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社会而背负的十字架——从郁达夫、巴金等人的创作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忏悔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人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人类社会论文,巴金论文,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意义上的忏悔意识，在西方直接导源于基督教，其核心“原罪说”，特指上帝最初创造人类之时即给人类留下的一种先天性的罪恶遗传，所谓“人之大孽，在其降生”，亦即人类根本的罪过就是“生存本身的罪过”。应该说这种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理性色彩的那种“三省吾身”的自省和反思意识是完全不同的。显然，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所表现出的某种强烈的忏悔意识，更多地是来自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而不是来自于传统文化。但是，西方基督教本源意义上的忏悔意识也在随着人性解放的步伐不断获得新的内涵。而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在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结合点上，来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的。
这首先是由“五四”以来的时代特质所决定的。对民族的启蒙救亡意识的呼唤，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也是这个文化运动追寻的目标。而由启蒙所带来的对民族历史及生存现状的清醒认识，又使拯救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的心理共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从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那里获取了一种深沉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对基督的忏悔与对民族命运的忧虑结合起来。巴金在1927年赴法留学、扬起自己生命之帆的时候就曾响亮地说道：“我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1 〕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看起来还很朦胧、空泛，但它们毕竟是以对本民族命运危机的体认为基础的。与此同时，“五四”以来个性解放、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这股“人”的思潮，使中国现代作家在要“立国”、先“立人”的理性思考中，也不断转向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他们在不断发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不断感受和意识到了自我的矛盾、局限、弱点、甚至是“罪恶”。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其实就是对自己作为“罪恶的精髓”的彻底忏悔与更新的象征。郁达夫在自己内心深处不断的忏悔与自责，也正是一种对完善人性与人格的不断追求。而郭沫若和郁达夫的这种由自我完善而引发的自我忏悔，也都同样具有对旧世界、旧社会的批判与否定的深刻内涵。
尽管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冲击和影响，但有两点是应该强调的，一是中国现代作家在更高层次上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始终伴随着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认识；二是中国现代作家在实现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忧国忧民、独善其身等传统文化观念的浸润和滋养。这些特点确定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成为一种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个人觉醒与社会批判、宗教意念与历史使命相互融汇的特定产物。
忏悔意识既需要冷静深沉的思考与剖析，也需要热情的喷发和激情的燃烧。因此在那些特别富于热忱与激愤的作家身上，忏悔意识所得到的张扬更为显著一些。我们在郁达夫和巴金身上感受到了这种比较显著的忏悔意识。
郁达夫：赤裸的心灵自白与率真的愤世激情
郁达夫曾这样强调过艺术创作的高层境界：“大凡艺术品，都是自然的再现。把捉自然，将自然再现出来，是艺术家的本分。把捉得牢，再现得力，将天真赤裸裸的提示到我们的五官前头来的，便是最好的艺术品。”〔2〕其实这也正是郁达夫本人艺术创作的审美追求， 只不过他所力图“把捉”和“再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与“天真”，而是自己整个的心灵，他把自己真实而透明的心灵赤裸裸地展示在了世人的面前。郁达夫历来遵从文学创作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信条，认为作家的思想、性格、信仰、嗜好、以及生活习惯和艺术个性无不溶化在作家的创作之中。我们发现，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自叙传”原则，而且他的整个作品实为其一生的“忏悔录”，他是带着深深的忏悔之情来彻底展露其人生和心灵之路的。如果说“自叙传”主要表现了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外部特征，那么，“忏悔录”则更多地体现了其作品的内在蕴含。
卢梭是郁达夫深为崇敬的法国思想家和作家，他的反抗精神，他一生不得不为之所苦扰的充满两极矛盾的性格，他的单纯和热情，他的爱好自然与诅咒现代社会的堕落，甚至他的“自卑狂”与“自大狂”等，都对郁达夫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当然，对卢梭的重要代表作《忏悔录》，郁达夫也是极为推崇的，认为这“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大计划”，“使人读了没有一个不会被他所迷，也没有一个不会和他起共感的悲欢的。”〔3〕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忏悔录》， 不仅在小说的自传体式上吸引了郁达夫，更重要的是它那“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忏悔录》开篇首句）的创作宗旨，也引起了郁达夫的深切共鸣。郁达夫叹服卢梭“赤裸裸的将自己的恶德丑行暴露出来”的那种自我折磨的勇气和无比的真诚，并以此作自己创作的重要标尺。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在诉说了自己几度或想离乡去国、或想“图一个痛快的自杀”的绝望情怀之后曾坦然自白：“以死压人，是可羞的事，不死而以死为招牌，更是可羞。然而我的心境是如此，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人若骂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人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4〕在这里郁达夫已经清楚地表明， 他把自我心灵的忏悔与净化当作了自己创作的自觉的审美追求和价值标准。
郁达夫创作的心灵忏悔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内心的，二是指向时代社会的，这两者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郁达夫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有一种普遍的“原罪”感，特别在其代表作《沉沦》中，那种无处不在的对人性、对自然、对情爱、对自尊、对理想的渴求以及面对这种渴求的自责、自悔，几乎把主人公淹没了，他沉陷在自己认定的深深的“罪孽”之中。他刚一口气译完一首著名的外国诗篇，还未及沉浸到片刻的心灵慰藉之中，马上就感到了万般的无卿，便自嘲自骂“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他的自尊受到一种莫名的伤害，“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象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他不断地在心里责骂自己是个“卑怯者！”于是他自伤、自残，于是伴随着更多的“深自悔痛”，愈发往一种不可自拔的“自责心同恐惧心”里沉沦下去。值得注意的是，《沉沦》的主人公并没有一味地陷入对自我的谴责和忏悔之中，相反，在自责自悔的同时，他也深怀着对世人的强烈不满。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主人公来到“田园清画一般”的山上，“他觉得自家好象已经变成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对了这自然的默示，他不觉笑起自家的气量狭小起来。‘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人得罪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你们吧，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吧！’”这段吁求与主人公最后自沉大海之前对祖国软弱无能的悲切和对祖国富强的呼唤是内在呼应的。在《沉沦》主人公的心里，应该受到谴责和忏悔的决不仅仅是自己，而也包含着世人和社会。这种寻求个人自我忏悔与要求整个社会忏悔的双重心态在《沉沦》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可见，《沉沦》主人公所体现出的“原罪”感与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原罪”感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它不是单纯忏悔那种“与生俱来”的“罪孽”，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忏悔和谴责社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与痛苦。因此，那种认为《沉沦》主人公的“原罪感产生于理念上将女性视为圣洁、优美的偶像却又无法遏止本能的占有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情结”的看法，〔5〕是比较偏狭的。 类似《沉沦》这样在美丽的女性肉体面前乞求“上帝”宽恕的作品，在郁达夫笔下还有一些，诸如《风铃》、《迷羊》等等，但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乞求上帝宽恕的忏悔之情同样不只是源于所谓理念与本能的矛盾，而是源于个人理想与时代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冲突。至于《迟桂花》的主人公面对具有“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纯洁心灵的莲所表示的自我“严正的批判”，历来被人们看作是郁达夫及其作品主人公人性升华、心灵净化的标志。的确，面对纯朴圣洁的大自然，身处十里飘散的桂花香中，尤其是面对心灵美更胜于体态美的莲，主人公的那种“一念邪心”彻底坍塌了，对莲的真诚忏悔（后来还付诸行动，与莲结拜兄妹，情愿像大哥一样以死来代替莲的急难），确乎达到了一种人性的完美的理想境地。然而，这种过于纯情的忏悔由于失去了社会内涵的依托，仅仅表现出对一种完美人性的追求，所以它反而显得有些空泛和苍白，没有《沉沦》之中那种混合着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忏悔令人心灵震颤。这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郁达夫创作中忏悔意识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面对上帝的心灵净化，而更在于透过个人心灵的忏悔来达到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使人看到真正应该忏悔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更应该是社会。
因此，我们在《茑萝行》里又听到了主人公借助对妻子的无尽忏悔所发出的对污浊社会、不平世道、“生之苦闷”的痛切怨愤。他悔恨自己对妻子的冷漠和不负责任，悔恨自己生活中“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悔恨自己的怯弱无能，痛斥自己是“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但在这满篇悲泣的忏悔声中，他没有忘却这更应该忏悔和更应该诅咒的罪恶之源：“我想这责任不应该推给我负的，第一我们的国家社会，不能用我去做他们的工，使我有了气力能卖钱来养活我自家和你，所以现代的社会，就应该负这责任。”“第二你的父母不能教育你，使你独立营生……所以你的父母也应该负这责任。”“第三我的母亲戚族，知道我没有养活你的能力，要苦苦的劝我结婚，他们也应该负这责任。”“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上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处反抗起呢？”这种把个人“罪孽”与社会罪恶结合在一起进行忏悔和审判的呼声，在郁达夫的许多作品中都是可以听到的。
如果说在上述作品中，郁达夫主要于自我忏悔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和时代忏悔的必要，那么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作品中，郁达夫的自我忏悔里又增加了一份对时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穷困潦倒，一文不名，但与之相邻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却献出了一份真挚的友情和关爱，在她一再的劝慰和告诫之下，“我”的“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这感情里有感激，有欣慰，也有一份难以诉说的忏悔。“我”与陈二妹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我是想找一点工作，终于找不到”，这双双不幸的命运既是对社会不平的控诉，又是二人心灵沟通的基础。虽然“我”深感“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但对陈二妹的热情和真诚怀有十分的敬重和感激；而陈二妹对“我”的关爱与同情，虽然也一时改变不了“我”的“穷状”，但毕竟唤起了“我”对生活的悔悟，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并净化了“我”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薄奠》虽然转换了角度，主要表现了“我”对一位人力车夫的同情和关怀，但仍然是在一种相互真诚的理解和同情之中，使“我”获得了一份心灵的反思。“我”在人力车夫惨死后献上的“薄奠”正寄托着这种内心的痛苦忏悔，只是这忏悔更明确地指向了那些可诅咒的“红男绿女和汽车里的贵人”，以及那可诅咒的制造出这样“畜生”的社会。“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这发自内心深处的叫骂，正是那无尽忏悔的升华。
郁达夫作品中反复体现出的这种个人忏悔与社会忏悔、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相融合的思想内涵，确定了其忏悔意识所特有的宗教文化意义：以个人心灵的忏悔引向时代社会的忏悔，以个人迷惘、矛盾、消沉甚至颓废的心灵实供，展示出“五四”以来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曲折历程。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虽然主要是以“自我”为原型、为对象的，但其背负的则是整个时代社会的罪恶。从较为宽泛的宗教文化的意识上看，忏悔意识和负罪感在本质上是对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激励，是对人类精神境界的飞跃和道德情操的升华的促进。尽管郁达夫的作品大量地、赤裸裸地描写了个人的“丑恶”与“罪孽”，但并不因此而显得卑琐和渺小，相反，它们获得了一种悲壮和崇高。正因为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和负罪感与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有着本质的相通，所以它没有陷入一种单纯的、狭益的自我道德完善和个人灵魂求助于上帝拯救的宗教模式。因此，郁达夫虽然在小说《风铃》中说过这样的话：“对将来抱有希望的人，他的头上有一颗明星，在那里引他，他虽在黑暗的沙漠中行走，但是他的心里终有一个犹太人的主存在”；虽然在《迷羊》中又借助一位美国宣教师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的，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这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安身立命。教会里的祈祷和忏悔，意义就在这里。”但是，从郁达夫作品中忏悔意识的实际内涵和真正指向来看，这并不意味着郁达夫作品“忏悔的绝对意义”就在“意识到自我的完善必须在一个绝对的标准面前，必须在一个神圣的至高面前才能获得，人在上帝面前其实都不可能不充当迷途的羔羊，因而也就不可能不忏悔！”〔6〕我们已经强调， 郁达夫的忏悔不是纯教会式的，而是其特有的郁达夫式的。如果要说郁达夫作品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忏悔确有一个“绝对标准”作对照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决不仅仅是那个“神圣的至高”——上帝，而恰恰是那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和社会。个人自我完善的追求和社会忧患意识的背负，这两者的自觉融合，才是郁达夫式忏悔的“绝对意义”。
巴金：为心中的上帝——人民而忏悔
巴金曾深深痛苦于别人对自己创作理解的不全面，他在1933年5 月11日所写的《〈萌芽〉付印题记》里说：“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者责备我，他们总是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或一个人的说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解剖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就譬如他们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视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去抓住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判定现在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那么，什么是巴金创作的“整个的”思想和审美追求呢？ 巴金1993年1月5日编完自己的全集之后写下了他的《最后的话》，〔7〕他真切地表示：“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人们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这纯朴的话语告诉人们，深深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是缠绕巴金一生的情结，这决不仅仅是为着他自己的创作，也更是为着作品中那些冤屈的灵魂以及造成这些悲剧的时代和社会。
当我们试图把巴金的作品“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的时候，我们感到，尽管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巴金作品中从四面八方滚滚涌来的热情与信仰，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普遍而确实的信息：这热情与信仰是与巴金燃烧着的生命密切相连的，是与缠绕巴金一生的忏悔情结相关的。巴金说：“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的一天的生命。”〔8〕又说：“我有我底爱， 有我底恨，有我底欢乐，也有我底受苦。但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之信仰。”〔9〕“有信仰，不错！ 我的第一部创作《灭亡》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10〕巴金的热情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但有时人们过于看重了这热情里面所包含的爱的成分，以至强调巴金的忏悔是一种“为爱的忏悔”。认为“纯白的心”、“沸腾的热血”、“同情的眼泪”“是塑造巴金人格的三个基因，也是他天然接近神圣存在、博爱精神、牺牲勇气和忏悔意识的主要原因”，强调“人道主义的观念贯穿在他整个一生的言行中”，使他“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宗教情绪，并时时体现出基督般的人格风范。”〔11〕其实，这也是巴金热情燃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因。他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告诉我们：“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从小孩时代以来我就有爱，就有恨了。……我的恨是和我的爱同样深的。”（《雾》）“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雨》）他在回顾自己50年的创作生涯时又重复强调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象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12〕当年刘西渭在评论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人物性格时说：“唯其孤独，所以加倍孤独；唯其热情，所以加倍热情。”〔13〕我们可以沿续这个说法，那就是：唯其热情，所以加倍地恨；唯其有恨，所以加倍地热情。恨与爱同样使巴金的热情激越、奔腾，而恨使得巴金的忏悔之情更向着诅咒、控诉的方面升华。巴金不仅不“掩饰”、而且很“珍爱”自己爱与恨的矛盾：“这爱与恨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罢。我并不替自己的过失辩护。”〔14〕由此可见，巴金作品中的忏悔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对特定时代社会的诅咒和控诉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是纯宗教意念上的自我忏悔，而且也不仅仅是以爱为底蕴的。
忏悔意识总是伴随着赎罪意识的，巴金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露了强烈的赎罪意识和明确的赎罪的对象，他在第一部小说《灭亡》中即通过李冷、李静淑兄妹之口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们叫人爱，我们自己底生活却成了贫民底怨毒底泉源：这样的生活现在应该终止了。我们有钱人家所犯的罪恶，就由我们来终止罢。”“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的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这虽然只是一种誓言，但它确实是深深地触动了人物心灵痛苦的悔悟，而且它在更深层次上触动的又是巴金本人的悔悟。对自己家庭的痛切的负罪感，以牺牲自我来承担对这种罪恶的救赎，并以此达到自我心灵的拯救，这是李冷兄妹、也是巴金本人最真切的宗教情结，它不仅成为李冷兄妹投身“帮助人民”的事业的根本动因，实际上也成为巴金创作《灭亡》乃至进行整个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只是应该强调，《灭亡》主人公及其作者不但在心灵的层次上求得自我的忏悔和救助，而且这种心灵的忏悔和救助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宗教理论的程式上，而且是与控诉整个人类社会的罪恶并付出行动联系在一起的。
《灭亡》奠定了巴金创作中忏悔意识的基调，但它的人生描写却比较抽象和单薄，比较意念化。《激流三部曲》则最真切地投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以一个封建家庭破败过程的详尽描写来揭示整个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它还在于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作者投入其中的主观情感。这爱与恨交织着的情感内在地深化为一种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结，从而成为作品的深层次的主题之一。《激流三部曲》的忏悔意识也是体现在对封建家庭罪恶的负罪感和自我灵魂的拯救这两个层面上的。巴金一方面通过觉慧更为明确具体地表达了对家庭罪恶的负罪感：“我们的长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浓郁的忏悔之情引入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觉新作为一个时代青年，他与觉慧一样感到了自己那个“家”的罪恶，但他作为这个“家”的长房长孙，担负着与“家”共存亡的使命，这又使他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这个“家”的秩序，延续着这个“家”的罪恶，甚至无可奈何地把这些罪恶引向自身。因此，觉新的悔罪既是向着这个“家”的，也是向着他自己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家”的罪恶和他自己的“罪责”又是连在一起的。他承受着双倍痛苦的煎熬而不能自拔，这是这个人物悲剧命运的更深的蕴含。如果说觉新的忏悔更带有悲伤和绝望的成份，那么觉慧的忏悔则更带有一种抗争和觉醒的时代气息。觉慧同样既为家庭的罪恶负疚，又为自己的责任悔悟，但他能有勇气比较自觉地把个人的责任与家庭及社会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一种双重的批判和超越。鸣凤之死是觉慧人生经历中最受震撼的事件之一，鸣凤的投湖，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与觉慧有着某种关联的。我不能同意有些论者所持“鸣凤的自杀，本与觉慧无关”的看法，〔15〕客观的原因可以不说，单从主观上讲，觉慧虽然爱着鸣凤，但感情上是缺少份量的，甚至是有些游移的。这本来是很符合觉慧的身份、性格和思想实际的。事实上后来觉慧醒悟到了这一点：“我的确爱她。可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我同她怎么能够结婚呢？我也许太自私了，也许是别的东西迷了我的眼睛，我把她牺牲了。……”可以说，正是因为觉慧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软弱等内心深处的罪责，所以当鸣凤死后，他的自责与忏悔才显得尤其痛苦和悲哀，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绝叫：“我是杀死她的凶手”。然而，觉慧并没有完全陷入到单纯自我忏悔的迷茫之中，而又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他这不是在为自己心灵的痛苦寻找解脱，而是真正看到了自己个人罪责的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主人公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忏悔和批判，使《激流三部曲》不仅成为一部封建家庭、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罪恶史，而且成为一部忏悔、诅咒和控诉这种罪恶的心灵史。
随着巴金后期创作对社会批判力度的加大，其作品中宗教忏悔意识的蕴含也在加深。被人们看作是《激流三部曲》的“续曲”和“补遗”的《憩园》，在描写那些罪恶家庭的罪人的命运方面更深了一步。作者让“憩园”前后两代主人在深重的罪孽面前受到了灵魂的谴责和命运的惩罚。前代主人杨梦痴恣意挥霍遗产，败尽祖业，最后被逐出“憩园”，被赶出家门，死得无影无踪。但他毕竟在小儿子的宽恕下得到过心灵的忏悔：“这是我自做自受”，“我把你们害够了”，“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我实在不配”“做父亲”，“医院医不好我的病”……并流着泪对小儿子说：“记住爹的话，你不要学我，你不要学你这个不争气的父亲”；“只要你将来长大了不恨我不骂我，我死了也高兴。”当然，这曲“挽歌”式的忏悔不可能改变杨梦痴的悲剧结局。而后代主人姚国栋的爱子小虎子又在过着当年杨梦痴的生活，重复着杨梦痴的罪恶的足迹，但他却没有得到杨梦痴那样忏悔的机会，还未等得到他自己的忏悔，就带着他一惯的骄纵任性被水无情地冲走了——结局倒和杨梦痴相同，都是死不见尸！作品在姚国栋的痛哭声中留下了无尽的悔恨：“我没有做过坏事，害过人！为什么现在连小虎的尸首也找不到？难道就让他永远泡在水里，这叫我做父亲的心里怎么过得去！”显然，不是作者不宽容，不愿给小虎一个悔过的机会，而是作者看到了社会制度的深重罪孽，巴金痛感“一切作恶的人都是依靠制度作恶的”，〔16〕不改变社会制度，任何忏悔都是苍白无力的，毫无价值的。这体现了巴金对宗教忏悔意识的更深认识：真正有价值的忏悔意识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社会罪恶的醒悟和批判。“憩园”前后两代主人都不具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的忏悔只能是一曲“挽歌”。
我们注意到巴金在论述《憩园》创作过程中提到的自己思想情感前后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注意到作品主人公杨梦痴与其生活原型——作者的五叔之间的某种关系。巴金说：“我本来应该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深重的鞭笞的”，“可是我写出的却不同了”，对他“也很宽大了”。〔17〕如何理解巴金创作《憩园》过程中的这种思想“矛盾”是很重要的。有的论者认为，“历史的距离”使巴金“开始意识到那时的五叔身上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命，开始意识到自己当时面对日暮途穷心力交瘁的五叔的麻木和冷淡，开始意识到所有对五叔看似公正的谴责羞辱中的不公正，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其实都是罪人！”因此“对杨梦痴的忏悔也就是对上帝的忏悔”化为《憩园》的主题，“因为我们没有向孤独不幸痛苦的人伸出援助的手，献出宽容的爱心。”并对照耶酥的话“爱你的邻人”，“爱你的敌人”，指出“对杨梦痴我们的爱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冷冰冰的嘲讽、恶劣的嫉妒和报复，这不是对杨梦痴犯下的罪孽又是什么？”〔18〕我认为这种论断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创作《憩园》的过程中，巴金的确怀着某种感情回顾过五叔的一生，但这回顾的结论是对那种靠金钱来“长宜子孙”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彻底否定，并没有导向对五叔（或即杨梦痴）的同情和忏悔。巴金一再强调“五叔的死亡丝毫不曾引起我的哀痛和惋惜，我对他始终没有好感。在我的心目中他早已是一个死人了”。〔19〕至于作品中对杨梦痴的“宽大”，巴金说得很明白：“我鞭鞑的是制度，旁人却看到我放松了人”。〔20〕我认为，创作《憩园》时的巴金早已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者了，更不是以耶稣的思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五叔也好，杨梦痴也罢，他们的罪孽和悲剧是与整个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完全是其个人造成的，因而也不是谁能轻易解救得了的，巴金对此已有相当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用姚小虎来重复杨梦痴的命运，就是为了强调这种罪孽和悲剧的必然性，就是为了揭示这种罪孽和悲剧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源。如果说巴金本人也在《憩园》中流露出了某种忏悔之情的话，那么这种忏悔并不是因为没有给杨梦痴这样的人以爱、援助和同情，更不是在耶稣上帝宽容博爱精神面前的自惭形秽，而是由于巴金深感已经很难拯救杨梦痴这样的人了，杨梦痴以及他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制度很快就要过去了：“我并不是预言家。然而道理很浅显，谁也看得出那个就要到来的社会变革，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抵挡不住的。”〔21〕这种融合着人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广博而丰厚的忏悔之情，才是《憩园》主题的深刻蕴含之一。
《寒夜》是巴金写于现代文学历史阶段的最后一部小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22〕这是发自巴金内心急切的呼声，也是《寒夜》的创作动因。《寒夜》描写了社会最底层善良的知识分子“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表现了他们如何在走投无路的人生绝境中的挣扎。本来，这社会的罪恶已经昭然若揭，须忏悔的应该是这社会。但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偏偏是无辜的受害者在悲伤地忏悔。汪文宣虽然夹在妻子和母亲的中间受气，可他想到妻子有什么错？他知道妻子在外面工作也有种种难言的委屈和艰难，妻子也是为了这个家，他甚至知道妻子在心里是爱自己的；他想到母亲又有什么错？她把全部爱心都献给了儿子，甘愿以“二等老妈子”的地位负起这个贫穷家庭的全部劳作。于是汪文宣既对妻子怀着惴惴不安的惊恐，又对母亲怀着深深的歉疚，他的心灵在烦恼和痛苦中倍受煎熬，他只有向自己发出悲绝的自责和忏悔：“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每一个人。应该受罚！”然而他汪文宣究竟又有什么错？！他里里外外忍气吞声地活着，能忍的忍了，不能忍的也都忍了。他独自咀嚼着人生的苦涩，“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23〕他应该得到的是同情和抚慰而决不是谴责和忏悔！曾树生虽然更愿去走一条自己的路，但她也为自己无奈的人生选择而深受良心的谴责，她感到自己对不起丈夫，特别当她得知丈夫已死的消息，她的忏悔也是令人震颤的。其实她心里一直想着对丈夫说：“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像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
明明是社会的罪恶，却让这两个实在没有罪的可怜的小人物来忏悔，反衬之下更显出了这个社会的何其残忍！巴金创作《寒夜》的另一个意图是揭露当时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好人得不到好报。”〔24〕巴金对汪文宣、包括曾树生和汪母这样的“好人”是充满同情和原谅的，但这并不代表巴金同意他们的人生态度。巴金并不信仰忍耐，不仅不信仰忍耐，而且信仰反抗。在他创作的初期就表现出了对忍耐哲学的怀疑。他在自己的第一个散文集《海行杂记》里的一篇文章《耶稣和他的门徒》中这样写道：
你这波斯的耶稣啊，你以为这样就会拯救人类吗？不，不，除了反抗而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类得救。你，你一味地忍受，到后来你也会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忍受”会判决你的死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忍受，我们不应当忍受。
到了《寒夜》，巴金果然让“忍受”判决了汪文宣的死刑。当然，汪文宣的死也是对忍耐哲学的根本否定，并进而揭示出：一个好人得不到好报的社会是注定不会长久的。因此，汪文宣等人的自我忏悔和悲剧命运，看起来是那样的可怜、渺小和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是对整个时代社会“沉痛的控诉”。《寒夜》已经通过汪母之口发出了“我们没有偷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的不平呼声，虽然这呼声还是那样的微弱无力，但它毕竟传达出了整个社会即将崩溃坍塌的信息。《寒夜》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在于描画了一幅将死的社会图景，更在于绘画人和画中人都发出了对这个社会的强烈诅咒。
巴金是一个很有些宗教精神的作家，特别是他作品中的忏悔意识常常在较深的层面上撞击着读者的心。但这种忏悔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向着巴金所认定的上帝——自己民族的人民和整个人类而并非特定意义上的基督耶稣，这是巴金的创作走向真正的崇高境界而非为宗教教义所囿的根本原因。
注释：
〔1〕巴金：《海行杂记·两封信》，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11 月出版。
〔2〕郁达夫：《艺术与国家》，作于1923年6月17日，收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6月出版。
〔3〕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载1928年2月1 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7号。
〔4〕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 自《茑萝集》，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0月出版。
〔5〕、〔6〕、〔11〕、〔18〕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 第75页、第76页、第77—78页、第81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巴金：《最后的话》，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起出版的《巴金全集》后记。
〔8〕、〔10〕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载1935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
〔9〕巴金：《激流总序》，自《家》，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
〔12〕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1980年4月4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载1980年8月《花城》第6期。
〔13〕刘西渭：《〈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载1935年11月3日天津《大公报》。
〔14〕巴金：《〈光明〉序》，《光明》为巴金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1932年5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该书序文发表于1931年12月1日《新时代》月刊第1卷第5期，当时题为《〈奴隶的心〉序》。
〔15〕魏建、李书生：《论巴金的赎罪意识》，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6期。
〔16〕巴金：《谈〈秋〉》，载1958年5月24日《收获》第3期。
〔17〕、〔19〕、〔20〕、〔21〕巴金：《谈〈憩园〉》， 作于1961年11月12日，自《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22〕、〔23〕、〔24〕巴金：《谈〈寒夜〉》，载1962年6月1日《作品》新1卷第5、6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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