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情报学与知识
钱学森曾说过“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情报学以情报为学科研究对象，因此它必然会是一门基于知识之上的学科，是一门以知识为对象、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然而时至今日，情报学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几乎都还是以文献为基础，停留在文献单元的物理层次上，而远没有深入到知识单元的认知层次上去解决问题。我们以知识组织研究为例，众所周知，知识组织或者说知识的序化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1]。然而20世纪的情报学为组织知识所创造的各种分类法、索引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等都是以文献特征为基本标识单元，借助文献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在组织文献而不是在组织知识，这种方式只能向情报用户提供文献线索，而不能够为用户提供真正意义上情报：纯情报。又如，20世纪的情报学实际上还只是处于文献计量阶段，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情报计量或者说信息计量阶段还远没有达到。这些无不表明，20世纪的情报学还只是停留在文献层次上，真正基于知识单元之上的情报学还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是人们认识水平有限，还不能够找到知识情报的确切有效的表达方式，因此只能借助于文献来表达和组织知识情报；二是物质技术条件有限，虽然某些领域能够在认识上有所突破而提出良好的设想构思，但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因而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而不能付诸实践，终究只能停留于构想阶段。
2 情报学的知识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情报学要想真正地做到名副其实，其研究必然要从当前的以文献为中心走向以知识为中心，从文献世界、文献信息世界走向知识内容世界；必然要超越简单的构想层次，而真正地让情报学研究能够在实践层次上实现“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2]的微观深化发展，并取得这方面新的重大突破。情报学的这种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我们称之为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这种趋势其实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显现，它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深化情报组织的设想中，如英国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思想、来源于英国道金斯“思想基因”思想的印度的斯·科·森的“情报基因”理论，以及随后由它发展而来的国内刘植惠的知识基因理论等；此外，它还体现在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最典型的如英国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世界三”这一客观知识世界哲学理论作为整个情报学的哲学基础，提出情报学是以客观知识为对象的有关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科学。情报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上述领域研究先驱的研究思想相对于当时情报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是有着一定超前性的，但今天来看，它已经触及到了情报学的知识组织与序化的本质，初步地呈现出了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为21世纪情报学的深化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然，由于受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限制，这些设想在20世纪还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在实践中还很难实施，因而仅仅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
在人类迈入21世纪之际，随着知识经济的初现端倪，知识管理理论的提出，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呈现出了加速向前发展的特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其知识化趋势更加凸显，取得的成果也更加突出。一方面是“知识观”对“信息观”的超越。人们普遍认识到当前人类社会是信息发达但知识贫乏，知识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人类收集、存储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被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等观念已被社会广为认可与接受。作为知识中心，承担着开发信息、激活知识、产出情报的情报部门已成为人类获取、利用知识的重要基础设施，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得情报机构在整个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在21世纪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物质技术条件限制，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并成为当前情报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对此，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当前信息技术革命环境下产生的对知识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体地说，对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目前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研究的热点及其学科体系成长与发展的标志[3]。还有研究者则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了当前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越来越明显的知识化发展趋势。从情报与知识，情报学与知识组织，情报学与知识获取、知识表示及知识处理，情报学与知识库、知识库管理系统，情报学与知识管理、知识创新，情报学与知识经济等方面着手，对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趋势在目前所取得的进展予以了较为详尽的评论[4]。笔者认为，在宏观方面知识经济的兴起及它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和在微观方面以超文本技术、知识仓库、知识挖掘、知识发现、知识库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部门、信息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是推动情报学的“知识化”研究在21世纪取得新的进展的两大直接原因。这种进展既表现在对原有研究成果的向前发展与推进，又表现在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与拓展；既表现出微观上的深化，也表现出宏观上的扩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情报学所研究的“知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的范围，而是由早期研究的科学知识转向了网络环境下作为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知识。而且，情报学所研究的“知识”也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传统上的客观知识或者说编码知识范畴了，而是既包括客观知识在内又包括意会知识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知识”。
3 面向21世纪的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
跨入21世纪的情报学知识化研究集中地体现在对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检索、知识挖掘、知识发现与知识库，以及对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知识创新、知识基因等领域的研究。情报学对上述基于知识领域的研究连同作为情报学相邻学科的图书馆学早期对知识交流的有关研究，当前对知识集合论的有关研究一道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流派”或者说“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中的知识论”研究。
诚如文献[1]所述，知识组织论是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在21世纪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中，对于知识组织的研究依然是重点涉及领域。对于这一研究领域，以南开大学王知津教授和黑龙江的蒋永福副研究馆员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组织研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具体地说，王知津教授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入分析描述了“知识空间”的概念，明确指出“知识空间”是知识组织的概念基础[5]；从知识组织角度分析了知识的结构，阐述了一次、二次与三次文献形成的知识组织机理，指出知识是由知识因子与知识关联两种因素构成的，表现为网状结构[6]；分析了情报组织的局限性，认为情报组织局限在情报存储与检索系统领域，已经不能适应信息社会乃至知识社会的发展了，而“知识组织”要比“情报组织”内涵更为深刻、丰富和明确，更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情报科学的实质、目标和任务，因此在情报学中应该让“情报组织”向着“知识组织”转移[7]。此外，王知津教授还探讨了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与发展策略[8]、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9]等问题。蒋永福副研究馆员则进一步阐述了知识组织的类型、意义、实质、历史、原理及其实现理想[10]。他认为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就是知识组织，知识组织论应该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1]，并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组织的语言学基础，指出知识组织具有着语义学基础、语法学基础和语用学基础，从而为知识组织研究开辟出了语言学研究新路径[11]。创造性地将知识组织方法归纳为以下7种具体方法类型：知识表示、知识重组、知识聚类、知识存检、知识布局、知识编辑和知识监控[12]。在此基础之上，对“知识聚类”这种极其重要的知识组织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13]。除了上述二位研究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在知识组织研究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研究成果。例如，“知识自组织”概念[14]的提出，指出知识组织是对显性知识的组织，而知识自组织则是针对隐性知识而言的，强调了从知识组织到知识自组织的转变和发展。文献[15]则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情报学）和管理学三个不同的视角全面地审视分析了知识组织的发展方向，指出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知识组织的发展方向是从信息组织到知识组织。文献[16]则特别强调我们目前所探讨和研究的知识组织只是针对便于操作的客观性知识的组织，而对于不可操作或不便于操作的主观知识（隐性知识、意会知识）如何进行组织，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组织，其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都有所不同，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准备，后者是前者发展的高级形式，要做好知识组织就要先做好信息组织。此外，知识组织与知识创新的内在关系研究[17]、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的比较研究[18]等也是当前知识组织研究的一大亮点。至于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组织案例研究也是当前知识组织研究的另一大闪亮点，如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问题[19]。总之，21世纪的情报学在知识组织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方式方法研究方面，尤其是在技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方兴未艾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之下，一系列知识组织技术，如搜索引擎、超文本技术、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元数据、XML语言、智能Agent技术等，纷纷出现或得以进一步的改进。这些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克服了早期情报学界有关的纯情报组织构想在现实的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物质技术条件局限，促进了新的有关知识组织研究理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真正情报学意义上的知识组织构想从纯粹的理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以布鲁克斯关于“知识地图”的设想为例，虽然这一设想在当时只是一种理想，但它已为人们指明了未来知识组织的目标，而超文本技术的出现和基于超文本技术之上的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理论的提出，则使得这一设想与目标得到了部分实现。超文本技术是当前知识组织的重要技术，它作为一种非线性高级文本技术系统，与知识的结构十分地吻合和匹配，这种特性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组织的能力，使得有关“知识地图”的理论与实践有了重大的突破。“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地图”理论[20]的提出可以说是这种突破具有代表性的体现，这是一种知识库管理系统技术与因特网技术相结合，深入运用超文本技术的新型知识管理技术。尽管这种知识地图技术与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还是有所不同，建立的仍是文献之间，最多是信息之间的联系，而没有提供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地图”，但是它终究遵循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思想，并朝着这一理想大大地迈进了坚实的一步。此外，已被广为实施的基于知识发现技术思想之上的“基于文献的发现”理论[21]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设想。“基于文献的发现”是以揭示蕴含于公开发表文献中的知识片段间联系，发现尚未被人们发觉的公开知识为目的的一种情报研究理论，也是一个将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文献中的具有隐含逻辑关系的知识片段组织起来的信息处理过程。美国情报学会2000年度的学会优秀奖就授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施瓦森（D.R.Swanson）教授，以表彰他在发现“未被发觉的公开知识”这方面的开拓性和奠定性工作。该理论的提出对情报学的知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研究与实施至少在某一知识领域的某一方面成功地找到了知识联系接点，从而部分地实现了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设想。
除知识组织领域之外，21世纪的情报学的知识化趋势在其他领域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知识管理已被纳入情报学的研究视野而成为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献[22]就通过对情报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回顾，从情报学的角度对知识管理予以了探讨，论述了情报学研究重心从竞争情报走向知识管理的原因，明确指出知识管理将成为未来情报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情报学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必须摆脱以往情报学过分依赖信息技术的认识误区。而文献[23]则全面地阐述了当前图书馆学情报学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所导致的图书情报学围绕着知识而引发的一系列变革与创新。知识服务是21世纪情报学知识化研究的另一热点，文献[24]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知识服务”的概念，指出应该将图书情报工作的核心能力定位于知识服务，知识服务将成为21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重要生长点。此外，新世纪的情报技术研究也呈现出了强烈的知识化趋势：知识检索与信息可视化是当前情报技术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文献[25]就对知识检索进行了研究。知识发现、知识挖掘与知识仓库也是当前基于知识的信息技术研究的一大热点领域，对此文献[26]就将知识管理划分为知识仓库、知识共享和知识发现三个发展阶段，指出作为最高阶段的知识发现或者说知识挖掘是对文本挖掘、数据挖掘的超越和发展，是21世纪智能信息处理的重要方向。知识创新、知识基因等领域也是21世纪情报学知识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例如文献[27]就对知识创新与情报学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情报学将在知识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于“知识基因”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1998年与1999年连续刊载有关“知识基因探索”共计12次的专题讲座[28]。
上述这些研究进展再加上情报学对知识经济、知识产权、知识传播，以及其他基于知识的现代信息技术等研究的拓展与纳入，无不昭示着21世纪的情报学“知识化”研究的广阔发展空间与良好发展势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推进，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新世纪基于知识的情报学发展必将会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最终使得情报学真正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