一个模式，在其中，创造性是现代经济的第一助推器，而利润就是燃料。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允许那些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人以一种短期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其创造物的部分收益，以此来激励变革。竞争如果太激烈，就会取消给创造者的这些报酬，反而将之转移给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没有理由创造新产品了。垄断利润为企业家们提供了下述手段：(1)支持创造性活动以便把握转瞬即逝的机遇。(2)克服其他必须共同参与到新产品市场投放工作的人常有的守旧性，同时对抗那些其市场被新产品所破坏的人。(3)扩大并强化这些企业的销售网络，使新产品尽快广为人知。
熊彼特认为，旧的商品和生活方式一旦被新的取代，赚取短期垄断利润的动力就能够促进“创造性破坏”。这样，亚当·斯密把垄断利润看作经济无效益的症候，而约瑟夫·熊彼特却把它们看作健康活泼的经济中企业家难能可贵的行为的证明。
实际上，熊彼特的观点是：新的产品和工艺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极其可贵的，各国政府应该通过赋予知识产权或者创新努力的其他成果以短期垄断的方式来鼓励企业家们。因而，与亚当·斯密相反，熊彼特认为政府防止或打破垄断的行为将会长期损害经济增长和消费者。实际上，所有发达的工业经济都采取了短期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都相信这种报酬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确实功不可没。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并没有遵守看不见的手的法则。我们已经——虽然是短期的——使垄断成了国家发展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加以短期垄断的保护法则，并不是现代社会报答创新者的唯一方式。例如，许多科学研究是由公共部门或私人基金资助的。然而，这些报酬体系只有在不存在正规产品市场的地方才能采用。对于消费者的产品来说，一般而言，市场是一项发明的最好的价值尺度。产品越有价值，它的制造者获得的报酬也应该越多。这就是一项专利或版权所应该给予创造者的报酬，这种报酬随着消费价值的增加而增加，因为一种产品的消费价值越高，垄断者由于可以开出高价因而从其销售中所能实现的利润也越高。同时，为了确保其垄断利润，企业将会限制供应，这样，短期垄断本身就无法在社会上实现该项发明的全部价值，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因而，要实现某项发明的全部价值，只有在垄断结束的时候。虽然熊彼特主义理论家们告诉我们，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创造者的知识产权，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保护措施的具体数字，例如，专利可以维持多久？
创造性破坏经济有两个重大的缺陷。首先，一味追求“速度狂热”。除了优先权——不管是谁，只要占先就行——以外，我们无法知道谁是真正的发明者。一旦某种东西发明出来，要模仿那些独创者就是十分容易的，但如果慢了一步，你就既无法取得信用，也享受不到报酬。创造性的报酬只光顾捷足先登者。因而，创造性行为总是伴随漫长的时间，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创造性破坏，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的，包含风险和变化。那些其产品受新产品冲击而过时的人，将会丧失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是那些创造新产品的人，也只能看到产品的部分前景。抗拒创造性的力量并不是非理性的；它是经济参与者的自然反应，这些参与者并不知道创造性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抗拒创造性的力量为何如此强大？
为什么要抗拒经济的变化和增长？由于创造、制造、相互竞争和购买新产品的风险，在创造性破坏的环境中，所有的行为都具有风险性。创造性则把现有的产品推向风险的边缘。创造性破坏模式中的竞争，其表现之一是所谓的“跳跃式竞争”。在这种形式的竞争中，各个企业都试图去创造新一代的产品，以求金钱滚滚而至。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最近20年里性能和速度飞速提高的个人电脑(PC)。在PC组件如调制解调器或内存的供应战中，任何想要参与这一游戏的企业都必须投资于创造新的、更快更小的组件版本。为了赚取利润以便为该项投资及其不确定性作辩护，进一步的创新必须靠创造新生代来跳过竞争。向市场注入新生代的第一个企业，往往能够抓住整个市场的大部分，并因此而获得几乎所有的利润。当然，这就会有选择地降低旧产品的利益率，并为下一个“跳跃者”搭好舞台，它将从此摧毁现今主导产品的利润。
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的竞争。新型产品的发明首先将增加消费者可获得的产品种类。此外，它还将增加某些产品的需求，同时降低另一些产品的需求，正如汽车的出现增加了橡皮轮胎和汽油的需求，却降低了马蹄铁和马鞭的需求。成功的新产品能够获得巨大的回报，而别的产品不可避免地会失败并给它们的创造者及其支持者带来损失。
创造者之途布满荆棘；未来如何，只有试过才能知道。对于单个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昨日的成功不能保证明天的辉煌。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成功的创造者，那他们这些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人的各种要求，我们都会尽力满足。可是，我们往往是事后才识英雄。《科学》杂志曾引用了北京大学教授、电子激光排版系统创始人王选的一段叹惜之词：“年轻时，我从事最尖端的研究，可是没人知道我。现在我的发明高峰期早过去了……贡献越来越少，我的名声却上来了。”这样的风险还牵涉到那些与创造者一道工作的人，因为创造者的成功决定了他们能否继续被雇用。与陈旧的工艺和商品一体相依的雇佣工人，如果不能适应革新，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创造性破坏的风险的另一种表现是：消费者同样投资到一种产品或系列之中，如果这种产品或系列变得过时了，消费者就会遭遇与生产者同样的命运。因而，消费者也必须尽力寻找竞争中的优胜者。这种影响，在投资于特定系列的消费者数目影响到该系列对单个消费者来说的价值时——就像拥有电子信箱的朋友越多，你的电子信箱就越有用——就变得更重要了。
20世纪80年代，留声机突然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投资对象，这时微型唱片机已上市了。微型唱片机为保证新的消费者转向新的技术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旧的消费者必须承担这一转变所需的费用，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现有的录音和音响设备已变得过时了，新出的留声机唱片也不是随便就能买到了。
创造性难以估价
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的投入，或者企业在新配套产品中的投资，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价值。录像机刚上市时，主要用于记录电视节目，以便在方便的时候重放。然而，随着录像机的激增和可播放更长的磁带，它们变成了一种播放电影的方便工具。对消费者出租录像带的业务，进一步提高了录像机的价值。与此相似，软件和因特网的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个人电脑的价值。由于我们只能凭经验去了解新产品的真实价值，而消费者也只有随着时日的渐增才投资到新产品系列，因此，要了解任何一种创造性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就要花较长的时间。
不仅创造性的价值本质上难以衡量，而且由于我们许多尺度暗中假定了完全竞争，这种衡量工作就更难了。1998年，美国经济分析署把国民收入和产品账目中的产品分类描述成这样：“商品是指能够被储存和登记的产品；服务是指不能被储存的产品，它在购买时就被消费；建筑物是指经常建在一定地点上的产品，它能够被使用并总是具有较长的经济生命期。”这一描述显然没有给无形资产留下余地，例如视窗98的版权、维格拉(Viagra)的专利，它们都是创造性努力的产物。这些资产并非实物，因而也不像商品和建筑物，但它们是可以长期存在的，这与服务又有区别。在完全竞争经济的理论概念中，无形资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垄断权利被取消了。换句话说，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由于所有的生产方法都可以任意得到，没有人能够从拥有它们中获利。采用看不见的手的模式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创造性的价值从统计数据中消失。其结果就是在美国经济中创造性未得到恰当的评估。我们的官方统计学一般不把创造性看作是一种投资。反过来，这又导致统计学低估品牌上的产值、储蓄和利润。由创造性行为所导致的零售上的创新和新产品的增值，使得通胀率的计算更为困难。实际上，我们的官方统计学确实夸大了通胀的程度。以上两点凑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们对真正的经济增长作了保守的估计。
美国经济的反常表现之一，是极富创造性的70年代中期的生产力发展的低速度。造成这种反常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完全竞争模式把创造性轻描淡写，因而我们的经济统计学往往把它忽略了。然而，美国经济增长的指标正在不断地改进。1999年，美国经济分析署对国民收入账目算法作了改进，把1978-1998年间的年增长率从2.6%提高到了3.0%。由于这一变化，劳动统计署也把它对非农业品贸易经济中单位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从每年的1.1%提高到1.5%。之所以作出这种改进，首先是由于经济分析署认识到软件也是一种投资，同时改进了财政部分产量的指标，以便反映产品的变化——这两种情况，都增强了对新产品影响经济增长的认识，并将之反映到国家账目中来。
在我们对统计框架加以合理改进的较长时间之前，经济学专业要想对创造性破坏模式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想成为一种科学的模式转换，创造性破坏模式就必须比看不见的手的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反过来要求经济学专业用来生成数据的基础指标得以重新建构，以便不仅对当前的而且对过去的创造性的价值加以恰当的反映。如果在这样做时我们发现了生产力的长期加速发展，这一发现将给创造性破坏模式的优越性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更甚者，如果这些证据并无不足，我们就可以更为准确而有力地描述经济增长的源泉。
看不见的手与创造性破坏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对成果分配的推算。看不见的手的法则认为，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倾向于把工资平等化，而创造性破坏则主张，市场往往倾向于扩大不平等。
在新经济中，不平等有可能日趋扩大。
美国的不平等与生产力发展
如果对美国经济加以长期考察，即使使用传统的产量指标，我们也能看出其生产力的发展。在过去的120年里，每隔30到40年其每小时产量就增加一倍，这使得美国的生活水平即使与内战后相比都高出近10倍。哪怕是最穷的美国人，也比以前好多了。然而，最近20年里，不平等在美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而创造性破坏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收入极高的男性工人的收入只比收入极低的男性工人高2.5倍弱，而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倍数持续增长，已接近4倍。通常而言，在企业工作、参与创造性行为的工人挣得更多，收入增长更快。
显然，技术的快速革新更垂青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对创造、对协助他人创造、对学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适应相应的变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高等人才的供应量增长快速，但需求还是超过了供应，高等教育的价值也随之攀升。就数量而言，25岁以上至少具有学士学位的劳动人口，其比例从1979年的22%增加到了1999年的31%。1999年，具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工人比那些具有高中文凭的普通工人，每周多挣68%，与1979年相比增长了29个百分点。
大学教育的价值增长了，而专事创造的管理和专业工作也增长快速，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职业来说，一张大学文凭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而那些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一般也希望进入这些职业。根据1997年3月的统计，62%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具有学士或者更高的学位；而所有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中，68%或者是管理人员，或者是专业人员。似乎，大学文凭的价值至少部分是对日趋增大的知识投资的回报；而大学文凭的拥有者比其他人更多地接受工作期间的正规教育。
即使在我们对教育和人口的具体变化以及贸易的增长作了严格的估计之后，不平等在本质上还是增长了。如果美国经济继续像最近的过去那样充满活力（从致力于创造性的劳动力比例来看，这将是可能的），就很少有理由说不平等会降低。而且，不但美国内部发生了不平等的增长，发达工业经济与其他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
完全竞争模式意味着一旦贸易壁垒减少，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也会降低。贸易开放允许各国专门发展自己擅长生产的产品；资本的无限制引进则方便了穷国采用富国的技术。在正常条件下，穷国与富国的工人工资和资本回报将会日趋等同。欠发达国家的工人将比发达国家的工人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两者的经济都变得更有效益，而欠发达国家工人的相对工资就会相应提高。一旦全球贸易增长了，人均产值差别就会缩小。
然而，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不平等是否得以消除，这方面再好的证据也是模棱两可的。发达工业国家单个工人的产值倾向于等同，可是这么长的时间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根本没有消除。全世界单个工人的产值，正如美国一样，得到了戏剧性的增长，可是还有这么多的贫困国家，其生产仅仅能满足生存需求。
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35亿生活在低收入国家里的居民，1998年只拥有217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拥有15亿居民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同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99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其居民为9亿，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3420美元。在这几个集团中，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为11∶1。通过比较，兰特·普瑞彻特(Lant Pritchett)认为，1987年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肯定已达近9倍。在低收入国家总体上经历了一次极富实质性的收入增长时，高收入国家也不甘落后。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在过去的130年里并未消除。无疑，这些不平等大部分是由于坏的治理、坏的运气的结果，这包括本土寡头统治者的掠夺、疾病、战争、殖民政策和社会失控。这一历史时期也包括国际贸易壁垒十分强大的较长时期。假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1960年以来全世界贸易壁垒得以削弱的时期，我们同样能够看到收入不平等的微微降低。根据罗伯特·萨穆尔(Robert Summers)和阿兰·赫斯顿(Alan Heston)的研究，1960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低收入国家高出10倍。因而，即使在最近的贸易自由化时期的1988年，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1倍，这也没有说明它们的趋同。我们是否能够在经济价值不断依赖创造性破坏的时代期待更快的趋同？试看一下在创新竞赛中美国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优势。美国拥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发展全面、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能够进入最前沿的研究领域；拥有未被官僚政治所妨碍的解除管制的经济；拥有适中的税收、运行平缓的金融投资市场、法治民主的悠久历史、文官严密控制的军队，以及许多高度创新的企业。这些绝对的优势在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世界里，可谓弥足珍贵，因为这样的世界，是速度、适应力和发达的教育的世界，它们均是开发新产品并尽快将之投放市场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就创造性的个人和企业能够从地缘接受性中受益来说，成功的创造性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往往集中于最发达的国家。
不管欠发达国家是否参与全球化，美国都将保持这些优势。即使这样，欠发达国家长期来看还是能够从世界经济在提供新生产方法方面的能力增强中获得好处。但全球化的利益是不应该被透支的。短期来看，在本地市场小的国家里，设备的快速更新将会妨碍新技术的采用。欠发达国家将会发现，模仿新产品的开发将是很困难的，也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所禁止的。不管如何，创造性破坏模式意味着持续的、甚至是不断增长的国际不平等。
如何看待经济模式的转换？
基本的经济模式应该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看不见的手？这是一个经验问题，取决于创造性的重要程度。实际上，很难准确地测度创造性。但是，如果我们在经济理论中或经济分析中认识不足，我们就将注定大错特错，而不是大致正确。联邦储备局主席阿兰·格林斯潘阐明了这一观点：“基本的事实仍然是这样的：即使是极为粗糙的大致估计，也比死抱着无比精确的错误不放并因此人为地限制商品和服务的考虑范围，能使我们更好地计算日常的全部开支。按照约翰·M·凯恩斯所说的‘大致的正确远胜过精确的错误’去做，我们将会活得更好。”
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思考经济模式转换的可能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的约翰·希克斯，在其1983年出版的关于经济学“革命”的著作中把这一问题表述为：“我们对经济学的特别关注，是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密不可分的；可是在我们能够研究当代之前，它已经过去了。为了使我们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说出一些及时有用的东西，我们必须进行选择，哪怕是极为粗暴的选择。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并希望我们关注的东西处于恰当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那些作为分析工具的各种理论，不过是一付付有色眼镜，或者礼貌点说，不过是一束束光线，照亮了目标的一部分，而把其余的部分留在黑暗里。当我们运用这些理论时，我们就把眼光从本来有关的东西那里移走了……可是，令人满意地执行这种功能的理论显然必须是精心挑选的，否则它就会照亮错误的东西。进一步说，由于我们研究的世界是变动的世界，一种现在照亮正确事物的理论有可能在另一时间照亮错误的事物。这种情况，也许是由于世界的变动（不起眼的事物可能与我们关注的事物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由于我们信息源的变动（对我们来说已经可以接近的事物也许已经变化了），也许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变动（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化了）。不存在某种能够一劳永逸地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经济学。”简单点说，希克斯认为，经济学必须与经济的本性相适应。
创造性努力越来越重要，这是新经济中的新事物。如果这没错的话，新经济就代表了美国经济本性中的重大变化，它很难与完全竞争的模式相并存。新经济是高度竞争的，但竞争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而不是产品。这意味着在理解新经济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模式，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模式更为优越。
[本文编译自《商业评论》网络版，费城联邦储备银行2000年7-8月刊。作者利奥纳德·中村(Leonard Nakamura)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88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顾问，曾任教于鲁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和瓦尔顿学院，担任过花旗银行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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