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是中国走出“危机”最佳手段吗？——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与新技术革命关系的初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技术革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手段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科技革命[1]。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周期过程的主要因素。门施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创新高潮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而弗里曼则认为，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正相关”，在经过几十年科学技术准备后的长波上升阶段，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导致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和就业。可见，技术革命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历史的经验说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严峻的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而重大科技成果则推动经济走向复苏甚至繁荣。应该说，关于新技术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已经达成了共识。
马克思说：“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锐利武器，具有内在的革命性[2]。科学技术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即科技革命都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并直接影响到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已发生过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不仅发展一批新兴产业，由新兴产业带动新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从而激发整个社会需求活力，使经济摆脱危机，进入新一轮由新技术革命推动的产业发展周期，从而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引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和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已经和正在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技术革命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新的机遇，世界经济的潮落潮起，经济霸主的更迭沉浮，都与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或中兴，都是在掌握世界当时最前沿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的。有些专家学者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在新动力能源产业技术上差距不大。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具备发展新动力能源产业的财力和技术基础[3-5]。因此，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爆发前夜，中国应抓住机遇，通过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去克服危机，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但是新技术革命发展到底需要哪些条件？中国能否发生第四次新技术革命？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依赖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如果不是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出路何在？本文尝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希望对我国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1 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条件
纵观技术历史发展，技术的轨迹看上去有时平稳，有时呈跨越之势，既有量的积累，又有质的飞跃。技术革命，一般来说，“主要指改变社会生产技术基础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根本性变革”[6]：即通过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对整个生产技术体系中的主导技术的变革式的替代过程，表明了技术飞跃发展的特质。
关于技术革命有不同的说法，但“三次技术革命说”得到更多的认同，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中叶，与英国产业革命同时发生。它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以纺织机械的革新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实现了工业生产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的转变。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中叶以后，以电力技术为主导，电力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其它技术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第三次技术革命就是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技术革命，其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7]。
1.1 历史经验所揭示的新技术革命产生条件
总体来看，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分别发生在英国、德国以及美国，其发生条件有不同之处，但是我们总结发现，其共性的东西还是占据主流，三次技术革命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规律。我们认为三次技术革命总体上受到了创新环境、创新基础和需求拉动三大要素的影响，这三大要素构成了技术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其概念模型如图1。
图1 技术革命发生条件的概念模型
(1)创新环境要素
①优良的创新文化环境。第一次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英国人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思想上的解放为这一次技术革命准备了文化环境[8]。第二次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德国，是因为：在当时进行了一次哲学上的革命，惠及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并且德国人有重视科学和创新的传统，这构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文化传统基础。第二、三次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美国，是因为：在美国的欧洲移民所具有的冒险、独立、自由、创新精神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②完善的社会制度支撑。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英国较早地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逐步完善了专利制度，组织制度上有了巨大的创新。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美国与德国都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组织制度创新，实行了专利制度，制定实施产业倾斜政策，制定人才、技术与资金引进政策。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一体化的创新制度安排和完善的风险投资体制为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基础。
③健全的配套相关软技术、软环境的结合。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英国率先建立了消费市场和原料一体化的流通网，通过海上运输、国际汇款和金融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建立了世界性的后勤系统以支持国际交易。因此，第一次产业革命中，专利技术、流通技术、后勤技术、金融技术等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9]。第二次技术革命在营销技术、流通、后勤和金融技术等软技术的配合下，构建了电力化工技术体系。20世纪50年代，现代管理技术、公关技术、巨型兼并、风险投资以及一些军事技术的民用化，如后勤技术等都是率先在美国得到了新的发展。
(2)创新基础支撑
①强大的人力资源和发达的教育体系。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根据蒸汽技术体系对操作工人技术要求高的特点，通过发展技术教育改善了技术发展中人力资源条件。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德国在19世纪末成为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和教育事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长期引领着科技潮流，更是与其无与伦比的雄厚教育实力密不可分。
②较为深厚的技术基础。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前，英国的资本主义早期手工业的发展，为工业技术发展准备了基本工业技术装备基础。第二次技术革命中，技术革命的重心从前次技术革命的纺织业和采掘业转移到重工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属于制造业的重工业部门，例如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等，不仅有能源动力革新，而且扩展到材料、信息及运输技术，形成了以电能为中心的技术体系。科技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第二次技术革命所创造的技术与物质条件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技术革命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技术扩散进一步加速[10]。
③先进科学发展的引导。自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科学成为技术发展的直接驱动力。16世纪末17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从欧洲大陆不断地流向英国，到1650年，伦敦就成为欧洲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心。牛顿力学诞生，使英国进入科学革命的新时代。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的德国是世界科学中心，在1851年到1900年期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的数目分别是：美国33项，法国75项，英国106项，德国202项。1901年到1920年期间，这四个国家获得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是：美国2人，英国8人，法国11人，德国20人，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地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成为当时的科学中心，在“二战”后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技成果，其科学家获得了最多的诺贝尔奖。
(3)需求拉动
①市场需求。自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技术发展的社会生产需要主要以市场需求表现出来。市场需求是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排供水、纺织工业上的需要推动了蒸汽动力技术创新。蒸汽机的使用，产生对煤、铁、机械的需求，刺激了煤炭、冶金、机械制造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已从手工业发展成为大工业体系，在生产需要的推动下，发电机、电动机技术迅速发展并逐步完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是战后技术革命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动因。
②政治和战争需求。技术发展需求因素的构成是复杂的，不仅源于市场需求，而且还源于非商业性活动。战争常常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军事技术转为民用，成为技术发展的另一驱动力。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需要刺激了技术发明，进行技术创新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取得胜利，美国积极研制新式武器。如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电子计算机等。这些都对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战后，在整个经济由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的过程中，科技成果也逐步由军事部门转向民用部门，并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使美国成为科技革命的先锋。另一方面，战时所形成的科研能力在战后做出了更大的发明。
1.2 中国并不具备首先发生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条件
总体上看，我国创新文化与观念落后、创新体制和体系缺失、人力资源不强、技术基础薄弱、市场牵引力不强、科学发展严重滞后、创新环境不利，在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条件上存在较大的不足和偏差，应该说不具备发生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条件和要素，虽然期望赢得新技术革命的先机，但现实来看，难度非常之大。
(1)创新文化与观念落后。我国还未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鼓励创新、提倡和善于合作、允许失败。缺乏尊重人才的意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科技人才待遇偏低。国民整体科技素质不高，科技意识落后，科技事业对于年轻一代缺乏吸引力。根据世界竞争力报告，科技事业对于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指标，我国得分为4.58分，排名第37位，明显低于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匈牙利、印度、泰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水平。
(2)创新制度和体系缺失。宏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但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尚未形成完善的科技决策与调控机制。在决策体制上，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足，不易形成协同一致和分工合作的机制。在科技管理方面，决策与责任不对等，没有形成与事权相一致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资源配置上，部门、地方和军民之间相互分割，重复研究现象比较普遍。在政策导向上，国家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之间缺乏有机的衔接。由于我们缺乏以国家目标凝聚企业和科研单位，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从而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不良循环之中。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脱节。据世界竞争力报告，我国教育体制满足国家经济竞争力的程度指标，得分3.25分，排在第40位。
(3)创新环境与条件不利。科技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未能充分认识和遵循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如忽视科技发展的累积规律，比较多地关注具体的科学技术项目，不够重视在科学数据、科研设备、科技队伍、科学传统等方面的不断积累；忽视科技发展的创新规律，比较多地关注实物资源，不够重视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忽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功能，比较多地关注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和即期作用，不够重视在形成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培育科学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深远意义。
(4)人力资源素质不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庞大，但整体素质不高。我国相当多的科技人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有相当比例的人未发挥作用。我国的教育和国民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太大，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08年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为24.8人，芬兰、日本、美国和韩国分别为我国的8倍、6倍、5倍、4倍；人均研发经费仅为3.4万美元，不足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1/5[11]。而人均国际论文数量和三方专利数更是处于国际落后位置。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型科学家不足，仅从国际权威性科学院外籍院士人数的国别排序来看，中国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若干中等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印度[12]。
(5)技术发展基础薄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位和24位。郎咸平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13]。据统计，2009年在大部分领域，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国外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数倍于国内，例如，在半导体、光学和发动机领域，国外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依次为国内的2.2倍、2.9倍和3.1倍。中国近五年国际专利申请总公布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5%，2009年，美国的申请量是我国的5.8倍，日本是我国的3.8倍，德国是我国的2.1倍。重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装备制造能力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70%要依靠进口；石化设备80%进口；集成电路、高端医疗设备95%以上需要进口；光纤制造设备100%进口。
(6)科学发展严重滞后。在原始性创新能力方面，国际权威的科学奖一直无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也经常出现空缺，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和科学家寥寥无几，在458个国际以及科学组织和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14]。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方面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较小，国际科学论文产出比例仅占世界的4.38%；特别是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质量的论文被引用数来看，我国仅排在世界第20位。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存在着跟踪模仿的倾向。在科研主攻方向上，习惯于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的思路，选择国外已经做过并取得成功的项目。
(7)市场需求拉动较弱。企业与市场未能建立协调关系，市场需求的拉力不足，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尚显乏力；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创新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地发挥创新能动性，企业研究开发力量薄弱，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相应的实力。2009年，我国R&D总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0%，在40个全球主要国家位列第22位。2009年我国R&D总经费为849.3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6，日本的1/2.5。
图2 中国发生新技术革命的条件尚不具备
鉴于我国存在的一些不足（见图2），在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条件上存在较大的不足和偏差，应该说不具备发生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条件和要素，虽然期望赢得新技术革命的先机，但现实来看，难度非常之大。恐怕很难出现能够促发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的重大发现与发明，不一定能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2 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依赖于新技术革命的带动？
2.1 中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
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特点来看，总体上处于赶超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占据先机，尤其是美国率先发生，然后波及欧洲、日本等国家，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兴起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而我国由于改革开放仅30年的时间，起步较晚，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没有掌握技术革命的先机，即使在技术革命的传播扩散过程中，也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致使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高科技产业严重落后，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缺乏，很多高新技术产业以加工组装为主，新兴产业还比较弱小，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总体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仅能逐渐赶超。
(1)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
①旧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达到边界，接近极限。今天中国之所以获得世界工厂的称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目前，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能源消耗国，能源利用率低，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0%，石油超过了50^%，大量进口我们又缺少价格话语权。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进一步加强，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破解经济发展的难题。
②对外依赖严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60%，在世界各大国中名列前茅。“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15]一文认为，中国有着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却有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品牌决定了中国只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与其把中国看做一个“亚洲经济科技巨人”，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正在崛起的“正常的”经济强国。中国开发、发展和传播本土科技的能力有限，它的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挣扎，依靠赚取微薄利润生存。日本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严重依赖低端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同时严重依赖购买外国专利和外国技术，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16]。
③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微薄。宏碁电脑的董事长施振荣先生1992年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经济学家郎咸平将之总结为“6+1”理论：发达国家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17]。在“6+1”产业链的定位下，发展中国家就沦落在了价值链的最低端。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东莞的产品，出厂价是1美元，但是在美国沃尔玛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接近10美元。中国制造业被定位在了“1”，即价值链的最低端，而发达国家掌握了“6”，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始终处在为别人打工的角色，始终在为别人“卖苦力”。
④尽管正努力向技术创新型转变，但总体上处于技术引进阶段。我国转变增长方式成效不明显，最关键的原因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瓶颈”制约，特别是缺乏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使得“技术引进依赖”的倾向也随之而生，一些地方和企业过度依赖技术引进，不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自主创新成果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但其数量和质量与我们的经济规模不成比例，总体上仍然只是一个“加工基地”。我国对技术引进后的二次创新也不够。周边的日本、韩国引进技术的资金与引进后消化吸收的资金的比例一般为1∶5；而我国这一比例一般为1∶0.07。二次创新能力差，导致我国长期处于先进设备、技术的重复引进、反复引进的窘境[18]。
(2)发达国家处于产业链高端
①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由实物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完成了这一经济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引起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使服务业的需求和供给能力增加，从而带来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最终完成经济转型。可以说，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新技术革命，转型实现的标志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则是加强本地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②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但是因为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依然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发达国家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因为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2.2 新技术革命在中国及发达国家的作用
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必然会演变为产业革命，在原有技术创新逐渐衰落时，新的技术创新周期又孕育并导致新的产业革命，新的经济周期也就被启动。一次经济危机既宣告了旧的技术革命的谢幕，同时也昭示着新的技术革命的登场，两者既可能一前一后，也可能交叉进行。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时间不同，必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现代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科技创新的发展程度和实力也迥然不同，其科技在推动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不完全相同，技术革命所扮演的角色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差别很大。
(1)发展中国家技术革命的角色
①利用技术革命的后发优势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就全球来说，需要在继续发展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寻找并开启新的技术革命。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当代技术革命是“外生性”的革命，考虑其具有扩散和辐射的规律，世界“空间—距离—可达性”的提高，由于中国与美国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的信息技术红利仍有很大潜力可挖，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信息技术还有广阔的空间[19]。同时，由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新兴产业基础单薄，不大可能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取得先机，而利用后发优势，提升现有产业体系的产业链位置，加大产业链融合，积极把握现有产业国际分工重组和扩散转移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这才是所应采取的正确措施。
②技术革命是中国在少数领域实现赶超的重要机遇。尽管中国的总体科技实力较弱，但是在可能爆发技术革命的技术领域往往是新兴技术，可能差距不大，即使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实现重点突破。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绝好时机，它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使落后国家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和经济赶超成为可能。新一轮技术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它为我国提供了实现跨越式、赶超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③中国也应该为新技术革命作好充分准备。尽管中国不大可能率先实现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的中心，但是由于技术革命具有扩散、辐射、加速效应的规律，为此，应该在文化、制度、人才、技术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抓住新技术革命扩散传播的机遇，实现新技术革命的最快的接受，实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积极效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为下一步的超越打好基础，逐步占据产业和科技的制高点。
(2)发达国家中技术革命的角色
①技术革命是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唯一出路。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占据了产业的制高点，在金融危机之际，由于现有产业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小，唯一的发展道路就是通过技术革命，实现重大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从而最终实现新的经济发展周期，扭转危机的不利局面。
②技术革命是发达国家重新洗牌的机遇。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和大跨越。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或中兴，都是在掌握世界当时最前沿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的。新的技术革命已曙光初现，技术创新活动目前已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争取领导地位。
③创建新兴产业是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政策。新产业是国家经济的新生长点，是将最新科技研发与创新成果转化为财富的有力手段，科技发达国家都将新产业创建置于重要战略地位。美国继续弘扬其公民的创业精神，支持以知识为基础的小企业创建。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新产业创造战略。韩国的“839”战略旨在开发核心技术，提前实现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目标。英国政府出台了支持创办风险小企业的综合战略。
2.3 中国应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第四次技术革命即将来临之际，我国应该准确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特点，找到最准确的定位，明确新技术革命的可能影响，制定出最科学的发展战略。本文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到来时候，中国应该选择与发达国家与众不同的特色发展道路，基于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特点，实施“主辅双层战略”，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产业链提升为主要发展战略，以充分准备最快引来新技术革命的扩散为辅助战略，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提升产业链的位置，为下一步发展和超越奠定基础(图3)。
图3 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两大战略
①发挥后发优势，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红利，实施“产业链提升战略”，占据产业链高端，实施产业链整合。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需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20]。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随着科学发展观实施，被低估的要素价格的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都对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挑战。在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上，走出廉价劳动力支撑经济的怪圈，重点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利用技术红利，大力提升现有产业技术水平，促使产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形成制造业服务化，增加产业附加值，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实现由加工基地到技术中心的转变，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实现由产品大国到品牌大国的转变。
②做好迎接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准备，实施“新技术革命扩散战略”。在新技术革命中实现部分重点突破，主要做好第一步：最快地承接新技术革命的传播和辐射，在扩散中实现赶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就决定了即使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科技领域具有绝对优势[21]。拥有丰富智力资源和一定科技基础，我国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为此，全面调整科技发展战略思路，实现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我国需要特别加强前沿基础科学技术研究，如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在这些可能形成新技术革命的领域加强投入，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要形成有知识产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关键部分，以在世界产业革命中占一席之地。
3 结论及政策导向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要正确认识技术革命发生的条件，准确判断我国现状，不能理想地认为我国能够率先实现第四次技术革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我国的基本发展特征，充分利用技术革命，走出特色发展道路。主要结论是：技术革命发生的条件是创新环境、创新基础和需求拉动三大要素形成完整体系，但是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说中国在这些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率先发生新技术革命的难度很大。又由于中国粗放增长模式走到尽头，对外依赖严重，以技术引进为主，处于产业链低端，而发达国家实现了经济转型，占据了产业链高端。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和技术革命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中国需要利用技术革命走出与众不同发展道路，即利用旧有技术革命的技术红利的“产业链提升战略”和实现技术赶超的“新技术革命扩散战略”。
为此，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加工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促进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以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围绕现有产业来延伸，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围绕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加快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以及销售、结算等下游环节的延伸。另一方面要应对和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需要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整体态势，及时地做出前瞻性的科技布局；需要大幅度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要领域占领科技制高点，攀登世界科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